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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八）

芦笛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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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准将
声望: 教授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72

海归分: 147206

标题: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八） (2316 reads) 时间: 2009-11-03 周二, 20:16

作者：芦笛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八）

芦笛

六、“民族英雄”的遗产

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林则徐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所谓民族英雄，就是在祖国危难之时身体力行了民族主义的道德楷模。林则徐的言行表现出来的信念，当然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观。因此，通过剖析林则徐的信念与言行，不难将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信奉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条理于下。必须指出，虽然这些信念在林文忠公的言行中表露得很突出，但它们普遍存在于从皇帝直到普通士人中，并非为林公所特有，他只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而已。

（一）中式民族主义的道义原则

1）中式“民族尊严”——天朝心态

如前文所述，清朝人普遍认为朝廷乃是高高在上君临万国的天朝，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只能是跪倒在天朝面前战栗屏营、“畏威怀德”的属国。在天朝的上下尊卑等级中，属国国王的级别似乎还没有封疆大吏的高，因为后者是朝廷命官，是天子的直接代表。袁世凯任意抓捕朝鲜监国大院君，并将其押送回国让朝廷论罪，就最能说明这一点。

这就是当时的爱国者们从皇帝直到臣工坚持的最主要的原则，乃是生死攸关的“国体”。道光一再对林则徐和他的继任者们强调“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勉强译成现代汉语便是：“上不可丧失国家尊严，下不可引起边境冲突。”

这就是当时人对“国家尊严”的理解，它其实是指皇帝以及臣僚们必须高踞于野蛮人之上。这种尊严具体而微，渗透了中外关系的一切方面，首先是表现在朝廷公文居高临下的口气中，如林则徐《谕英国国王书》表明的那样：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惟念众夷尚知悔罪投诚……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自称“大皇帝抚绥中外”，愣要做人家的上司，本身就已经是对人家的侮辱。还要硬代人家“皆称恭顺”、“感激天恩”、“悔罪投诚”、“兢兢奉法”，最后甚至还赤裸裸地以武力威胁：“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力震华夷”。除了给人家下命令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外，竟然还威胁要毁灭人家的国家：“王其诘奸除慝，以保艾尔有邦，益照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 ，悍然干涉人家的内政，要人家调查惩处本国“奸慝”！

有哪个主权国家能忍受这种骇人听闻的侮辱？光是这份命令（“谕”就是“命令”、“指示”的意思）就足以惹出外交风波来！

这可不是林则徐一人的错，天朝官员莫不如此。第一任英国商务监督是律劳卑（Lord Napier），此人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来华，但从未能履职，那原因现代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他到达广州后，给两广总督卢坤发了一封公函，说明自己是英国派来的商务监督。但这种作法伤害了咱们的“国体”，于是坚持民族大义的卢坤断然拒绝接受之，并命令律劳卑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赖在广州商馆内不走，卢坤便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并中断贸易。律劳卑忍不下这口气，便率领两艘军舰攻进珠江。卢坤封锁了珠江，集合大批战船严阵以待。最后律劳卑身心交瘁屈服了，打着摆子黯然回到澳门，死于该地。

读者至此可以看出，林则徐禁烟那两下子，其实是从卢坤那儿学去的，只是运气没有老卢好。律劳卑在任时，英国尚未决定必要时不惜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所以卢老前辈才大获全胜。可老林碰了一鼻子灰，反倒因此成了民族英雄，而大获全胜的卢老前辈反而几乎没人知道。此中奥秘何在，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后两任英国领事都有这个如何才能被中国地方政府承认的问题。义律上任后，为了履职，只好入乡随俗，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呈上了一份毕恭毕敬的“禀贴”。邓廷桢这才承认他为商务监督，允许他进入广州。正如邓在给道光的奏折中指出的，中英之间不是平等关系，英国领事当然就不能平行发文给两广总督，否则英国就会与中国分庭抗礼：“唯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第166页。转引自《剑桥中国史》）

这“国体”最后竟成了全国无一人敢违背的“民族大义”，无论情况何等紧急都如此。战争爆发后，英军北上，沿途试图把巴麦尊的国书投递给地方官员，但无人敢收，那原因是，蛮夷属国胆敢向大皇帝投书，乃是骇人听闻的僭越之举！

和其他人比起来，林则徐的“原则性”有时还不算最死硬。按“国体”规定，天朝官吏不得与洋人会面，有事只能通过中国人担任的“行总”中转“谕”和“禀”。但林为了“知己知彼”，刺探敌情，曾破例接见过两三次外商，向他们打听外国情况。此举在当时惊世骇俗，在后世被历史学家们吹嘘为壮举。由此可见在中国当伟人是何等容易。

