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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偶偏见而不失诚实的资产学者张五常：天下同声一哭,也谈学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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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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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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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仰望星空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天下同声一哭——从陈希同《报告》说起
张五常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于七月六日由新华社正式发表，-举世哗然！这个长达二三万字的报告，显然是今年学运以来的几份重要的官方文献之一，将来的历史学者是不会等闲视之的。
今天的历史，本应是由明天的人来作阐释的。陈希同所讲的话虽大有历史价值，但我毕竟是今天的人，所以陈市长姑妄言之，我就姑妄读之。另一方面，我虽自称是「书生-论政」，但书生之见，是不足以阐释陈市长讲话中一些深不可测的论点。
问题是，新华社发稿后的几个小时内，有两家香港报社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大谈该文的重要性，而又同时指出，该文的第一章，以「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为题的，-暗示着我是主角！这当然把我吓了一跳。到了次晨，陈文见报了，就有更多的朋友奔走相告。我于是想，对陈市长的讲话我是要作点客观的响应的。时逢暑假，而母亲又进-了医院，我总是提不起劲执笔。本来是有时间性的响应，一拖就拖了个把月。
巧合雷同，呼之欲出
陈市长的讲话开始时说：「一九***年春夏之交，从四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这里所指的「极少数人」，当然与我无关。但是，过了不久，当他谈起去年九月时，就提到「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他跟着所说的「不正常活动」可圈可点：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同志去年九月十九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
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读了这一段话后会纷纷打电话给我呢？答案是颇为明显的。第一，陪同佛利民（大陆称弗里德曼--那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去见***的是我-。第二，虽然我与赵氏的「智囊团」没有「密切联系」，但我认识其中好几位，而在香港「大肆进行宣传」佛、赵会面的人，只有我一个。第三，「《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显然是弄错了。李怡给我作的访问没有提及「独裁」这回事，但一提到让***有「独裁」改革的权力，香港的读者就会想到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曾经这样说）。陈市长看来是读了《解放》杂志批评我的「独裁」建议与李怡连带在一起，就产生了混淆。是的，我虽然没有「呼吁」，但一向不反对在中国的-经改过渡期中，明智而又仁慈的「独裁者」是可取的。第四，《解放》杂志提到「倒邓保赵」那一期，是以我作封面「人物」，其中有三篇文章把我牵涉进所谓「倒邓保赵-」内，使我发了脾气，导致香港去年论坛上的一点风雨。
陈希同市长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没有提到香港某教授等的间接指责。这一点，我是感谢的。甚至连去年十一月二日我在《香港经济日报》所发表的、后来被一些人认为是-今年初兴起的「新权威主义」大辩论的导火线——《假若***是个独裁者》——陈市长也没有提及。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我是学者，从来不搞政治，就放我一马。更可能-的是，他在作报告时从来没有想过张五常这个人，或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但他在上文所提及那一段的几点中，巧合雷同，使香港的敏感读者们有了误会，就想到我-这边来。香港的读者对我过于「重视」，的确是「由来已久」。我想，就算是误会吧，我也应该加以澄清。
