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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附庸风雅系列：画家村里的爱情故事－卞庆奎（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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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风雅系列：画家村里的爱情故事－卞庆奎（转贴）

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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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元勋
声望: 大师
性别: 性别:男

加入时间: 2004/02/21
文章: 26038
来自: 中国美国的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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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附庸风雅系列：画家村里的爱情故事－卞庆奎（转贴） (1358 reads) 时间: 2007-2-07 周三, 12:58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画家村里的爱情故事－卞庆奎

　　刚到北京，它就给我一种闲人多、闲聊多、闲事多的感觉，这种感觉虽历经数年风雨，至今却仍未磨去。这种感觉，很像１９世纪的艺术之都巴黎给人的感觉。北京有那么多名胜古迹，那么多小胡同，又有那么多搞艺术的。这一点，和巴黎是极为相似的

　　后来，当我事业有成时，我有幸去了趟巴黎。在巴黎，无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张张独脚的小圆桌组成的露天咖啡座，在彩色缤纷的阳伞下，闲人们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叫上一杯咖啡或其他什么，一泡就是一天半日。尤其是巴黎的文人，他们对咖啡更是情有独钟。

　　与巴黎比起来，我们中国除了北京，还有上海、广州两个城市也有可能成为艺术之都，可惜的是，上海居住条件太差，广州的繁华则容易使人浮躁，只有北京，才最有条件成为又一个世界艺术之都。

　　北京，我爱你！虽然，我也曾一度憎恨过你，但这丝毫不减我对你的热爱。是的，我爱你，就像爱着生我养我的母亲！

　　如果说，我选择做画家与凡·高有关，那么我选择到北京做一名“北漂”，则与圆明园画家村，与北京对我的这种诱惑有关。

　　早在念初中时，我就读过由欧文·斯通撰写的《凡·高传》。凡·高一生都在贫困和饥饿中度过，如果没有他善良的弟弟提奥的倾力相助，他的生活将会更加狼狈不堪。他当然不会想到，在他死后的第９７年，在著名的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他的画卖出了３９９０万美元的高价。

　　凡·高的一生都在渴望爱情，可不幸的是，没有一位女子能爱上这样一个丑陋的生活的梦呓者。无数次的失败伴随着他，当他割下自己的耳朵，洗净后送给一位他认识的妓女后，他被爱情、也被生活彻底地抛弃了。

　　正是在凡·高精神的激励下，我爱上了绘画。随着绘画水平的不断提高，读高一时，我瞒着父母，参加了全市的一次美术比赛，没想到竟获得了一等奖，这激发了我献身绘画艺术的野心。高考在即，我又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偷偷地报考了美术专业，并很荣幸地被省美院录取。

　　一切都遂了我的心愿，只可惜那是一个让人不容乐观的时代。那时的中国整个美术市场都很混乱，美术作品老百姓买不起，国家也不收购它们，若收购也只是象征性地给点钱，于是只有卖给外国人，于是便形成了外国人的口味、外国人的金钱控制了整个美术市场。

　　在这种大环境下，美院当然也不可能是圣殿。美院根本不会去考虑学生的出路，在校４年画４年的素描，拿到社会上去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是一种畸形发展着的艺术，这与我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很快，我厌倦了这种呆板无趣的校园生活，没等毕业就离开了学校，跑到北京做了一名“北漂”。我自然有过心理挣扎，可在理想面前，这些挣扎通通被无可遏止的激情所代替。

　那是１９９４年的秋天，距离现在已经整整１０年了，我也由一个桀骜不驯的热血青年，被生活驯化成了一名成熟而稍显世故的“艺术长者”。在无数个黎明黄昏，亦或辗转难眠的夜半，回首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我不禁感慨万端。

　　我家住在杭州，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可是我却对它没什么留恋，或许是熟悉的地方没风景吧。我决定北上，没有人为我送行，只有一只行囊和一个画夹陪伴着我踏上这变幻莫测的孤旅。

　　第一次来北京，像所有第一次出门远行的人一样，一路上我瞪大双眼，好奇地望着车窗外陌生的世界，让我失望的是，直到临近北京城，我看到的都是一派破败的景象。这与我对北京的想像出入颇大。

　　汽车到站后，我打消了逛一逛北京城的念头，直接拦了辆出租，让司机把我带到画家村去。出租刚一启动，我就闭上了眼睛，我想像着一睁开眼，便会来到一个像巴黎那样充满着艺术气息的村落——艺术之村。

　　不料，画家村也让我大失所望。所谓画家村竟是一个看上去十分脏乱的村落，垃圾任意撒在路上，虽是秋天，也有苍蝇成群飞舞，时不时有脏水从门口毫无防备地泼出来；房子破败的居多，来来往往的人衣衫不整、垂头丧气。这哪里是北京呀，分明是个偏居一隅的小山村。

　　让我又好气又好笑的是，刚走近村口，我就碰到了两个头发凌乱、穿着劣质衣裳的青年男子，他们向我走来，压低声音问：“哥们儿，要不要碟片？看了很过瘾的哟，买几张看看吧！”

　　我吓了一跳。见我惊慌，其中一个青年嗬嗬地笑了起来，另一个则向我解释说：“哥们儿，买几张吧，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可以便宜点给你，外国的中国的都有。”

　　说着，他亮出一个蛇皮塑料袋，摸索半天掏出一张ＶＣＤ光碟，把外面的封套亮给我看，我瞥见是一个全裸的外国女郎，一双大腿向着画面外张开。

　　我虽然在美院时见过几次女模特的裸体，但光碟上的全裸女郎仍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不敢看他们的脸，转身就走。两个青年哪肯放过我，追在我后面大叫着：“哥们儿别走呀，便宜点卖给你，３０元，３０元随你挑——哎哎，傻×！”

　　我背着画夹，摆脱了这两个苍蝇似的人后，开始挨家挨户找出租屋。让我失望的是，每走过一个小院，都见门上贴着一张“本院落无房出租”的告示。无房出租，还写广告干吗？不过，这反倒证明这一带有房出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沿着村中小路绕了好长的圈子，可是并没有发现哪个院门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而这里的院门又大多是关闭的，一时也很难找人来问。我踌躇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决定问一问过路的人。

　　正想着，见一位老者拎着鸟笼向我走过来。我满脸堆笑，叫住这位老者：“大爷，向您打听一下，这一带有房子出租吗？”

　　“这一带都是出租房子的，不过最近有没有空房我不知道。今天几号？”老者停下来，晃着他手里的鸟笼说。

　　“２３号。”我想了想答道。

　　“那可就麻烦了。”老者说，“一般月底才有房子，因为那时会有许多租着的人退房。２３号嘛，还早。”

