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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北京吃喝玩乐系列：张伯驹故居—— 后海南沿26号（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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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吃喝玩乐系列：张伯驹故居—— 后海南沿26号（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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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吃喝玩乐系列：张伯驹故居—— 后海南沿26号（转贴） -- 安普若 - (5150 Byte) 2006-1-01 周日, 05:05 (2649 reads)

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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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人物：真公子张伯驹（转贴） (614 reads) 时间: 2006-1-01 周日, 05:22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真公子张伯驹

日期：2004-01-29 作者：章诒和来源：新民晚报

予所收藏，不必为予有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1949年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需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英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房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是个散淡之人”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

在一番寒暄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说：“我很欣赏林风眠，可惜无缘结识，也没能得到他的画作。”又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和朱光潜，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为一点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作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的问题，我联络任公（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作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糟糕。”

而后，他们的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再拉上李任潮（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父亲听罢跷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张伯驹和袁克定

父亲问：“袁克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愈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笼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花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一颗昂贵的心

父亲死后，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容易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间一套的单元房。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章诒和）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先，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大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备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问章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的。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古董店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伯钧生前所欠账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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