票价奇高，需要宣传
佛利民要到中国大陆去，是去年二、三月间的事。我在四月（去年）打电话问他，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他回答说：「中国的行程由你安排好了。但我不想到北京和桂林去-，因为我在一九八○年到过了。」我想，桂林是风景名胜，而名胜之地中国有的是，他应该到西安走走，但八年经改后的北京新气象，他怎能不去看看呢？我知道佛氏不会-相信我说的北京今非昔比，要用什么办法引他到北京去呢？
我于是写信给北京的一些朋友，说：佛利民不想再去北京，除非有一些重要人物能跟他真诚地谈谈，客套的应酬可免则免。这些朋友的回信反问，佛氏要见哪一位执政者。-我想，佛利民的思想敏捷，反应快如闪电，而说话又从来不客气，干脆利落的，台湾的一位执政者就「领教」过，令人尴尬不已，我可不要把愉快的行程弄僵了。我最初想-到邓小平（于今想来，没有要求拜访邓氏是我的大错），但一则见邓氏通常给外宾的时间很短，难以畅谈，二则知道邓氏很少接见外宾，恐怕北京的朋友碰壁，大家难为情-。事实上，北京一位朋友的回信中，也暗示要见邓小平恐怕不易。李鹏呢？他是佛利民的后一辈（年轻十五岁），我恐怕在会面时佛氏的措辞会像教学生似的（英国的一位-执政者就曾如此这般地受教了）。
我于是建议要见***。到了六月，北京朋友就回信，赵氏愿意接见佛利民。从以上可见，是我代佛氏求见***，而非赵氏要见我们然后邀请的。这也是说，那是机缘巧-合与当时形势所「迫」的选择，与「动乱」的「预谋」相去十万八千里。（而且，谁能「预」知后来所发生的北京事件呢？）
那是在北戴河会议、硬闯价格开放碰壁之前的决定。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国的形势严峻，到了「存亡之秋」。我看形势不对头，就想建议佛利民暂时取消中国大陆之行。但-他已答应了上海复旦大学的邀请，并且有关的讲稿已写好了。既然要到中国、北京之行是不能取消的。我只能向佛氏解释中国形势的严峻，希望他知所适从。另一方面，我-也告诉他因为形势如是，他中国之行可能是历史性的。他说我傻得可爱。想不到，我比他更有「先见之明」！
都是香港中文大学王于渐给我惹来的「祸」！佛利民决定在中国大陆之行后到香港来，王于渐希望佛氏能替他新办的经济研究中心宣传一下。这「中心」的创立与我有一点-关系，我当然乐意拔刀相助。我想，佛利民天下知名，于是建议：请佛氏在香港作一次收费的演讲，收益全部捐给一个基金，对那「中心」可助一臂之力。王于渐立刻赞同-。
我于是租了香港一个可容一千一百七十人的会场，除了二百多学生可购廉价票外，其余的座位票价高得惊人，其中四百五十个座位的票价是每张一千元港币！（后来总收入-六十多万元，扣除费用后，基金获五十余万元，可算是一个纪录了。）
虽然我认为佛利民的号召力非同小可，但一千元的票价实在是胆大包天！要是门票卖不出去，除了位置「高高在上」的学生座位以外，其它座位空空如也，我的面子可以不-顾，但佛利民的面子怎样呢？宣传是需要的。我在去年六月十五日为此发表了《佛利民现象》，客似云来，我可还是不放心。所以当《九十年代》的李怡要求我在北京回港-后作第一时间的访问，我就一口答应了。事实上，我不仅答应李怡，也安排了《香港经济日报》及《资本杂志》给佛利民作访问（他们是要捐钱给王于渐的「基金」的）。-另一方面，佛氏和我在中国旅游时，我尽量让香港的记者加以报道，希望能增加收费演讲的号召力。
李兄要第一时间访问我的原因，是我于九月二十日回港，而《九十年代》要在十月一日面市的。他要求二十日晚上访问，我好不容易推到二十一日的早上。《解放》杂志的-主事人见这访问来得那样快速，就说是有「预谋」，在时间安排上说，那是对的，但说我有什么政治企图、居心，搞什么「倒邓保赵」，就实在是想象力过于丰富而看不起-我。我曾经为了赞扬邓小平而给台湾弃稿，受了「辱」，而在两年多前的安徽合肥学运后我对邓氏批评有所保留，也给朋友私下里批评了。我对邓氏的观点历来都没有多-大改变（现在也没有），然而，我也一向认为，人过了七十五岁是不应该继续执政的。邓小平如是，***也如是。
话得说回来，决定要多些宣传时，我没料到九月二十日回港后发现，佛氏演讲的入场票竟被抢购一空，甚至有四百元的票价「炒」至千多元。其后我为赵、佛之会面写了几-篇文章，是因为跟佛氏一样，我对***有点衷心佩服，而我又觉得那会谈有历史性意义，应该有些记录。
陈希同市长所说的「大肆宣传」，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我那几篇关于赵、佛会谈的文章，在好些地方都有转载。这样，本来的几篇就变了几十篇，「大肆」之至了。
