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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 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太长，分段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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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4) -- agent2000sf - (9509 Byte) 2004-9-01 周三, 23:53 (395 rea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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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际学术界腐败案例
首先要说明的是，由於中国学术界具有“不学好”的本性，喜好学习外国人干的坏事，而不努力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并且他们倾向于拿国外的脏东西来当成自己的护身符，所以，我原本不想写这一部分，免得给这帮败类提供精神食粮。但转念一想，有比较才有鉴别。把外国人最肮脏的东西亮一亮，再拿它们与中国的脏东西比一比，不就更能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是世界罕见的么？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中国的腐败分子真的能够从国外的粪便中找出几颗豆子吃，难道他们还能成仙得道不成？於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1 哈佛大学：达西丑闻(主要参考文献：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约翰•达西(John Roland Darsee)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个附属医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的导师尤金•布劳恩瓦尔德(Eugene Braunwald)是哈佛大学教授、也是美国科学院当时心脏科学的唯一院士。在八十年代以前，由布劳恩瓦尔德指导过的130多名研究人员中，已经有40多人在美国的大学里获得了正教授和系主任的职位，而达西则被布劳恩瓦尔德认为是这一百多人中最优秀的。在1978-1981年间，达西作为主要作者，已经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其中绝大部分是论文摘要)。1981年春，布劳恩瓦尔德为达西争取到了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的职位。
就在达西准备上任之际，他的三个同事发现了他伪造试验数据的证据。哈佛大学马上收回了给他的聘书，但允许他继续在布劳恩瓦尔德的实验室工作。五个月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发现达西提供的试验数据与其他人的数据有极大的出入，达西丑闻这才走出了哈佛大学。最终，达西发表的17篇论文、53篇摘要被撤销。NIH禁止达西在十年内申请或参加NIH的科研项目。
不过，达西丑闻的名气之大主要还是因为哈佛大学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出现了过失。达西从事的研究项目来自NIH，达西作假是在1981年5月被发现的，可是哈佛大学在NIH发现数据离谱之后，也就是半年之后，才正式通知NIH。在此之后，哈佛大学自己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八名成员中，有五名是哈佛的教授，尽管主任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担任。这个调查委员会在两个月内只开了两次会，没有与任何检举人面谈，就在1982年1月下结论说，达西作假仅限於已经发现的那几例。可是在1982年年底，由NIH组织的调查却表明，达西的论文几乎篇篇有假，他的作假历史可以上溯到他的本科时代。NIH的调查报告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哈佛大学处理达西事件不当。
哈佛大学很可能是从这个事件中吸取了一些教训。1988年，哈佛大学教授、暴力心理学权威弗拉兹尔(Shervert Frazier)涉嫌剽窃。哈佛大学果断地迫使这名教授退休。
评论：达西事件是最早受到美国政府全面系统地调查的科学作假案件之一，其影响非常大。美国学术界目前处理此类学术腐败案的一些习惯规则，如由外界主持调查，就是根据这个案例的最终结果形成的。如果用这个案件与中国科学院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中国科学院连最基本的、表面的调查都不肯做，更不用说什么深入调查了。其实，就个体学术行为腐败来说，伪造试验数据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祸根，其危害何止是抄袭剽窃的百倍千倍。也就是因为如此，那些当权的根本不敢去查：一旦这个盖子被揭开，暴露出来的就是一个无底的黑洞。
2 麻省理工学院：巴尔第摩事件(主要参考文献：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巴尔第摩(David Baltimore)是美国生物医学界的传奇性人物。他26岁获得博士学位，36岁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37岁获得诺贝尔奖，52岁时(1990年)回到母校洛克菲勒大学任校长。在此之前，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可以说，他是世界生物学界的权威，是美国学术界的领袖。但在1991年，巴尔第摩被迫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之职，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以“巴尔第摩事件”的主角而闻名国际学术界。
那么，“巴尔第摩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巴尔第摩的一位同事在发表一篇论文时，由於使用了巴尔第摩实验室的数据，因此也把他的名字署上了。后来有人揭发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有假。此事惊动了美国国会，它的一个委员会并且举行特别听证会，要调查这个事件。本来，有问题的那部分内容不是来自巴尔第摩的实验室，因此这个作假案与巴尔第摩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少年得志的巴尔第摩却在关键时刻发表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说美国“一小部分外界人士要利用这个小小不言、正常的科学争执作为催化剂，另立新法来管制美国的科学。”这封信惹恼了美国国会和公众，这个事件也就从此被打上了“巴尔第摩事件”的烙印。
