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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老海归系列：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请辞“院士”内幕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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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归系列：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请辞“院士”内幕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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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归系列：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请辞“院士”内幕披露 -- 安普若 - (4540 Byte) 2003-10-10 周五, 13:06 (2420 reads)

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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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钱学森：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562 reads) 时间: 2003-10-10 周五, 13:12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钱学森：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思想、品德、情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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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元季

（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北京 100034）

摘要重点介绍钱学森是怎样成长为一名著名科学家的，以及他作为一名科学家所具备的崇高品德。

关键词钱学森，钱学森的品德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1991年，在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是这样评价钱学森这一生的成就和人品的：“钱学森同志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他早年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过许多开创性的贡献。1955年9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他冲破重重阻力，离开美国回到社会主义祖国。1959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他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忠诚，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我国国防科研事业，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潜心研究的工程控制论，发展成为系统工程理论，并广泛地运用于军事运筹、农业、林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展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方面，是我国科技界公认的倡导人。他一贯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科学活动。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他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本文将重点介绍钱学森是怎样成长为一名著名科学家的，以及他作为一名科学家所具备的崇高品德。

1 良好的家庭与学校教育

钱学森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钱均夫曾在日本留学学习历史、地理和教育，民国时期在教育部任职。他懂得现代教育，从小就没让钱学森读私塾，而是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钱学森3岁时随父母进京，到北京后他上过蒙养院（幼儿园），女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和师大附中。

这里我要专门说一下师大附中。

在那个时代，北京师大附中的高中文、理分科，钱学森读理科。他后来认为师大附中的教育对他日后的成长有重大影响，是他一生之中难忘的一段经历。钱学森曾回忆说，师大附中的校长林砺儒（当时称主任，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很有成效。学生们平时都很自觉，该学习的时间专心学习，该玩的时间就尽情玩耍，从不在临考前加班突击。钱学森每次考试虽名列前茅，但并不刻意追求满分。能考80分以上的就是好学生，但这80分是真正学到的、扎扎实实的知识。化学老师王鹤清，让钱学森自由地到化学实验室做各种实验，这启发了他对科学的兴趣。国文老师董鲁安，在课堂上除了讲授语文知识以外，还常常用较长时间讨论时事，表示厌恶北洋军阀政府，憧憬国民革命军北上（后来他去了解放区）。他的教育使钱学森对旧社会腐败的深切不满和对祖国前途、人民命运的无比关心。几何老师傅种孙那时已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讲师，在中学课堂上把道理讲得很透。钱学森后来认为，在中学听傅老师的几何课，使他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而生物老师俞谟（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俞君适，是江西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常常带他们到野外采集生物样品，制作生物标本。他培养了钱学森较为广泛的科学兴趣。钱学森对老师们的教诲感激不尽，他后来说：“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也是与中小学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

钱学森的父亲对年幼的儿子管教十分严格而又得法，从小培养他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每天按时起床就寝，按时复习功课和休息。出门上学一定要衣着整洁，书包整理得井井有条。回家后衣帽、鞋袜、书包放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定规矩，不能乱来。这对钱学森后来在科学事业上严谨仔细、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作风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钱学森兴趣广泛，知识渊博，也得益于他父亲从小的启蒙培养。每逢寒暑假，钱均夫都要儿子拜名师补习各种功课。他那时业余学习过伦理学、音乐、绘画等。伦理学由林砺儒校长亲自授课。钱学森说，他的课讲得好极了，完全是从唯物史观来讲伦理学的；美术老师高希舜是毛主席的朋友，被称为一代国画大师。钱学森的一幅画作曾得到他的赞赏，可惜抗日战争时期丢失了。

这么优越的条件，加上钱学森聪慧好学，又爱博览群书，使他后来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而且在社会科学，甚至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这些知识同时又启迪了他在科学上的创新。

1929年中学毕业后，钱学森为复兴祖国，决心学工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入学成绩名次第三。钱学森说，他在上海交大第一年基本上是玩过去的，因为所学功课的大部分，如解析几何、微积分、大代数、非欧几里德几何、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第二外语德语等，在师大附中时都学习过了。当时上海交大专重考试分数，学期终了平均分数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大家都为分数而奋斗。那时交大的多数学生分成“北京师大附中派”和“江苏扬州中学派”，都是出类拔萃的尖子，在学习成绩上互相竞赛，各不相让。犹如划船比赛一样，这次“北京派”领先，下次“扬州派”一定要得胜。初入交大的钱学森，对这里的“分数战”虽不甚满意，但也不甘落后，非考90分以上不可。钱学森的考卷总是书写工整，清洁漂亮，连等号（=）都像用直尺画的一样，中英文字写得秀丽而端庄，深得各科老师的赞赏。一次水力学考试，所有试题钱学森全部正确完成。试卷发下来，他发现有一个不起眼的笔误（在运算过程中将“Ns”写成了“N”），老师判卷时未注意到。他立即举手发言，指出自己的错误，并把考卷退给老师。交大当时判卷打分非常严格，教师为这一小错扣了他4分。于是这份96分的水力学考卷被留在了学校，并保存下来。不曾想几十年后，钱学森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这份考卷也成了学校的一份珍贵历史档案，1996年在上海交大的百年庆典上展示出来。