特权分子要走印度之路
近十年来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改革的困难程度与艰巨工程中所受的阻力，罄竹难书，就是乐观如我，对其成功的机会也从来不敢高估。四年-多前，我断言中国不会走回头路--不会重走那大锅饭与铁饭碗的老路--在今天我还是这样看。但在当时，见到势头转歪了，我就大声疾呼，说中国有七成的机会会走上-印度之路。那是一个政府垄断国营企业、分类管制、贪污有界定权利的制度。只要贪污的权利一旦分清楚了，河水不犯井水，更多的改进就不可能了。印度一直在谈什么民-主，有什么直选普选，但四十年来还是依然故我，民不聊生，改革又有何见效？印度人有悠久的文化，有先天的智慧，只因为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就命途多舛！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指出中国大陆比较容易改进的，都办得差不多了，但远为困难的局面将在前头，因此对之不敢乐观。话虽如此，我还是将走上印度之路的可能性减至五-成。这是中国大陆半个世纪以来的黄金时代。跟着而来的、从安徽合肥起的学运所引起的发展，使我立刻将「印度机会」升级，从五成升至六成。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情况。
到了一九八八年春夏之交，邓小平与***说要硬闯价格开放，我一听就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远在一九八一年，我断言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困难，是开放改革与特权利益-的冲突。其后每隔数月我就将这困难重提一次，认为除了以金钱或资产将那些特权买过来，使他们弃官从商，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顺利的办法能闯过这一关。（最近北京宣-布不准高干子弟从商，会弄巧反拙，因为这会使他们弃商从官了。）我也认为改革与开放的速度是越快越好，因为闯关是要有冲劲的。价格管制--这包括物价管制、利率-管制、汇率管制、工资管制等--使特权分子有大利可图。硬闯而放之，是一个取缔特权的大胆尝试。当时我想，特权既然难以买卖成交，那么硬闯也是办法。我于是眼在-看，耳在听，脑在想，心在跳，一身冷汗，静观其变。
殊不知到了去年七月，一闯就闯得头破血流！作为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我的心很沉重，差不多连跳也跳不起来了。理智地想一下，我就将走印度之路的机会提升至八成-。今年春天，北京的一些经济学者也说中国是像印度了。到了四月，我有机会遇到几位我很欣赏的、访美后经港回大陆的新朋友--几位四通集团公司的主事人--在晚饭-的席上我问了一些问题，就意识到特权与开放的冲突，已白热化而达至顶点。最近学运所引发的事件，只不过借题发挥而已。
今年五月初，我替《法言》杂志写的一篇文章（六月初发表），就直指假若***下台，中国走印度之路的机会是九成，而假若北京又大事压制沿海一带地区的发展，则希-望尽去矣。
***有独步单方
中国经改的困难自成一家，怎样才可以闯关难以肯定，但哪一种办法闯不成倒是可以肯定的。我以为那人云亦云的所谓民主投票，不会有建树，反而有可能弄得一塌糊涂。-去年我曾建议（前年评论学运时也同样建议），让一个明智而又仁慈的人有「独裁」的权力作改革，应是上选。在这点上佛利民只同意一半。他老生常谈地提出承继的困难-，指出不少愚蠢暴君的经验来。但我认为中国既然前无去路，大赌一手「独裁」改革是值得的。后来在北京兴起的「新权威」论，择其佳处，大有可取，但这辩论的整体却-不够水平。
我建议***「独裁」改革，是因为我认为他在明智那方面是及格的。但我并非由于欣赏***而主张独裁改革，而是由于中国的情况，在今年学运之前已陷于困境。中国-要到改革大有所成之后，才能搞什么民主投票的。
但以***为「独裁」者，是有其另一面的重要之处。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而又不愿意行私产制度，那怎么办呢？这是经济学上一个极为湛深的问题。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形象，但又要有私产与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力，而这二者并驾齐驱，又要搞得象样，不至于挂羊头卖狗肉。说实话，我想不到哪一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能-有可行的答案。
