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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总统和新闻记者 and other chapters ZT

ceo/cfo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院士
性别: 性别:男

加入时间: 2004/11/05
文章: 12941

海归分: 491638

标题: 约翰逊总统和新闻记者 and other chapters ZT (1407 reads) 时间: 2006-8-04 周五, 21:50

作者：ceo/cfo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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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极度提倡言论自由的国家，因此美国的新闻记者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冕皇。约翰逊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新闻记者们不知怎的，忽然太岁头上动土，和约翰逊总统大闹别扭，和一国元首过不去。各地的报纸与杂志纷纷评议总统，有的说他控制新闻，有的说他不礼待新闻从业员，有的甚至说他独裁。约翰逊总统在应付越南战事与多米尼加政变之外，还要应付一群对他诸多批评的记者，于是乎有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的心情是不太舒畅的。

本来在美国，新闻记者和一国元首意见相左也没什么大不了。在以前，罗斯福总统算是最会对付记者的，有时也不免挨骂。杜鲁门在位时，有一次因为专栏作家皮尔逊批评他的爱女马格丽特的歌声不好，杜鲁门在记者会上把皮尔逊骂了一顿。肯尼迪总统的人缘不错，与记者们甚为相得，可是有时因为取消记者招待会，或是因为哪一个白宫记者受了专宠，得到独条新闻，也有几次受到“群起而攻之”的袭击。

约翰逊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做了多年的议院南面王。
参众议院往时有一句话：“约翰逊所想要的，约翰逊必得。

（what Johnson wants，Johnson
gets．）”除了两年多的副总统任内不太得意之外，在朝人物大家都敬他三分。想不到做了总统之后，众目所视，众手所指，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为头条新闻，而且他的外交与内政有时也受到责难，有时记者们还来个不合作，于是使得约翰逊总统大伤脑筋。

话说回来，美国当时也实在是个多事之秋。约翰逊总统与新闻界的纠纷大概由没有派副总统韩福瑞到伦敦去吊邱吉尔之丧开始。邱吉尔世界名人也，也是美国友人也，他的丧礼当然隆重，但在当时美国正是多事之秋，约翰逊总统既派了大法官华伦等人做代表，新闻界实在不该小题大做。报纸上有好几天议论纷纷，说约翰逊总统不够大量，不重用韩福瑞，这一来，不但使韩福瑞左右为难，而且使约翰逊总统大为生气。

1965年3月间，一年一度的新闻界同乐会在华盛顿举行晚会，虽然没有成文法，可是每年在任的总统是固定的上宾。

约翰逊总统破例不参加，而且到了自己的家乡德州去。晚会后有余兴，当晚只招待男宾，第二日也邀请了一些女宾，我也在场，新闻记者们在台上把约翰逊总统大大地挖苦了一番。

当然他们说那是逢场作戏，无伤大雅，可是据说约翰逊总统就是满肚子的不高兴。

约翰逊总统这个人有非常的魄力，有时喜欢独断独行，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许多新闻记者常在记者招待会上问有关的机密问题，这对约翰逊总统无形中是一种刺激，我听某参议员告诉我说，有一天约翰逊总统在招待参议员的晚宴中问艾度奥（ldoho）州的参议员法兰克却其（Frank
Church）说：“你近来发表反对我们的言论，请问你是根据谁的看法？”却其答曰：“我曾和德华利蒲曼谈过好几次。”（按：利蒲曼是华盛顿的权威专栏记者，是犹太人，“两个中国”等谬论他也有份。）约翰逊总统说：“贵州（指艾度奥州）将来若要建筑大桥，你也去问利蒲曼好了！”却其大窘。这种离散民心士气的论调，当然不免使有决断的约翰逊感到不安。

有些记者们说：“我们总统的脸皮太薄了，他太经不起批评了。”这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据。但外交方面，从越南战争到多米尼加政变，内政方面从总统的亲信积肯斯出毛病到各地的民权先锋滋事，约翰逊的处境也够辛苦的，假如他怕舆论攻击，而不当机立断，恐怕问题更多。所以约翰逊总统上任后，他的措施虽然不是样样如意，可是他的快刀斩乱麻的精神是值得支持与赞佩的。

约翰逊总统任内，美国的情报局局长换了新人，是个海军，民航局局长也换了新人，是个空军。其他的任免也有好几个。西内人批评约翰逊总统独揽大权，没有和有关当局商量，使许多人心中不受用。我不是圈内人，所以无从定真假，不过想来这些更动中的枝节也是新闻资料。

