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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汉城要迁都看北京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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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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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韩国当选总统卢武铉宣布韩国将换首都，准备将首都从汉城迁至韩国腹地忠清地区，四年后动工，七年后搬家。这一消息又一次激起了中国也需要迁都的议论，各网站都发了不少文章讨论北京是否也应该迁都。从前几年起，一些报刊就已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如：2001年《世纪行》《作家文摘》等报刊刊登的《北京累了，需要迁都》等文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连朱熔基总理都表示：如果沙漠化问题不能予以控制，迟早要将首都迁往它处。而韩国迁都的理由：人口急剧膨胀、交通堵塞、大气污染、住宅拥挤、房地产投机、战略安全问题等等问题，北京都存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北京还要加上极度缺水、沙漠化逼近北京等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北京比汉城面临的危机更大。
长期以来，特别是元明清以后，近七百多年北京一直作为历代京城国都、国家的政治中心，使北京人有了一种深重的自大感，认为北京事事都应该占先，北京就应该是中国的首都。听到迁都的议论不免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其实，从各方面看北京现在都存在着很大的危机，如不及时研究解决，，迁都就是很正常的选择了。
一、 北京的环境危机和水危机
北京曾经是一个城内河湖纵横，城外清泉四溢、稻花飘香，水资源很丰富的城市，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急剧膨胀，现在北京却成了有河皆臭，有水皆污，泉涸河枯，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城市。尽管市政府已投入巨资进行治理，但距一个现代化首都的要求则还相差甚
远。所以一谈到北京的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水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问题。现在北京人均水资源只有3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1/32，不及联合国确定的人均1000立方米缺水警戒线下限的1/3，而且科学家预言，由于受地球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未来很长时间内，气候将更趋干燥，淡水缺乏将更加严重。北京现状年来水量只有15-18亿立方米，加上地下水，平水年可用水资源量为41.33亿立方米，其中26.33亿立方米靠超采地下水，遇枯水年现状可用水资源则只有34.09亿立方米。而现在北京年用水量已达42亿立方米，入不敷出。
只能以电换水、以钢换水、以粮换水，不惜一切代价节水，制约经济的发展。而据专家测算，北京2010年遇平水年可用水资源量为40.88亿立方米，需水52.73亿立方米，缺水11.85亿立方米；遇枯水年可用水资源量为33.99亿立方米，需水53.98亿立方米，缺水19.99亿立方米。2020年遇平水年可用水资源量为40.38亿立方米，需水64.14亿立方米，缺水23.76亿立方米；遇枯水年可用水资源量为33.79立方米，需水64.64亿立方米，缺水30.9立方米。未来北京水资源的形势将极其严峻。
现在北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上，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总长1226公里，需移民25万人，预计2020年才能全部竣工，北京平水年可分到的水量也不过12亿立方米，与缺水二、三十亿立方米相比差的很远。这还不包括改善干旱环境，使山川秀美的生态用水及如有可能恢复京西稻、南苑稻等名优产品的用水、人口超计划增长用水等。真遇到旱年沿途截水保命时，水还能不能流到北京也是问题。所以远水难解近渴。这么大的缺口光靠节水也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而北京周围除了一座待建的张坊水库可增加供水1亿立方米，还抵不上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未来供水能力的减少量以外，能建水库的地方都已建完，已无潜力可挖。连年大量超采地下水，使北京平原地区形成了21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水位已降至海平面以下五六十米，再靠超采地下水也已不可能。所以北京如不早谋良策，水危机将是北京致命的软肋。
另外，北京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材料称：北京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居全球第三。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全国18个主要城市1998年空气污染的调查报告中，称北京是情况最严重的一名。
尽管北京市政府已拿出了巨大力量改善空气质量，力争空气质量好于二级的天气2003年要达到60%，但北京气候条件不够好，冬春多风沙、沙尘暴，供暖期长达四、五个月，烟囱林立，夏秋多暴雨，加上机动车数量急剧增长，光汽车已近200万辆，即使在空气质量二级的天气里，上下班高峰时间，站在北京街头，汽车尾气也让人喘不过气来，恨不得戴上防毒面具（有人已经戴了）,比北京郊区都相差甚远，北京举头望青山的日子已经很少了。
而北京的污水粪便垃圾处理问题则更严重，有河皆臭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即使政府声称已经治理了的护城河、小月河等水质也不敢让人恭维，仍然经常散发臭味。2002年污水处理率刚超过45%。大量粪便无处可倒，环卫工人抽出来也是拉到郊外排到下水道及河里。楼房的化粪池按规定应该每年抽一次，但大多数根本没人管。大量粪便都沉淀在化粪池里，一旦所有的化粪池都涨满，无处可排，北京将浸泡在屎尿中。
过去垃圾包围北京，通过近些年的努力，已建成了阿苏卫等垃圾填埋场，改露天堆放为填埋。但垃圾填埋并不是垃圾处理的最佳方式，还会污染地下水，一些塑料制品等化学物质需几百年才能分解，北京每天都要产生一万多吨垃圾，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垃圾量还要日益增加，需要建多少填埋场才能够用？但即使连填埋算上，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也仅达到86.5%。
更何况沙漠化的威胁也直逼北京，北京的生态环境压力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最近的沙丘群距北京只有70公里，而且处于北京的上风向。此外北京南郊的丰台、大兴、东面的顺义等地，永定河、潮白河两岸也都有大片已经沙化的土地。沙尘暴不断肆孽北京。前年，《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沙漠直逼北京城》，前不久，网上还发了一幅沙漠掩埋了一半天An门城楼的照片，引起很大震动，有的专家还出面写文章解释没那么危险。但是，如果气候持续干燥，北京的水资源危机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北京会变成沙漠则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
