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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柴米油盐实话实说]谈谈国籍的问题。你敢轻易就改国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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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米油盐实话实说]谈谈国籍的问题。你敢轻易就改国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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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满清开始，到现在100多年了，洋人是老爷的事实还没有改变，估计再过100年夜不会改变。 -- 安普若 - (17 Byte) 2010-1-12 周二, 01:35 (725 reads)

宋粉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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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洋商与清政府夹缝中的粤商 --借校长贴，回顾一段历史，从侧面看我大清如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538 reads) 时间: 2010-1-12 周二, 02:49

作者：宋粉绵绵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在洋商与清政府夹缝中的粤商

日期：2009-06-07 作者：祝春亭辛磊梁小民来源：东方早报

东方早报

　　清政府需要朝贡贸易，但又出于对洋夷的蔑视不愿直接出面，这就产生了代官行事、以十三行为中心的粤商。粤商就是在外商与清政府的夹缝之间两面讨好，从中渔利。在夹缝之间，既受夹板气，也能从两边获得好处。

粤商并不是指广东籍的商人。粤商中有非广东籍者，如曾任十三行行首的潘振承就是福建人。广东籍商人也并非全可以称为粤商，如潮汕商人就更接近于闽商。我们这里所说的粤商是指清代专门从事对外贸易，以十三行为中心在广州经商的商人。祝春亭、辛磊先生所写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商埠》正是以这种粤商的故事为中心的。故事的主人公潘振承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

潘振承生活在乾隆年间。我们所说的以十三行为中心的粤商在乾隆、嘉庆、道光前期是全盛时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衰落了。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就是粤商活动的背景。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外的态度是什么呢？法国学者佩雷菲特(AlainPeyrefitte)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记载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1793年到清朝并于9月14日受到乾隆皇帝接见的经历，描述了当年清政府对外的态度。

当时的中国称为“康乾盛世”，其实连英国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也不如，以经济而言，尽管GDP总量高于英国，但在1347年前，一个英国盖屋顶工人的助手，每天工资约为一便士，可以买六斤小麦，在维持自己生存以外，养活一个人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中国同样的蓝领工人，月工资才“二钱头”，自己生存都不易。至于人权方面，中国雇工的人权毫无保障，被虐待是常事，在英国和欧洲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而且，“康乾盛世”也无法与“贞观之治”相比，因为在唐朝对外国人是开放的，中国还没有盲目自大，也知道国外的先进东西，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当官，而且商人相当自由。康乾盛世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也许是康乾盛世的虚名助长了统治者的狂妄，他们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以天朝自居，其他所有国家都是“蕞尔小国”，属于大清王朝的藩属，而且极其落后，尚未开化，所以外国人只能称为“鬼佬”、“鬼妹”。《大清商埠》中写道，在十三行的公堂上挂一幅名为“皇朝山海万国朝贡图”的地图。在图中，大清国位于世界的中心，版图几乎占了世界的一半，四周稀疏点缀着若干藩夷小国，如英吉利、红毛国(荷兰)等。当英国人企图送一个地球仪改变中国人错误的观念时，却触犯了龙颜。乾隆盛怒之下，还引出了一起冤案，十三行当时的行首陈焘洋差点被满门抄斩，他的儿子陈寿山冤死狱中。清朝统治者这种自我中心、高人一等的态度，不仅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被所有国民所接受。这种态度主导了当时的对外政策。

在对外贸易方面，清政府自认为华夏地大物博，无一物求于洋人，外国人来是进行朝贡，向天朝敬奉自己的宝物，相应的贸易只是附属品，称为朝贡贸易。十三行公堂地图两边的对联正是清政府对外贸易思想的写照:四海连天万国恭顺觐朝贡，九州动地皇恩浩荡赐贸易。各国是来进贡的，允许贸易是皇帝开恩对洋人的恩赐。

