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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东亚经济评论》熊秉元:高斯的英式风格和张五常的中国风味(高斯=科斯,科斯定理 Coase Theorem 的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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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东亚经济评论》熊秉元:高斯的英式风格和张五常的中国风味(高斯=科斯,科斯定理 Coase Theorem 的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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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中将

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讲师

加入时间: 2005/08/04
文章: 1255

海归分: 421989





文章标题: ZT《东亚经济评论》熊秉元:高斯的英式风格和张五常的中国风味(高斯=科斯,科斯定理 Coase Theorem 的高斯) (1868 reads)      时间: 2007-9-06 周四, 09:19   

作者:EIC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东亚经济评论》2006-9-1
https://www.e-economic.com/info/8270-1.htm

虽然高斯曾经强调,(经济)理论隐含一种思维方式;可是,他并没有进一步阐释这种思维方式的内涵,也没有展现要如何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和高斯亦师亦友的张五常,却在因缘际会下,挥洒出极其特殊的一片天地。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由张五常一手确立。对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张五常所开辟的天地有相当的启示。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张五常和他的中国风味;不过,如果没有高斯和他的英式风格,就衬托不出张五常和他的中国风味。

高斯和张五常两人,是相交数十年的好友。在高斯的诺贝尔演讲辞里,他提到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就是张五常。

相对的,张五常曾经多次表示,在众多经济学大师里,高斯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最接近。当然,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和相知相惜,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佳话;是本文的背景,但并不是本文的重点。

本文的重点,是由高斯的英式风格里,指出高斯没有完成的心愿;而后,再描述经由高斯和张五常的巧妙联结,张五常在中文世界里所开辟出的天地;最后,是分析张五常作为的涵义,并且探讨对经济学发展的启示。

张五常传播经济学福音

在这里,有两点值得先作强调。首先,经济学者的身份,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研究者、政策顾问、教师/传教士。

研究者的贡献,是对经济学知识和智识增添上自己的心血;政策顾问的作用是希望能经由影响实际政策,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教师/传教士的责任,是向自己的学生和一般社会大众,宣扬经济学的福音。

高斯的贡献,主要是以研究者的身份,为经济学添加了可观的智慧;张五常的成就,则是以传教士的精神,在中文世界里,开辟了西方经济学者所难以想象的天地。他不仅奠定了一种新的文体,为传播经济学的福音发展出新的媒介;而且,他报道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因而奠定了在讨论公共议题上,经济学者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

其次,在经济学者的三种身份里,过去一向着重研究者和政策顾问。但是,当经济学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科学时,经常学者在这两种身份上的贡献,开始变得片断而微小。相形之下,经济学者对一般社会大众的影响,却一直受到忽视。可是,如果政策顾问的功能,是希望经由影响政策而提升运用资源的效率;那么,影响社会大众,使社会大众具有经济思维,不是更釜底抽薪、效果更为恢宏吗?张五常在传播福音上的作为,显示了经济学者在传教士的身份上,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传教士的边际产值,要远高于政策顾问或研究者的边际产值。如果资源值得流向价值最高的使用途径,张五常的作为和成就,显然值得经济学界再思三思!

当然,要了解张五常的作为和成就,最好的出发点就是高斯和他的英式风格。

高斯的英式风格

关于高斯的英式风格,最早见诸于文字是史蒂格勒(G. Stigler)的回忆录;他认为,高斯是“由头到脚、彻彻底底的英国味”。不过,蒲士纳法官的描述要更生动:虽然从一九五○年中期开始,他就长住在美国,而且在美国写出《社会成本的问题》;可是,高斯也是一样,他还是道道地地的英国人,一点不像美国人。就像是十九世纪在印度政府服务的英国人,在印度住得再久,还是不折不扣的英式作风。