有一位记者说，“约翰逊总统请我们到他的家庄去野餐，我们当然去，可是受了他的招待之后，我们若写反对他的文章，或是对他有所批评，他就不高兴了。”

我想：总统也是人，他也有他的喜怒哀乐，尤其时值多事之秋，总统若发点脾气，也是无可厚非的。
尼克松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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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在华盛顿对我而言是相当兴奋的一年，也算是新旅程的开拓。肯尼迪总统击败了尼克松走马上任。一年前，我加入了共和党。陈纳德将军生前一直是南方的保守派民主党员，父母均为浸信会教友。他代表美国南方的独立与保守精神，我对于南方政治态度与思想的了解，主要即是得自于他。

不过陈纳德将军从未踏入政治界，虽然有许多人一再要他出来竞选议员。

初搬到华盛顿时，我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认识仅止于过去与外子同来华府时，碰到的一些国会领袖。准备入籍美国公民考试时，我读了些美国宪法方面的书，记得从前在学校里，历史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而历史又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我替共和党的尼克松与洛克菲勒助选，算是首次在美国参加了政治活动。

我为什么加入了共和党？因为共和党里有人一再鼓励我入党。1959年，我在宴会上碰到几位共和党人士，他们问我在哪儿工作，我告诉他们乔治城大学，这时有一位名叫施薇亚·赫曼的女政客，她是马里兰州共和党妇女会主席，问我对政治有无兴趣，我回答颇有兴趣，我希望尽可能地了解美国的一切，政治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施蔽亚接着对我表示，她正在组织少数民族团体，为尼克松助选，请我参加这个团体，我欣然答应下来。回顾1954年到1955，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赴台访问时，我曾和他有数面之缘，外子和我在台湾还参加过欢迎他的宴会。

这以后，我和他即无进一步往来，但外子去世时，尼克松寄给我一封辞意恳挚的唁信。从那时起，他不时与我联系，而且似乎比其他候选人，更关心亚洲事务。为了这个缘故，当赫曼太太问我是否愿意入党时，我当即同意了，记得她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初见尼克松是50年代初期。他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访台时，那是与艾尼初次搭档。尼克松偕夫人碧特抵台进谒蒋介石及夫人，外子与我应邀出席蒋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前面说过，外子是生长在南方的民主党员，眼见尼克松在政坛上一步步起来，他对此人并不很欣赏。记得欢迎会结束，返家途中，他对我说：“这人有点不对劲，但是哪里不对劲，我又说不上来，我对他不十分信任就是了——事实上，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挺不自在。”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也无以自解。”

在党里，起初我也只是做些竞选时的简单工作——打电话，请人们去登记、投票，对少数民族团体发表演说。我开始了解初选的重要性，如果选区内某人年纪太大，没法出来投票，你就自告奋勇去接他，诸如此类的事，使我在那二年里，知道一般人民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实在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使我在侯选人之外，认识了许多美国人。当时，支持尼克松的人不少，他以些微之差，败给肯尼迪，大家不免都感觉失望，我自然也不例外。有关伊利诺州库克郡偷票的传说，传遍了全美国，尼克松拒绝追究此事，这是为顾全大局，否则闹起来，只有对国家不利，我认为尼克松此举，令人钦佩。

电视权威大卫·佛斯特1977年采访尼克松之前，曾数度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回他，因为尼克松辞职后，我即未与他联络。

人们经常问我：“尼克松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回答是：“我真的不清楚。”1968年，尼克松再度出马时，许多和他共事的人对他的交情，远比我深，但出人意料之外，其时我入党历史只八九年，即被他选为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的会员包括所有共和党籍参议员的妻子，以及妇女领袖，鲁斯夫人亦在其中，秀兰邓波儿也是由我推荐入会的。当时我还很天真地向竞选干事建议：“尼克松在公众场合为什么不和夫人亲密一点，适当时，也可吻她一下呢？”他们对我说：“你别跟他提这事，他不愿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尼克松夫妻俩都是在交际场上较保守的，使人有点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总是过于一本正经。

尼克松那些来自加州的友人中，有一对傅勒夫妇，也觉察到了这点，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傅勒先生乔治和尼克松是多年知交，1962年，尼克松有意竞选加州州长，遭到几位好友坚决反对，傅勒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劝尼克松：“等1964年卷土重来，不要这样早就竞选州长，你也许应该从现在起就打下一点经济基础－－找些人来，为下一次的总统大选进行准备。”但尼克松不顾朋友力阻，终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