但是，清朝的皇帝还是需要朝贡贸易的。一来皇帝特别重视朝贡，因为这可以显示“四海来朝，八方来仪”的气势，表明各藩夷对我天朝的尊重、景仰、臣服，满足皇帝及臣民的虚荣心。不要小看了这种虚荣心。中国人一向重面子，皇帝也是这样。万国来朝无论多没有实际意义，也可以使皇帝及臣民得到极大的满足。各国有朝贡来，天朝要表示对夷人的怀柔，所以回赠物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朝贡物品的价值。二是由朝贡而允许的贸易，不仅显示天朝的胸怀，而且可以满足王公贵族对这些异国物品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皇帝把贸易的关税及其他收入作为“天子南库”，给皇帝和王公大臣带来现实的真金白银收入。

政府想获得朝贡，但又出于对洋夷的蔑视不愿直接出面，这就产生了由商代官行事的十三行制度。广东的对外贸易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但行商的产生都是清初的事。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但又需要与洋人打交道。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东省政府招募了十三家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代皇帝接受外商的贡品，做贸易，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就是十三行。以后的十三行并不一定是十三家，但仍称为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决定关闭其他贸易港口，仅保留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通商港口，十三行是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商。这种一口通商就形成“东南西北中，一起到广东”的局面，也是十三行商人暴富的原因。小说的主人公潘振承就是由前行首陈焘洋的帮工发展到自己建立了同文行、再成为行首的人。

行商都有花钱捐来或由皇帝封的名义官职，如潘振承和以后的行首伍秉鉴都是三品大员。但他们仍无实职，亦无权，名为官商，实际上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作为既代表政府，又是商人的十三行，它们有四项职能。第一，作为皇帝特许的官商，独揽外商洋船接待，代皇帝接受贡品，并垄断进出口贸易。第二，代理海关事务。海关作为官方机构，不与洋人直接接触，由十三行承办外商货物报关纳税事务。第三，根据政府的法令约束、驯化外商，监督外商在广州的自由行动。第四，转达外商与政府之间的一切交涉，外商无权进入广州城晋见政府官员。由这些职能看出，十三行是亦官亦商的，第一项职能是作为商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商人，是皇帝特许的垄断商人。后三项则是作为官对外商进行管理和监督。这就是粤商与同样是官商结合的徽商的不同之处。但他们的贸易又是垄断的，这就是与同样从事外贸的晋商的不同之处。

粤商的另一边是外国商人，即当时所说的“夷商”。外国商人中英国商人占到80％以上，是主体，而这一主体的代表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在西方是重商主义时期，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以大英帝国自居。英国同样傲视群雄，以世界老大自居。这同样是“傲”，但还是以先进的政治制度、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不像大清帝国是无知的“傲”。老大只能有一个，双方PK争夺老大，当然就有好戏看。更重要的是双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南辕北辙。英国经过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早已有了人权观念，视平等与自由为基础人权，而中国人恐怕连人权这个词也没几个人听说过。因此，就把对洋人的傲慢、限制作为理当如此。

“道不同不相与谋”，两国的差异如此之大，且无法弥补，就老死不相往来好了。大清还可以真不与英国来往，它满足于自给自足，自乐其中的贫乏生活。但英国离不了大清。从大背景来看，英国正在全世界扩张自己的市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有市场潜力的大国，英国当然不会放过；小而言之，英国离不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尤其是茶叶已成为上层人士的必需品，连普通百姓也成为茶迷。英国及其殖民地不产茶，茶的需求如此之大，当然就是最赚钱的商品。英国商人当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而且，当年在重商主义指导之下，各国都实行高关税。大清政府还不懂重商主义为何物，所以关税极低。尽管有各种苛捐杂税，而且受官员私下盘剥，但加起来，仍然比其他国家的关税低。到中国经商能赚到大钱，英国商人当然趋之若鹜。