　　恐怕得住几天旅馆了。看看太阳已缓缓西沉，我感叹时间在这个时候过得好快，真是该快的时候太慢，该慢的时候却又太快。我决定先定下旅馆再说，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出村，往北大后门走去，想着北大的招待所可能会实惠些。

　　到了北大后门口的那条流向清华的大水渠旁，正要找人问进北大的门在哪儿？招待所在哪边？一眼却瞥见了电线杆上的租房广告，可惜后面的电话号码让人撕掉了。我立时领悟其他电线杆上也会有这样的广告，忙奔向另外的电线杆，确实每一根电线杆上都有，只是通通被撕过了，没有留下一个电话号码。

　　我摇头苦笑，放弃了希望，然后找了一个在公交站牌下等车的小姐，问北大怎么进去，知道招待所吗？小姐笑了笑，抱歉着说不知道，她对这边也不熟。正在这时，我在站牌的背面，发现了一个租房启事。我于是拨通了那个电话，按照对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路线，我很快找到了他家的那个小院，看了看房，觉得还不错，最后以６５元的价格租了一间七八平米大的小屋。

　　就这样，我住进了画家村，我的“北漂”生活也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从搬进画家村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得不忍受每天从早到晚从隔壁院落里传来的又锯又敲的声响。原以为那儿住了个小木匠，后来才知道对方自己动手做画框。不知道他一天能画多少幅画，但我确定他一天至少能做１０个画框。

　　和我住一个院的，是做装置的，曾经看到他有一整天在院子里拆沙发——那个沙发是从小区的垃圾堆里捡来的，他把沙发表面的蒙布掀开，把里面的弹簧全部拆下来，再把弹簧上缠的小布条拆掉，一边拆还一边按着弹簧说：“你看，质量多好！”

　　这些“质量好”的弹簧，后来成了他装置作品里的材料。不久，他就靠着这些作品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参加了一个国际大展，获得了大奖，并靠着这个大奖留在了加拿大，成了画家村中一个颇为传奇的成功人物。

　　这位做装置画的年轻人叫宋双，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来到北京不到一年。由于身处热带，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他的性格和作品也同样可以用一个“热”字来形容。而他的作品也主要表现的是热带风情，色彩丰富而鲜艳，带有很强烈的民族特色。

　　这正应了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与幸运的宋双比起来，我在成功路上所付出的代价，就显得大得多，甚至一度超出了我来北京前的想像。

　　到北京后不久，我便面临了经济危机。来北京前，我卖掉在美院学习两年所积累的所有生活用品，只换得了１００元钱，加上我攒下的父母给的那２００元生活费，一共只有３００元，带着这３００元，我莽莽撞撞地闯到了北京。

　　从杭州到北京的车票加上房租，再加上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一个月不到，２００元便花光了。而我开夜车赶出的几幅画，却一幅也没有卖出去，这完全打破了我当初的设想。看着塑料袋子里那不多的几粒米，我明白我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躺在床上不无自嘲地听着肚子里发出的怪叫声，我感觉有一块大石头压到了我的胸口上，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原先是这样设计的：“堕落”一次——一生只准“堕落”这一次，用最快的速度，画几幅市面流行的画，卖他千儿八百元钱，然后靠这些钱生活三两个月，埋头搞我的“艺术创作”。

　　我要画就画出精品来，到那时，我的一幅画就不是那些“堕落”的画价可以相比的了，千万百万暂时还不忙着去想它——那是早晚的事，十万八万块钱一幅画总可以了吧。有了钱后，我不就可以安心地搞我的“艺术”了吗？

　　这个时代，只要有才，就会有“财”，有了“财”我还怕饿死，还怕在北京待不下去？只要在北京立住了脚，成了气候，凭借着这块跳板，冲出亚洲乃至走向世界，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

　　我非常自信，可现实却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把我打蒙了。看着我的那一摞“堕落”的画真的“堕落”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再想着自己现在已经身无分文，眼看着要到月底，再不交房租怕是要被管大爷扫地出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被逼无奈，我决定到公园给人画像去。画像虽然丢人，但总比沦为乞丐、总比活活饿死的强。

　　刚来北京时，一次去公园散步，看见一个自称美院的穷学生坐在一只小凳子上给两个中学女生画像，因为画得不像，其中一个女生拒绝付那几块钱画像费，那个穷学生为自己辩解说：“这是艺术懂不懂，画得像谁不会，但那是画匠，似像非像才是艺术呀！”

　　我听了觉得好笑，一笑他手艺不精竟敢出来画像，二笑他的这种谬论。什么艺术呀，你就别糟蹋艺术了吧，艺术就值几块钱当街卖？

　　对这个穷学生的行径，我很是不齿，觉得他糟蹋了艺术，为了几块钱就这么下作，真没出息。但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仅仅不到一个月，今天我竟也落到了这步田地。虎落平川，蛟龙搁浅，没办法呀！

　　我在清华大学附近摆了个画摊，开始给过往的行人画像。还好，刚开张就有生意了，画像的是个年纪不大的女生，穿着不时髦，不像是大学生，倒像是附近的村民。出师不利，她刚坐在我对面，我拿起画笔正要画，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警察。

　　外地人在北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警察，就怕警察查暂住证。特别是画家村附近的警察，最喜欢查画家的暂住证了。原来我们以为，画家总比民工要高级得多，警察当然只抓民工，其实不然。据说有的画家被警察抓住后，自恃“地位”较高，还会很得意地说：“我可不是民工啊，我是画家。”不料警察说：“那就太好了，抓的就是画画的，跟我走吧。”

　　这一次，警察就把我抓住了，当场就要罚款１００元。我没钱，就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当晚就被送到了郊县筛沙子。

　　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真是奇耻大辱。特别对像我这种生来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更是“士可杀不可辱”的一件大事。在郊县当苦力那几天，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可一想到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也太冤了，那这世上不就少了一个凡·高或毕加索了吗？所以，我就咬着牙告诉自己，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不能死。我不仅不死，还要好好活着，活出个人样来。

　　幸好，苦役结束后，他们或许还想给艺术家留点尊严，并没把我遣送回原籍，而是让我继续留在了北京。我早就想好了，若他们把我遣送回杭州，我会在半道跳车逃走，我宁愿摔死，也不愿就这么灰溜溜地回杭州，那多丢人呀！

　　被关了几天，我的艺术家的自尊心被彻底击垮，我的脸皮也变得厚多了，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所以，当房租到期我没钱付，管大爷要将我赶出门时，我竟然能笑眯眯地跟他兜圈子，说什么两天内家里就把钱汇过来了，只要接到汇款，我保证立马把房租付清。如果不信，我可以白纸黑字给他立个字据，或者到时给加一些钱算是利息吧。