2 广泛而又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

1934年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毕业，并考取了清华大学留美研究生。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出国，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系学习。钱学森这才发现，他的母校上海交大完全是按照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办的，连教学和实验大纲都一样。所以钱学森对这里的学习环境一点也不感到生疏，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漫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他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等，钱学森立即向他挑战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了，看谁的成绩好？”美国人听了都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经过努力，他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航空硕士学位，而且成绩比同班的美国人及其他外国人都好。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道很复杂的动力学题，大家都做不出来。一位中国留学生叶玄去请教钱学森，他做了一个巧妙的转换，将这一复杂运算变成了一个简单的代数问题，此题便迎刃而解了。叶玄后来留在美国做科研工作，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1989年叶玄先生回国，再次见到钱学森时，问他当时怎么想得那么巧：“这么复杂的运算，到您手里就变得那么简单了？” 钱学森淡然一笑说：“那算不得什么，小技巧而已。”另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部分人不及格。这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大家认为这样的考试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这位教授在有意使他们难堪。经过讨论和酝酿，一部分学生决定去找教授说理。当学生们来到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时，却发现钱学森的试卷贴在门上。卷面用钢笔书写得工整清洁，每一道题都完成了，而且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任何圈改和涂抹的痕迹！前来评理的学生一下子泄了气，不敢再去找教授了。

1936年，钱学森转学来到加州理工学院（CIT）。这所学校强调理工结合，培养的学生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钱学森就是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他是航空系的研究生，但数学系的课他去听。当时数学的前沿，如复变函数等他都进修了。钱老曾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打下了数学基础，以后数学的进展他都能跟上。物理系的课，如量子力学、相对论等他也进修了，甚至化学、生物学的有些课他都去听。他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L .鲍林的量子化学课，并和鲍林探讨化学的发展，二人成为好友。就这样，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期间，就奠定了坚实而又广泛的数理化基础。在加州理工学院他还参加火箭小组的研制工作，他领导设计并组织实施了加州理工学院小型高速风洞的建造。所以，他同时又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科学家+工程师”。

3 名师的指导，再加上宽松民主的学术气氛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拜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为师。钱老说，冯.卡门这个人对物理现象有敏锐的洞察力，他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给你指出研究方向。而冯.卡门则认为钱学森“很有很像力，他善于将自然现象中的物理图形直观化，并将这种能力与他的数学天赋很好地结合起来。尽管他还是个青年学生，但已能在一些很难的课题上帮助我澄清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的天才是不多见的”。冯.卡门原在德国哥延根（Gttingen）大学执教，他来美国，把欧洲哥延根学派的良好学风带到了美国。他每周主持召开一次研究讨论会（research conference）和一次学术研讨会（seminar）。这些活动强调学术民主，不论是专家权威，还是普通研究生，大家一律平等，都能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学术论点。这给年轻的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钱学森刚刚念完自己的论文，就有一位长者站起来提出不同意见。钱学森不同意他的观点，两人一时争论起来，面红耳赤。事后冯.卡门问钱学森：“你知道你是在和争论吗？那是大权威冯.米赛斯（von Mises）。但是，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在另一次学术讨论中，钱学森却和他的老师冯.卡门发生了争论。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退让，令冯.卡门十分生气。他把钱学森拿给他看的论文稿往地上一丢，拂袖而去。老师走后，钱学森默默拾起稿纸，但他内心并未屈服，在科学问题上，他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然而事后这位世界大权威经过思考，认识到在那个问题上，他的学生是对的。于是第二天一上班，他便亲自爬了三层楼梯，来到位于三楼一个旮旯的钱学森小小的办公室，敲开门，恭恭敬敬给钱学森行个礼，然后说：“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我错了。” 冯.卡门的博大胸怀令钱学森十分感动，并终生不忘。他回国后，一直极力倡导在学术上要发扬民主，并身体力行。