中英贸易是英国有求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有求于英国。按说英国商人应该明白“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的道理，他们应该努力了解中国国情，即使再不情愿，也不能违背中国的各种不人道规定，甚至装出一副敬仰中华文化、热爱大清一切落后特色(包括男人留辫子、女人缠小脚)的样子。可是英国商人中只有小说中的殷无恙这样极少数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甚至不是伪装，而是真心)，绝大多数人都像英国驻广州的总代表麦克一样，处处与大清对抗。

粤商就是在外商与清政府的夹缝之间两面讨好，从中渔利。在夹缝之间，既受夹板气，也能从两边获得好处。记住这一点是理解粤商的关键，也是读懂这本小说的钥匙。

在夹缝之间经商，重点就不在商上。《大清商埠》对潘振承和其他粤商如何经商，鲜有介绍，介绍的还是他们在对应的双方之间如何玩手腕、搞平衡。

乾隆皇帝给了粤商十三行一口通商，而且只能由十三行进行的特权，这就赋予他们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这种垄断排斥了其他商人的竞争，其有利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但获得这份垄断要付出代价。首先是要向皇帝和王公大臣进贡、交钱，而且这些人是贪得无厌。也许皇帝还不一定是特贪，但王公大臣，尤其是主管其事的内务府大臣，借皇帝之名行贪，那就非常可怕了。

除了寻找各方珍奇异物满足皇帝的虚荣心和爱好之外，还要交真金白银。在皇帝和王公大臣看来，十三行的商人富甲天下，“进孝”是应该的。而在商人，不断的盘剥，真是苦不堪言。《大清商埠》中写了十三行的各个商人如何饱受这种贪婪之苦，有的甚至破产。据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在潘振承以后的1773年到1835年间，不包括贡品在内，十三行仅“主动报效”或“捐输”，就合手出了五百零八万五千两白银。这仅仅是有据可查的，其他不可查的，恐怕不会比这个数字少。

另一种代价则是连坐制。清政府为了维护天朝的面子，对外商欠十三行的债务和十三行欠外商的债务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外商欠了十三行商人的债务，政府并不帮商人去付，更不采取任何措施防止这种行为。但十三行商人欠洋人的债一定要偿还。一家洋行欠债无力偿还，则要其他洋行和十三行各行承担。而且，任何外商要在中国做买卖，必须由一家洋行担保，一旦外商欠政府税款，要由担保行承担连坐责任，担保行承受不了就要其他洋行共同承担。同样，外商违背了规定，则要惩罚担保商。总之，十三行对外商要承担无限责任。这就是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十三行还要约束限制洋人的行为。洋人从国外的普遍理念与行为规范出发，对政府限制行动自由，不许妇女外出，不许进广州城，甚至不许船员上岸等等限制极为反感，甚至不惜一切进行抗争。十三行商人也认为这些限制甚为不妥，但他们作为大清的官员，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定，约束洋人，否则与洋人同罪。做内心并不愿做的事，经常令他们非常为难。

当十三行商人，尤其是当行首，的确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而且确实也赚到了大钱，先后当过行首的潘振承和伍秉鉴都富可敌国。伍秉鉴在1834年时个人资产达两千六百万两白银(比晋商乔家、曹家这些大户的家产一千万两白银要多得多)，从而进入千年五十名富翁排行榜，而且是中国入选的六人中唯一的一位商人。但也许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许多人并不以当行首为荣。小说中潘振承有数次想不干的记载。潘振承的孙子潘正亨甚至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尽管他是潘振承的长孙，但坚决不出任行首。伍秉鉴也多次申请退休，但官府不许可。1826年，他以五十万两白银的代价将怡和行和行务交给四子伍元华掌管，但政府仍然要他为所有商行作担保。他甚至要求把百分之八十的家产捐给政府，结束怡和行，安享他百分之二十的家产，仍然未被批准。十三行真成了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但里面的人又想出来。

