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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党校副主任：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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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副主任：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 齐鲁剑 - (8609 Byte) 2009-8-04 周二, 17:50 (2454 reads) |
tan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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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望: 学员
性别:  年龄: 36
加入时间: 2009/07/22
文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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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anwei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国家官僚和国际资本你情我愿的私通
作者：tanwei.tv 上次修改时间: 2009-07-31 14:18 以一种通常的眼光观察，中国无疑是全球化中最有力的竞争者。的确，中国有世界第一的FDI，有马上就要成为第一的外汇储备，不惟如此，中国还有世界上最优惠的投资环境，有世界上最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最富潜力的内部市场。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抖。于是，一个关于“中国世纪”的夸张故事开始甚嚣尘上。在这个故事中，中国似乎即将成为一个力大无比的潜在巨人。对一个积弱至久的国家而言，这个夸张的预言确实非常及时地满足了我们的民族主义冲动。然而，故事真的是这样吗？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完全经济人化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
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几乎被一致公认为是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器，也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只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此，许多人相当庆幸，以为中国终于找到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现在人们已经清楚：这个“奇禀异赋”并不是有些人告诉我们的那种所谓自然禀赋，它既不“天然”，也不正常。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更让人费解的是，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中国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底层劳动力价格)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这个令人狐疑的巨大差额，一部分是由于国内分配的极端不均，也就是说，它们被转移到了其他人手上；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由于某种制度性的人为压抑所致。可以更明确的指出，这个所谓制度性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国底层劳动者普遍缺乏集体谈判权利的现状。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显然，在竞次的游戏中，人们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或许，正是这种野蛮状态所召唤出来的力量，我们才会使那些老牌资本主义不寒而栗。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难以与文明的量做长久的赛跑。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就是说，我们仅仅压低了人力工资，但并没有换来什么了不起的竞争力。
应当坦率地承认，有人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事实上，人为压低的工资、内部分配的严重不均衡，正是造成中国经济内需低迷、严重依赖出口的罪魁祸首。如果你不知道分配不均在多大程度上压缩了中国的内需，可以想像一下中国内部对奢侈品的巨大胃口。据说，大多数知名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达到全球的12%。如果将这些消费能力更加平均的分配，那么，中国对自己完全可以替代外资的本土产品的需求将会如何？
将自己的人民当作自然资源甚至比自然资源更低级的资源加以出口，显然是一种野蛮，对本国自然资源的剥削也同样是一种野蛮。在这方面，我们一样有超乎寻常的纪录。有数据显示：在引资最为的中国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竞争性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 “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在引资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就是因为这种竞次性降价，在中国引资之风最为炽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 ‘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地方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当期福利，都是子孙后代的现金流。通过压低现行的工资水平，再通过剥夺子孙后代的资源，我们制造的是大量在国内无法消化的产能。如此，我们只好通过倾销的方式在国际上廉价甩卖。这无异于对国际市场进行一场慷慨的财富捐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漂亮甚至令人惊讶的FDI数据，多少有点慈善排行榜的意味。当然，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们最乐意的就是从国际赞赏中受到鼓舞。
一个穷国向发达国家无私的输出财富，这看上去非常不合常理。但深入中国的体制禀赋内部，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这种怪现象实际上不仅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几乎是必然的。
