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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上海吃喝玩乐系列：孙曜东谈海上食文化（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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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吃喝玩乐系列：孙曜东谈海上食文化（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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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吃喝玩乐系列：孙曜东谈海上食文化（转帖） -- 安普若 - (6313 Byte) 2012-1-26 周四, 04:58 (4199 reads)

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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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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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性别:男

加入时间: 2004/02/21
文章: 26038
来自: 中国美国的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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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上海的陈年往事 (2004.06) （转帖） (693 reads) 时间: 2012-1-26 周四, 05:10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上海的陈年往事 (2004.06)

　　孙曜东是一个老上海，他的经历堪称传奇－－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风云变幻、陵谷兴替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所记的史事，对于复原老上海那段历史，具有特别的意义。－－编者

程砚秋怒打“红帽子” 　　

　　程砚秋个性倔强，嫉恶如仇，在梨园行是出了名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痛打“红帽子”的事情。　　

　　日本侵华之后，不久华北沦陷，王克敏等组成了伪政权，铁路部门出现了一批“红帽子”。这些“红帽子”名义上帮助旅客搬运行李，垄断了火车站这一行当的差事，实际上还充当了日本人的“眼线”，设关卡搜查旅客的行李。有一次程砚秋率团南下上海演出，呼啦啦一大群人，仅装行头的箱子就有十几个。在北京站上火车时就遇到了来检查的“红帽子”。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知道他们要来找“碴儿”，破些小费也就马马虎虎地过去了，而程砚秋偏不肯。一来剧团箱子多，翻检起来时间太长，要影响上车，二来剧团走南闯北地演出，从未要检查戏箱，现在凭什么要检查？所以不买账，跟“红帽子”闹起矛盾。上车的时候，好歹也就混过去了，可是从上海回北京的时候，“红帽子”就不饶他了。一方要检查，另一方不容许检查，双方拉拉扯扯之中又损坏了剧团的戏箱，这下可把程砚秋给激怒了。他本来就对这些日本人的狗腿子一肚子气，恨不能有机会整整他们，这回他们自己找上门来了。只见程砚秋一个拳头出去，就把一个“红帽子”给打歪在一边了，剧团其他人见程已动手，也跟着甩开了架式，一哄而上，往死里揍。这些舞台上的艺人从小练就一身功夫，台上虽是“过河”做给观众看的，可腾跳滚打翻跟斗却是真功夫，尤其是程砚秋，太极拳打得好极了，功夫都在身上，“红帽子”哪里是他的对手！等车站上哨声大作，日本宪兵队赶到时，程砚秋早已换了衣服，在大伙的掩护下逃走了。　　

　　此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日本人非要把程砚秋抓来问罪不可，因为他们的人有一个被打得半死。当时出掌华北局面的王克敏深知程砚秋在民众中的影响，怕抓了程反而激起民愤，于他的统治更不利，于是就从中斡旋，来了个大事化小，最后不了了之。可程砚秋哪里是个肯吃王克敏恩惠的“主儿”？王克敏出来为他疏通，这岂不是等于说，他程某似乎与王有特殊关系吗？程砚秋又生气又窝囊，索性甩袖子不干了。他跟梅兰芳一样，决心只要日本人统治就不再登台。他虽未留胡子，却真的跑到北京郊区青龙桥刨土种地了，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舞台。

梁鸿志狱中忙写诗　　

　　抗战胜利之后，曾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长的梁鸿志当然锒铛入狱，初被关在楚园（上海建国西路25弄，原伪上海警察局局长卢英的房子），1946年4月移解提篮桥监狱，11月9日被处决。在楚园时我与他住斜对门，提篮桥时代亦是“隔壁邻居”。他监号31，我监号30。由于是“近邻”，又有些人事上的关系，同时他又好以诗示人，并以诗赠人，所以得见其于囹圄之中吟咏不废的状况。他在这期间，共得诗二百余首，集为《入狱集》和《待死集》，是其最后的一批诗。　　

　　国民党时期的提篮桥监狱，是个极典型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地方。只要有钱买通狱卒狱吏，什么信都能送得出去，什么东西也都能带得进来，外面有人接济的，里面人尽可以花天酒地。有的人过生日，甚至可以叫饭馆子往里面送整桌的酒宴。因家属们常去永安公司食品部买东西往里面送，后来竟由永安公司统一登记好，备好货，用卡车送进提篮桥。但是粱鸿志没有钱。一来他那汾阳路的豪宅不知被军统抄过多少遍了，他最为珍爱的《宋三十三名贤墨宝》（中有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苏辙、曾巩、陆游等人的手迹），已成为戴笠的战利品，其他文物书籍均巳星散，存在浙江兴业银行的几十万存款也已冻结归公，所以他两个姨太太手里都没有什么钱；二来他的人缘坏透了，因嘴巴不饶人把人都得罪光了。他原先手下的人也没人得过他的好处，故也没人讲他的好话。所以轮到他倒霉的时候，向人求救，自然是“十函九不回”了。所以，人家可以吃好菜好酒。他只能望眼欲穿，一旦有人见其可怜，分给他一点鱼，一碗面，或是几只月饼，他就感动得赶紧写诗致谢。尽管如此，他那两个姨太太对他还是不错的，尽可能弄些吃的送来。人家送菜，他家用大口瓶送汤。有一天又有东西送来，打开一看，竟是一包新鲜的荔枝，老梁久未“尝新”而顿生感慨，有诗曰：　　　　