4 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20世纪40年代末，在他获知祖国即将解放的时候，是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力争回国的。所以在这里，我要较为详细地介绍他回归祖国的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

早在1947年钱学森回国探亲期间，国民党政府就通过胡适出面，邀请钱学森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或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等职，被钱学森拒绝。他后来说，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不愿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但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便开始准备归国。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也是到1949年秋才辞去的。

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刚去世不久）写来的信，他在信中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写给钱学森的信，转达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之切切深情。这时钱学森还看到周培源给林家翘的信，得知解放前夕解放军占据北京西郊的良好境况。也见到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的罗沛霖（曾经以非党技术人员身份在延安工作过），他认为钱学森回国为解放了的祖国服务的时候到了。钱学森遂加紧了回归祖国的准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夙愿。他对妻子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正怀孕，行动不便，等孩子生下来，我这个学期的书刚好教完，那时我们就回祖国去。”

但这时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全国掀起了一股要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的事件，加州理工学院也未幸免。20世纪30年代，钱学森由F.J.马林纳介绍，曾参加过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结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S .威因鲍姆（Weinbaum）。小组曾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每星期例会常讨论时事，主题是反法西斯和人民阵线；小组还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书记E.白劳德(Browder)的几次讲演会。这时马林纳已逃到法国，威因鲍姆被捕下狱，于是怀疑落到钱学森头上。

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指出钱学森20世纪30年代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几位朋友都是共产党员，而威因鲍姆家的聚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小组会议。在1938年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John Decker）的名字。于是，他们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他们还要求钱学森提供证据，指证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钱学森义正严词地驳斥了这些指控，说他从没有听说过约翰. 德克尔这个名字。钱学森更不愿为联邦调查局作证，指控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当年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这样写道：“钱学森说，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只能根据事实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或忠诚，这些模糊的事实无法确认一个人的忠诚或政治信仰，据此，他无法对别人进行臆测”。钱学森的强硬态度使美国当局大为恼火，1950年7月，他们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移民局要驱逐（deport）他出境。钱学森当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并订了飞往香港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准备一去不返。蒋英则雇了一家包装公司，将他们的家具行李，特别是书籍和资料打包装箱，准备托运回国。但是，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他们不能放他回共产党的中国，美国五角大楼（即国防部）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Dan A. Kimbeel）在获知钱学森要离美回国以后，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所以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海关扣压了钱学森的所有行李，污蔑他企图携带“机密资料”出境，触犯了“出口控制法”，勒令他不准离境。尽管钱学森声明，所有带机密性质的东西都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钥匙已交给克拉克勤克俭.米尼肯（Clark Millikan），他带走的都是个人物品，他的笔记本、讲义手稿、公开资料等，所谓机密性质的蓝图和密码本，只不过是他手稿中的草图和对数表。但也无济于事，司法部还是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命令。

1950年9月7日，听到敲门声，产后刚刚满月的蒋英抱着女儿永真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两个陌生的彪形大汉，口称要找钱学森。蒋英看来者不善，未让他们进屋。钱学森从书房出来，问什么事，并在门口和陌生人说了几句话，他们向钱出示了逮捕令。于是钱学森转过身，用平静的口气对妻子说：“他们让我跟他们走”。蒋英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给钱学森拿了洗漱用具，抱着哇哇哭叫的女儿，用愤怒的目光，看着丈夫被人抓走。

钱学森被后捕以后，蒋英面前剩下的是一个刚满周岁地爬着的儿子永刚和一个襁褓中的女儿永真，房屋四周则布满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这位处于敌人营垒中的中国女性没有掉一滴眼泪，也没有被吓得手足无措，她立即拔通了加州理工学院校方的电话，告诉他们钱学森被捕的消息。

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听说钱学森被捕，感到极大的震掠，他们都不相信罗列在这位正直科学家头上的罪名，并冒着风险，向蒋英伸出援助之手。校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去华盛顿为钱学森游说，弗兰克.马布尔（F.Marble）让妻子奥拉.李.马布尔（Ora Lee Marble）代蒋英在家照看孩子，而马布尔本人则开着车带蒋英去寻找愿为钱学森辩护的律师。朋友们很快打听到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Terminal Island)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经过努力，蒋英被允许探监，还是马布尔为她开车。蒋英来到这所戒备森严、，岗哨林立、荷枪实弹、周围拉着通电铁丝网的“自由王国”中的地狱。好心的马布尔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发怵，他小声问蒋英怕不怕。蒋英说：不怕，她小时候在中国，就到南京国民党监狱去探视过她的父亲（1930-1932年蒋介石曾把蒋英的父亲蒋百里关押在南京监狱）。蒋英看到钱学森被关在一间昏暗的小牢房里，脸色苍白，面容憔悴，几天时间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和他说话，他不回答，只能把脸绷得紧紧地点头示意。蒋英心里十分难过，她知道，丈夫已失去了语言的能力。于是她不再多说什么，仅只告诉他：“该办的事情我都在办”。钱学森点点头。狱警催促时间已到，蒋英只得匆匆离去。