设想一下，如果土地(包括其他要素资源)不是完全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上，而是物有所归，那么其价格就一定会受到成本收益的约束，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毫无底线。再设想一下，如果官员的行为受到某种民意的约束，那么土地即便归于政府，土地的价格也不会如此毫无理性。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种看上去的“不理性”，恰恰是一种理性。因为只要能够将成本(经常是是巨大的成本)推迟未来或归于隐性，那么，只要能够制造哪怕些许GDP，在政治上都是合算的。遗憾的是，以上我们假设的两种情况在中国都不存在。换句话说，这种缺陷正是中国独特的体制禀赋所在。而这种体制禀赋就是制造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中种种荒谬现象的首要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外一种因素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财富输出。这就是所谓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这种调控经常也附带着要达到从资源上钳制异己经济力量的目标)。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以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后果。在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压抑、挤压本土企业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的成长就是必然的。回溯历史，这种情况虽然经常发生，却于今为甚。无需我们在举例说明中国企业挣扎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困苦情形，任何对中国企业全球位置有了解的人都对此心知肚明。也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完全经济人化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显然，这不是它们与国际资本的一次偶然邂逅，而是一场你情我愿的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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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精英俘获
在一般的想象中，所谓全球化意味着商品的跨国界流通、资源的跨国界配置、文化的跨国界交流。那么，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是什么？答案是：人，或者更准确说，是那些具有特定规则意识的人。虽然所有人都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度文化融合欢欣鼓舞，但真实的情况却是，由于文化有强势弱势之分，所谓的文化融合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的同化。不用问，被同化的弱势的一方。而这种意识的同化，才是全球化势如破竹穿越国界的真正力量所在。这种意识同化的力量，在中国十多年来马不停蹄的全球化过程中，已经至为明显。
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力量要征服的头号目标就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精英。而其中首要之务，就是要对民族国家精英进行意识俘获。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就是因为他们在模塑民族文化中的关键少数作用。俘获了民族精英，实际上就在相当程度上俘获了民族意识。更进一步，也是更为重要的，由于民族精英在制定规则上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俘获了精英意识就等于从民族国家内部获得了游戏规则制定权。多少有些巧合的是，在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精英治国的典范。因是之故，俘获精英意识在中国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2001年，出于对国内证券市场会计造假问题的严重不安，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IPO)及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我们无意质疑中国证券监管当局的良好动机，也无意质疑国际会计机构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但非常清楚的是，这个规则对本土会计服务机构构成了明显的歧视。如果这种歧视性规则广泛扩散，其结果必然是本土服务业的普遍抑制。区别于有明显交易痕迹的赎买，民族国家精英在制定诸如此类的歧视性规则时，往往是出于建立在一种文化认同之上的自觉行为。而这，正是精英意识俘获的事半功倍之处。事实上，在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全球化实践中，这种自觉、自发的歧视性规则，已经在中国广泛的产业领域内大行其道，其代价则是中国本土企业向价值链低端的迅速迁移。当然，我们所说的本土企业并不包括那些享有特权的官僚企业。在我们看来，这些特权企业正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待价而沽。它们要么与国际资本合谋以联合榨取垄断利益，要么以内部人赎买的方式被廉价卖出。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精英的意识俘获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内部的新兴中产阶级，也进行了几乎掠夺性的意识俘获。之所以称其为掠夺性的，乃是因为中产阶级作为消费的主流人群，构成了民族国家内部市场的主要版图。众所周知，现代中产阶级主要是以其消费特性以及建基于这种消费特性的生活方式为其表征的。而现代所谓生活方式的本质无一不围绕品牌、技术、时尚这一类内在属性来构建。而这些内在属性，也正是跨国公司的独家产品和垄断卖点。换言之，俘获了中产阶级意识，也就俘获了民族国家内部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看一看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对现代生活方式趋之若骛的炫耀式消费，我们就不会再怀疑这样一个结论：在对民族中产阶级进行意识俘获的同时，全球化力量实际上也将民族国家重要的内部市场转移出去，而后收入囊中。
在全球化力量俘获了精英，继而俘获了中产阶级之后，中国的精英和中产阶级就不再是本土的，而是全球化的了。易言之，他们是属于全球化精英以及全球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其民族特性反而日益模糊。如此一来，一个具有命运共同体性质的民族国家不仅在意识上而且也在市场上被肢解。于是，在将精英和中产阶级更紧密地纳入全球中心的同时，全球化也将中国的其他人口推倒更远的边缘地带。或许，我们真的不必为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感伤，或许，我们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真的能在崭新的全球化格局中变得得更加幸福和自由，然而，中国的穷人呢？注意，他们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穷人呢？
应该承认，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国内因素造成的，但事实也证明，全球化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市场力量并没有自动创造出一种合意的社会后果。它既没有自动地融解肆虐的权力，也没有自动地增加人民的权利。而这一点，一直是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们信誓旦旦向我们承诺的。我们察觉，全球化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力量。相反，我们担心，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型的深度介入，很可能强化和巩固中国现有格局。其内在逻辑是，当越来越多的本土中小企业被挤入价值链低端的时候，也将会有更多与本土中小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被抛入贫困之中。正是在这里，全球化使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陷入了又一次长考。
作者：tanwei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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