即使很难明确的界定,英式风格到底是什么;不过,就高斯而言,大致上是指他以优美的散文论述、不喜欢数学;在理论上强调以简御繁、不能脱离现实、批评“黑板式经济学”(blackboard economics);对历史很敏感,而且有高度的兴趣。此外,他也曾指明,(经济)理论隐含一种思维方式;可是,即使这个论点本身很精湛,高斯在理论上的矛盾,也由此可见。

在高斯的一篇论文里,他提到:“我指的价格不是货币上的价格,而是任何广义的价格。”因此,虽然高斯没有明白的列举,非货币的、广义的价格是什么。不过,他的意思非常清楚:在加油站前排队等着加油,等候时间的长短是一种价格;追(男)女朋友时,花心思的多少,也是另一种价格。

广义的价格,加上(经济)理论隐含一种思维方式,高斯在理论上的立场其实非常明白:经济学不只可以分析牵涉到货币的经济活动,而且可以用来探讨价格理论派得上用场、人类的其他活动。

在某种意义上,高斯也确实身体力行,以行动证明他的立场。在《商品的市场和言论的市场》(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ls)里,他利用商品的市场为例,探讨言论自由的意义。同样地,在《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Economists and Public Policy),高斯把经济学者比拟为推销商品(政策建议)的推销员。两篇论文,都具有以简御繁、不脱离现实的特色;而且,也都生动的反映了价格理论极其广泛的应用范围。

然而,高斯却没有一以贯之。在《经济学和相关学科》(Economics and Contiguous Sciences)里,他明确表示,反对经济学向法律、政治、社会等学科扩充。

他认为,长远来看,在其他学科的范围里,经济学者并不具有相对优势。可是,这种论点,不但否定了Buchanan(政治)、Becker(社会)、Posner(法律)和其它经济学者开创性、广受好评的贡献,也否定了他自己关于价格理论的立场!高斯在这篇论文里的论点,可以说是非常奇怪。

也许是基于他的历史感,以及他对亚当·斯密的推崇——在亚当·斯密的世界里,没有公共选择、家庭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学——他认定经济学有明确的范围,经济学者应该循规而不逾矩。不过,就像蒲士纳法官所说的:“高斯的论点,大有可疑之处。”

由高斯到张五常

因此,即使高斯笔下有优美易读的散文,即使他坚持以简御繁、不脱离现实,即使他深信(经济)理论隐含一种思维方式,即使他的分析方法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也就是,即使高斯具有一个好的传教士所应有的所有条件,能有效的向社会大众传播福音;可是,自始至终,他是一个杰出的研究者/经济学者,而不是杰出的传教士/经济学者。

杰出的传教士/经济学者,非张五常莫属;或者,至少在中文世界里,非他莫属!

张五常一九三五年在香港出生,高中毕业后,到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UCLA)读大学及研究所,主修经济;然后,到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在华盛顿西雅图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Seattle)任教,一九八一年离开美国;回到香港后,担任香港大学讲座教授,直到二○○○年退休。

表面上看,张五常求学工作的经验无足为奇,很多人都经历类似的轨迹。不过,因为张五常个人极其特殊的性格,他在美国读书工作的过程,一点都不平凡。由几件事情上,可以约略反映出他非凡的经验。

相聚于芝大黄金岁月

当他还是大学生时,修Hirshleifer的价格理论,觉得不仅内容有趣而且老师的思维方式大有可观。因此,他修完课后,还继续旁听;一听再听,连续旁听了好几年。当他读研究所时,艾智仁(Alchian)在课堂上宣布下周将讨论失业问题;张五常到图书馆里,把“所有”的相关论著都借回家,而且“全数”看过。下次课时,老师问大家对失业问题的意见,大家鸦雀无声(因为书都被借走了);张五常大声说道:“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意见,不过,我知道书里的意见全是错的”。据张五常表示,艾智仁闻言大为赞赏。

当他到华盛顿任教时,刻意住在海边,后院有溪流经过,流入海里。他就近观鳟鱼溯流而上、产卵、再回到海中的生命周期,并且思索渔民如何处理以大海为家的鳟鱼,所有权的归属问题。