整个“巴尔第摩事件”的内容非常繁杂，加州理工学院的历史教授Daniel J. Kevles曾写有一本厚达400多页的专著，名字就叫《巴尔第摩事件》(The Baltimore Case)。长话短说，NIH和国会的调查最后都得出结论说，巴尔第摩的那位同事确实造假，那个人也受到了与达西相似的处分。而巴尔第摩也被迫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位。不过，在1996年，巴尔第摩的那位同事上诉成功，NIH撤销了五年前的结论，并取消了对她的制裁。巴尔第摩现在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
评论：学术界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所以理应受到社会，包括政府的制约。“巴尔第摩事件”之所以成为“巴尔第摩事件”，实际就是科学家的自高自大，结果引起了公愤。美国联邦众议员丁吉尔在驳斥巴尔第摩的那封公开信时就说，“你说国会不懂科学上的事情，却要插手科学，可是科学家在要求国会拨款时从来就不曾怀疑国会对你们的要求到底懂不懂。”不过，巴尔第摩自高自大自有他的本钱，而中国学阀学霸的自高自大则是一点本钱都没有。巴尔第摩最终为他的失误付出了代价，可中国的院士们却没有一人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损失一根毫毛。
3 斯坦福大学：“间接费用”丑闻(主要参考文献：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1990年，就在“巴尔第摩事件”的硝烟在波士顿上空弥漫之际，在美国的西海岸爆发出了更大的学术丑闻：有“西部的哈佛”之称的斯坦福大学被联邦政府的一个会计揭发，说他们利用所谓的“间接费用”欺骗联邦政府的钱财。据这位会计估计，斯坦福大学在八十年代从联邦政府多索取了2-4亿美元。
什么是“间接费用”呢？“间接费用”是政府在发放科研经费时给予研究者所在单位的费用，用于房屋、水电、文秘等开支。一般来说，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间接费用率占科研经费的40-60%，超过上限，要签订“谅解备忘录”。在整个八十年代，斯坦福大学与联邦政府签订了90多个这样的备忘录，涉及金额二亿多美元，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总共才签订了20个“谅解备忘录”。不仅如此，斯坦福大学拿到联邦政府报账的项目包括该校校长卧室的装修，他的婚礼招待会，斯坦福一家的墓地，甚至一艘豪华游艇的折旧费。
1991年3月，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调查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案件。美国的新闻媒体也一拥而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此事。最后，斯坦福大学校长辞职，斯坦福大学向联邦政府退还了100万元间接费用，外加120万美元罚款，尽管它拒绝承认自己犯法。
评论：斯坦福大学的“间接费用”丑闻是典型的集团腐败，但斯坦福大学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斯坦福大学后来专门请来公关专家来改善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形象，外加其他费用，这个丑闻使斯坦福大学“直接损失”了3700万美元。这个丑闻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中国的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不惜使用说谎和欺骗的手段，打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向中国政府索取巨款。我之所以把北大清华欺诈案放到了学术界系统腐败这个层次，主要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整体行为，并且打着“学术”的幌子。而斯坦福大学只代表了自己。其实，北大清华的校长们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搞欺骗，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为这个欺骗负道义和法律责任。
4 贝尔实验室：舍恩事件(主要参考文献：Anonymous. Scandal Rocks Scientific Community; Service, R. F. Bell Labs Fires Star Physicist Found Guilty of Forging Data；Service：More of Bell Labs Physicist’s Papers Retracted)
从2001年起，国际物理学界出现了一颗闪亮的明星，他就是贝尔实验室的舍恩(Jan Hendrik Sch?n)。在短短的两年间，他发表了90余篇论文，绝大多数是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如《科学》和《自然》。有一段时间，舍恩每八天就发表一篇论文。他被誉为爱因斯坦第二，被视为诺贝尔奖的当然得主。不过，在2002年的9月，舍恩建立的这座科学大厦顷刻间土崩瓦解，他发表的论文被所刊载的杂志整批整批地撤销。仅在11月份，《科学》杂志就一次撤销了舍恩的八篇论文。
舍恩是德国人，事发时只有32岁。他的倒台，实际是早晚的事情。2002年春天，有人发现舍恩的试验结果根本就重复不出来，而普林斯顿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分别发现舍恩的三篇互不相关的论文却含有完全相同的图表。贝尔实验室马上开始了对舍恩的调查。尽管舍恩把原始记录彻底地销毁了，调查组还是得出了结论：他的试验结果多数是伪造的或经过篡改。贝尔实验室在调查结束后马上把他解雇，而德国的一个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撤销了给他的聘书。贝尔实验室的董事长欧西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这一科学不端行为发生在贝尔实验室而感到深切地悲痛。在它77年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
评论：舍恩事件是21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科学作弊案，受到影响的不仅是他个人，并且包括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贝尔实验室、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以及《科学》和《自然》杂志。科学界的权威都能够被一个“小青年”胡弄得团团转，可想而知，在科学研究中伪造数据、弄虚作假的危害有多么严重。据说，国内有些大学钱多得花不完，於是悬出以下赏格：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奖金一百万人民币。不知道这个悬赏是在鼓励学者呢，还是在刺激骗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能让中国学术界的骗子在世界上曝光，花个一百万人民币，值！
5 印度库曼大学：校长剽窃案(主要参考文献：Maylie, D. Physics prof’s article found plagiarized; Raj, G. Plagiarism scandal brewing; Pande, S. Academic Scandal Rocks Kumaon University)