二、 北京的人口危机
北京的人口危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数量方面，一个是质量方面。
数量方面，北京市社科院研究的结论是：北京市可支撑的人口容量的最大值是1277.77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156.01万人，外来人口121.76万人。北京市过去所做的各项总体规划一般都是按照总人口1000万人考虑的。但实际上，到1997年北京的总人口就已突破1500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210万人，外来人口350万人，远远超过了可承受容量，而且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年都净增各20万人，预计到2010年就可能达到2000万人，超过允许容量近两倍。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口藩篱的取消，用过去的行政手段禁止农民进城已不可能。城市人口的继续增加很难遏止。
质量方面，北京曾多次自豪地宣称，北京是全国人口素质最高的城市。
北京有全国最多的大学、最多的科研机构、最多的中央机关，2000年第五次普查人口时，北京1381.9万常住人口中，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为232.8万人，占17.5%，远高于全国平均4%的水平。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人口质量则十分令人担忧：
1、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2001年，北京市65岁以上老龄人口为115。5万人，占总人口的8.4%。早已超过7%的进入老年型社会的标准。如按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或55岁）计算，应领退休金的人口则占总人口的1/4以上，占在职职工的1/3以上。据专家测算，我国65岁以上人口将从2000年的0.94亿人（占总人口的7.3%）增加到2050年的3.34亿人（占总人口的22.6%）。届时，北京65岁以上人口肯定会超过总人口的30%，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1/2。
2、人口贵族化。老百姓中流传着一首民谣：”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温州、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海南才知道身体不好。”其中北京就指的是北京的官实在是太多了。报载，我国解放初期，官民比为1：600，现在已达1：28。官员们增加了几十倍。这还不包括军官及群众团体、国营企事业单位中不吃财政而实际上也是政府干部的官员们。但这个数字拿到北京来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北京大大小小的中央和地方单位中，官员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随便一个部军级单位，也是“部级一舞台，局级一礼堂，处级一操场”，外地一个县处级干部在群众眼里就是很大的官了，一个县最高长官县长不过是处级，管几万人的乡长也不过是科级。而在北京，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都已升格为处级，北京28个人中，处级以上干部都不知有多少。
有笑话说：“上海、深圳随便掉块砖头砸到四个人，就有三个总经理，一个副总经理；而北京随便掉块砖头砸到四个人，就有三个处长，一个副处长”，所以老百姓说：北京是“局级满街走，处级不如狗”，“官多兵少，穷掐臭咬，腐败的多，干事的少”。而每增加一个官员，办公、开会、坐车、住房、宴会、考察、工资待遇都需要几十万元；据测算，北京提拔一个处级干部，至少需一辆车、一套房、一套手机电脑等办公设备，最低成本需一百万元。而北京有多少处级以上干部呀！官已成灾。
另外，北京有车有房的大款多，官多高干家属子女也多，高消费的人多，消费水平高。加上众多官员们的公款消费，整天饭局不断，歌舞升平，形成了严重的奢糜风气、官僚贵族作风，受到外地人的指责讥讽。连普通老百姓也养成了北京大爷大奶奶，脏活累活不干。
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外地要低100多分，70%以上的考生都能上大学，考不上的也能出国，至少也能上民办大学。孩子们大学毕业也就不肯再去当普通劳动者。所以北京的建筑、市政、环卫工人；家政、商业服务行业的售货、服务人员都要依靠外地打工人员，技术工人奇缺，离开了外地人很多北京人的自我生存能力都要受到质疑。新一代的八旗子弟正在形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北京人口素质下降、贵族化的后果感到忧虑。
3、人口道德劣化：前不久，凤凰网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道德荒芜的中国都市》，指出：“通常而言，愈是现代化大都市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国则不然，仅北京上海两地便有一种普遍严重的都市病态人格，京沪人那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往往建立在外地人的痛苦之上，而且两地人的麻木冷血可谓中国之最，与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道德上微不足道的群体，也缺少成熟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对外来民工不具有道德楷模作用。”最近甚至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四大恶心城市排行榜》，竟把北京列为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四大恶心城市之首，称为最令人恶心的城市，令人汗颜。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已经是多年受到指责的老问题了。
加上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道德滑坡，两极分化，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用危机、道德危机”，使近年来情况愈加严重。然而更令人无地自容的是在一次宴会上，一个外地在京开了个大公司的大款老总大声说：“谁说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狗屁！北京从中央领导人到北京市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各大公司的老总有几个是北京人？北京人哪个不是毕恭毕敬，紧着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北京人是奴性十足，比他低的穷打工仔才看不起，比他高的、领导他的，他敢？我公司里好多北京人，有家有业，最怕丢饭碗，比外地人还听话好管。”真让我这个北京人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
北京人真的那么没出息吗？平时在街上经常看到有些北京人的不拘小节、不文明的行为，也常常让人痛心疾首；加上商业中的欺诈行为；企业赖账不还的信用危机；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讲究待遇、腐败成风，很多制度上的合法的腐败往往比非法的贪污受贿腐败更让人无可奈何，更让老百姓不满。实际上一个道德危机的繁华都市比一个民风纯朴的穷乡僻壤更危险的多！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任何一个政权的衰落，最终决定因素都是人，但不是人的文化水平、技能高低，而是人的骄奢淫逸、道德水准下降造成的。