当然话说回来，林大帅敢接见鬼子也真需要点胆量，君不见郭嵩焘只不过是为了出使英法，就被清流们恶毒嘲笑，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那还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但那不过是林大帅的“用”，并非“体”，也就是为了克敌制胜的需要暂时牺牲道德原则。终其一生，他始终没有真正“开眼看世界”，从未认识到中国不是君临万国的天朝，其实不过是国际社会中比较野蛮落后的一员，能力争强国平等待我就算不错了。他给英国国王的信是1840年初发出的，那时他已经在广州呆了一年了。虎门销烟前夕，他撰文祭海，抒发了他的“平夷”壮志：

“尤赖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驯彼犬羊之性，俾识撑梨；杜其蜂趸之萌，专输嫁布。”

这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的中外观：祈求神明大显神威，永远祛除捣乱的妖物，驯服野蛮人的犬羊之性，使得他们知道上下尊卑的天理，从此消除其蜂趸之毒，专门恭顺地向天朝输诚纳贡（注：“撑梨”乃是古代游牧民族单于的称号，而“嫁布”则是古代巴人的朝贡品）。

在他退休回福州后，在所谓“福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中”，他上窜下跳，又想把在广州那手使出来，募勇造炮，仍然是当年他在广州慨然抒发的壮志：

“小队出郊垌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
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

说明此人丝毫没有 “吃一堑长一智”的长进迹象。

今天的读者当然不会再认同这种漫画式的“民族尊严”，但这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就此消失了。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并不光是反侵略。“维护国体尊严”才是主要动因，是它使得矛盾无法通过协商解决而爆发为武装冲突、在战争爆发后又迟迟无法达成和解。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在评估那场战争时，就得把由此获得的那部分“正义性”剔除，才算得上实事求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以及后世加给琦善的许多指责和侮辱就是不公平的。他或许有辱了“天朝国体”，但从国家利益的净损失而言，他的作法要比林则徐正确得多。类此，林则徐为了坚持“天朝国体尊严”干了许多蠢事，虽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指责，但也不能再以现代人之口继续吹捧他如何“捍卫民族尊严”。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天朝心态并未因其荒唐而在国民心目中彻底消失。相反，它化作了更隐蔽的深厚传统。熟悉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理论和实践的同志都知道，在斯大林活着时充当亚洲共运领袖，在斯大林死后充当全世界共运领袖，乃是伟大领袖的奋斗目标。“中国对世界应该有较大贡献”的理论就来源于此，“全世界仰望着东方，东方有个红色的井冈”则直接来自于“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这就是毛记世界革命真正的理论源泉。为了实现这梦想，中国人民节衣缩食，苦吃苦做，把无数血汗倾倒到外国阳沟里去了。

即使到了今日，这传统似乎仍然远未泯灭。在感情深处，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普通中国人都难以接受“中国不过是国际社会的普通一员”的想法，都或明或暗地认同“中国对世界应该有较大贡献”的最高指示，总觉得中国有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特殊之处，注定应该当世界领袖。

这想法当然也无可厚非，它也是本人的梦想。我只想提醒读者，不要让这种良好意愿再度把国家民族带入深重灾难。

在这方面，老子的教导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值得我们借鉴。老邓就是因为知道“不要扛大旗，我们扛不动”，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这才使得中国成了接纳外资的溪谷，也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

2）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流露了相当浓厚的种族主义气息，他在奏稿、日记、诗文中大量使用了侮辱异族的妖魔和动物名词。动辄使用“犬羊”作为英国人的代称，诸如“犬羊之性无常” 、“犬羊之性反复无时”，甚至在诗文中进行妖魔化谩骂：

“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蛮烟一扫众魔降，说法冯公树法幢。域外贪狼犹帖耳，肯教狂噬纵村龙？！” （《次韵和解筠前辈》）

“尤赖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驯彼犬羊之性，俾识撑梨；杜其蜂趸之萌，专输嫁布。”

甚至在奏折中淋漓酣畅地抒发了屠杀“异种”的豪情：

“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

但必须指出，这种情绪在当时非常普遍，“犬羊”一词似乎成了公文中普遍流行的专用名称，无论是是“剿派”还是“抚派”，无论是道光，是琦善，是裕谦等人全都用过。这说明种族歧视乃是当时的普遍价值观，并不是林则徐的个人问题。

