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十八年，重建这个家，十八年后的时间分外可贵。我们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头工作的同时，我们有自己生活的原则，我们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这也促使我们在接到美国总统 Bush 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请帖之后，欣然前往。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 叫Taxi 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 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我告诉他，我即刻要外出，他将来可以从我们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上午，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 Jean 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Perry link 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为了不打搅励之和研究生交谈，我请 Perry link 进了里屋。他从伤感中醒过来，关切地说：“你们若有任何困难，需要我帮助，我一定尽力，你们不用客气。”我说，在这时候，和我们太密切，可能会面临麻烦。他却提高了声音，真诚而难过地说：“现在我什么也作不了，也坐不下来作事，中国人处在这样的苦难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为中国人作一点事，我心里会好过一点。”我也告诉他，各方对我们善意的警告，我们的确是处在危险中。
Perry link 作为一个很了解中国人的美国人，仍然很难理解中国人深层的心理，他茫然地说：“外国人的家，现在也不安全，自从Bush 晚宴之后，我们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愿说自己的难处，接着，他不解地说：“大使馆，我没有问过，不过，美国大使馆接受避难，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们方面有什么障碍难於跨过？一切你们自己决定，我愿尽我可能的力量。”
Perry link 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种估计更正确，念叨着：“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么影响学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冒着坐中国共产党监狱的危险？在监狱里，什么也做不了，怎么对学生有好处？怎么对中国将来有好处？谣言尽管他们造，实际怎样最有作为，最能发挥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当然，什么都由你们自己决定。”这充分表达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的心；也显示出两种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西化”如励之那样，在心底里，仍然有些许“中国士大夫”的气质。
今夜不能在家住
经过“八九民运”，更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当作喜讯，到处传播，不介意官方宣传中所称的“叛逃”。 Perry link 临走一再说：“我再想想，有没有安全的地方，我随时准备帮助你们。让我们保持联系。”
下午四点多，Perry link 和一位他的记者朋友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国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 Perry link 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锺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性。这时，他才同意我给 Perry link 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就这样离开家
这是 Perry link 这一天内第三次来到。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家。六月的夜晚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头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晒衣架子，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这都是请人装修房子时我得意的设计，准备在家里不定期地请朋友们、学生们来进行学术讨论，或举办“Liberty Salon”。为此，当大儿子要用他的助学金送我们一件礼物时，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Perry link 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怜！……。”我才明白， Perry link 没有用他的长期包车，而是为我们特地叫了一辆 Taxi。
车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着；有人围着持枪的军人，连问、带说理、兼责备。北京人没有怕，北京人睡不着，都上街来了。天暗下来了，我们决定去就近的 Shanglira 饭店，等明天再作决定。找到房间，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枪的人，我们不放心 Perry link一个人回友谊宾馆，但他不放心夫人 Jean 一个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Jean 最近私下告诉过我，Bush Dinner 之后，常有无聊的骚扰，甚至有人往她那里打下流的电话。无奈，我怀着担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个人走了。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清晨， Perry link 来到。励之要回去参加约会，我想知道确实的消息才放他走。
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馆，要 visa 一试闯关，与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踪”，不如在公共场所被捕；同时也试问一下有关的条例。 Perry link 来时已发现，路上更紧张了，为了保险，他找来一位年轻的 CBS 工作人员，拿着可通全世界的报话机，挤在一个小车上，出发了。沿途，经常走不通，改道再绕；沿途，在高校附近，学生设的简单路障上，缀满了纸作的白花；沿途，人们悲凄而胆小地弯腰低头，匆匆的行人像幽灵一样；……这就是我离家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