　　其实，这是骗管大爷的，我哪有什么汇款。自不辞而别离开杭州后，我和家里就没联系过，父母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身在何方。之所以能这么脸不红心不跳地骗管大爷，得感谢这次筛沙子经历，它让我既尝尽了苦头，也让我学会了生存的能力。得骗且骗，总不能真让管大爷把我赶出门睡在桥底下吧。

　　骗是骗，我得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否则总有一天会骗不下去，免不了被管大爷赶出门的厄运。我仍决定去给人画像，这次我选择了北海公园作为我的谋生场所。据说在那儿画像价钱高一些，生意也好做。

　　我在北海公园待了一周，这回一切顺利，不仅没有再碰到让我心惊肉跳查暂住证的警察，收入也相当可观。很快，我就把欠管大爷的房租付清了，甚至还存下了足够下一个月吃喝住的费用。

　　累了一天，黄昏时坐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往画家村赶的路上，我不禁感叹道：总算活下来了，只要能活下来、能在北京待下去，就会有机会，总有一天，我会混出个人样来的。北京真不错，能容忍我们这样一帮人存在，在别的任何一个城市我们都可能会被赶出去。

　　在北海公园，我认识了刘斌，和我一样，他也是一个“北漂”画家。

　　刘斌的经历和我几乎一样，也是不满美院的机械生活，不顾父母的死活劝阻，中途辍学选择了自由画家的道路。与我稍有不同的是，他所就读的学校就在北京。北京的学生退学选择“北漂”，似乎更让人不可理解。

　　那天，公园刚开门，我便背着画夹，靠在一棵大树上，静等行人的青睐。才站一会儿，就看见从门口走来一个和我一样举着纸板，背着画夹的人，纸板上同样写着：画肖像！

　　那个人年纪比我稍大，模样挺清秀，留着一头长发，一望便知是个专业画画的。他看见我，就走过来说：“老弟呀，你没搞错吧，这儿可是我的地盘哟，我刚回趟老家，怎么就被你占了？”

　　“这是你的地盘，我一直在这儿待着的呀，怎么会是你的地盘？”我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我明白我可能的确占了人家的地盘。不过话又说回来，凭什么这么好的位置就该是他的，谁抢着就该是谁的呀。即使以前他曾在这儿待过，但他后来走了，现在被我占了，就该算我的地盘了。

　　“我在这儿，已经好几个月了。现在你这么一来，我看我们两个人都没得酒喝了，没酒喝怎么行？”他笑嘻嘻地说，见我也笑嘻嘻的样子，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突然问我：“喂老弟，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和你一样。”我看看他挂满油彩的黄色风衣，依然没有给他挪地方的打算。见我想赖着不走，他的脸上没了笑容，说：“老弟，你难道不知道，一杯酒只能一个人喝，一个妞只能一个人泡。看来，你得另谋高就，挪到别处去了。”

　　我无可奈何地开步要走，他却又拉住了我：“老弟，这样真是委屈你了。其实看得出来，你和我一样，也混得不易，你是刚来北京？听口音你是南方人，南方人怎么也混到了这步田地？”他的声音柔和了许多。

　　“对了，你画什么？”他和我聊了起来。“油画，写实的。”我回答。他说：“现在搞写实的不吃香，除非搞商业画，可搞商业画有辱艺术家名声。作为艺术品，只有那些老教授喜欢，可老教授又不会买你的画。你得画一些让外国人喜欢的，这样才能混得转，否则便只能像我这样，做一个‘民间艺术家’了！而在老百姓普遍还没富起来的今天，‘民间艺术家’便意味着吃不饱饭。”

　　他滔滔不绝地说，言语中充满了戏谑和自嘲。见我没说话，他接着说：“所以，只有外国人喜欢你才能作为艺术家生存下去，外国人有钱，你要设法把画卖给他们。只要你舍得下脸皮，不久就可以过上香车宝马的上流社会生活！”

　　“是吗，那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画？”见他懂得这么多，肯定是个老“北漂”了，便向他请教。

　　“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搞平面画的，都不吃香，他们对装置、行为艺术更感兴趣。”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

　　“那你搞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版画。噢对了，你住哪里？”他说。

　　“我就住在圆明园，那儿有个画家村，我刚来，还没进入那个圈子。”我说。

　　“没有必要进入那个圈子。我最讨厌搞艺术的人划出这个圈那个圈的了，搞艺术的就要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圈子。我也是住那儿的，已经住了两年了。画画要靠你自己，谁也拯救不了你。”他说。

　　“可别人都说大伙住在一起有利于信息交流，我就是冲着这才到画家村的。”见遇到了画家村的同行，我很兴奋。

　　“这个嘛，也有道理。不过，得看怎么说了，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嘛。”他说。

　　我很惊讶我们就这么一下子说了那么多话。我想大概因为两人都在异乡，都太孤独了吧。

　　“这么着，”他越来越显得热情，“我们先不画画了，找个地方聊聊怎么样？我很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看见你就让我想起自己刚到北京那阵子。好啦，我们去喝酒去吧。对了，你请还是我请？”

　　“我请，我请。”我忙说。

　　酒席间，刘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青年画家，自认为画画小有成就，经常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几个同窗好友。

　　几年后，他要从大学毕业了，到了开告别聚会时，一个同学拿出张画来给他看。

　　“这幅画色彩单调，线条生硬，这个家伙根本就不会画画。”他不屑一顾地评论着。

　　他的同学却把手移开边角，露出一个签名给他看——正是这个画家当年的亲笔签名。于是大家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却非常惊讶，心里想：“这确实是我画的，但我记得画得不错啊！真丢人，我怎么能把这个次品送人……”他想要回这幅画，但好友不肯，于是他便把最近画的一幅堪称“经典”的力作作为补偿送给了好友。在同窗们的惊叹和赞美中，他赢回了自信。

　　但事隔几年的一次重逢中他又有了同样的遭遇——那幅“经典之作”看起来像是个顽皮小孩的涂鸦。对于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的他来说，这实在是个耻辱，于是他又把一幅刚完成的想要寄去参加大赛的画，一幅无可挑剔的大作，忍痛割爱地送给了这位老友。

　　时光飞逝，经过数十载的苦练之后，他终于成了全国第一流的名画家之一。而在这时，他也已步入了老年。在朋友和自己学生的帮助下，他举办了盛大的个人画展，展出了近几年他的百余幅新作，结果三天之内所有的参展作品被抢购一空，最便宜的画卖到几千元一幅，最贵的一幅竟卖了１５万！老画家从心里感到满足，同时也对几十年的努力感慨万千。