三、 北京的资源危机和经济危机
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是：要有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空气、阳光和水。联合国制订的一个地区适合人类生活的最低标准是：人均耕地0.8亩以上；人均水资源1000立方米以上；有比较充足的日照和绿地；常年空气质量在二级以上。而我们北京，2001年人均耕地已降至0.47亩，现在不知降到多少了；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气2002年才达到55.6%；北京冬冷夏热，人们普遍外出较少，日照不足。可以说北京一项也没有达标。
而更严重的是北京每天都要消耗几千万斤粮食，几千万斤蔬菜、水果、肉类等副食品及大量能源物资才能维持生存，这些物资能源绝大部分都需要外地供应，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渡荒时期一直是全国的沉重负担。现在市场经济了，物质丰富了，各地产品纷纷争夺北京市场，打入北京，矛盾缓解了。但这是依靠北京的首都地位和中央的权威，如果真的迁都了，北京还能有自己的生存发展能力吗？有人说这是危言耸听，市场经济下北京这么大市场他们争还来不及呢，有钱什么都买得到。但这是指正常情况，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人家自己还没有水喝、没有粮食、能源不足，人家凭什么要自己渴死饿死，没电没气，千里迢迢送给你北京呢？
有一个故事：一次发大水，一个贫农和一个地主一起爬到一棵大树上逃难，贫农带着一包干粮，地主带着一包金银，贫农饿了吃干粮，地主要拿金银高价买，贫农说卖给你我就饿死了，我要金银有什么用？结果大水十几天才退，地主饿死了，农民活了下来。关键时刻真金白银都不管用，更不用提纸票子了！而且多年来，在财力上北京也是要靠中央和外地支援，北京地方财政年年都是赤字，2002年北京地方财政收入534亿元，地方财政支出625.5亿元，赤字91.5亿元。而北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高达1814.3亿元。
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强，土地连同郊区县也只占我国国土的1/600，而2002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989.4亿元，占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7736亿元的1/8还多；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达7510.8万平方米，占全国商品房施工面积9.28亿平方米的1/12，2003年更已上升为1亿多平方米，占全国1/10。2002年，全国本外币储蓄余额共183388亿元，而北京人民币储蓄余额就有15392亿元，加上外币储蓄余额也占全国的1/10。说明全国有大量资金流入了北京，造成了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很大危机。所以有人说北京是资源和资金的黑洞。
并指责说：深圳、广州带活了珠江三角洲；上海带活了长江三角洲；而北京带活了谁？它却只使周围的穷邻居们更穷，要为北京的水源、生态做出牺牲，发大水都要只能淹自己，确保北京。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北京失去了首都地位，外地的资金资源断了血，北京能不陷入危机吗？更何况全世界的资源能源都紧张，石油40年就要用完，中东最多也就可以再开采80年，人家都没有了，拿什么给北京？
即使从战略上说，北京处于全国的咽喉地位，号称“左拥太行、右临渤海、北连朔漠、南控江淮。枕居庸、抚中原、沃野千里、龙蟠虎踞”，战略地位很重要，但却危险，无险可守。不像西安位于“四关之中，铜关铁壁”，“使一丸泥东封函谷关，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从历史上看，从辽、金、元、明、清至当代，从李自成、吴三桂、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到1949年解放北京，一旦兵临城下，北京就不攻自破。几千洋鬼子从渤海登陆，几天就打到北京，火烧圆明园了。所以从战略上北京也有很多不利之处。
四、 长安居，大不易
最近，经济学家樊钢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是城乡两种制度，贫富四个世界。把北京、上海、深圳列为第一世界。其实北京自己就同样是有户口的市民与外来打工仔两种制度，贫富四个世界。贫富差距非常悬殊。而在一个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虽然与富裕地区差距很大，但自己周围的人差距却不那么悬殊，心理压力反而容易承受。而北京是年收入几千万、几百万的豪富与下岗失业工人同行，豪宅美车与穷街陋巷共在。灯红酒绿的豪华大厦中高档消费的高官大款对衣食维艰的贫困阶层的刺激更加强烈，引发的甚至已是仇恨。而且北京的工薪阶层收入虽然低于上海、深圳、广州等很多城市，房价、物价水平却高于他们。
北京已经是世界十大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北京居民结婚办婚宴到周围天津等城市去办，加上来回路费都比北京便宜。北京的房价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还多，常年位居全国榜首。有经济学家说：北京的高房价扼杀了北京贫困阶层的生活，却助长了豪富阶层的奢侈腐化。所以对于穷人来说，“长安居，大不易”。然而相对于富人来说，穷人永远是绝大多数。贫富差距越悬殊，社会就越不安定。所以对于北京来说，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是比其它地方更严重得多的问题。
五、 北京一个作秀的城市
前不久，《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比较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差异。说上海、广州等城市是重实用、讲实利，而北京却是一个作秀的城市。重官位、讲背景，做事主要看宣传效应。首先要做给中央看，其次要做给全国看。可谓一针见血。俗话说京官难当，外地一个县市，县长、市长就是最高领导，一路诸侯，而北京与市政府同级或比市政府高的领导部门就不知有多少。北京的每一件事都要上看下看左顾右盼，八面制约。加上皇城文化、自比老大，还要拿出首都的架子，不能比外地低，又需要别人的恭维供养，自然难免举止失措，遭人议论。
北京处于全国政治中心，政治气氛浓，连普通出租车司机谈起来也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所以从“五四”、“四五”到“六Si”，都是发端于北京。一有政治风波，北京就首当其冲，举世瞩目。北京也就必须事事小心，不敢逾越。还必须吸取彭真等人的教训，不能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所以北京难有创新的作为，也是容易理解的。
综上所述，北京的处境其实很艰难，危机很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风光。北京如果不能正视自己，及时找出解决危机的途径，前途就不妙了。
六、 短缺就是商机，危机就是转机
说了北京这么多危机，北京似乎就一无是处，只能坐以待毙了。不是。有一个名叫徐海珊的大学生写了一本对当代社会思索的书，其中有一段话：“忧患是一种沉重、痛苦的清醒。我们宁愿选择一种痛苦的清醒，也不愿活在麻醉了的冷漠之中。因为忧患的痛是为了更多的不痛。”说的很对。忧患的痛是为了不痛，认识到危机是为了解除危机。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短缺就是商机，危机就是转机。”看到了危机，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危机就变成转机了。怕的倒是盲目乐观，看不到危机。