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克松已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不过他们错了。

对于尼克松出任总统的功臣，首推他的竞选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契尔。尼克松从加州迁移到纽约做律师就是和米契尔共事，他策动东山再起也非一朝一夕之事，那是经过许多长远的计划，他可以说是深谋远虑，无日不以此为目的。尼克松夫人当初是苦劝夫婿退出政坛的，但尼克松对于政治一向热中，急流勇退实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支持人也认为他大有可为，连我在内，于是1966年至1967年我们就开始为共和党铺路，替尼克松做开路先锋。

1965年，我因业务到台北时，再度与尼克松相遇，当时他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世界各地，推销百事可乐，且已完全不涉足政治。亚洲人们都还记得他在加州竞选失败后，那场著名的记者会，会中他向记者们宣布，从今以后，他们再也不能把尼克松踢来踢去。很不幸，这句话不但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日后且变成他政治生命中一个无法摆脱的污点。

尼克松私人访问台北时没有被邀请到美国大使寓所居留，而是下榻俯瞰淡水河的圆山饭店。

我得知尼克松来访的消息后，就在他离开台北的当天早晨，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要到饭店接他赴机场，他答应了。

我记得当时和他一道的还有二三位百事可乐的高级职员，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不知为什么，尼克松那天早上很紧张，我到达圆山饭店，注意到并无重要官员在场给他送行。当他俯身进我汽车时，一个不小心，头撞到车顶，他大概很容易流血，因为突然之间，我发现血点从他的额前滴下来，我以最快的速度从皮包中掏出一块手绢儿，压在他的额头，把血止祝他露出尴尬的表情，口中一个劲儿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事情发生得太快，大概没有人注意到这小小的意外。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我穿了一袭白色衣裳，他的血滴在上面，分外刺眼，我担心待会儿下汽车时，如何使别人不致注意到我身上的血迹。尼克松拿着我的手绢儿，压在额头上，过了几分钟，血总算止住了，车子也到了机场，他似乎很感激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他送行。

我们一直到1966年底才取得联络，尼克松本人自纽约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讨论他下一次竞选总统事宜。

1967年初当共和党的圈内人正议论纷坛地筹划该让谁出来做1968年的总统候选人时，支持洛克菲勒（当时为纽约州长）的和支持尼克松（当时在纽约当律师）的两派声势最浩大。洛克菲勒代表自由派，有钱也有势，但有些共和党人认为他走的是比较靠左的中间路线，不可能得到南部与西北部较为保守的选民的支持。尼克松论钱论势都不能与洛克菲勒分庭抗礼。但自从他自加州迁居到纽约之后，他也结识了不少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认为他大有可为，愿意做他的后台，帮忙他招兵买马。另外还有一人来头也不小，他就是当年的密西根州州长乔治·蓝尼。蓝尼于1959年被选为密州州长。在此之前他是美国汽车公司的老板。他们夫妇两人都是非常真诚的摩门教会（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1nts）教徒，不喝酒，不吸烟，严守星期日为安息日。他的夫人萝莲与我交情颇深，他们俩夫妇都曾多次到我家来。我很喜欢萝莲蓝尼，她是一位有智慧、有人格的杰出女性。她也曾竞选过参议员，1966－1968年间，她全心全力支持蓝尼竞选总统。

在民主党方面，一般推测都认为约翰逊会再竞选连任，所以在1968年初，民主党人大都支持约翰逊，但有两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出来与约翰逊挑战，一个是明尼苏达州的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一个是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麦卡锡是反战最力的，他自名为和平使者；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人间的磨擦。是美国报界经常讨论的新闻，所以罗伯特·肯尼迪宣布他也要问鼎总统宝座时，大家并不惊奇。

但这场政治战的前前后后都与越战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美国人甚至越南人始料不及的。