　　不久后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自己的三幅画被人以２００万元天价卖出！而在下面的插图上，赫然印着他当年送给大学同学的那三幅画——报纸上说的“早期经典作品”——而他现在看来，他在颜料盘上调色时形成的图案都比那三幅“画”中任意一幅要好得多。

　　可怜的老画家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忍不住老泪纵横，颤抖的手任报纸飘了到脚边。这个故事让我记忆忧新。

　　我与刘斌很快就成了朋友，他是我在北京交的第一个朋友。

　　刘斌住在福缘门村，我住在与福缘门隔着一条马路的娄斗桥，娄斗桥正对着北大西门，去北大食堂很方便。我常在那儿吃饭，刘斌说他也常去那儿吃饭，但我们却一次也没碰到。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以南，去那儿租房的大多是周围院校的学生，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木工、做豆腐的、卖菜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

　　有一次，我去找刘斌玩，听一位过路人贬福缘门村那帮画家：“福缘门那边乱哄哄的，你看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头发留得长长的，整天喝酒搞女人，没有饭钱就到别的画家那儿吃大户，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还谈什么艺术？整个就是一群盲流嘛，国家怎么也不管管，把这帮人都赶出北京那才叫个清静！”

　　这位过路人的话听得我脸红，仿佛他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画家们放得开，什么也不管不顾，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得很轻松，那些来村子里的女大学生们还特别崇拜他们，为他们做饭，陪他们睡觉，甚至拿自己的钱来养活他们。

　　刘斌也有这么一位崇拜者，不过那个女孩是有男朋友的，每次到刘斌那儿玩，都是由男朋友陪着来的。我第一次按照刘斌给我提供的地址找到那儿时，恰巧这位女孩也在。知道我要来，那位女孩正帮刘斌做饭，边做饭边和刘斌挤眉弄眼的，让我直以为是刘斌的女朋友。

　　饭快做好时，又来了个披着长发、手里拎着几瓶啤酒的男孩，一介绍原来他才是女孩的男朋友，刚才他到附近买啤酒去了。这位男孩显然知道自己的女朋友也喜欢刘斌，但却看不出他对刘斌有丝毫的醋意。

　　这种奇妙的三角关系让我大为吃惊，真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开放。

　　按理说，我也是搞艺术的，也在美院待过几年。照一般人看来，美院是个相当开放的地方，从这儿出来的人，如果不花心，那简直就是白痴。照这种观点衡量，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了。

　　在美院那两年，全班除了我，几乎每个男生女生都有自己的异性朋友。美院在这方面管理得较松，学生们都很开放，所以如果你去过美院，便会看到这样一副景象：在校园里漫步的男生们，几乎每个人胳膊上都挎着一个依偎在他肩头的女生。

　　其实我并非白痴，谁也不知道，我也曾暗恋过一个女孩。女孩叫郭静，是我们系里数得着的美女，追他的男生不计其数，可奇怪的是郭静对谁都不感冒，一直到我辍学来到北京，也没人把他追到手。我是个胆小的男生，对郭静除了暗恋，根本就没敢采取过任何行动。

　　也可以说，我是个有相当自律能力的男人，我不想像凡·高那样为了女人而毁了自己。在没有成功之前，我不应该让这些事情分散我的精力。

　　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刘斌显得比我超脱得多。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他现在和女人在一起，根本不会当真，只是抱着玩玩的心理。在北京本来就够苦的了，不让自己放松一下，那不把自己憋出病来？

　　对刘斌的话，我不敢苟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

　　有了刘斌这个朋友后，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充实起来了。

　　早上，我们相约在北大西门，一块儿坐公交车去北海公园给人画像，真正做到了“一杯酒两个人喝，一个妞两个人泡”。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回到画家村。

　　我们也会像有工作的人那样，选择在周六周日休息，不工作的时候，刘斌就会拉上我去他那儿喝酒，当然我也会请他到我这儿吃上一顿。

　　在北海公园画像虽然收入不高，但恰好够我们在北京生存下去的了。画像不是我的追求，只是我暂时谋生的一个手段，我的主要心思当然还得放在自己的创作上。劳累了一天，回到画家村后我还要画上几笔才能安心睡觉，否则就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画家村的电压不足，晚上画画光线昏暗，我竟由此摸索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创作方法，就是借助特定的光线，画出光线特殊的画来。这个发现，让我很是得意了一段时间。由此我也认识到，对一个想成为艺术家的年轻人来说，任何困难都是有益的，都是上天对你的恩赐。

　　但我对自己的画从来没有满意过，现在的我经过一年来的“北漂”磨砺，再也不是原先那个目空一切的毛头小伙子了。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谦虚，我开始认识到，自己仍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因而对过于抽象的现代派绘画，只有观赏的兴趣，并没有去画的兴趣。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回过头来一味地写实，工工整整地作画，并多方学习、探讨。

　　我已经意识到，在中国做一名职业画家注定是苦难的。中国与美国不同，在美国，艺术家是有救济金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罗斯福总统在１９３２年总统竞选运动中说：“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正是这个口号，帮助经受了１９２９年危机、尚处于困难时期的艺术家。计划室向艺术家订购了大批作品，在困境中，艺术家们不但没有饿死，反而还创作出了许多伟大的作品。

　　在中国虽然还没有艺术家饿死的现象发生，但像美国那样由政府出资资助艺术家，暂恐怕还是不可能的事。要想生存下来，要想在生存中求发展，一切都得靠自己，想成功谈何容易。成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但有时也要碰运气。

　　我觉得画家村的形成完全是偶然的，画家们怎么会在这里聚集起来，我想有很多客观的东西：我们要走自由职业的道路，但同时我们这些人又不是大款，圆明园房费较低，又在文化区，离清华、北大近。可以在学生食堂就餐，北大很多学生也在那里租房，学生和我们互相串，文化人之间相互都愿意接触。

　　事实上，圆明园画家已经被社会所关注，它代表了一批不要官方职位的追求自由的艺术家，现在各地都有自由职业画家，但单个的就不可能成为象征，而圆明园画家聚集后，就成为一种社会象征，一种社会新闻事件，通过它可以观照全国各地的同类现象。

　　一年来我觉得有了不少收获，我变得成熟多了。虽然这一年来，我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但我绝不会后悔这段经历。这些经历对于一个不甘于平庸现状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前一段日子，刘斌被一家文化公司请去做了美术总监。说是美术总监，其实不过是负责领着一帮刚从美院毕业的学生们画一些招贴画。虽然工资不高，但总算有了固定收入，不用再像我这样每天背着画夹风里来雨里去的没有生活保障。