2002年春天，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卡拉什收到了一个匿名电子邮件，邮件的内容是告诉她印度库曼大学(Kumaon University)的校长拉吉普(Balwant Singh Rajput)剽窃了她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而与拉吉普一同剽窃的一个学生还要因为这篇剽窃的论文获得一项国际奖项。卡拉什在最初没想对此采取什么行动，但她后来听说库曼大学物理系主任被突然解雇，她决定插手。因为她认为这位主任是由於调查这桩剽窃案而丢掉工作的。
卡拉什在这年10月起草了一封给印度总统的信件，该信有七名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其中三名是诺贝尔奖得主)签名。在这封信中，卡拉什写到：“一代极有天赋的印度物理学家已经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广泛认可，并且为印度物理学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如果印度科学的这个崇高的声誉被少数几个剽窃者所败坏，那真是太可惜了。”虽然这封信没有能够直接到达印度总统的手中，但通过互联网络和权威学术刊物的报道，印度总统得知了这个事情，他於是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调查，这个委员会认定拉吉普剽窃案成立。2003年2月，拉吉普被印度政府撤了库曼大学校长的职务。
评论：库曼大学剽窃案与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剽窃案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主角都是大学校长，操刀剽窃的都是他们的学生，最后两个大学校长都把责任推给了自己的学生。但这两个案子的最大不同点是结局：印度的剽窃校长被解雇，而中国的剽窃校长则纹丝不动。中国政府在等什么呢？难道在等洋人教授写控告信？难道还需要诺贝尔奖得主的签名？顾冠群案不处理，中国科学的声誉，如果还有的话，就一定会败坏在这些学术小偷的手中。
6 迟到的惩罚(主要参考文献：Starr, D. Revisiting a 1930s Scandal, AACR to Rename a Prize；Hagmann, M. Researcher Rebuked for 20-Year-Old Misdeed.)
康乃琉斯•罗兹(Cornelius Rhoads，1898-1959)是美国著名癌症专家。在癌症研究领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青年科学家大奖，Cornelius P. Rhoads Memorial Award，具有极高的地位。2003年，主持这个奖项的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决定把康乃琉斯•罗兹的名字从这项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大奖中去掉，理由是他不再适于充当青年科学家的楷模。为什么呢？
原来，在2002年，波多黎各大学的一位生物学教授偶然发现了康乃琉斯•罗兹在三十年代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罗兹咒骂波多黎各人是世界上最脏、最懒、最下流、最好偷盗的民族。“这个岛屿需要的不是公共卫生事业，而是滔天的海浪或能够把这个种族彻底灭绝的灾难。”罗兹在这封信中还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使这个灭绝进程向前推进：我杀了八个人，并且把癌细胞植入了另外几个人的身体。”虽然美国癌症研究学会组织的调查没有发现罗兹杀人或转移癌细胞的证据，但它得出的结论是，这封信本身就足够把他的名字从这项大奖中剔除。AACR接受了这个建议。
1999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学会(The Max Planck Society)主席发出了一项正式“谴责”(censure)，被谴责的对象是著名生物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的主任彼得•西伯格(Peter Seeburg)。原来，西伯格在20多年前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参与了人类生长激素基因的克隆。199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就这项发明专利打起了官司，西伯格在法庭作证时说，他在1978年加入这家公司时，把这个基因的克隆也从加州大学带了过去。而且，他们后来在Nature上发表论文时，还伪造了这个克隆的来历。
这篇证词一经公布，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的主席马上组织了调查。后来，由於那家生物技术公司向加州大学交纳了两亿美元赔款，这个官司在庭外和解，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的调查才终止。最后的处理决定是针对西伯格坦白的在发表论文时伪造数据，而不是“偷窃”基因克隆，因为在当时，加州大学尚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西伯格后来决定把自己从专利赔偿中所得的数百万美元捐献给慈善机构。
评论：从上面这两个例子来看，国际学术界中，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由於它的自我调控机制比较好，所以最终总能够伸张正义，铲除邪恶。也就是说，国际学术界存在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进化机制。这个机制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中国学术界是在向坏的方向发展，并且是在加速发展。从另一方面讲，罗兹的丑恶面目在他死去四十多年后终於暴露于世，他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而中国那些踩着工农大众的脑袋往上爬的学者是否也能够被死后鞭尸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九 结论：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行文至此，本该是笔者下结论的时候了。但我倒要先问一问中国学术界的那些人大代表，那些大学校长，以及中国科协的那个什么委员会：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到底是被夸大了还是缩小了？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是被社会污染了，还是它正在污染着社会？你们自己说一说，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企望这些人会良心发现，承认中国学术腐败的现实。本文所举的事例，他们早都知道，而且知道得比别人还要多，还要详细。他们之所以闭着眼睛说瞎话，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利益：学术腐败的严重性如果让政府和社会知道，他们这些人，或者说他们这个“阶级”，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的好处就可能会烟消云散。所以，即使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也要大声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立场是和整个社会对立的，他们的利益是和中国公众相违的。