北京的危机包括水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资源危机、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利因素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但都不是不可解决的。就拿北京的水资源短缺、环境危机来说，除了已经在采取的加大节水力度、完善节水措施和机制；加强污水处理和中水利用，实现污水资源化（每吨自来水可产生0.8吨污水）；截留雨洪水；开发岩溶水；南水北调以外，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海水淡化。
北京东距渤海仅100公里，比南水北调距离短多了。而海水占地球总水量的96.5%，海洋相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想要多少水都有。我国已经掌握了海水淡化技术，反渗透法、蒸馏法、电解法都已达到工业化生产规模，每吨淡化水成本已降至四、五元，据2000年9月29日《北京晚报》报道，我国用核技术蒸馏法有望将海水淡化成本降至1元/立方米。而外电报道，目前以色列用反渗透膜技术海水淡化成本已可降至0.4美元/立方米，将来用纳米滤膜技术还可将成本降至0.1美元（0.83元人民币）/立方米。
而北京现在的水价是每立方米两元多，计划三年内长至6元/立方米。按此计算，淡化海水将是一个经济效益十分巨大的产业，还不必侵占别人的水资源，可以安排大量劳动力就业，形成巨大的水产业。用地下管道输水，即可保证水质，又可不占农田，比西气东输工程量小多了。北京与天津、唐山联合起来搞，还可以改善与他们的关系，一举解决京津唐地区的共同缺水问题。所以短缺就是商机，北京用水越多，就能形成越大的水市场，就有越大的商机。
北京引来的水还必须实行梯级用水，首先用于生产生活用水，因为只有生产生活用水才能承受每吨五六元的水价。排出的污水必须100%得到处理，中水主要用于河湖生态用水及浇灌城市绿地。北京原有的水资源和低度处理的污水（不怕脏，无毒无有害物质即可）则低价给农民做为农业灌溉用水。只要有了足够的水，北京的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极大改善。
前不久，中国地质大学陈昌礼教授还提出了一个海水西调的大胆设想：从渤海西北岸提水到到大兴安岭南端与燕山西北角之间谷地，自流经内蒙进入居延海，再向西入北疆、土哈盆地、罗布泊， 年调海水1000-2000亿立方米，形成10万平方公里的水面，一举解决我国内蒙、西北地区的严重缺水、气候干燥、生态环境恶化、沙尘暴、沙漠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彻底消除沙漠对北京的威胁，还可以促进渤海海水循环、发展养殖业、提高北部边境的战略安全度，更是别开途径了。
又如北京的粪便垃圾问题，有一句话说垃圾不过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如果我们逐步把垃圾处理由填埋改为综合利用、循环使用，加快研究废旧电池、塑料、家用电器、汽车的经济回收利用技术，把垃圾中的废纸、金属、塑料、玻璃等一切可用的东西全部回收利用，剩下的有机物、粪便等部分采用先进技术干燥，制成颗粒有机肥，低价甚至无偿交给农民及园林部门做肥料，既可以回收大量物资，减少污染，又可以安置大量劳动力就业，还可以减少化肥用量，改善农产品的品质和口味，还可以使我们的几百平方公里绿地、绿化隔离带更加繁荣茂盛，可谓一举多得。过去我国的传统农业一直是采用粪便等有机肥料，天人合一，非常符合环保自然规律。城市粪便垃圾甚至是需要粪霸争抢的财源，文革前北京的垃圾还拉到茶淀等地做垃圾肥用于改良盐碱地。
现在农民留给自己吃的农产品也是不用化肥农药，只上有机肥，口味比卖给城里人的强的多了。现在我们的富裕劳动力这么多，还有那么些来京找工作的农民，我们完全有能力恢复过去的传统农业，主要是要研究出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垃圾粪便，不再那么脏臭，让农民能够接受，比上化肥既经济实惠，又有化肥施用方便干净的优点，农民自然就愿意用了。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按价值规律办事，解决这样做钱从哪里来。比如提高垃圾处理收费；塑料、电池、电脑、手机、家用电器、汽车等产品在生产厂家出产时就加收回收处理税，如每个塑料袋收5分钱，用过的塑料袋卖给回收站可得2分钱，其余3分钱做为处理费用（做再生塑料或裂解为石油等）。其它物资同样办理。我们必须要让再生产品比原产品便宜的多，才能有市场和经济效益。
北京存在的其它问题同样也都有解决办法。如能源资源问题。科学家已经指出石油即将和木柴一样成为过去的能源，只有几十年就枯竭了。新一代的能源将是氢能、核聚变能、太阳能等更清洁、来源更丰富的能源。采用太阳能聚焦裂解水制氢；发展清洁的热核电站；太阳能电池板都是很有前途的，比石油、天然气更优越的新能源。如太阳能，太阳每分钟射向地球的能量就相当于人类一年所消耗的能量，目前太阳能利用转化率已达10-12%，将来还能进一步提高。据此测算，到2020年，全世界能源消耗量大约为25万亿升原油。
如果用太阳能替代，只需要一块97平方公里的太阳能“光板”就够了。我国则只需要二、三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就够了。而我国仅沙漠和戈壁荒漠就有120多万平方公里，完全可以拿出一部分建太阳能电站。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内蒙古就有大片沙漠。何况北京还有那么些荒山，有那么多建筑物的屋顶墙壁都可以装太阳能电池板发电。北京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科技优势，在新能源的开发上走在全国和全世界的前面，北京就可以有足够的清洁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资源方面，北京周围环渤海圈有广袤的华北平原，盛产农副产品；有辽河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渤海油田、华北油田及开滦、蒙古、陕西的煤、迁安的铁等各种矿藏，比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有更广阔的空间和资源优势。如果北京与周围地区联合起来，建成经济共同体，带动整个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发展，那么北京的资源和市场就会有很大保证。另外北京还应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利用自己的资金和人才优势，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包括海洋中）购买荒原土地、矿山油田，勘探矿藏，兴办企业，建立自己的原材料及资源基地。买全国、卖全国；买全世界、卖全世界。
这样，既可以保证自己的资源供应，开辟市场，又可以向外输送大批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企业家，抒解人口和大学生等高级人才的就业压力。这样一来，北京在打开城门，吸纳大批农民工、熟练劳动力的同时，又向外不断输送高级人才，形成人才的梯级消费，保持人口的动态平衡。大批农民工在北京打工，受到培训，一部分溶入城市，留了下来，大部分回到家乡，带动家乡的经济发展。北京输出的人才户口仍可留在北京，公司总部也可留在北京，定期轮换，就可以使更多的大学生和人才打消顾虑，愿意出去。并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还有，发展塑料大棚、无土化栽培、高科技工厂化农业畜牧业；采用精准灌溉；就可以使节水50-90%，提高农副产品产量几十倍，而且不受气候、土壤条件的限制，常年生产，就等于扩大了几倍几十倍的耕地面积，不再受耕地面积的限制。北京现已建成锦绣大地等很多现代化高科技农业示范区，相信今后会取得更大发展，使北京的农副产品自给率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减少对外地供应的依赖。也可以扩大就业，降低北京的物价水平。就连各种建筑物的楼顶，用现代高科技，都可以建成屋顶花园、无土栽培养殖场，等于使建筑物不占或少占耕地。