　　我继续到北海公园给人画肖像，奇怪的是，自刘斌走后，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因他的离去而变好，反而却莫名其妙地变得越来越糟。找我画肖像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甚至在那儿待一整天也不见一个主顾。

　　我开始入不敷出，交不起管大爷的房租，吃不饱肚子。面对管大爷越拉越长的冷脸，听着肚子里因没有及时进食而发出的咕咕声，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每当这时，我不免要想，要是当初不来北京呢？甚至还想到，要是当初我不选择这个倒霉的绘画专业呢？在家乡那个单调的所谓省会城市，我会怎么样？在那里没有艺术的氛围，甚至没有文化的气息，人们只有一个心愿，并从小到大，从年轻到年老，从生到死地力求实现它，那就是：物质生活要比别人稍微丰富一些，至少不能比别人差。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这么过下去，至少一切都是平静的，在没有波澜的物质追求中，度过一生。虽然单调，虽然会感觉到空虚和无聊，但却不至让人时不时地惊心动魄，并随时想到生和死这些人生重大命题。

　　我开始恨绘画这个职业，如果没有这门不知哪个吃饱饭撑得没事干的人琢磨出来的破玩意儿，那么也就不会产生倒霉的凡·高。虽然我很崇拜凡·高，但我开始觉得凡·高的一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了——不错，在他死后不久，他的艺术成就得到了世人认可，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能补偿他生前为此付出的那些沉重的代价吗？

　　就像我，不是为了绘画，为了所谓的狗屁艺术，作为父母的独生子、掌上明珠，我会在北京遭这份罪吗？

　　我开始恨自己，恨所有的所有，更恨自己的所谓追求、所谓理想。

　　其实，像我们这种所谓的艺术家，根本就没人瞧得起。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关于画家的故事——

　　有一个落魄潦倒的穷画家，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除了画画之外，不愿从事其他的工作。而他所画出来的作品，又一张也卖不出去，搞得三餐老是没有着落，幸好街角餐厅的老板心地很好，总是让他赊欠每天吃饭的餐费，穷画家也就天天到这家餐厅来用餐。

　　一天，穷画家在餐厅中吃饭，突然间灵感泉涌，拿起桌上洁白的餐巾，用随身携带的画笔，蘸着餐桌上的酱油、番茄酱等等各式调味料，当场作起画来。餐厅的老板也不制止他，反倒趁着店内客人不多的时候，站在画家身后，专心地看着他画画。

过了好一会儿，画家终于完成他的作品，他拿着餐巾左顾右盼，摇头晃脑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深觉这是有生以来画得最好的一幅作品。餐厅老板这时开口道：“嗨！你可不可以把这幅作品给我？我打算把你所积欠的饭钱一笔勾销，就当做是买你这幅画的费用，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穷画家感动莫名，惊异道：“什么？连你也看得出来我这幅画的价值？啊！看来，我真的是离成功不远了。”餐厅老板连忙道：“不！请你不要误会，事情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儿子，他也像你一样，成天只想要当一个画家。我之所以要买这幅画，是想把它挂起来，好时时刻刻警惕我的孩子，千万不要落到像你这样的下场。”

　　无疑，在这个故事中，画家是个倒霉蛋，是故事杜撰者、讲述者的嘲笑对象。记得刚听到这个故事时，我只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这笑分明是嘲笑那个讲述者的。而现在再一次重温这个故事，我突然明白这个故事中的倒霉画家其实就是我自己。

　　要不是偶然认识吴琼，我想我的人生就这样暗淡无光。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吴琼改写了我的人生。无论怎么说，吴琼都该算是我人生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吴琼是一个大眼睛女孩，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仔细品味却很有味道。和她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明白这所谓的味道，大概来自于她那独特的艺术气质吧。

　　吴琼是一家大众文化刊物的记者，我在北海公园与她相识的那一天，她穿着一件咖啡色呢绒上装，系一条白色丝质围巾，下面是灯芯绒休闲裤和波特休闲鞋，她的这身打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朴素又大方。

　　那天，我的心情很灰暗。我已经欠管大爷３个月的房租了，管大爷每隔三两天就要向我发出一次“最后通牒”：如果３天之内再不把房租付清，就要将我赶出门。若不是我厚着脸皮请求他再容我几天，很快我就可以把房租付清，恐怕我现在早已睡在村口的桥底下了。

　　我曾想过向刘斌借钱，这是我在北京惟一可以求助的朋友了，谁知刘斌的现状也不妙。他所在的那家文化公司正濒临破产，刘斌正想着要不要离开那儿另谋高就。每当看见刘斌那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就知道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说不定他也正像我一样为房租的事发愁呢，我怎么好向他开口借钱呀。

　　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已经熬不下去了，我决定再到北海公园碰碰运气，争取把欠管大爷的房租给挣出来——我不想欠管大爷的，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孤老爷子，全指望着这点房租过活，我怎么忍心拖欠着他的房租不辞而别呢！

　　就在我混不下去准备离开北京的时候，吴琼闯入了我的生活。

　　那天我正蹲在大树下像个乞丐似的等待有人来施舍，可直到下午都没有一个人来找我画肖像，我心情颓丧地收拾起画夹准备回画家村时，一个女孩却坐在了我对面的小凳上让我给她画像。

　　这是我几天来的第一笔生意，我画得很认真，用了足足半个小时才把像画好，交给这个女孩后她看了半天，对我的绘画技艺不禁啧啧称赞，然后才问我多少钱。我告诉她５元钱，她却给了我１０元钱，我正要找钱给她，她笑着说不用找了。我把钱硬塞给她后，她却不走，坐在凳子上和我聊天。

　　“你是美院毕业的吧？看得出来，你的绘画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哪个学校的，中央美院？”她问我。

　　“不是。”我冷冷地回答。

　　“酱紫的啊！”她似乎对我的冷淡不以为然，歪着头说。“酱紫”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现在一些新潮女孩都喜欢“酱紫的啊酱紫的啊”说话，似乎不会一两句酱紫的啊就不能被称为新新人类。

　　然后她又问我住在哪儿，我告诉她我住在圆明园附近，她便惊喜地问我是不是画家村的。我点了点头，她便告诉我，她叫吴琼，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正想采访一下画家村。接着，她便拉开采访的架势，向我提出了一二三四五等等问题。

　　我说圆明园没什么好写的，因为搞艺术的人就是这么生活的，像美国的格林威治村、东村等等画家村，没有人会觉得他们的存在也是一种新闻，我认为圆明园画家村与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我建议她最好别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