不过，这些学术腐败“低估派”的呼吁倒是件好事，它至少把学术腐败问题摆到了台面上，人们可以自由地讨论这个问题。最可恶的是那些闷头搞学术腐败的家伙：任凭你怎么批，怎么骂，只要他的职不被撤，只要他可以继续搞腐败，他都不在乎。名，我所好也，利，我所好也。名利不可兼得，舍名而取利也。这也就是中国目前学术界的一大特点─“笑贫不笑娼”：不管你的学术水平多么低劣，不管你的道德修养如何败坏，只要你有权，只要你能搞到钱，你就是中国学术界人人景仰的大腕儿和大师。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性中国的学术腐败呢？应该说，这是一场规模空前、史无前例、世界罕见的社会腐败。说它是规模空前的，是因为在中国的学术界，在几乎所有的单位，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层次，人们都很难找到一块“净土”：腐败现象在随时随地地发生，人们已经对这些现象习以为常了。一位记者在调查顾冠群抄袭案时，就对学术界“内部一些人士见惯不惊的态度”感到吃惊。(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说中国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罕见的，是因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纵观人类历史，如此全方位、大规模、深层次的学术腐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除了现在的中国。
大学诞生于十二世纪的欧洲，而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在中国，现代学术界，也就是以西方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领域，最多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但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中国的学者却把这个代表人类文明的大厦中的“中国馆”糟蹋成了污秽遍地、邪恶横行的权学、钱学交易市场。我不禁要问：他们哪来的这么大本事？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问：是否可能给中国的学术腐败定定量呢？可以。2002年，就北大王铭铭抄袭事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王铭铭抄袭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佚名：代表委员提醒：一流大学建设谨防3大误区）。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先生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问题，“(学术)腐败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普遍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百分比？”时说：“我想如果在自然科学界的话，有10%也许有。”(中央电视台：邹承鲁：痛击科学腐败)。应该说，这个10%的比例只是对腐败人数的估计，也只是一个估计的下限，因为它仅包括了学术行为腐败，而没有包括高层次的学术腐败。其实，即使是10%，它也意味着中国的院士队伍中，有上百人是腐败院士；中国每年上万的新科博士，有数千是腐败博士；中国的几十万教授大军中，有几万人是腐败教授；中国每年几千亿元人民币的科学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经费，有数百亿元被学术腐败给吞噬掉了。
事实上，学术腐败分子吞噬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他们还在腐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础，败坏社会的道德风气，毁掉中国的“科教兴国”之梦。学术腐败对中国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在破坏一代青年的良知，使这个腐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梁勇：莫让学术腐败的风气玷污了孩子；楚舟：“剽教授”后面必有一批“窃学生”)。从这一点来说，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比吏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都要大。实际上，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他们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材。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
章太炎曾把社会的腐败分成两种，一种是“土崩”，一种是“鱼烂”。土崩是从外面开始，一层一层地崩坍，而鱼烂则是从里面开始，一直向外烂。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就处在鱼烂状态：它就象一具金缕玉衣包裹着的腐尸，从外面看金碧辉煌，但它散发的臭气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它腐败的程度。
中国学术界目前的状况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科举制度崩溃的前夕。当时也是士风日下，举人遍地。翰林回乡，根本就没有了往昔的荣耀，富商大贾一改往日对他们的巴结奉承，相反，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清朝的末科状元刘春霖在夺魁之后到各地拜访高官，俗称“打秋风”，饱受冷遇。(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与现今的博士、教授贬值，何其相似！一位清末考生参加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时的所见所闻是这样的：头场拆魁星、二场捉枪手、三场偷号灯。“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钟毓龙《科场回忆录》，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又与现在的大学考场多么相似！
历史很少有偶然的巧合，而今年又恰逢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的一百周年。那么，菜教授满街走，水博士到处流，窃学生遍校园的现象，是否预示着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势力盛极而衰、行将灭亡呢？就在猴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传来了上海“某名牌大学”的九名博士生集体炒导师鱿鱼的消息。(姜澎：不甘长作编外“雇员” 上海九名博士生怒炒导师)。这新年的钟声，是否是中国学术腐败势力的丧钟？
作者：agent2000sf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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