洋人也不好对付。他们向十三行采购各种物品，尤其是茶叶一项成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同时也向十三行提供各种洋玩意。但是，洋人也有许多头痛之处。首先是洋人运来的洋货在市场上不一定好销，但要做出口的必须有进口，这就导致有些十三行商人买了洋货压仓或只好低价出售赔了钱。其次，洋人也并不全讲信用，洋人欠十三行商人的债也屡有发生。最后就是洋人不守规矩，总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如要妇女白天外出，要进广州城，船员还要求能嫖娼等等。洋人这些违法行为被抓住就要由十三行的商人承担责任。

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十三行商人富有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们付出的艰辛也非同一般。晋商做外贸仅仅同洋人打交道，虽然也要接受政府发“龙票”、受盘剥，但比粤商好多了，晋商的外贸商人毕竟不是皇帝直接勒索的对象。徽商仅仅同官府打交道，而没有连坐制等规定，也不用同洋人打交道。粤商则同时在政府和洋人两个方面作战，而其难度远远高于晋商和徽商。

从《大清商埠》来看，粤商还有一点与其他商帮不同。商帮的含义是以地域为中心的商业联盟。属于一个商帮的各个企业尽管也有竞争、有矛盾，有刀光剑影的搏斗，但总体上还是互相帮助，互相扶植，共同对外的。在《大清商埠》中，十三行商人内外之争斗令人惊讶。在十三行内，为争行首的争斗，相互之间为争保商的争斗，已经到了不择手段，没有廉耻的程度。小说中严济舟先与陈焘洋斗，后与潘振承斗，整整斗了一生，手段之卑劣令人匪夷所思。我不知道这是历史的真实呢，还是作者出于情节需要或突出潘振承之伟大而编造的。如果有历史的依据，那就是无可厚非，但如果是编造的，那就太过分了。中国历史上包括粤商在内的各个商帮都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他们在经营管理上都有可借鉴之处。把他们写成一帮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人恐怕并不一定是历史。写商帮既要写出他们成功的一面及经验，又要写他们的不足，这样才能令人信服，也才有现实意义。小说中严济舟的形象我就觉得欠真实，一个如此卑鄙的小人，能成为十三行中的大户吗？

《大清商埠》是以潘振承为中心的。从潘振承认识陈焘洋开始写到他死。但潘振承并不是粤商的结束。应该说在潘振承死后，粤商更为辉煌。后期也出过几任行首，但最出名的还是伍秉鉴。粤商的终结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从史料来看，十三行和伍秉鉴都没有介入鸦片贸易，从事鸦片走私的主要是散商。但洋人走私鸦片，伍秉鉴也被罚过。

鸦片战争的原因还在于清政府的贸易政策。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商品不能跨过边境，士兵就会跨过边境。清政府限制贸易，英国无法打开中国市场，贸易严重入超，要运送白银到中国，这就引发了走私鸦片。更深刻的原因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农耕文明的中国即使开放了贸易，也没有对工业品的需求。所以鸦片战争后，中英贸易在短期内增长也并不大。但鸦片战争对粤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政府和人民认为十三行为洋人做事是卖国贼、汉奸，尽管他们为政府捐款数百万元，但不被原谅。而洋人又认为粤商帮中国政府惩罚他们。粤商两边不讨好。鸦片战争结束，赔款两千一百万元银元，伍家被勒令交一百万元，十三行商会交一百三十四万元，其他商行交六十六万元。不过致命的一击并不在财产损失上。《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打破了十三行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粤商就衰亡了。1843年伍秉鉴去世，这标志着一代粤商的结束。

不过粤商是衰而未亡。他们在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接受了开放的意识。潘振承曾投资于瑞典的商船，伍秉鉴曾投资于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的铁路、房地产等产业。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口通商结束，他们看到未来发展的增长点在上海，因此纷纷把资本转移到上海，伍秉鉴的五儿子伍绍荣就到上海投资。十九世纪初上海是广东人投资和移民的中心，当年的上海话就是广东话，上海被称为小广东。广东人是上海的开拓者，希望以后有人能把这一段历史写出来，再现粤商的风采。

作者：宋粉绵绵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上一次由宋粉绵绵于2010-1-12 周二, 02:59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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