另外，现在，世界潮流是城市发展中间化、集群化。特大型城市向中等城市疏散，小城市也向中等城市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密集城市群。北京完全可以沿京开、京石、京津、京山等公路干线串起一串串中等城市，并带动环渤海圈形成比珠江、长江三角洲更大的城市群，抒接北京的城市功能。
过去曾经有位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北京与天津合并，未被采纳。但北京完全可以和天津、廊坊等地建立城市经济共同体，共同发展。只要北京解放思想、放下架子、开阔眼界，与周围城市和地区互惠互利，融成一体，北京的一系列问题和危机都能得到解决。北京的前途就是光明的。
所以北京的各种危机，只要我们能够正视，采取正确的政策方法，就都能找到出路。北京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巨大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就可以解决很多过去看起来很难解决的危机和问题。使北京能够可持续发展，避免迁都。
然而北京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自身的人文素质文化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必须消除皇城心态、八旗遗风的影响，教育官员和市民善待外地人；提高公民特别是官员们的道德修养，发扬过去艰苦朴素的作风，防止腐化堕落、骄奢淫逸；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破除官本位思想观念，官员要多为百姓多干实事，不要总盯着上级领导作秀出政绩，使北京真正成为全国人民的道德楷模和文化楷模。
发展经济要重实业，不要被虚拟经济、金钱游戏所左右。不要只看眼前的轰轰烈烈，高楼大厦、广场花园，而要看实效，看长远，看老百姓生活得到的切实利益，切实解决下岗职工、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住房问题等等。让老百姓真正打心眼里拥护。而要做到这一点，任重而道远，对于北京市的领导来说，恐怕是比解决北京的水资源危机更长期、更艰巨得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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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之秀 发表于 2007-01-21 17:04 #1
轉：迁都之议——21世纪中国国家的战略大重组
编者按：8 月，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北京有关方面承认，未来10年水源短缺将是中国国内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由于中国旱灾情况日益严重，再过30多年北京将面临沙漠化的危机。总理朱熔基指出，如果沙漠化问题不能予以控制，迟早要将首都迁往他处。总理的话道出了北京所面临的危机。事实上，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开始探讨有关迁都的话题。无论其设想的现实性有多大，这种未雨绸缪的规划都不失为有益的观念启迪。
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中国革命战争决定性阶段的胜利都是在北方取得的，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从国际安全上看，苏联、蒙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成为可靠的邻居；北京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特色也适宜于担当一个草创时期的大国都城角色。“北京”在国际上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之一。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定都北京的成本太高了！而且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超常规发展，这一趋势有日益恶化的危险。城市功能的过分集中，带来了普遍的生态环境和人口膨胀的压力；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远远未发挥出来，甚至不断遭到破坏。
水！水！
就水资源而言，北京人均占有量为300 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7 ，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 ％，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居百位之后。最新的计算表明：200 0 年平常年份北京将缺水2 亿立方米，枯水年缺水11亿立方米。2010年，两项数字会分别达到9.9 亿立方米和近20亿立方米。现在北京主要供水源密云水库来水量日趋减少，今年8 月份密云水库蓄水量仅为常年一半，存水估计只能够用一年。明年如遇旱年，北京将难逃“水荒”之苦。
北京市社科院的一个专门小组，长期研究水资源供应与城市人口容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2005年，北京可支撑的人口容量为1277.77 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156.01万人，外来人口121.76万人。这一结果是北京人口容量的最大值。但实际北京总人口在1997年即突破1500万大关，其中常住总人口1210万人，外来人口350 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从水资源供应的角度看，北京的人口已超负荷300 万人，而这一数字仍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
北京的生态环境压力则远比我们想像的严重：大量地下水长期超采以后，形成20 00 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漏斗区，最严重的东部地区过去40年已下沉了700 多毫米。专家们指出，地面大面积下沉最终会影响整个城市建设，导致地基不稳，墙壁开裂，道路中断等严重后果。
现在，南水北调工程被很多人看作是解决京、津地区缺水的“灵丹妙药”。
但以最多人赞同的中线工程为例，它的投资达1000多亿，工程量大，工期长。且工程实施后，被引水的汉江中下游流域将严重缺水，三峡水库的发电和用水也将受到较大影响。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豫、鲁、冀、晋都是缺水大省，这流经家门口的几百亿立方水将成众矢之的，如何分配将大有争议，能有多少流到京津将大有疑问。
不堪重负的北京
北京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材料称，北京在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列全球第三，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人每天相当于吸两包烟。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全国18个主要城市1998年空气污染的调查报告中，北京是情况最严重的一名。
荒漠化的威胁也直逼京城，最近的沙丘群离北京仅70余公里，并处在“北京盆地”的上风向，即使不大的风力，黄沙也会直扑“脚下”的京城。今年春季，北京连遭沙尘暴袭击，其情其景至今令人心悸。