就算北京一反常态，指明要将共产改为私产，也是难于上青天。然而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权既要鱼，又要熊掌，岂不是难上加难？在这个千载难逢的经济难题上，***与他-的智囊团显然是下过很大的功夫。把他们的零碎工程加起来，有系统地组织及改进一下看看，其效果使人有鬼斧神工之感。在这方面我也曾逢场作兴，在外围按部分析，觉-得对自己的知识大有裨益。
这个鱼与熊掌可以兼得的妙方--可以说是赵氏的独步单方（其实邓小平对此也有大贡献）--是这样的。第一，将两权--所有权与使用权（或经营权）清楚地分离。第-二，把国营企业搞彻底的承包制。第三，有了彻底的承包，以股份制使权利有明确的界定。第四，让私营企业及三资企业发展，自由地参与竞争，废除国营企业的垄断权。-第五，取消一切价格与进出口管制。第六，改善银行制度，以控制货币量的办法来控制通胀。
这鱼与熊掌兼得的办法，虽然比不上舍共产而取私产来得易办，但仍可以有类似私产的生产特效，可以利用自由市场的活力。在这问题上我与佛利民谈了很久。起初他有点-保留，后来是同意了，认为最佳的资本主义与最佳的社会主义是会汇合在同一点上。这是中国大陆十年经改对经济学的一个大贡献。如今赵去江来，不知那独步单方是否失-传了？
大家都希望见到奇迹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是成功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奇迹。很多学者为了要亲眼见到，都希望中国能好起来，默默地为她祝福。佛利民是其中一个。陈希同市长竟然指他为-「动乱」的「预谋」因素之一，是表错了情，也可说是度错了君子之腹。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有科学上的好奇心，我当然也要一睹奇迹为快。但我与佛利民有一点不同处：——我是中国人，由于血浓于水的关系，当然有更大的关心。除此之外，我从来不认为我可以改变什么，虽然有时关注之情，溢于言表，在行文中使人觉得我是有意推行改革的——。
在一篇谈及方励之的文章里，我批评方氏的一个缺点，说他患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不治之症︰过于热爱国家，过于热衷于国家的改进。其它知识分子之如金观涛、刘宾雁-、戴晴、曹思源、李洪林、王若望……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关切越深，其言论有时会使人觉得是「造反」。在这次学运中，言行变得大为收敛、慎重之如方励之，也-被通缉，不免令人觉得北京政权实在是太无雅量了。这也使人意会到这政权自知是犯了大错，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以为乱捕滥杀就可以斩草除根，然后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是的，任何稍知自量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明白，中国的命运是大势所趋，不是一个或几个书生就可以将历史的巨轮扭转方向的。方励之说民主是要争取的，但私下里问他，-知道他无能为力，其意见是，在暗地里搞什么组织是愚不可及的。他只希望能与执政者展开对话；然而，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微不足道的要求，就成了「反革命」之-罪。
我不否认一些人盲目附从，不否认一些人藉着学运而大出风头，过一下「英雄」之瘾，也不否认一些自以为是了不起的青年，不知天高地厚，高估了自己的本领，搞一些「-地下」组织。但这些个别的行为显然不成气候，更不要说有什么大作为了，北京当局大可视若无睹，一笑置之。不幸得很，与此相反，当局显然是将「爱国」与「反革命」-的概念混淆而将二者打成一片，竟以乱杀、乱捕、乱禁的办法来赶尽杀绝。如此一来，不造反的要造反，在地上的要跑到「地下」去，和平的要被迫拿起武器来。本来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骤然间变为一大群了。假若毛泽东仍在，他也会大叫：乱来不得也！
同情不等于同意
毋庸讳言，我是同情北京学生的。我也被他们的决心感动了。不仅我是这样，而且也想不到有哪一位我所知的学者没有同感。但我的支持只是局部。我同情北京学生及***-人士，但对他们的主张，有好些地方我不敢苟同。不满意于所见的效果容易，但要知道怎样做才能得到可取的效果就困难得多了。
三个星期前我在美国与佛利民详谈中国学运的悲剧时，他突然问：「一位朋友认为，北京一些***人士的共产思想很重，比压制他们的政权还要『左』，你怎样看？」我回-答说：「这也不无道理，虽然说得夸张一点。我是支持（同意）中国***人士所反对的大部分，但他们所赞成的，有好些地方你和我都会反对。」
我于是举出刘宾雁的例子。我尊敬刘宾雁的气节，几乎支持他所反对的一切，但他高举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以为人性可以更改，低贬美国的「精神文明」，我就不同意了。-说起来，我想不到刘氏在思想上有什么观点与北京政权的表面言论有什么不同。这政权指控刘宾雁，似乎只是受不了他的批评而已。而这些批评，北京当局在言论上也类似-地那样说。
