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香港的殖民现实不足以为殖民主义作为一种侵略行为“翻案”。就如，在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再成功，也不足以证明于一八九九年英帝国势力在印度处于全盛期时，有帝国政客(imperial statesman)之称的印度总督寇松( Lord Curzon)所说“大英帝国是全球最伟大的行善工具”(the world's greatest instrument for good)的话是对的。
然而香港这个孤例绝非没有意义。时至今日，认为帝国主义满手血腥、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论者仍大有人在。举个例，在二零零七年三月出版的一期《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布赖恩?乌奎哈特(Brian Urquhart)还义正词严地指称，帝国主义最大的遗产就是为人类留下一连串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并举巴勒斯坦、克什米尔(Kashmir)和塞浦路斯(Cyprus)为例。乌奎哈特没有提及香港。他当然不提，因为香港的殖民地经验证明了帝国主义者不只是侵略者和征服者，也可以是施恩者，带给被殖民者法律、有效管治、科学、文明和繁荣。即使最吹毛求疵的人也要承认，这些价值和利益是超越阶级、意识形态和性别而惠泽每一个香港人的，它们为英国在香港的统治提供了充分正当性。
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的与众不同，塑造了香港独特的城市性格，以及香港人那种自觉高人一等、凡事皆可置身事外的例外主义心态(Hong Kong Exceptionalism)。香港人的例外主义心态对香港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决定性的影响，它给予香港人一种敢于尝试、大胆创新的冒险精神，一种“香港式的破格”(Hong Kong license)，为香港在文化上的自我书写、在经济上的屡创奇迹提供了雄厚的精神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