与种族歧视相伴生的则是强制实行的种族隔离。此乃天朝一贯的实践。前文已经指出，天朝对外国野蛮人一贯实行隔离政策。当年英国使节马戞尔尼入京，请求乾隆爷同意他们派大使来华，就被乾隆爷一口拒绝：“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至于洋人传教就更不允许：“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因此，这所谓“华夷之辨”，其实就是种族隔离，不许来华西洋人“与中国人民交结”。就是为此，全国只有当时很不发达的边远城市广州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洋人只能住在十三行中，不能随便进城，更不能随便与中国人来往。

林则徐到广州后管理更严格，甚至一度严禁中国人为洋人送信或捎物。在战争爆发后，清廷严禁百姓向英军出售食物，违者作为汉奸处死，为英军在攻破定海等地后大肆抢劫提供了借口。这种政策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即使是在交战状态，又有什么必要去把与侵略军做点小买卖的普通百姓当成资敌汉奸严惩？莫非要逼得侵略军动手抢才是硬道理？

这种族隔离政策被鸦片战争打破，《南京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因此，在战后英国人便依约行事，想进入这些口岸。在上海毫无问题，但到了广州和福州却遇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道光二十八年，林则徐在得知广州绅民反对英人租地成功后，在致友人书中把这种违约行为的“道义依据”说得清清楚楚：

“岛夷欲强占粤东河南民地，犬羊之性反复无时。幸彼间民人义愤同心，意以《公启》止之，始不致卧榻前任人鼾睡。”（《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

所以，说到底，还是因为“犬羊”不能和人睡在一室之中的“民族大义”，为此便可以不惜违反已经签订的国际协议，为国家招来更多战祸。

当洋人来到“五口”之一的福州时，林则徐已经退休了约一个月。经侯官县令允许，福州乌石山神光寺住进了一个传教士和一名洋大夫，这点P事却成了林则徐大脑中的高频放电点。他由此进入高度亢奋状态，认定英人可能武装侵犯福州海口，又是联合士绅致函责问县令（退休总督又怎会把区区县令放在眼里？），又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出《福州士民致英国领事馆公启》，严词责令英人迅速撤出城外，还呼吁“调兵演炮”，招募兵勇，甚至亲自沿闽江考察海口地形，闹的跟真的似的。

福建巡抚徐继畬生怕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反倒引来外敌入侵，反对林莫名其妙的抽风，主张用“穿小鞋”的中国功夫让洋房客自动搬走。俩洋人租住的房屋十分破旧，入秋后阴雨绵绵，那房子到处漏雨，房客却怎么也雇不到泥瓦匠——巡抚大人早就发了话，谁敢去跟鬼子修房子？最后那俩鬼子只好搬出城外去了。此事终于圆满解决，并没有劳动林文忠公的兵与炮。

然而徐继畬与林则徐的策略争论却为他招来了不幸。林虽已退休，能量却非同小可，他联络福建籍京官和地方大员，诸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等人，接连严词参奏弹劾徐继畬与刘韵珂（闽浙总督），说他们“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云云。最后害得徐继畬不但丢官去职，还被后人痛骂“妥协”、“卖国”百多年。气得徐继畲在家信中骂“巨绅林则徐” “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这小子也是不识做：既然知道老林是巨绅，那怎么还敢去得罪涅？岂不闻孟夫子有云：“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胆敢得罪，为政就很难了。由此观之，徐继畬才是真正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不给国家引来毫无必要的战祸，甚至不惜得罪“爱国不仁”的巨室林则徐以及他能动员的一切清流高官，让自己身败名裂。

这种族隔离的传统也被咱们继承下来了，直到改革开放才逐渐打破。凡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该记得，北京的外交官们都给安排在特殊的公寓里，大众只能在街上炯炯围观之，决不能与之来往。我在德国时，去人家做客。席间有位绝美女士，自称原是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人员，70年代在北京住过几年。我说：

Well, you must be watched by the masses then.

她说：

Yes, once we stopped the traffic…

还没说完，一位美国女士便噗嗤一声，把口中的酒全喷到了桌上，当下狼狈不堪，连连道歉。吓得我俩再不敢说下去了，免得隔壁出更大洋相。

如果不是种族隔离，怎么还会有这种聚众围观的闹剧？今日中国还有谁去不惜阻断交通观看鬼子，又有谁不惜一直跟进厕所去，看人家是不是也跟土人一般方便（这也是一位鬼婆告诉我的）？

这就是我大清给咱们留下的传统，只是咱们比先辈还先进，连海外归侨都成了天然特嫌。那阵子“海外关系”似乎就是“内控”的代名词。幸亏这传统终于破除了，时代毕竟还是有进步。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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