我提到严家其，指出他认为搞放开价格是邓小平的大错。但是，若价格不放，特权得益，人权于是不平等，民主又从何说起呢？我跟着谈及吾尔开希。这位死里逃生的青年-，用了二十多分钟、数以美元千万计的举世瞩目的电视黄金时间，从头到尾大呼口号，没有内容，真是「走宝」之至。我谈到柴玲，认为她的录音令人感动，但只是感动而-已……
不要以为我低贬这些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了。不要以为我一般性地反对他们所赞成的。像方励之与戴晴等人的观点，有很多地方我是欣赏的。但文革十年对知识极力摧-残，或多或少总有点后遗症。中国大陆的***人士还需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民主究竟是什么，不是信口开河的话题。以教授的资格来品评，中国及香港的民主言论，连百-多年前米尔的水平也远为不及。在知识上中国要急起直追是明显不过的。可是如今，为了要赶尽杀绝，这政权就比秦始皇厉害数十倍，将书大禁特禁。现代化成了笑话！
微妙的言论转变
基本一点说，我反对中国***人士所赞成的，是因为他们的理想不切实际，可望而不可求。四十多年前，在毛泽东写《沁园春》时，类似的理想令不少中国人民兴奋。到了-五十年代，家喻户晓的《东方红》，曲词内有「为人民谋幸福」之句，使激动的歌者潸然下泪。理想与愿望是人之常情。有谁不希望生活过得好？而政客呢？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利，但在言论中他们总会说一些为人民谋幸福的话。
然而，在北京大镇压后的今天，我发觉到一个令人费解的微妙转变。政权所用的口号还是经济改革以前的「光荣、伟大、胜利」之类的空话、术语，「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解释是什么--是不好的，要打倒；伟大的思想要坚持--都是老生常谈--但人民的生活怎样就完全没有提及！
是的，在近来排山倒海的北京言论中，我没有看到、听过半句关心人民生活的话。在中共革命初期，这些话中听不中用，是不切实际的理想，是衷心还是假意我们不知道，-但还是一遍一遍地说了。到了今天，这些话连说也懒得说。四个坚持是为了什么？反对「资本主义」是为了什么？「光荣、伟大、胜利」从何而来？以坦克车，冲锋枪清理-了天安门广场，就算是伟大吗？
是的，陈希同市长的讲话（「平乱」报告）有代表性。在二三万字的长文中，我找不到半句关心人民生活的话。这样看来，北京政权在今天支持共产只是为了共产，四个坚-持只是为了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只是因为这个名目本身是大罪。人民生活的效果对他们是无关宏旨的。
连不切实际的理想的话也懒得说，是中国大陆政治言论的一个微妙、有趣的转变。
两个现象深不可测
北京处理学运的手法与言论，有不少地方我们难以理解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发觉有两个现象深不可测。
仍然健在的几位革命元老，要维护他们的权益是不难理解的。但他们都在八十岁以上了，生活舒适，对物质享受的要求不会像我们年轻一两辈的人那样大。以经济学上的功-用函数理论作分析，他们所关注的应该是自己将来在历史上的声名。事实上，一个领导人在晚年之际要争取万世流芳，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一。
然而，从北京处理学运及一连串的事件看，中共的元老似乎对历史的评价漠不关心。要是中国大陆还是像昔日那样闭关自守，那么闭门自造历史也无话可说。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已有十年，应该知道历史怎样写是不会让执政的人刻意左右的。
文采斐然之如毛泽东，在晚年时对自己的历史地位还是有所顾虑，而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证明他当年的顾虑是有先见的。为什么支持开放十年的北京元老，竟然置自己的-历史地位于度外？事实上，在这个年代，在世界渐趋大同的今天，一个中国领导人要名留青史，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它年代，任何其它地方，远为容易。为什么轻而易举的-重大收益也不要？此乃难明之一也。
权力斗争四十年，成王败寇，这样的生涯应该不好过。即使像毛泽东那样长胜不败，或像邓小平那样三下三上，总不免日夕提心吊胆，坐立不安。领导人如是，老百姓更如-是。举国民不聊生的不幸姑且不谈，凡事要歌功颂德，言不由衷，比「资本主义」下的市侩还要贱价地将灵魂出卖，日子怎会过得愉快呢？