北京的“人口爆炸”更让人触目惊心。16年来，北京常住总人口每年净增近20万人，流动人口每年净增量则超过20万人，相当于每年增加一座中等城市人口。
上海近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主要城区的人口已呈负增长或零增长。北京何以有这么大吸引力？从根本上看，北京的政治、文化和全国经济管理中心地位是人口剧增的最大的“磁力”。政府花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这说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十分严重。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使得北京城区人口密度比巴黎、伦敦、东京等大都市要高得多。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未开发的土地资源仅占全市总面积不足4 ％，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其后果之一是北京的蔬菜供应已离不开外省支援。
最令人痛心的问题还是对古都的“建设性破坏”，这是北京的“内伤”，一般人不容易感觉到。1911年，北京大约只有相当于现在二环路内的面积，人口76万，现在城区人口扩张到700 多万，大量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被“克隆”在古都的中心区。而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点的城墙、护城河、胡同、四合院等被大规模吞噬，仅最近的10年间，北京的胡同就由6000多条锐减到2000多条。
最近，北京享有盛名的赵家大院在一片反对声中还是被拆掉了，理由是修路。
从景山上向南望去，一大片现代化饭店参差不齐地冒出，尽管其中个体设计不乏独到之处，却对故宫和古城核心区域和谐巍伟景观造成极大破坏。一些设计师对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透露了秘密：“北京的写字楼租金是世界上最贵的几个城市之一，如按规划进行设计，开发商不满意，因为他们总是希望提高建筑层数或容积率来获取高额利润，他们又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关系来修改规划条件。”长此下去，北京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将何以自存？
高昂的定都成本
在我国各大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北京从中央得到的各种支持是最多的，巨大的投入并未产生相应的效应，反而面临多重危机的边缘，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就是这座文化古都既是全国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管理中心，又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事实上还有全国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等中心的职能。
以中国之大，由一城而兼此数中心之职，对有3000年历史的古都来说，确实不堪重负！这种功能设计使得城市规模无限制地扩大，城市的有限空间受到多种功能的挤压，脆弱的资源与生态系统无法承受，一言以蔽之，高昂的建都成本已到了国力和北京市自身难以支撑的时候了。
在古代运输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东南地区供给天下财富大半，如果都城离此太远，则定都的成本过高，必将影响国力的增强和政权的巩固。对此，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曾指出：15世纪初中国放弃了因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却定鼎北京，“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更是以历史学家深邃的笔触写到：北京“这一宏伟都市远离它的经济源泉，维持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灭亡和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财富”。输送漕粮的南北大运河成了明清两代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用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
今天，现代化的运输条件已从根本上消解了大规模物资运输方面的诸多不便，但我们仍不能不考虑定都成本问题，也就是一个经济投入与产出效益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积极主动地调整原有首都的功能，或者干脆重起炉灶再建新都，将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种资源，及时卸掉妨碍社会进步的重重包袱，首都本身也能够及时摆脱过分的功能叠加而获得“新生”。
北京的4 种选择
1986年就有人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很大的震动。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中，也有人提出迁都西安，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在新的世纪，北京面临诸多挑战，应早做筹划。目前，有4 种设想可供北京选择：
一是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变，只是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一点调整。这种设想认为北京的首都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的“心脏”城市，文化底蕴丰厚，城建基础好，人口素质高，又集中了大量中央级的机构、人才，是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至于北京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不妨采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建设卫星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改变部分土地使用功能等办法加以解决。这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二是建设“副都”。主要是分担目前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分功能，在中心区和周围地区的分中心区之间起桥梁作用。可以较快见到成效。总规模以80～
100 万人口为宜，地点可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
三是实行“双都”或“陪都”制度。“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都，一个经济都。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实行这种制度，如荷兰、南非等。两个首都的职能分开既能避免城市的过度膨胀，也能使政治中心免受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影响，从而保持政治的某种独立性。具体策略上，有人提出以北京为政治都，上海为经济都；有人提出可考虑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一到两个作为“陪都”，以解决中国实际存在的东西和南北巨大的不平衡问题。