以小见大,张五常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经验,非常特别,而且,由这几件事可以看出,他有浓厚的好奇心,并且特立独行;对研究学术的人来说,这两种特质可是珍贵的资产。不过,更重要的,也许是他因缘际会,刚好赶上了芝加哥大学的黄金岁月。

由经济学发展的过程来看,六十年代左右,可以说是二十世纪里爆发力最强的一段时光;而芝加哥大学,正是这一切活动的中心。经济学对政治学(Buchanan & Tullock,一九六二)、对社会学(Becker,一九五七)、对法学(Coase,一九六○;Posner,一九七三)的扩充,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展开,而且都直接间接源于芝加哥大学。

张五常于一九六七到一九六九年待在芝大,不但和执世界经济学牛耳的大师们从游,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时期、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他不但参于,而且有显著的贡献。当然,在众多经济学的巨人里,张五常和高斯的交情最深。

虽然张五常曾经强调,他自己的想法和高斯最接近;其实,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有明显的差别。譬如,高斯反对效用极大化,张五常却赞成;佛利民(M. Friedman)认为结论比假设重要的立场,高斯反对,张五常却认同;高斯觉得试着以事实来否定(falsify)理论并不重要,张五常的态度却刚好相反。

不过,张五常和高斯的相同点,显然更重要。高斯强调理论不能脱离现实,张五常亲自访问果农和养蜂人,写成《蜜蜂的神话》(The Fable of the Bees)。高斯主张理论上要以简御繁,张五常同样强调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要“浅中求”。高斯不用数学,张五常除了博士论文外,在往后的论述里也几乎只用文字。高斯写得一手优美的散文,张五常的文笔率性、犀利而流畅。

当然,最重要的,是两人对产权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高斯的两篇经典之作,可以由产权问题的角度连贯;张五常由博士论文到后来的主要论著,也同样是以产权问题为主轴。就张五常而言,两人交往所激荡出的火花,就是一篇充满慧见(insights)、广受好评的论文。

当张五常在一九八一年离开美国回到香港时,他已经是举世知名的学者。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正等待他的挥洒。

在中华文化里,长久以来读书人(也就是知识分子)有两种特质:他们善于为文,文章反映才华、也反映学养;另外,他们写成的文章可以涵盖各种议题。“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很好看写照。张五常在这种文化传统里长大,当然受到这个文化传承的熏陶。张五常能文善论的这种中国风味,在西方学术界高度专业化和分工的环境里,并没有施展的空间。然而,当他回到他生于斯长于斯、他所熟悉的环境里时,酝酿发酵已久的中国风味,即将破茧而出、发光发热。

信报专栏一举成名

张五常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在《信报》的专栏,是他经济学者/传教士生涯(或事业)的开端。当然,他所面对生产的制度性环境(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值得稍作说明。

首先,是华文报纸里的副刊;这是华文报纸的特色,是一般西方报纸里所没有的版面。在副刊里,有诗、散文、短篇小说,还有连载的武侠或爱情故事;副刊里有专人执笔的专栏,也有一般作者投稿的作品。副刊的读者不限于特定族群,而是所有的读者、一般社会大众。

其次,是《信报》的特性。一言以蔽之,《信报》可以说是香港的《华尔街日报》;无论在性质、水准和影响力上,都是香港财经报纸的佼佼者。《信报》的发行人是林山木,本身是剑桥出身的经济学者;除了十数年几无间断、每天长约二千字的评论之外,他还选择写一系列文章,介绍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上的掌故。林山木的每天专栏和其他文稿,后来都累积成册出版;到二○○一年八年月底止,他的作品已经出版了七十册。

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张五常受邀为《信报》在副刊开辟一专栏,名为“论衡”;张五常下笔很勤,大约每个月六至七篇,每篇约二千五百字。专栏推出之后,大受读者欢迎。一九九三年起,张五常转而为新发行的《壹周刊》撰写专栏。同时,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经济学消息报》,也不定期转载他的文稿。因为他的这些文稿,加上他经常接受邀请,令他在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称他为华人世界里最著名的经济学者,一点都不为过。

