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个体学术行为腐败层面，邹承鲁先生总结了中国学术界内目前盛行的七类现象，其中只有第三类(伪造成果，纂改数据)和第四类(剽窃)在国外学术界时有发生，其它的，几乎根本就看不到。比如说，“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这类现象在欧美学术界几乎就不存在。这倒不一定是他们不想干，而是没有这么干的可行性。在欧美，学术圈子就那么大，求职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2-3人来推荐，而绝大多数欧美人士写推荐信，都是比较实事求是。仅此一条，那些心怀不轨之徒，即使想伪造学历也没有可乘之机。就算有人能够得逞，一旦事发，也就前功尽弃。两年前，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橄榄球主教练乔治•欧列瑞(George O’Leary)跳槽到圣母大学，但由於他的简历中虚构的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校队打球以及在1972年从纽约大学得到硕士学历的事情被人发现，结果上任仅五天就被迫辞职。在辞职声明中，这位教练说：“由於多年前的自私无知，我使圣母大学，他的校友和球迷蒙受了耻辱。”(Anonymous. O’Leary out at Notre Dame after one week)。实际上，蒙受耻辱的更是他个人。不仅如此，这个有三十多年教龄的名教练还丢掉了工作。一个体育教练伪造学历就会得到如此的下场，可想而知，在学术界伪造学历实际等於玩火。
无论如何，学术自由也好，终身教职也好，它们所反映的是大学教授在大学中地位的提高和上升。换句话说，美国的大学由行政当局治校，慢慢地向教授治校转变，尽管这个转变还没有彻底完成。虽然目前尚且无法断定行政治校与教授治校的优劣，但由从事学术活动的主体来自治，至少听上去比较合理。当然，教授治校的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有自治的能力，并且他们能够把公众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最早由教授自治的大学是托马斯•杰弗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但这所学校在教授自治了几十年之后，也不得不在20世纪初放弃这个传统。(舸昕：漫步美国大学)。同样，在20世纪初，由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压制学术自由，一些大学教授在纽约市建立了“社会研究新学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学校由教授自治。但这个状态维持了仅两年，“社会研究新学校”就不得不聘请校长。(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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