经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出狱，赎金1万5千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与那时一般1千或2千美元的绑架案相比，钱学森案件可谓大案。他又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帮助他的朋友之中，多有社会名流。因此钱学森事件在当年曾引起美国社会不小的轰动，新闻媒介争相报道。

出狱几天以后，钱学森才慢慢恢复语言能力，他对那段日子不堪回首。说他作为要犯，被关在单人牢房，不准与别人接触，不准说话，监狱里空气浑浊，伙食极差。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夜间每隔10分钟狱警“啪！”一声把电灯打开，察看他是否确在，弄得他整夜不能入眠。15天的时间，他的体重减轻了30磅。

出狱后他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按规定每个月他必须到移民局去报到一次，以证明他没有逃离美国。而且圈定他的活动范围只能在洛杉矶，越雷池一步，都要向移民局申报。其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对钱学森进行审讯。然而，在听证会上，他们拿不出一件确凿的证据。雇用的两名证人像两个傻瓜，被钱学森反问得语无伦次。一会儿说：“他就是约翰 .德克尔。”一会儿又说：他们“不认识” 钱学森。检察官是一个极端反共的家伙，他在一连串例行提问以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律师抗议说：“这个提问对澄清钱学森没有直接的意义”。但法官裁定：“抗议不成立”。于是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检察官紧逼不放，说：“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检察官再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检察官穷追不舍，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毫不示弱，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检察官又说：“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心的对象吗？”这一下钱学森可抓住了他的把柄，义正严辞地回答说：“ 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检察官狼狈不堪。美国新闻记者则在报纸上惊呼；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然而在科学和教育界，正直的科学家和教授们都深信钱学森是无辜的，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争相聘他为教授。最后，他还是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好意，继续在那里任教，并将自己的科研方向，转向不带机密性质的理论工作，即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等。

在这5年的漫长岁月里，钱学森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日夜监视着他，监听他的电话，拆检他的信件。他们还不时打来电话，假装找人，或走错了门来核查他是否确在，经常对他家进行骚扰，使他不能安心工作和休息。一次，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敲开了钱家的门，他一眼看见钱学森，便立即表示歉意，“啊，对不起，先生，我找错门了。” 钱学森冷冷地说：“你没有错，先生，我在家好好的，你大可放心了。”他刚转身要走，钱学森又说：“我想，干你们这一行的，应该学得聪明一些，怎么能用欺骗小孩子的办法来对付一位教授？”特务满脸羞愧，匆匆而去。有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又假装成记者，“跟踪采访” 钱学森，企图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对付这一招，钱学森也有自己的“锐利武器”。一天，一个鬼鬼崇崇的人跟踪钱学森，声称他是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要求采访钱学森出狱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钱学森并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说：“我没听说过这家报纸，也从来不读那些低级趣味的报纸。”一句话噎得“记者”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钱学森晚年曾说：“当年我对那些特务毫不客气，总是骂得他们抬不起头。他们知道我的历害以后，再不敢接近我，只得站得远远地监视。”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一张海外华人的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报道，其中有他们所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和教书时就认识陈叔通，两家人可谓世交。这消息使他们十分激动。于是他们商量如何能和陈叔通老先生取得联系，营救他们回国。他们给陈叔通写了信，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书信，来到一间小咖啡馆，钱学森在门外和特务纠缠，机敏的蒋英立即溜进咖啡馆，将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信寄到比利时，蒋华则将这封不同寻常的信平安地转寄到国内。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周总理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U.艾里克西斯.约翰逊（U.Alexis Johmson）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并不肯提供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情况。但当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并当场宣读以后，约翰逊哑口无言了。在这种情况，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了。当钱学森夫妇接到这一通知时，其高兴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们立即去买机票或船票。当他们听说最快启航的克里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远洋船只剩下三等舱船票时，他们的决定是，不管几等舱船票，只要能早日离美回国就行。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加州理工学院及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朋友们赶到码头欢送他们。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和采访的新闻记者。钱学森这一天心情很好，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记者们七嘴八舌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无非是他为什么会被关押；回国以后有什么打算等等。他不可能一一回答，便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听众们注意到，他特别加重了“尊严”(dignity)一词，这其中蕴含了多少内心的痛苦和磨难！由于人群拥挤，一些朋友甚至无法走近他们，作最后的道别，钱学森一家只好在甲板上向他们挥手致意。应记者的要求，他们在甲板上照了相。然而照完相，美国当局却向钱学森宣布，他在旅途中不能离船，否则他们将不能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钱学森当然理解这些威胁性语言的含义，所以，在船上他仍被当作犯人对待。船到公海，同船归国的中国留学生们（约20几人）都来看望钱学森一家。他们认为，像钱先生这样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坐三等舱是很不合适的，于是联合起来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迫于无奈，才在日本的横滨将钱学森一家从三等舱换到头等舱。中途，船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港口靠岸，一群记者拥向甲板，采访钱学森。一名记者问钱学森究竟是不是共产党。钱学森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那些记者讨了个没趣，知道从钱学森嘴里捞不到什么东西，都灰溜溜地下船了。