张五常取材的范围非常广,除了高斯的灯塔、他自己养鳟鱼的经验,他也描述除夕夜在街头卖金橘、实地体会价格分歧的意义;此外,中国大陆的体制改革、香港本身的教育、两岸三地的关系等等,也是他笔下的重点。在这些具体的议题之外,他还讨论读书的方法、思考和分析问题的途径。

问题广泛见解独特

抽象来看,张五常的文章反映两点特质:一方面,虽然他把价格理论作广泛的运用:不过,不像高斯,他并没采取“(经济)理论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立场。另一方面,他笔下所处理的问题,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范围;而且,在处理这些千奇百怪的问题时(包括邓小平和邓丽君、在香港的英国公仆等等),他并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着眼。在这种意义上,他的铺陈,可以说反映的不是一位经济学者的分析,而是一位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根据他敏锐的观察力、独特的见解所提出的特殊观点。张五常有多方面的才华;除了是出色的经济学者之外,他在摄影和书法上的造诣,也很受瞩目。而且,他还曾经得过加拿大全国乒乓赛的冠军。不过,虽然他有许多优点,谦虚却绝对不是其中之一。

关于这一点,不只是口耳相传(strands of oral tradition),而且普遍见诸于文字——张五常自己的文章里,例证就不胜枚举。譬如,他提到,目前经济学界里盛行的博弈理论,是他在一九七○年发表文章的一个注脚所引发。他认为,是他的文章使高斯那篇一九三七年的文章“死而复生”。他批评布坎南等人,在公共选择理论里,并没有得到重大的收获。而且,他也不讳言,自一九六九年之后,就很少读其他学者的作品。

对于张五常的同事和同僚而言,他的狂傲自负想必造成很多困扰(也提供了很多“口耳相传”的材料);不过,对千千万万的读者而言,他们毋须和作者直接接触。张五常文章里睥睨群雄、不可一世、霸气十足的架势,反而成为他作品的特色之一;对于这种李小龙式的水仙花情结,张五常引以为傲,读者引以为荣。

开创经济散文新文体

张五常回到香港之后,在经济学的学术上,几乎不再有新的、重要的作品;不过,他在非学术上的作为,却是经济学者里很罕见、有开创性的贡献,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具体而言,他在中文世界里,有两项非凡的成就。

首先,他笔下痛快淋漓、论述有据、一气呵成的文章,开创了中文里一种新的文体——经济散文(literary economic essay)。经济散文不但结合优美的散文和严谨的学理,更和日常生活经验连结;张五常集培根和亚当·斯密于一身,又能和一般人的经验呼应。在经济学和文学上,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其次,虽然张五常并没有采取“(经济)理论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立场,而且他的论点往往和经济学无关;但是,他笔下包罗万象;经济学和非经济学议题,经过他的处理,都有新意。对万千读者而言,张五常为经济学者争得极其特殊的地位;在读者(也就是一般社会大众)的心目里,经济学者可以对社会里的大小议题,提出言之有物的一得之愚。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不辨菽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是仰仗的参考坐标。

张五常的这两项成就,不仅在中文世界里无出其右,在西方的经济学大师里,都绝无仅有。史华格勒的文字才情,可能要胜过张五常;但是,在经济学界之外,一般人对他很陌生。Becker在《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专栏,也有可观的读者;不过,在文采和问题的涵盖面上,Becker都远远不及中文世界里的张五常。然而,即使张五常因缘际会,在中文世界里有开创性的成就;可是,如果他的作为纯粹是他个人特质的展现,其他人无以为继,那么,他的成就将只是昙花一现,光闪耀目,但是稍纵即逝。还好张五常所开创的世界,后续有人。