四是“迁都”论。认为中国应另择一佳地建立新都，一是为北京“减压”，让这座古城成为真正代表中国的“文化之都”，而将其它功能分解出去。二是改变目前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局面，树立21世纪中国的新形象。
第一种设想更多注重了北京的现有优势，没有充分估计到北京在新世纪长时间内面临的人口、资源危机。仅从人口控制上看，北京的户籍控制可谓极其严格，但从1980年以来还是净增了300 万人口（还不包括数目更大的流动人口）。到时仅水危机就可能令北京无法承受。而在北京的强大拉力作用下，建“副都”难以达到预想效果。今天北京周围众多卫星城就未能充分发挥“卫星”作用，且缺水难题还是解决不了。“双都”制也只是在中国现有的城市系统内打转转。不能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和民族的发展大方向上，何况现在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难念的经。现在是考虑“迁都”之路的时候了。
国家战略重组
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主动迁都，通常表现了对未来发展的高度自信，因而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壮举。远者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近者如巴西迁都巴西利亚、德国迁都柏林等，莫不以迁都为契机，秉持“与民更始”的决心，推动国家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提高政府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张扬民气，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最终得以成功实现国家战略的一系列宏伟目标。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东、中、西部和南北方等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日渐扩大，这已成为影响中国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痼疾”之一。目前东部地带以占全国13.4％的面积、41.15 ％的人口，占有超过60％的GDP ，而西部则以23.11 ％的人口、56.9％的面积占有14％的GDP.北方和南方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差距近年也有拉大趋势。尽管中国政府千方百计致力于缩小这种差异，并在20 00 年全力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从自然地理环境、区位、历史惯性、经济基础和体制上看，中西部地带特别是西部地带在相当长时期内是难以赶上东部快速前进的步伐的。特别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家能力呈下降之势，中央政府掌握的财力和要素资源将继续减少，单纯依靠“战略西移”也越来越困难。这不能不让我们另辟蹊径，设想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联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来根本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严重失衡状况，推动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大重组。
重起炉灶建新都还能为根本改善行政效率提供契机。依托新都的“后发效应”，有效避开既得利益者的多方阻挠，推行一系列旨在裁减冗员、提高效率等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高效、完善的新体制，当政者便不至于受多方牵制而无所作为。
哈萨克斯坦迁都中部小城阿斯纳尔，该国政府趁机将公务员总数削减一半，既保留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又使一些三心二意、不愿离开阿拉木图的人脱离政府机构时保留一些优厚待遇，巧妙地实现了政府改革的目标。
从行政效率上看，新都提供的相对集中而又合理分布的空间环境，将能大大遏制施政过程中的拖沓、繁琐和互相扯皮现象，这早被巴西利亚、伊斯兰堡等新都所证实。
新都构想
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中国未来迁都的方向应该是南移西进，以适应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开发和“地气南迁”的战略态势。有人提出可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新都，实际上没有考虑到这些城市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它们本身已迫切需要“减压”，已不可能承受过多城市功能的叠加。因此，如果考虑迁都，最佳途径是创建新都。近20年来，白手起家的现代化的特区城市就建了5 座，依托日趋雄厚的中国经济实力，建设一座新都已非难事。
中国未来的新都应选址在哪里？从大的地域来看，新都应选址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汉水流域附近比较适中。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由襄樊、荆州、荆门、宜昌4 座城市相围而成的一片三角地带可为首选，我们可称之为“襄荆宜三角地带”。这块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工农业基础雄厚、资源供应充足。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带处在中国南北和东西相交汇的地理中心，是联接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和中南地区的战略枢纽地带，开放性大，四面连通性好，真正据东进西出、南来北往之要冲，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目前全国没有任何其他地带能与之相提并论。
至于巨额的迁都费用问题，通过对部分国家迁都行动和计划的比较，我们假定未来新都中心区的人口在60万左右，则基本建设费用约为2200亿元人民币，加上周围卫星城镇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总数应不少于3000亿元，3000亿！这对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的国力能承受得了吗？
1999年中国GDP 总值已超过8 万亿元，银行存款余额高达9 万亿元，表明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已较雄厚。如果将3000亿分摊在10年左右，每项年约300 亿元，不到GDP 的0.4 ％。要是在2005年以后开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强，这一投入最终可能不到年均GDP 的0.2 ％，将比三峡工程投资占同期（1994年至2009年）GDP 的比率还要略低，对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的压力并不明显，更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巨额赤字和剧烈的通货膨胀。
理想的分散之道
未来新都是平地起新城，当然可以按照理想模式建成世界最好的都城。从城市职能上看，以政治中心为主，兼有部分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科教中心的职能，但是绝不能搞成那种多功能、综合型的所谓“国际大都市”。否则必将影响今后首都功能的正常发挥，违背了迁都的初衷。