1955年10月8日清晨，经过二十几天的海上航行，略感疲倦的钱学森睁开双眼，隔着舷窗的玻璃，看到太平洋彼岸的巨大岩石渐渐影入眼帘：克里夫兰总统号正慢慢驶入香港。他一下了兴奋起来。而祖国和人民也热切地盼望他的回归。为了钱学森和这一批中国学者及留学生的安全，中国政府通过设在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与香港当局联系，派驳船直接到海上去接钱学森等一行人，把他们安全地送到九龙登岸。当他们来到九龙，准备搭乘火车到深圳时，一大群猎奇的记者等候在候车室，簇拥着要求采访他。英国殖民警察虽层层设防，但终究挡不住记者的人流。钱学森急于回乡，真不想搭理他们，但又无可奈何。

记者：钱先生，你什么时候开始被监禁的？

钱：怎么，你不知道这个？

记者：你的书籍和行李都带回来了吗？

钱：大部分。

记者：为什么会被查扣？

钱：你应该去问美国当局。

记者：所有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希望回国吗？

钱：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记者：你能告诉我们，你有哪些朋友还未获释？

钱：这是美国当局的事，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美国领事馆有人来问你什么吗？

钱：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问美国领事馆？

记者：你何时和太太结婚的？

钱：这个问题离题了。

记者：你的儿女出生在美国吗？

钱：是的。

记者：如果你的儿女出生美国，那么他们是美国公民吗？

钱：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查。

记者：你儿女会说中国话吗？

钱：这是我个人的家事，我拒绝回答。

一位香港记者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

钱：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

记者：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

钱：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呀！（众笑）

对于这帮记者，钱学森后来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心态，一如我在洛杉矶上船那天碰到的记者一样。我和这些人没什么可谈的”。当这些失望的记者终于消失之后，他们才继续上路。火车载着钱学森一家和同船归国的中国学者及留学生们到达深圳。他们被香港的殖民地警察“押解”走过一座小桥，对面的海关小楼上，五星红旗在向他们招展，广播里传来了欢迎他们归国的贺词。越过一个铁栅门，他们才算真正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

这就是钱学森回国的曲折经历。他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对天可表。

5 以献身科学的精神，敢于和善于攀登科学的顶峰

要想成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备献身精神，要有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决心，敢于攻关，不畏艰险。而不能投机取巧，走捷径。

钱学森在开始他的科学生涯时，就下定了献身科学事业的决心。他的博士论文，选择的是高速气动力问题，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当时飞机的速度日渐增加，压缩性效应（马赫数效应）越来越显著，而压缩性直接影响飞行体表面的摩擦阻力。同时当马赫数很高时，在边界层内滞迟的气流将会对表面有很高的热量传送。钱老的研究是从空气动力学开始的，他和冯.卡门合作，研究可压缩流体中的边界层问题。冯.卡门开始给钱学森的建议是用Mises 变换，然后根据不可压缩的解进行迭代。钱老并没有按照老师的建议做一下迭代的运算，然后交卷完事，而是从一开始就收集和阅读了大量参考文献，写了450页笔记，改正了前人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才整理他的论文，这是钱老博士论文的第一篇。当然，论文的第二篇就提出了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这是在那个时代，设计飞机时，计算作用在机翼上的各种力（如升力、阻力、升阻比等）唯一正确的与实际符合的公式。这一公式从30年代到40年代，再到50年代，用了几十年，直到计算机发展起来，并用于飞机的设计计算为止。