约翰逊在1968年3月底那戏剧性的宣言中，宣布退出竞选连任，并在党人大致同意之下，把棒子交给了副总统韩福瑞，这就是因为受了越战的影响，这份压力实在太大，左派分子所造成的反战怒潮已有星火燎原之势，约翰逊是个聪明人，与其竞选失败，倒不如急流勇退。后来许多他的亲信又说他的引退是因为健康关系，这只是面子问题而已。不过约翰逊对美国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政治的斗争继续进行，蓝尼州长自越南方问归来后不久，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洛克菲勒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后，不久又在当年早秋宣布无意问鼎。罗伯特·肯尼迪是在为翰逊未宣布弃权时就宣布竞选的，这对约翰逊固然是挑战，即在党内而言也有点越俎，很不幸罗伯特·肯尼迪的政治生涯比他哥哥的更短，真是昙花一现。他3月出山，声华四射，但同年6月1日，他在加州洛杉矶大使酒店演讲完毕，和他的侍从绕道从酒店的后门（厨房的过道）准备离去，就在那一刹那间，一个名叫沙哈的青年举枪袭击了他。那时群众还未散去，在一场混乱中救护车把伤者抬出去，但已太迟了，又一个肯尼迪死于枪弹。死时还未到50岁，遗有一奏和9个子女。

现在再看1968年的后半期。
在这后半期美国总统竞选已到了白热化。
8月民主党在芝加哥开大会，推出韩福瑞为总统竞选人。
7月共和党在迈阿密开大会，选出了正副总统竞选人，他们是尼克松和安格纽。

要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该看看那些台上的主角。
尼克松做了美国总统，许多人对他成功的议论各有千秋。

但有两个重要关键，可以说直接或间接成全了他做白宫主人的愿望。一个是越战的打打谈谈；一个是越南领袖阮文绍和阮高祺和我的私人交情。

说来话长，现在只好先从尼克松说起。
1967年12月7日，星期四，我在日记上记着以下数点：
（一）尼克松约我去纽约会谈。在办公室内只我和他两人私谈。

（二）办公室会晤一小时余，讨论下列事项：
①他告知我他已决定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
②请我在其竞选活动中帮忙，并负担一项任务。
③要求我以演说家及亚洲报纸的专栏作家身份，提供他有关越战的一切消息。

④请我代表他与亚洲各国领袖联络，尤其是韩国总统朴正熙及越南总统阮文绍。

（三）当天下午自纽约返回华盛顿，参加约翰逊总统夫妇为韩国总统朴正熙夫妇所设的晚宴。从白宫回到家之后，又接到朴正熙总统自其下榻的布莱尔宾馆打来的电话，他要我赴他处一晤，我请好友汤姆士·葛柯伦伴我一道前往。我们谈得很愉快，直到凌晨1时30分才告辞出来。

现在，再回到我与尼克松的会晤，在他办公室，我提出几个问题和他讨论。他认为越南问题将是两党候选人辩论的主题之一，因此急于要听取我对越南的意见。

我记得当时问他：“尼克松先生，你若当选，对结束越战有何计划？”

他说：“如果我如愿以偿获得提名，我希望以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

我接着问：“你觉得如何才能达到此一目标？”
他回答：“我需要对越南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你也知道，我不能从约翰逊政府或国务院处获得完整的情报。

至于你，经常演讲亚洲事务问题，又得亚洲首领的信任，在这方面，一定能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希望有更多正确情报，以便研判目前的情势，然后才可以讨论怎样对付越局。”

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到越南去会晤阮文绍？”
他答道：“愿意，我实在需要和他面对面地谈一谈，我从未见过他。”

我对他说：“也许你应该先派一组精选的国会领袖到越南去，然后再计划与阮文绍会晤，这样你可以有时间研究全盘局势，越南战事实在比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听到的，要复杂多了。”他觉得这个意见很好，问我：“你认为这个代表团该由谁来率领？”

我推荐德克萨斯州参议员陶尔（Tower）及前任大使希尔（Hill），两位都是共和党资深党员。尼克松认为这两个人选都甚恰当，并嘱我继续进行此事。

我接着告诉他，我将有一趟亚洲之行，他建议我回来之后，我们再谈。分手时，他说：“我很高兴你答应帮我忙。”在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帮他这个忙把我害得好惨，而且惹来不少是非。

翌年初，尼克松打电话给我，与我谈他的竞选活动。电话是他亲自打到我家里来的，后来我在亚洲时，他要我尽速把事情处理完毕，返回美国，因他要再见我，商量要事。我知道他是真的想请我帮忙，我呢，则以很严肃的心情研究尼克松这个人。

为了多了解尼克松这个人，我到路易斯安那州梦洛拜访我的好友州长詹姆斯·诺尔（James
A
Noe1）。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他，诺尔宦海浮沉多年，先是路州参议员，著名的州长休·龙恩（Long）去世后（也是被刺），由他出任州长。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拥有电视及广播电台，他的儿子詹姆斯早已在新奥尔良组织了民主党支持尼克松委员会，我知道诺尔州长会对我坦诚相告的。