　　“酱紫的啊！”她显得有些失望地说，然后便站起身来和我道别。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慢慢消失在公园门口，不知怎么，我突然产生很失落的感觉。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没想到第二天她又出现在了北海公园。这次来，她仍让我给她画像，给她画完后，她再没提出要采访我的要求，拿起画就走了。第三天，她竟然又来了，和第二天一样，她让我给她画了肖像后又走了。

　　到第五天，当她准时来到公园再次提出给她画像时，我拒绝了。我觉得这样画来画去的没有意义。她在施舍我？还是吃饱饭没事干拿我找乐子？我懒得想。虽然有钱挣，但我不愿意再给她画像了。

　　见我拒绝再为她画像，她像抓住了我的把柄似的耍赖皮说：“艺术家，我早就盯上你了，你跑不出本小姐的掌心了。现在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给我画像，二是接受我的采访。”我赌气地说，我两样都不接受，然后以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眼神望着她。

　　她被我盯得不好意思，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我觉得挺好玩，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是可以互相感染的，像比赛似的，我们两人不顾游人的奇怪目光，在公园里哈哈大笑了足有３分钟。停住笑后，我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告饶说：“防火防盗防记者，好好好，我接受你的采访。”

　　“采访”没有在公园里进行，因为我刚答应接受采访，吴琼就得寸进尺地提出，她要到画家村看看。见躲不过去，我只得答应。吴琼背起我的画夹，出了公园拦了辆出租车，我们便直奔画家村而去。

　　一路上吴琼问东问西，对我们这些“艺术家”的所有一切都感兴趣，我也应付差事似的一一作答。快到画家村时，我回答完了她提出的所有问题，于是两人便沉默下来。

　　画家村到了。出租车开到小巷口进不去，我们只好停下车步行来到小院。进了屋，吴琼四处打量我的小屋，见屋里只有一张床、几只破碗，墙角堆满了我的画，旁边是简陋的绘画工具，便说，“真没想到，原来你们画家这么穷！”

　　我苦笑着说，“你想像中的画家是什么样的，开着奔驰、宝马，住着别墅？我又不傻，有钱还会去公园给人画肖像？不瞒你说，我都三个月没钱付房租了，要不是遇到你这样的观音菩萨，说不定我现在已经饿得没力气说话了呢！”

　　“酱紫的啊！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你去公园画肖像是为了体验生活呢！”她略显惊讶地看着我，似乎我的回答出乎她的意料。看上去她还是个小毛丫头，大概大学刚刚毕业，就分配到她那个刊物做了记者，没受过人世间的凄风苦雨。

　　我不想再跟她谈这个话题，她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便堆起笑容对我说，“跟我谈谈你的画吧。”我走到墙角，拿出几张画给她看。

　　“画得不错，挺有才华的。”她一边看一边说。见我在一边只是笑并不接她的话，她继续给我鼓劲，“哎，你以为我在骗你？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啊！你别以为我不懂行，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绘画功底，你是很有前途的一个画家哟。”

　　见她很真诚的样子，我开始相信她说的是真话。于是我便找到知音似的，跟她大谈我的那些绘画，仿佛自己已是个成功的画家，已得到了人民大众的认可，并将跻身伟大画家之列，供后人瞻仰。而吴琼听得非常认真，还时不时地在采访本上记下我的话，有时还会为我那些刻意的幽默而展颜一笑。

　　这次“采访”很愉快，也进行得很顺利。离开画家村后，过了几天，吴琼给我打电话，说她的文章已经写好了，想先给我看看，让我再提些意见。我让她来画家村，她说好吧，我们在北大附近的红房子咖啡屋见面。

　　我收拾打扮了一番，步行着去红房子咖啡屋与吴琼见面。“哎，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曾经的梦想也是画家。”坐下后，吴琼把玩着手里装橙汁的玻璃杯，望着我说，“那时候，我常穿着一件宽大的麻布Ｔ恤，上面涂满油彩，四处招摇。”

　　“后来发现做画家很难，所以放弃了？”我猜测着说。

　　“哪是酱紫的啊，和你一样，是家里死活不让我考美院。但我可没你那么勇敢，和父母斗争到底。我呢，见父母那么伤心，就放弃了这个梦想，后来想想做记者可能也不错，就读了新闻。现在，我写关于画家和画的文章，岂不是一举两得？”

　　“酱紫的啊！”我学着她的腔调说，把她逗得笑起来，边笑边握着拳打我，我在躲闪中把咖啡碰倒了，洒在了她的衣服上。

　　我们就这样瞎闹着，后来吴琼取出打印好的《画家村，中国最后一块艺术圣土》给我看。我翻了翻，觉得她写得还真不错。我装模作样地给她提了几条意见，她都认真地一一记在采访本上，说回去以后再按照我的意见修改一下。

　　从咖啡屋出来的时候，我提出送她。不料她反过来要送我，我没有“拒绝”，今天的吴琼似乎比以前更漂亮，也更性感，我感到眼前一亮，不觉动了坏心思。只是，看上去吴琼并不是那种轻浮浅薄的女孩，而是显得比较庄重。

　　我们一路慢慢地走，我用眼角的余光瞟见吴琼也在打量着我，她的眼睛亮闪闪的，在路灯的映照下显得很漂亮。走到村口，我们已经吻在了一起。我弄不清是谁主动去这么做的，只是感觉接吻实在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也感觉到男女之间的关系原来竟如此微妙。

　　这吻来得莫名其妙，没有任何先兆，也没有什么道理。大概是咖啡的朦胧意境遗留到了村口，大概是由于当时的黑暗天光使双方都对对方产生一时的依赖，而更可能的是像我对她一样，她对我一见面也已有好感。

　　不管出于哪一种原因，反正我当时卑鄙地觉得，我应该有一个固定一点的女朋友了，哪怕仅仅为满足一下自己的生理需要也好。我们吻了足足有５分钟，然后不约而同地相拥着走向我的小屋，我为自己想有一个性伴侣的想法而略显惶惑，但很快又强自镇定下来。

　　那晚，吴琼并没有留下来，只是在小屋里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不过，在我把她送到村口等出租车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又抱在一起接了一个长长的吻。

　　吴琼的文章《画家村，中国最后一块艺术圣土》在她所供职的刊物上刊登出来后，很快被全国各地近百家报刊转载。为了感谢她在文章中对我的“吹捧”，我请她来北大附近的红房子咖啡馆喝咖啡，她欣然应允。

　　吴琼打扮得很时髦，酒吧光线幽暗，适合于谈心，也适合谈情说爱。落座之后，吴琼给我要了杯意大利黑啤酒，自己要了杯薄荷宾沾。喝着咖啡，吴琼开玩笑说，“一杯咖啡就想把我打发了呀，也太小气了吧。我让你出了那么大的名，你得好好感谢我才是呀！”