钱学森虽然发展了前人的成就，但他又十分尊重前人的成果，每篇论文后面都详细列出参考文献，绝不贪占别人的成果。钱学森认为，每做一个课题，都要认真做文献调研，仅仅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所需要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切实消化并掌握它们，变成刻记在自己脑海之中，可能反复思考，随时调用和加工的东西。

接着，钱学森将他的科研方向转入固体力学的研究，这中当时航空工业发展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早年的飞机都是木质结构，外加蒙皮。随着飞机速度的提高，这样的结构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出现了全金属结构的飞机。但是，金属结构在高速飞行的情况下，由于气动力加热，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钱学森又来攻克这一难题。但这方面的问题很困难，需要有科学的勇气，加上坚忍不拔的努力。比如，钱学森研究薄壁扁壳（针对飞机）和薄壁圆柱壳（针对火箭）的失稳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非线性问题，前人也做过许多工作，但其理论结果与实验之间有很大差距。钱学森为攻克这一难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仅现在收集到的手稿就有800多页，而最后发表在《航天学报》上的论文只有10页。钱学森在做完这个课题以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他在存放手稿的档案袋上用红笔写了一个英文字：“Final!”但他立即认识到，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所以又立即写下：“Nothing is final”。

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火箭导弹的研究。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研究火箭是登不上科学的大雅之堂的，也属于斜门歪道。因为那个时代，研究火箭常常和宇宙飞行这样一些科幻联系在一起。所以，作为一名科学家，把火箭问题作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进行研究，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没有一种向未知领域和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是做不到的。事实上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在开始时只有5个人，这个小组是F.J马林纳倡议成立的。钱学森在晚年回忆说：“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他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们理论上不怎么样，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理论计算问题，就这样我参加了火箭小组的工作。”

小组成立起来，最大的困难是得不到理解和经费支持，同事们把他们看成一帮“怪人”，他们只好靠打工挣来的钱购买二手材料做火箭。后来气象专业的一位研究生Weld.阿诺德（Arnold）表示可以给小组提供1000美元，条件是允许他进行拍照。在今天看来，这微不足道的1000美元，却成为美国火箭研究小组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得到这笔钱以后，大家立即着手开展工作。钱学森首先对火箭研究的文献进行调研和分析计算，于1937年5月29日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报告的内容包括：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产物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咀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这份报告被收进他们的火箭研究课题选集，该选集被小组成员称为他们的“圣经”。到6月份，小组的工作得到冯.卡门的支持：允许他们利用学校实验室的设备进行试验。但是，随后的试验多次失败，并给校园造成了许多灾难性的损失。火箭试验时产生的腐蚀性气体使许多仪器的金属表面氧化，有一次爆炸差一点使马林纳丧生，污染性气体弥漫着办公楼的许多房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冯.卡门不得不把他们赶出屋去，全校师生从此戏称他们是一个“自杀俱乐部”。但是，“自杀俱乐部”的成员们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他们把设备搬到市郊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Arroyo Seco)的干涸的河床上进行试验，这里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是美国火箭的摇篮。

钱学森勇于创新，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在这些科研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6 严肃认真、严谨细致、一丝不苟是钱学森一贯的作风，一生的作风

这也可以说是科学家们的共同特点。钱老治学的严谨作风，从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钱学森手稿》（1938-1955）一书中可见一斑。比如钱老做火箭发动机燃烧室不稳定燃烧问题研究时，其数据计算得非常精细，有的长达8位。要知道，这样繁重的计算在当时是靠拉计算尺得出的，到后来才有一台手摇电动计算器。其工作之认真艰辛，不言而喻。从钱老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做学问总是一丝不苟，公式推导十分严谨，列表制图极为规范。他的字写得工整、清秀，很少出现差错，即使有修改，那也是改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钱学森的认真精神，也有他的特点，那就是他认真起来，毫不讲情面。因为他认为，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在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中，周总理提出“三高”标准，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钱学森在领导我国导弹航天事业中，总是严格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办事，从不放过试验中任何一点差错。他主持国防部五院的技术工作，在总结“东风-2号”第一发的经验教训时提出“把故障消灭在地面”的原则，它已成为一代航天人研制和试验工作的行为规范。所以每次试验，对测试中出现的任何一个疑点，他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紧追不放，一直到真正把问题搞清楚，把故障排除，或对出现的异常现象作出科学的、有试验根据的合理解释他才肯罢休。当年在基地搞试验的一位老同志说，在一次发射前的的测试中，他向钱老汇报氧化剂的加注活门有点漏气。钱老立即问：“有多大点漏气，你们测试过没有？”答：“没有”。于是钱老严肃地说：“你马上回去测，测试清楚了再向我汇报”。经过测试，每分钟一个小气泡，这个指标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于是再去向钱老汇报，他才点头认可。类似的事在当时的研制和发射试验中是很多的。他当年在基地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得过问。在钱老的《工作手册》中，每次试验他都有详细的记录，甚至把大大小小的异常或故障列出表格，一一落实解决。对已经解决的问题，他注上：“已换”或“已重新调试，可用等”。尚未解决或落实的问题，他在表格中用红笔作个“*”号，并注明已指定谁协调解决。