我不敢在这里大赞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享受，但那里的确有言论的自由，有求知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可以照顾朋友，也可以不照顾朋友，可以用功赚钱，也可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也是在美国，每个人都可以参政，也可以大骂政治，既可以大展鸿图，亦可以安分守己。物质享受姑且不谈，这样的生活不是很写意吗？没有哪一-位有道行的经济学者会把物质享受放在至高之处的。私有产权对物质的供应如有神助，但物质之外，精神上的写意生活难道也不重要？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任何社会都是如此。在中国大陆，得势的干部是适者，是赢家。可是他们总应该知道，他们的生活并不写意。漠视人民的生活而为自己的利益设-想，经济学者难以厚非。但自己儿女及儿女之儿女的未来日子，怎可以不为之设想一下？难道大陆的执政者希望自己的后代，将来会像今天大陆的知识分子那样过日子？难-道他们但求后代有一官半职，懂得怎样面面俱圆地大唱官腔，就觉得生活写意了吗？此乃难明之二也。
结论：天下能不同声一哭乎？
我没有改革社会的意图，更没有以为自己能够改革中国的幻想。要不是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大陆逃过难，见过每隔几天就有一位小朋友离开人世，我今天不会为中国的青年-大发牢骚。有感而发的牢骚，说不上有什么意图。老实说，四十余年前的众多小朋友之死，比不上今天的北京学生之死那样令我心境难平。牢骚是要发的。我明知感情表达-与理智分析连带在一起的文章不易写，但还是写了。
我对历史下过一点功夫，对历史是尊重的，知道史实是不能由像我那样的人更改。然而，为历史作一点客观的见证，是我的本分--我以此谋生。从一个狭窄的角度看，这-也算是「影响」历史了。
我在上文提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黄金时代是一九八六年。那时邓小平还有两大支柱：胡耀邦还是总书记，***还是国务院总理。虽然那时大陆的经改一波三折-，但改进的速度快得惊人。然而，那时有不少人见到大陆有许多说不通的事就破口大骂。我为当时的改进击节赞赏，也被香港一些所谓民主人士骂了。不知今天这些人会怎-样想？
在那黄金时代的日子里，我希望中国的改革还能快马加鞭。我明知欲速不达，但不加速，又怎有信心闯过「印度」那一关？也是在那时，胡耀邦说大陆传媒的报喜与报忧应-该是八、二开，我就对他批评。于今想来，是怪错了他：八、二总比十、○好得多。
炎黄子孙就有这样的一个弱点：热情有余而实际不足。同情北京的学生，对他们关怀，但他们毕竟年少无知，不识进退！一九***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有三百万人**，表-达他们内心的共鸣。适可而止，学生们应该回家吃饭、上课了。要表达的既已表达无遗，就应该得些好意须回手。那天晚上，我对着电视发呆，到十八日凌晨四时才睡觉，-醒来窗外日迟迟了。蓦然惊觉，我立刻挂个电话到北京给方励之，请他尽快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们回家。我说得很清楚，那是百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而劝学生们回家，我想-他是可以办到的。他也同意学生应该适可而止，说很多关心的朋友已经尽力而为，但结果还是如此，所以他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两年多前的学运倒了胡耀邦，今年倒了***。这是中国经改的一个大悲剧。然而，天下的人都同情促成这悲剧发生的学生运动，天下的人能不为此而同声一哭乎？
假若中国大陆没有学运的出现，那里的改革会怎样呢？将来的历史学者这样想时，会感到惘然。是的，长远而言，学运可能会带来好处，但也可能促成中国走上印度之路。-在这点上，刘宾雁、严家其等人比我乐观了。就算北京政权在不久的将来会因此而兵败如山倒，其体制改革速度也很可能不及学运出现前那样快。
我重读两年多前，我为起自安徽合肥的学运所写的文章而无限感慨。今日重读，我对该文的结论觉得满意。这结论想来陈希同市长可能会同意的。兹仅录有关文字于后：
只要年青人不是强词夺理，不是盲目附从，而能清楚地明白他们所需要的，没有人可以反对他们对制度改革的要求。这是因为改革制度是历史的事，不管是好是坏，将来的-中国是现在的青年的天下。
中国现在的高层领导人，也曾年青过。想当年，金戈铁马，他们以自己的信念与热情来改革中国。可惜的是，他们当时的信念是基于错误的讯息，只赢得江山依旧，民不聊-生！