一天晚上，用过晚餐之后，我们坐在火炉边谈天，我请诺尔州长告诉我“CheckerSpeech
”——“棋子演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尼克松决定再度出马：所到之处，人们都在谈论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担任副总统的那些年。关于这段插曲。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单只在我的朋友中间，对尼克松的看法就不一而足。诺尔说：“‘棋子演说’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一大里程碑，在那次演说中，他使自己由艾森豪威尔的政治累赘一交而为其政治资产，那次的表演太精彩了。”

“请再讲得详细点。”我说。
“唔，尼克松认为那次事件是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一点不假，成败就在此一举。”诺尔继续说。

“1952年，东部共和党人士推举尼克松与艾森豪威尔搭档竞选，你还记得纽约州长汤姆·壮威（Dewey）吗？尼克松就是他推荐的，但后来发生所谓的尼克松经费丑闻案，摆脱尼克松不遗余力的也是他，那时，大家都视杜威为‘拥王者’。”

“整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问。
“你记得加州华伦州长吧？后来被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大法官的那个华伦？他是属于共和党内的自由派。”

“我见过他和他的女儿，他们夫妇和我在一些社交场合碰过面。”

诺尔州长继续说下去：“1952年总统大选有趣得很，事情是这样的，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特（Taft）向艾森豪威尔挑战，加州的华伦亦插上一脚。当时，华伦是加州赴芝加哥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他希望赢得加州代表的支持，因为这缘故，他的立场就像是在赌博，如果艾森豪威尔和塔夫特竞争过分激烈，或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则华伦就可在相互折衷之下，取得候选人的资格，有点渔人得利的野心。1948年，华伦曾以副总统候选人身份，与杜威搭档，那年，出人意料之外，他们败给了杜鲁门。因此，后来当东部人士推举尼克松出来与艾森豪威尔将军搭档时，他挺身而出，支持艾将军，此举使杜威和华伦的支持者大为愤怒。竞选期间，尼克松一些政敌悄悄地建议报社记者去调查尼克松一部分加州友人们为他募集的一笔特别经费，消息当然在竞选期间传了开来，尼克松身陷危境，百口难辩。”

“当时募集特别歉项是非法的吗？”我问道。
“不然，事实上，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生也有一笔特别经费，我还是赞助人呢，这其间的差别只是民主党全力支持史蒂文生，艾将军却没有给予尼克松全部支持。你们共和党的毛病在于自己人出了事，大家都不挺身而出为他讲话。”

诺尔州长又向我作进一步的透露：“安娜，美国的副总统向来没有什么分量，这你也知道，当记者问艾森豪威尔将军副总统尼克松负责作哪些决定时，艾克回答，‘如果你给我一个礼拜时间，我或许能想出一项任务来，我一时记不得了。’这两人一直不大亲近，因为个性不同，趣味不同。”

1968年，我被任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曾邀请玛咪·艾森豪威尔出任荣誉主席，她对我说：“我喜欢尼克松，外子将他训练得很好。”

艾克在军中曾任高级将领，总是给人一种权威的感觉，他也很注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尼克松则不然，在海军只做过中尉，但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深谋远虑的政客。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华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朝圣，去探望病中垂危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诺尔州长给我看一本书，其中包括一部分所谓的“棋子演说”，现将尼克松演讲的一部分原文译介如后：“另外有件事，我也许应该告诉各位，因为如果我不说，有些人很可能以此诟病于我。竞选时，我们全家的确收到了一样东西，这是一件礼物，在德克萨斯州有一个人在收音机上听到内子碧特说，我们家里两个小孩想要养一只狗，信不信由你，就在我们出发从事竞选旅行之前，巴尔的摩的联合车站通知我们去取一个包裹，取来之后一看，你们猜是什么？纸盒里面是只远从德州运来的小猎犬，身上黑白点子交杂着，我们的大女儿翠茜亚那时才6岁，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棋子’，孩子们非常喜欢那条狗，我现在只说一句话，那就是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要把这条小狗留下来。”

全场听众鼓掌，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尼克松脱身了。

这就是尼克松著名的“棋子演说”。
你愈了解他们，愈难对他们有所尊敬。这或许不完会是他们的错，他们经常得在二三项选择中折衷而行，而其折衷的决定不一定就是最佳或公正选择。