由于钱学森的严肃认真、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带动和培养了一大批人，周总理提出的“三高”标准，成为一代航天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以在那个时代，虽然我们的技术条件比美国、苏联落后很多，但我们的成功率确比他们高得多。

7 优秀的共产党员，科技界的一面旗帜，全党学习的典范

钱学森1959年入党。他是我党的一面旗帜，全党学习的典范方面的事迹确鲜为人知。所以在这里我要最后介绍一下他这方面的事迹。而他这方面的品德与他科学上的成就也是密切相关的。

（1）对金钱的态度。钱学森一生对金钱看得很谈漠。他当年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坚决要求回到各方面都还十分落后的祖国，就是为了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用他的知识和智慧建设国家，使祖国强大，人民幸福。值得庆幸的是，钱学森用他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愿望。

他回国以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以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工资是很低的。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元多一点，而且是几十年一贯制。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得到过较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这一生所得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这包括：钱学森著《工程控制论》1958年中文版稿费（千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资助贫困学生买书和学习用具；1962年前后，钱学森著《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还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人都吃不饱肚子。钱学森及其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他拿到这两笔稿费时，连钱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

1978年钱学森又交了另一大笔党费。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开始落实各方面的政策。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原在国务院文史委员会上班，1969年去世。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1966年起就不发工资了。所以，钱均夫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给钱均夫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然而，钱老先生已经过世，钱学森作为钱均夫唯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这笔报酬。但是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退给文史委员会，人家拒收，怎么办？钱老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所以这3000多元也交了党费。

除此之外，1982年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一书，钱学森本人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44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奖金。这100万港元的支票甚至都未经过他的手，他就写了一封委托信，授权王寿云和我，代表他转交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直到我写此文的时间为止，他这一生的几笔大的收入，统统都捐了出去。即使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他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说：“我的工资比你多，此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钱老对待金钱的态度，读者自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

（2）对地位的态度。钱学森这一生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副主任，直到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地位不可谓不高。但一般人不知道，钱学森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所以，他从不爱出席什么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官场活动，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在这方面若有所得，就十分高兴。他常说：“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

人们常常不明白，在国防部五院，钱学森为什么是先任院长，后任副院长？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1956年，他向中央提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但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比如连人员的住房分配，食堂和幼儿园的建设等都要他亲自过问，但这并非钱学森之所长，与此同时，又有大量技术问题等待他去解决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向领导提出，免去其院长职务。周恩来、聂荣臻也很快注意到这种情况，他们接到钱学森的请辞报告后，果断决定，配备强有力的行政领导，解决大量行政、后期事务，把钱学森从这些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他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重大技术问题。于是1960年3月，国防部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任五院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后来，王秉璋又改任五院院长。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由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他考虑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自己因此会失去什么权力，降低什么待遇。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

1981年，当钱学森刚满70岁时，他立即给张爱萍写报告，说他年纪大了，比他年轻的人也都成长起来，他恳请组织上免去他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职务，并要求退休，还推荐了三位可以接班的人。张爱萍接到钱老的报告以后找他谈话说：国防科委很快要和国防工办合并，成立国防科工委。考虑到你的意见，可以不再任命你担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但是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还需要你，你不能退休，将成立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给科工委领导作科学技术的参谋，重大科研项目先由科技委的专家们论证，提出方案，再报请科工委领导批准实施，所以还要请你在科技委继续工作。这样，钱老又在科技委干了5年。到1986年他满75岁，又主动给领导打报告，请求免去他科技委副主任的职务。到1987年才批准他从国防科研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并被聘为科技委高级顾问。