经济散文呈现百花齐放的盛景

张五常无心和无意开创的文体,已经在中文世界里有一席之地。结合经济学和文学(技巧)的经济散文,已经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景。在香港、大陆和台湾,都有许多经济学者的作品结集出版;此外,由一九九九年起,中国大陆的《经济学消息报》还举办征文比赛,进一步提升这种文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有,一九九三年在台湾,有两篇经济散文被选为高中阶段国文课本的课文;经济学者的作品成为课文课程的教材,封文学和经济学而言,都是有趣又有意义的注脚。

在中文世界里,经济学者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里最特别的一群。如果经济思维值得推广给社会大众,使他们能像经济学者般的分析和思考;那么,张五常开风气之先的经济散文,已经成为平易近人、说服力极强的媒介。在中文世界之外的地区,显然还没有类似的景况。

张五常的成就及经济散文的现象,值得稍作解释。

当然,原因可以分为张五常的主观条件和环境里的客观因素;换种说法,原因不外供给和需求。

就张五常的主观条件而言,当他开始在香港报刊“传教”时,他已经是举世知名的经济学者;他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并且和经济学的大师们比肩齐步;他个人生活经验非常特别,丰富、精彩而有趣;他笔锋犀利、文字流畅,读来痛快淋漓。当他回到香港时,在他的年龄层里,没有其他的华裔经济学者有类似的条件;事实上,在整个华文世界里,张五常也是惟我独尊、无出其右。

适逢开放建立地位

在客观的环境上,香港地理位置使然,是资本主义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之一;一般的读者,对经济知识本来就有潜在的需求。张五常的散文,除了有经济学之外,还有知识上的趣味,更有文采;再加上张五常取材的内容,呼应了一般读者的生活经验;而且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以及中港台的关系,影响深远。因此,读者们对张五常散文反应热烈,有以致之。此外,对中国大陆的读者而言,思想上经过十年教条式的束缚,一旦解放,等于是处在知识真空的状态;无论是在经济活动上或在知识上,需求都更为殷切。尤其是张五常宣称,曾经准切的预言中国大陆将走资;因此,这些额外的因素,使张五常在中国大陆的地位更为特别。

最后一点,是主观和客观、供给和需求的结合。两岸三地,都是华人社会,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和任何悠久的文化一样,中华文化里有很多自成体系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像运用简单的经济学概念,可以有效地解释普通法(common law)的传统;对于这些文化里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经济学也很容易发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作用。这对于出身芝加哥大学、擅长价格理论和产权学说的张五常而言,更是轻而易举。在芝加哥学派有名的立场“存在即有效率”(What is is efficient)之上,张五常稍加剪裁,就可以得到更见说服力的解释——存在极有原因(What is is constrained efficient)。对华人世界里的读者,这些论点当然有相当的吸引力。

藉文章影响大众的思维架构

由张五常开风气之先,在中文世界里已成气候的经济散文传统,是经济学(和文学)里很值得探讨的现象。除描述这个现象的来龙去脉外,这一系列演变的涵义,以及对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启示,当然值得思索。

高斯曾表示,(经济)理论隐含一种思维方式;可是,对于这个观点的涵义,高斯没有多作引申。有期的是,经过对经济史长期的研究,诺贝尔奖得主North得到令人意外的体会:长期看来,影响社会繁荣与否的,表面上是这个社会的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 matrix);但是,更根本的因素,其实是社会大众的“思维架构”(mental construct)。然而,如何影响社会大众的思维架构,North却没有进一步阐明。

相形下,张五常却无意中促成这种联结。对他来说,写经济散文的出发点,可能只是要展现价格理论的优越性、要突显自己的绝顶聪明,或影响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公共)政策;不过,无论如何。经济散文的地位已经确立。经济学者要影响社会大众的思维架构,以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经济散文是明白有效的媒介。