如果冷静思考一下，迁都对北京来说则是一种“解脱”。几十年来，过多的城市功能叠加在古都身上，使她无法挣脱那重重束缚，苦不堪言。北京的最大优势和特色是文化，谁也无法否认：北京积淀了数千年来无数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中华文明中最深沉的品质和最光辉的理性都可以从中找到浓缩的一页。过去我们是舍本逐末，对北京最珍贵的东西视而不见。今后的北京，不仅要成为中国的文化之都，还要成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世界文化之都。目前堪称世界文化之都的城市只有代表西方文化的巴黎，代表东方文化的还没有。北京在正确地给自己定位以后，完全有资格去填补这个空白。当然，这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建设世界文化之都既是北京人的理想，更是全国民众所热望见到的，其成功的可能性甚大。
偌大的中国不能没有一个全国经济中心，在某些国家也称之为经济首都。这个中心应该是地理位置适中、腹地宽广富饶、劳动力素质较高、交通运输设施齐全、金融和贸易都极其发达。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上海都是当然的“人”选。
确立上海经济中心地位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中央政府应给予更宽松、更优裕的经济发展条件，诸如可将央行总部和大部分金融机构总部搬到黄浦江边，使其真正发挥全国经济的“龙头”作用；二是意味着上海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是要适当地“付出”。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应在法律上明晰化，对上海、对全国都有好处。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亮丽的画面：我们设想的未来新都与北京、上海一起，共同承担起泱泱大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职能，各展其长，互为依托，不失为一条理想的首都职能分散之道。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些初步的设想，如果在未来的宪法中3 座城市的首都功能得到确认并得以实施，必将意味着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演进。
附：世界迁都浪潮的启迪
首都为国家中枢之地，一般不轻言迁离，但随着国家整体战略的转换，迁都便成为调整利益冲突、保持国家活力的重要手段。二战后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新都，还有10余个国家正在考虑迁都。其中，巴西迁都巴西利亚，日本首都准备迁离东京可为镜鉴。
巴西的旧都里约热内卢是南美洲最大都市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但其位置偏居东南一隅。1950年前后，巴西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集中在里约热内卢周围不到全国11％的地域内，而广阔的中西部和北部亚马逊地区发展长期滞后，虽然物产丰富，但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这样就有所谓“两个巴西”的存在：一个是先进的沿海巴西，集中在东南部的狭长地带，其现代化程度堪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是荒凉落后的内陆巴西，是全国的“低谷地带”。
1956年上台的库比契克政府雄心勃勃，决心完成迁都的“百年大计”，以尽快克服容易引起国家分裂的严重失衡状态。在不到4 年的时间内，克服重重困难和多方压力，在人迹罕至的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颇具特色的新都，1960年4 月21日举行了举世瞩目的迁都大典。随后几十年间，巨大的区域失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弱。仅巴西利亚至贝伦的公路开通以后，沿线即由10万人猛增至200 万人，巴西政府从1940年就倡导的“西进”运动，直到实施迁都战略后才真正发生了效应。迁都后，原首都里约热内卢“文化之都”的形象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现在，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圣保罗三地分别承担巴西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中心职能，各司其职，各具特色。
日本的情况对中国则更有借鉴意义。日本首都东京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并曾多次排在国际最佳都市排行榜之首。1995年12月13日，日本“国家议会转移委员会”向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士提交了一份关于迁都问题的详细调查报告，认为日本的政治、经济职能过于集中在东京一个城市，已成为影响日本21世纪社会健康发展不容忽视的因素，必须对首都迁移出东京地区进行讨论，并成立一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中立评选机构进行新址论证。连东京这座很多日本国民心目中国家的“窗口城市”都要考虑迁离，一时引起日本乃至全球的关注。
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衰退的一个原因是“人力、物力、信息资源过度集中于东京”。1996年，面积约占全国0.6 ％的东京居住了超过全国1/10的人口，超过全国20％的GDP ，而全国人口的1/4 以上集中在东京周围50公里以内。东京已患上空气污染、住房拥挤、物价昂贵、交通不畅等一系列“都市综合症”。报告提出了10个苛刻的选址标准，目前已有10多个新址供作新都选址。日本国会甚至提出，争取2010年国会会议在新都举行。日本民族是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的，在迁都问题上，他们是否又紧跟上世界潮流了呢？
在近年涌动的世界性迁都浪潮中，德国迁都柏林和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纳尔已取得了初步成功。德国1990年的统一来得太突然，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由于东德是作为5 个州加入联邦德国的，东西部差异太大，不少西部人怀有过多的“恩赐感”，而东部德国人则有过多的“抱怨”和“不安的感觉”。从西部的波恩迁都至东部的柏林，不失为一明智的抉择：柏林是德国文化和精神的代表，它能医治东部残破的经济和人们心中的创伤，使全体国民从心底感受到一个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与自豪感，了却8000多万德国人跻身全球大国的强烈愿望。哈萨克斯坦1997年从偏居西南一隅的全国最大城市阿拉木图迁至中部小城阿斯纳尔，是欲借此平衡全国范围的生产力分布，打击俄罗斯裔居多数的北部地区的分裂势力，从而“扭转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俄国殖民政策”，推动哈萨克人移居俄裔为主的北部。正如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所言：“年轻人和下几代人将会看到，从哈萨克斯坦的发展来看，首都从阿拉木图迁到阿斯纳尔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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