他出任中国科协三届主席的经历也是曲折的。大家知道，科协是5年一届，而周培源从1980-1986年担任了6年的主席。为什么周老干了6年？就是因为主席的人选达不成一致。大家一致推选钱学森为三届主席，可是钱老坚决不干。记得1985年科协二届第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由钱学森任三届主席，他个人还是不同意。一直到闭幕那天，在京西宾馆开闭幕大会，请钱老（他是副主席）致闭幕词。闭幕词的稿写好了，送给他审阅。他看了稿子以后表示，这个稿我原则上同意，但最后要加一段话，让我向大家说明，我不能出任三届主席的理由。如果你们同意加这段话，我就念这个稿子，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念，请别人致闭幕词。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钱老，您念完这个稿子，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于是钱老同意致闭幕词。我参加了那天的大会，我记得当时的情景是：当钱老说明他不适合担任下届主席时，会场上连续地鼓掌，使他没法讲下去。有人站起来插话说：“钱老，这个问题您个人就别讲了”。大家对他的插话又热烈鼓掌。后来方毅、杨尚昆、邓颖超都出面找他谈话，劝他出任科协三届主席。

由于这样一些工作，钱老才担任了一届科协主席。如果不是大家这么一致地做工作，钱老是绝不会要这个名的。1991年，当他任期满了以后，在换届时，他坚决不同意连任，并推荐比他年轻的人担任下届科协主席。

关于全国政协的职务也是这样。大家知道，钱老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当然，第六届他并不是换届时选进的，而是中间增补进去的。他在七届任满时，就给当时政协的负责人写信，请求不要在八届政协安排他任何工作。信的全文如下。

李先念主席、宋德敏秘书长：

4月15日上午我在301医院得见洪学智副主席，他嘱咐我要注意休息，切莫活动过多。我当即向洪副主席报告，我早已上书先念主席，请求免去我在全国政协的事，后在一次全国政协主席会上，先念主席答应此事在换届时解决。现在正在进行政协全国委员会换届工作，故我再次提出请求，不要再在八届全国政协安排我任何工作。这是我身体条件的实况。

谨此报告。并致

敬礼！

钱学森

1992．4．20

但是这个报告没有被批准，直到1998年全国政协八届换届时，钱老才从全国政协的位子上完全退下来。

读者从这些事实中看到，钱学森是从来不要什么地位的。

（3）钱学森对待荣誉的态度。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这个问题只讲两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院士”的荣誉称号问题。我想目前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都想争取一个荣誉称号：“院士”，或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个称号在1994年以前叫“学部委员”。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钱学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给时任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即院士）的称号。这里只引用1992年的信，全文如下。

本市三里河中国科学院

周光召院长：

近得1992的第6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并经国务院同意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试行）》，看到其中第24条说学部委员可以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称号。您是知道的，我前几年即有此意。近日来，更因年老体弱，已不能参加集会作学术及其他活动，故已不能完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任务。据《章程》规定及个人情况，特申请辞去我的学部委员称号。

以上请您批办。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2．9．21

信发出以后，钱老告诉我，在一次学术大会执行主席会议上，周院长和严老（严济慈）一起做他的工作。周光召说：“钱老，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不是我任命的。我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严老说：“我们主席团讨论了，大家一致不同意您的请辞报告”。

第二件事是1991年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情况。1991年钱老满80岁，正好这一年中国科协要换届，从此，钱学森要退出所有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这一生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荣誉称号。但整个酝酿过程钱学森一无所知，授奖仪式在10月16日举行。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在10月10日这一天才向他本人报告。对于这么高的荣誉，钱学森本人的态度十分冷静，决不因此而忘乎所以。其证据之一是他在授奖仪式上的著名讲话：他并不激动；二是授奖仪式之后，新闻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一些著名科学家，比如钱三强、王大珩、张维等都接受记者采访，谈学习钱学森的体会，航天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工业委员会等单位也作出向他学习的决议。在这几天，我也忙不亦乐乎。一天上午，钱老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我立即回答说：“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钱老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如果它完全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所以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和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涉及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我对你说要适可而止，我看现在应该划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要下决心煞住，请你立即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撤下来”。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立即照办，比如《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都表示尊重钱老本人意见，明天不再见报了。有一个杂志，他们也表示尊重钱老意见，但下期的稿子，已下厂排版，有两篇回忆与钱老交往中受到教益的文章不好撤下来。打了一圈电话，我到钱老办公室向他反馈信息，当他听到那个杂志这两篇文章无法撤下来时说：“这样的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还没死，他们急什么？”我听了这话，扭头就走，赶紧打电话告诉该杂志的主编：“钱老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天大的困难你们去想办法克服，但稿子一定得撤”。

以上是关于钱学森对待金钱、荣誉和地位的态度。他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品德，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科技界的一面旗帜，全党学习的典范。这些品德看来和科研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科学是需要人们无私奉献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这里，我想引用钱老1978年在悼念他的执友、著名科学家郭永怀时讲的一段话：“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是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这句话既是他对亡友的深切怀念，也体现了他一生的崇高思想境界。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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