今天中国学生的讯息是大有不同了，但以上街行动作要求，是否弄巧反拙，倒是一个疑问。这疑问的主要理由，就是假若我对上街运动的学生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他们-所要求的，近几年来可说是一日千里。起码在表面上，他们「上街」所带来的效果，似乎是适得其反，不能加速体制改革的速度。
我也认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思想教育，中国的学生对历史缺乏认识。他们可能认为中国政策上的一放一收，官商勾结，贪污问题严重，是改革的倒退。但这些事是改革过渡-期中无可避免的。我常说，中国可能走上印度之路，可是由一般观察所得，中国能避开这歪路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上街的学生又可能认为，以民主投票的办法来协助体制的改革，可事半功倍。这个观点，历史的经验是不支持的。我不是反对民主投票，但在改革的过程中，明智的「君主-」式「专政」远胜民主投票是可以肯定的。当然，中国的执政者不一定明智，更何况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但「专政」改革与「民主」改革这二者的选择，对于「百-废」了近二百年的中国来说，我倒乐于走其「险着」，毫不犹豫地选取前者。……
严寒的天气减少了这次学运的人数，而政府以并无说服力的教条言论来加以压制，于事无补。学运再来的可能性是不能低估的。有秩序的**，因几个好事之徒而引起动乱-，从学生到工农的参与，从民、警而至民、兵相对，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的是。中国再也不能多付出一次流血革命的代价。就算不流血，没有革命，官、民的冲突所引起的-混乱，教条言论的威胁，对外资内资的信心怎会没有不良的影响？而那些地方性的有意图改革体制的干部，又怎会见压制或镇压的手段与言论而不生畏，又怎会不为自保而-置改革于度外？
**可乱，镇压惊心--这二者加起来的困难不易解决。历史的经验没有妙方。但有三点我是可以指出的。
第一，学运所引起的烦扰与开放的多少是成反比的：此上彼落。中国的南方比北方开放；学运之势在南方远为轻微。而在中国的所谓「保守」的革命元老，都是较少到外国-走动，少看今天的世界。他们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由」，在今天的先进国家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一回事。
第二，让学生们搞一些以不损害他人名誉的言论自由的刊物，是刻不容缓的。书面的表达不仅是比「上街」远为平和，而且写下来的争论，对思想的启发，对知识的增长，-都大有裨益。中国应该担心的不是学生的要求，而是这要求是否经过清晰而慎重的思考。如果不能自由发挥地将思想写下来，就难有长进。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的人一致公认-的经验。
当然，自由的言论可能触犯了党的立场。但这立场的可取与否，是应以自由的言论为试金石，更何况中国的执政者认为党与政是应该分离的。
然而，目前北京所采用的手法，适得其反：言论受到大力的压制。这不能不使我提出第三点：政府要约束哪一种行为是应该说得一清二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术语-（及其概念），与中国多年来所用的约束行为的术语（及其概念）的相同处，是模糊不清。不明确的约束--像三年前的「反精神污染」——若只是象征式地施行还可，但-若大事推行就使人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杯弓蛇影，而新兴的市场对此类「风声」更是敏感的。不知道政府要约束、要限制的究竟是什么，-经济即使不倒退也会裹足不前的吧？
很不幸，政治与经济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在中国，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尤大。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中国还是不会走回头路的。然而，这点个人之见，并不等于投资或生-产的人不会由于近日高调子的言论而失却了近几年来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信心。民无信不立！难道中国几年来艰苦经营所得的进展，真的要胡里胡涂地毁于一旦？
（录自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所写的《也谈学运》一文）
作者：仰望星空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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