　　我苦笑，“我是想感谢你来着，可我感谢得起吗，就是这杯咖啡，也要让我饿三天肚子省吃俭用才能凑足钱。”见我这么说，吴琼关心地问我，如果我真揭不开锅了，她可以帮助我。我笑着说还没有混到这个地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肯定会向她求助的。

　　喝完咖啡，吴琼主动提出到我的小屋里聊一聊。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她竟主动提出要给我做模特。当她脱光了衣服站在我面前时，我惊呆了，脸色涨得通红。她有意等了好半天，好享受一下我的羡慕和老实的神色，然后问，“摆什么姿势呀，大师？”

　　我的回答很让她意外，你穿上衣服走吧，我没有办法画了。见我这么“没出息”，她不耐烦地说，这么没有敬业精神？要怎样之后你才能够画？我低下头，应该说我的头完全没有办法抬起来，脚在那里吱吱地重重地磨着地。她干脆撒娇地走到我身边说，“你到底画还是不画？”

　　在她意料之中，我紧紧地抱住她，我们一起倒在床上。我只听到她粗重的喘息声，仿佛要窒息了一样。那一种凶猛的势头，仿佛酝酿了千万年的火山爆发了，逼得我节节后退，而她寸寸进逼，我只得向她缴械投降。

　　我们从床上爬起来后，仿佛已经成为好朋友。她要穿衣服，我大胆地说，不用穿衣服了，我们开始画画吧。于是两个人赤裸相对，我给她画了一幅坐姿。她看了看说，画得不错，可是将我画得太纯洁的样子了，我有那么纯洁吗？

　　我说，纯洁是最诱人的性感。为此她想了许久，承认我说得有点道理，我们常常是为了纯洁的东西付出最大最惨痛的代价，正如大多数人为了初恋付出的。

　　从那以后，我们常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自由自在、毫不拘束，我们一起切磋我们的画。也在这个时候，过去的努力渐渐有了成效，我的画开始小有名气。

　　我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她，归结于她在那篇关于画家村的文章中对我的“吹捧”，也归结于和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所带给我的灵感。

　　可以这样说，她是个给我带来好运的女人，没有她就没有我以后的成功。

我再不用像以前那样到公园给人画肖像了，我开始可以靠卖画生活了，虽然现在我的画还不是太值钱，但也足够维持我在画家村的生活开销了。

我只是一个梦想者，一个漂泊在京城的艺术家，在圆明园、颐和园、使馆区兜售我的画。我拼命地画，可是满房间的画并不能带给我哪怕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上星期，吴琼拿了我的一幅画出去，回来说是卖给了一个旅游者，５００元。没有想到，她只是把那画送给了她的一位朋友，自己掏了５００元钱给我。她在可怜我，可怜我这个没有生活能力的男人。

我发怒了，咆哮着让她滚出去，永远都不要见到她。吴琼含泪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想到我只是一个孤独而且潦倒的艺术家了，像凡高，太像了，也许我该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永远记住这一天。可我没有这样做，模仿别人，永远都没有出息。我去喝酒，把自己仅存的３０元全部喝完。劣质酒啊，我忠实的情人！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庸俗的创意，可比清醒着好得多。

我喝醉了。吴琼几时来的，我不知道。

当我醒来，一眼看见吴琼，我以为自己还在酒吧里，还在喝酒，或者还在梦中。于是，我完全不当回事地、摇摇晃晃走到厕所里去吐，胃里翻江倒海，难受得泪水长流。她一声不响地走到我背后，递给我一张毛巾，热乎乎的。我一愣，她不是走了吗？然后又是一杯浓茶，一杯牛奶，一块蛋糕，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食物的香味弥漫了整个房间，一切跟往常一样。

我大口吃着吴琼带来的食物，像一个叫花子那样毫不顾忌。她麻利地收拾我的狗窝一样的房间，像一个温顺勤勉的家庭主妇。在重新变得清爽的房间里，我竟然有些不知所措，卑微又开始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我。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坐在我的对面，开始向我道歉，“可是我朋友是真正的喜欢那幅画。”

“你不用再鼓励我了，我知道自己的水平，你还是走吧，我这里找不到幸福。”我悲哀地说。

“幸福是什么？”吴琼问我。

“我的幸福是作画，画自己的世界，哪怕画得一塌糊涂，哪怕画得一贫如洗。”我说，“女人的幸福应该有物质保障的，应该有一个性格温和有安稳的职业收入而且爱她的男人，而我连自己都养不活。”

吴琼说：“如果我是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人，那么我也不会一个人闯荡北京，做一名打工记者，更不会爱上你。我老爸在老家的公司每年纯利数百万，可我从没动过心。我有我的理想和追求，我选择你可不是头脑发热……”听了吴琼的一席话，我好感动。我感觉我这样做对吴琼太不公平了，我一把抱住她：“你是我的好老婆，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酷热夏日里的一天，正当我埋头作画的时候，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个穿着打扮考究的中年人，梳着个大背头，穿一身名牌西服，一脸从容自信的微笑。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瞟了一眼，见上面写着“新写实画廊经理王启芳”字样。我给他让了座，他坐下来抽出一枝烟给我，我用手挡住，他便自己吸了起来，边吸边说：“我看到过你的画，也在报上看到过关于你的报道。说实话，我喜欢你那种表现式的写实。现在从事写实画的人很少了，大家都赶时髦似的画新潮画，什么抽象啦、主观啦、变形啦，什么装置啦、行为啦，似乎越空洞越好，但我就喜欢实在的！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画？”

我一阵惊喜，心想遇到了知音，立即奔到屋角抱出一大堆。王启芳眯着眼睛，一张张地翻看。看了半天，他说：“２０００块一幅，我买１０幅，当场拿货当场付钱，怎么样？”

１０幅就是２万块，真是飞来的横财。这可以让我一下子就挤到“有钱人”的行列了，这还用迟疑吗？我一口答应。王启芳立即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叠现钞，说：“你点点，２万元。”说着就随手从上面数了１０幅画，卷起来。

真是大款，出手大方。看着他抱着画走到路口，坐进一辆白色的小车的时候，我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我立即呼刘斌，刘斌比我还高兴，迫不及待地跑了过来。

“太好了太好了，兄弟借我２００块钱怎么样？我的房租该交了，正愁呢！”我随手甩出几百块钱，得意地说：“借什么借，这些钱送你，不用还了。今晚我请客，咱们去找点乐子去！”