　　　　猩红翡翠杂然陈，食罢临风一欠伸。　　　　
　　　　万事饱经惟欠死，何须明岁更尝新。　　

　　因我家有东西送来时常分点给他，他为谢我，不及等到放风，隔着墙头，从那边铁栅栏里递给我几颗。到放风时就以诗见示，因我已“尝新”，故这首诗也记得清楚。“万事饱经惟欠死”是写实，他那时真的觉得生不如死，但沉到诗里，仍有“临风一欠伸”的超然。　　

　　与梁鸿志在狱中唱和最多的是赵叔雍（即赵尊岳，常州人，晚清名幕赵凤昌之子，汪伪时任陈公博的秘书长，胜利后初关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后解提篮桥）。梁进提篮桥后的第一首诗就是给赵叔雍的，因为他们诗酒往还关系太深。章士钊不知梁在背后斥其文为“狗屁”，还来狱中探视，愿出庭为其辩护，还有诗给梁。梁此时用得着人家，故也有诗答章，具体内容记不得了。他写诗须向狱卒讨纸墨，狱卒不耐烦，曾当面嘲笑他：“梁鸿志坐班房，不问凶吉如何，倒还忙着做诗，真是十足的书呆子呀！” 　　

　　梁鸿志到提篮桥后很快被提审，5月下旬被判死刑，此后的诗集为《待死集》。既然判死刑。来日无多，就更有些“打油诗”了，如发牢骚的《七无》诗等。他对判他死刑不服，提出上诉，法院又驳回，于11月9日执行。临刑那天正在放风，狱警提前把犯人都赶回监房，我们就知道又要提出人去执行枪决了，果真叫到了梁鸿志。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走过我的监号时说：“曜东，我恐怕要走了，保重！”不久就听到了处决他的枪声。后来听狱警说，临刑前梁写了两封信，一给蒋介石，一给家属。第一枪子弹卡了壳，第二枪才击中的，身子向右侧倒地而毙。

张伯驹一品香酒店抢潘妃　　

　　张伯驹早年曾有过两位太太，一位是封建家庭父母给作主的，一位开头关系还好，由于志趣不同，日久也就乏味了。他最钟情的、并与之相携到老的是第三位太太－－后来成为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的潘素女士。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纹身”，即在身上刺花纹，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却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一切事情基本都是吴鼎昌说了算，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幅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谱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　　

　　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原先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似一个书生，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热，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求怕惹出大乱子，不像在北京、天津，到处都有他们张家的一亩八分地，他只好又来找我。那天晚上已经十点了，他一脸无奈，对我说：“老弟，请你帮我个忙。”他把事情一说，我大吃一惊，问他：“人现在在哪？”他说：“还在一品香。”我说：“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把她接出来！”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我这头一直警惕着臧卓的报复，可是事情也巧，我后来落水替汪伪做事，此臧卓也投了伪，成为苏北孙良城部的参谋长，仍是中将，我们见过面，大家心照不宜，一场惊险就这么过去了。

陈毅一句话救活了网球运动　　

　　网球在早年是外国人夏季里的体育运动。上海的法国总会、美国总会、斜桥总会（英国人的）、意大利总会、犹太总会里都有网球场，有的有几十片网球场。他们住的花园洋房带游泳池的不大多，而带网球场的则非常多，朋友们还以此招待宾客，所以打网球就像去舞厅跳舞一样，是休闲生活的重要部分。久之，就出现了许多私人举办的网球会（队），相互之间常有赛事，非常热闹。中国人打网球大概是从圣约翰大学开始的，因为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及其儿子都喜欢打网球，该校有很好的网球场，球队也很有名气，而在那儿读书的学生十有八九都染上了“网球气”，他们走上社会后也把网球爱好带了出来，所以后来中国人中也有了十几个网球会（队），相互间也常有赛事，也十分的热闹。1936年10月，我们几个中国人办的网球会，居然把当时的世界网球冠亚军铁尔顿（美国人）和梵恩斯给“捣鼓”到上海来了，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大师级的表演赛，这是在沪的外国人都没敢想像的事情，那是一段大快人心而又大开眼界的日子。　　

　　解放初，上海的网球一下子冷落了，外国人都跑了自不待说，中国人原有的十几个网球会也都停止了活动。因为那时大家都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为荣，而打网球，无形之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活动。况且，玩网球的历来都是有钱人家子弟，从球、球拍、球衣到球鞋、球袜都是进口的，一只球就要一元钱，一只球拍要十几元钱，而那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只不过二十来元，鸡蛋才卖三分钱一只，所以说它是贵族的玩艺儿，也不算过分。于是大家就很“识相”了。　　

　　可是陈毅市长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网球是一种体育活动，应当大力开展，工作之余也喜欢在草地上挥挥拍。他想找个强手跟他对对阵，于是请负责上海体育工作的沈家麟推荐人选。沈家麟就推荐了在我所主持的绿灯网球会当管事的侯大年。侯大年是我国第一代网球运动员，又是原大北电报公司的职员，为了能白天打球，宁可天天值夜班。他为人热情，热心公益事业，所以打球之余，陈毅市长也常从他那儿了解市民的情况。有一次聊到上海网球界的现状，侯大年把大家的顾虑抖了出来，说是现在已没人敢打网球了。谁知陈毅市长当即就表了态，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网球是体育运动嘛，什么资产阶级不资产阶级的！”侯大年一听大喜，立马回来告诉了网球会的朋友们，一下子就传开来了。这句话无疑是给网球运动打了强心针，大家心里有了底，胆气足了，手脚又开始活跃了。不久，市里成立了网球工作组，聘请我和侯大年负责具体事项。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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