政治家必读之四：从格瓦拉一句名言说起

一
不喜欢格瓦拉但喜欢他的一句话：看见人世间的罪恶，气得浑身发抖的人，就是我的同志（大意）。

对对句话仅“有限喜欢”。儒者疾恶，痛恨“人世间的罪恶”，但对于具体的人、那怕是罪恶的人别有一种深深的悲悯。这是儒者与格瓦拉一类“革命者”的区别。对罪恶的惩治，“革命者”一味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儒家则强调依礼依法并主张先“教”后刑。这又是两者的重大区别。儒家对暴力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尽管特殊情况下儒家也不反对武力革命的手段，但对此有严格的限制，儒家自身不鼓吹不倡导更不视之为“家法”。

儒家刑法狱政皆本于德。《春秋繁露》主张“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尊儒的古代王朝的立法和司法，都不同秷度贯彻了仁道恕道和慎刑恤刑的律精神。例如，景帝后三年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鞠系者，颂系之。” 又如，《唐律疏议》以来的历代法典都规定了对年70岁以上、15岁以下，废疾笃疾和孕妇等不得刑讯，并可减免刑罚。

这些“恤刑”规定都体现了传统儒家之法的人文关怀。

二
儒家这种对弱势群体乃至罪恶之人的关怀和悲悯，主要源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不象古代法家和现代“革命家”，对人性知其恶但不知其所以恶，更不知人性之中善是更为根本的，故他们或疾恶而不仁，或“正义”而好杀。

人类作恶犯罪，无论怎样有预谋有计划，从根本上说，仍是“不由自主”地被恶习所驱了。恶的习性根深蒂固，与本性紧密联结，那是一种与生俱起的黑暗力量。佛家无明，指的就是这种力量，佛家认为，习性是多生累劫形成的。

至善本性是超越世间善恶概念的“无善无恶”，本性发动而为习，则可善可恶。人都可善，但有待于教化，正如董仲舒所说：“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儒家不否定刑罚的重要和必要但反对滥刑酷杀，反对“不教而杀”及“不戒视成”、“慢令致期”。不教而杀谓之虐。如果“在位者”不立教化、未尽其责，民众犯了法，纵依法处理，也是虐民；不戒视成谓之暴，不事先告诫却突然要求成功，叫做暴政；命令迟晚不加监督，却要求限期完成，等于害人。儒家道德对政治家的要求之高之严，于此可见。

三
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万章》）教化后知后觉，提高民众的思想精神觉悟和道德文化水平，乃是文化人的文化责任与领导人的政治责任。董仲舒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万民不正首先要问责于文化人领导人。相比而言，文化人在道德上级别更高责任更重，教化的对象不仅为民众，更是政治家和领导人—-而且是主要对象，这叫“以道制势”，道统高于政统故。

如果领导者引进、推崇外道异端及歪理邪说，以此来摧残或打压大中至正的儒家，那不仅是不教化，而且是“恶教化”，或导民以恶导民以邪，或导民以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或导民以物质利益欲望，甚至导民以内争内斗自相残杀，诸如此类，都无异于鼓励领导广大官民走上错误、邪恶乃至犯罪的道路，无异于对国民的残害、对民族的犯罪！

另复须知，根据儒家标准，法家王朝和革命政权毫无疑问是滥刑酷杀、虐民害人的暴政。历代儒式政权做得好一些，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和历史性局限，也程度不同的有所不足，比如“外儒内法”、“阳儒阴法”的做法，就偏离了儒家的礼法准则和政治方向。最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应是完全遵守儒家各项基本原则，并且遵守的是古今集大成、现代升级版的儒家。东海大良知，当仁不敢让也。2009-8-15东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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