我们打的来到长安俱乐部，桑拿浴池、高尔夫球场，凡是一切好玩的地方通通玩了个遍。天渐渐擦黑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肚子有些饿，于是打的到一个酒家喝了个醉，然后就到歌舞厅去唱歌。

想起来，我还没有进过歌舞厅，我对这种肉欲气息太过浓郁的地方一向没什么兴趣，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想放开来玩一把。

闹了一阵，我的酒慢慢醒了，我突然想起吴琼来，一阵愧疚之意顿然升起，我赶紧拉开正和小姐抱作一团的刘斌，对他说：“哥们，我们该走了吧！”刘斌迷迷瞪瞪地随我出了包间。

　　我与刘斌出了门，打的直奔画家村。我把刘斌送到福缘门村，然后又让司机把车直接开到我的住处。

转眼就是冬天了，今年北京特别冷。空气干燥，画家村的地面一直积着厚厚的冰，树枝光秃秃的。外面行人稀少，车子单调地来往。太阳却依然一如既往地照耀着我们，天空依然蔚蓝，白云依然在漂浮。而我，依然喜欢北京。

北京的画展很多，这给我提供了不少机会，画展上有许多老外，据说有的老外一天要接到好几十份请柬。和老外结识，就有了固定的渠道。一次，一位叫做迈克尔的美国人看中了我的一套系列画，他要我开个价，我告诉他卖价是每幅３０００美元，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每幅２８００美元成交了５幅。这是我迄今为止收入最多的一次。

为了方便吴琼的工作，我们决定在市四环买套商品房。富有戏剧意味的是，我在北京待了几年都没有办过暂住证，这次要买房定居了，售楼小姐却要我出具暂住证。也许我们这些外地人对暂住证特敏感吧，我将一肚子火都发泄到售楼小姐身上：“老子有的是钱，老子买房不是暂住，是常住北京，知道吗？”小姐被我吓得一愣一愣的。不过，暂住证最终还是让吴琼给办了。房子买好不久，我们就举行了婚礼。度完蜜月后，我又搬回了画家村，仍住在管大爷家，似乎只有在这儿，我才能找到创作的灵感。对我这种“怪癖”，吴琼表示理解，不过她仍要求我最好能在周六回到我们的小巢去与她共度周末。

　　不久，画家开始陆续从圆明园迁移到通县宋庄，我也随着这股大潮来到了宋庄。

　　宋庄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村落，树木葱郁而幽静，林阴小道，广阔的农田，虽然农舍的房子矮小，但都带有院子的格局，这显得格外宽敞。

　　关于宋庄“画家村”的形成，流传着很多“版本”，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是：１９９４年，几位“明星”艺术家因为不堪外界的“骚扰”，便在这一年的春天从圆明园“转战”到了通县以东１０公里处的宋庄。之后又有大批“先锋艺术家”尾随而来，分散在大兴庄、小堡村、辛店、北寺、小杨庄等村落，或买房，或租房，逐渐使这一片成为了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

　　在宋庄画家村中，我所居住的小堡村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最早来的艺术家为这个村子做了不少好事，比如出资安路灯、修马路等。这些人里什么人都有，除了潜心作画的，还有不少属于“另类”画家。

　　有的画家卖画不成，便弃画从商，在村里开起了酒店，墙上挂满了自己的作品，画家们经常以此为“聚点”，吃饭、聊天，笑声朗朗；有的画家特会生活，闲暇之余在院里种满了花草蔬菜，还养了很多家禽，小日子过得诗情画意；还有的画家很会经营，属于“场面”上的人，朋友也多，能轻松为自己的活动拉来赞助……

　　还有更厉害的，不仅娶了“洋太太”，自己也入了外籍，经常飞往欧洲为“村民”搞些“涉外活动”，是这儿公认的“外交家”。但更多的还是为生存而奔波的“穷画家”，他们住着租来的房子，家里也没怎么装修过。有人因为贫寒，行为就越发“乖张”。传说某人在大冬天骑辆破摩托车，沿着乡间小路来回行驶，嘴里还不住地呼喊着……

　　也有人特怕孤独，曾频繁托人介绍女朋友。据说某画家“心特好”，为了和刚认识的女朋友保持联系，便把身上仅有的一件值钱东西——手机给了这个女孩，谁知女孩从此“黄鹤一去不返”，怎么打就是不回。

　　这里还有女画家，极少，可谓凤毛麟角。来时都是单身，但没过多久就被男画家“俘虏”了。

　　为了生存，画家们整天周旋于画廊老板、艺术赞助商和批评家之间，并不停地出没于各种先锋艺术展、艺术事件及活动。这里面的故事，用一位画家的话来说，“可以写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一本厚得可以当砖头把人砸晕的书”。

　　有段顺口溜，是画家们自己编的，颇为写实，又充满了自嘲：卖不掉油画怎么办，画点行画试试看；画了行画还不行，拉帮结伙试试看；拉帮结伙还不行，找个批评家试试看；找了批评家还不行，找个观念试试看；找了观念还不行，找个洋妞试试看；找了洋妞还不行，傍个富婆吃软饭……

　　由于城市向外的辐射性扩张，宋庄也难逃其中，急速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行列，一切原有的安静朴素的风貌荡然无存，新添了许多现代化的厂房、商店、私立学校、笔直而宽敞的马路。

　　但相对于北京中心市区，宋庄仍是适合艺术家的“乌托邦”之地，它不但是一个释放精神自由的场域，而且还是一个表演身体“欲望”的乐园。我们分享着生活的惬意，悠闲而有诗意，身体的呼吸与这块土地紧密相连。

　　２００３年，我买了一个农家院，最普通的那种，三间北房，两间厢房。三间北房改造成了画室，后墙拆了往外延伸，空间大了许多。做了天窗，就有了漫射的光线。厢房做厨房餐厅，后来又在院子旁边的空地上盖了砖混结构的两层小楼作居所。

　　像所有稍有成就的“北漂”画家一样，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打拼，在这个别人的城市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画廊，生活相对比较稳定。除了开画廊，我已经和香港一家公司签约，成为一位签约画家，这解决了我作画的经费问题，毕竟靠画廊的收入难以满足更高的文化需求——一幅普通油画的材料费要超过１０００元人民币。从亚麻布、框架到颜料等，我都要最好的——我要保证我的画起码可以收藏１００年不会褪色。

　　除了自己作画，我还有了自己的签约画家，这使我的身份多了一个内容——文化经纪人。组织画家画展之外，我就推销签约画家的画，作画和卖画，构成了我工作的全部内容。

　　我开始坚信，穷不是艺术家的特色，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画笔让世界更多一点色彩，当然也有权利让自己、让家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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