另一方面,在经济学者的三种身份(研究者、政策顾问、教师/传教士)里,研究者、政策顾问和教师的角色,已经大致成型;而且,在这些身份上作为的边际产值,已经逐渐递减而趋于片断和零碎。相对的,以传教士的身份向社会大众宣扬经济学的教义,却仍然处在萌芽阶段;经济学者所能发挥的空间,还非常宽广。经济学者在这方面的作为,不折不扣的是以企业家的精神,开创进取而承担风险。他们的投入和成果,本身就是经济学里值得研究的主题。

张五常和经济散文在中文世界里的成就,是许多因素凑巧结合下所促成;在其他的时空和别的文字里,未必有类似的机缘。不过,由这个特殊现象里,其实可以得到对经济学发展的一些启示。

首先,经济学者的基本信念之一,是经济分析能提升资源运用效率。经济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基于这种信念。不过,如果影响政策制订者有助于提升效率,让一般社会大众具有经济思维当然也有同样的效果。而且,考虑两者间的规模,后者的重要性显然远超过前者,要使一般人能具备经济思维,立刻引发连串问题。

在诸多问题里,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方面,对于什么是“经济思维”(或经济学的世界观),经济学者之间并没有众议佥同的看法。而且,相对于经济思维,是一般人目前有的、正常的思维;正常的思维,是由成长过程、社会化的经验中累积而成。可是,正常思维和经济思维的明确内涵各是如何,显然需要澄清。另一方面,无论采取的方式如何,在使社会大众由正常思维过渡到经济思维,当然不能只靠符号和概念,而必须配以具体的、生活经验里的材料。然而,这些材料应该涵盖哪些范围,显然也需要仔细考虑。在目前经济学原理的教材里,有些已经囊括公共选择;可是,对于同样重要的社会学和法学材料,却几乎完全付之阙如。

反映大众对生活化经济学需求

其次,是推动经济思维的方式。张五常和经济散文的成果,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文报刊里的副刊;在其他文字里,即使经济学者有同样的才华,却未必有类似的园地。以中文世界里的经验为借镜,社会大众对“生活化的经济学”其实有潜在的需求。但是,经济学界里的诱因结构,使得经济学者没有意愿投入“传教”的行列;当然,没有适当的发表园地,更使得潜在的供给无法露面问世。

也许,在直接向社会大众诉求之前,可以先在经济学界让潜在的供给和潜在的需求都浮出水面。譬如,主要经济学会旗下的学术刊物(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视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南方经济学会的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西方经济学会的Economic Inquiry、皇家经济学会的Economic Journal等),可以在正常的期数之外,先每年出版特刊,刊载类似经济散文的稿件。然后,再逐渐发展出定期刊物,最后再推广成一般社会大众所能阅读、所愿意阅读的刊物。以《经济视野》短期内就非常成功的经验来看,特刊及专门刊物都将广受经济学界的欢迎。事实上,《经济文献》(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大部分功能,已经被姊妹刊物《经济视野》和网络上的资料库所取代;因此,这份刊物转变为名副其实的“经济文学”,顺理成章,而且可望水到渠成。

高斯曾经被誉为是二十世纪凯恩斯之外,最好的英国经济学者,有显著的英式风格;不过,在他的英式风格和诺贝尔奖之间,关联似乎并不明显。比较之下,张五常很可能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华裔经济学者;他在中文世界里的成就和他的中国风味,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虽然高斯表示,(经济)理论隐含一种思维方式,他却没有作进一步的阐释或发挥。张五常在论述里没有表示过这种立场,却无意中为这种观点作了极其成功的展现。他所一手创立的经济散文,在中文世界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西方经济学者和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他所引发的现象都有相当重要的启示。

当然,在高斯的英式风格和张五常的中国风味之间,并没有前后或因果的关联。不过,由高斯的英国风格和张五常的中国风味里,也许透露出一个共同的讯息:经济学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或所具有的特殊性格,是经济学本身“生产的制度性环境”里的一项特质,值得经济学者慎重以对!


熊秉元:毕业于台湾大学,布朗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

作者:EIC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上一次由EIC于2007-9-06 周四, 09:43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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