我也得承认，当时我在政界的资历尚浅，只想帮助共和党，并无任何野心。因为我过去和越南人一直是好朋友，他们都信赖我，愿意和我谈，而作为一位演讲人和专栏作家，我又可以获得某些旁人着不到的资料，当时我不知道，由于我向米契尔报告有共和党竞选工作人员骚扰越南大使馆，这些人受到米契尔严厉的申斥，后来他又告诉他们，以后只有我才能和裴艳大使及馆员联络，别的共和党员不得接近使馆一步。

树大招风，我在当时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然这件事招致了许多人不满。有一天，米契尔、希尔大使和我三人作一个电话会议，说了不久米契尔叫希尔挂上电话，并告诉他，电话会议现在结束了。他要和我单独谈几句话。还好，希尔大使和我是老朋友，不然又因此得罪人。他后来对我说，已经有人抱怨米契尔和我谈话的时间太多。别人想找他谈事情，却非常困难，希尔大使说：“安娜，现在竞选总部有些人已在嫉妒你了，你要当心。”

1968年的春天，我们奉命组织了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顾问委员会，仍由我担任主席，委员会中不少是在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妇女，艾森豪威尔夫人玛咪是我们的荣誉主席，会员包括鲁斯夫人、秀兰邓波儿等妇女领袖，还有共和党国会领袖的夫人，如福特夫人、狄克逊夫人、陶尔夫人等等。

1968年8月9日，尼克松在迈阿密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一天后，他选择安格纽为其竞选伙伴。现在竞选活动进入白热化阶段，共和党方面是尼克松、安格纽；民主党是韩福瑞、穆斯基。尼克松接受提名的演说十分感人，他讲到自己出身寒微，努力奋斗，一心要为这伟大的国家贡献已力，他讲到这些机会唯有在美国这国家才能实现，代表大会上许多妇女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坐在记者席旁边的一个特别席区内，当全体起立为尼克松鼓掌时，我注意到记者们坐在椅子上，丝毫不为所动。我高声请他们起立。

会议大厅里气球四处飘扬、人们互相拥抱、高声欢呼，尼克松多年来的梦想终告实现。下一步是要赢得总统宝座。稍早在代表大会上向尼克松挑战的除洛克菲勒之外，还有其他人，但都失败了。尼克松以一个请贫的律师，成为加州国会议员、参议员，当副总统8年，然后1960年竞选总统败给肯尼迪，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又告失利。经过一连串的挫败，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我们也替他高兴。

他从加州搬到纽约，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常想，当他加入穆基、罗斯、顾斯理、亚历山大与米契尔的律师事务所时，有没有想到再度从政，或者一心只想赚点钱。1969年1月20日他就正式上任做总统了。所以在1969年1月1日，他的名牌将从第二十街五楼事务所的办公桌和大门上移去。

那幢大楼坐落于世界最重要的金融区中心，旁边就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据我所知，尼克松是由他的好友华纳·朗伯特药品公司董事长鲍伯斯特推荐进入这家律师事务所的，鲍伯斯特是那里的重要客户。

尼克松加入律师事务所时，带来两位女秘书，一是跟了他许多年的路斯玛莉伍兹小姐，另外是位动人的小姐莎莉·史卡妮，史卡妮小姐后来嫁给了白宫讲稿撰写人保守派共和党员布肯南竞选活动展开后，我和尼克松又见了几次面，一次在堪萨斯城，他偕夫人同来，对高级妇女助选人员发表演说，派特·希提和我两人把他们二人介绍给所有志愿工作妇女。尼克松演说完毕，他要我接着讲越南问题。

早先米契尔告诉过我，争取提名的其他共和党人士会在越南问题上大作文章，尼克松则不预备这样做，尼克松与米契尔要我继续提供他们有关越南的新资料，并希望与越南保持更密切的联络。这是交代给我的任务之一。

为了争取有利地位，使越局有转机，约翰逊总统想要保护越南的米仓－－湄公河三角洲，但摆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越战已经拖得太久了，美国民众愈来愈不耐烦，左派、右派均对约翰逊展开攻击。重整军备，向前推进，美国报纸也多不支持越战。

我还记得美驻越空军司令约翰·罗卫尔将军为此事遇到麻烦，而且因此去职。国务院以其不遵守命令，将之召返，他们称罗卫尔将军在停火令下达之后，仍未停止轰炸。

3月底，约翰逊宣布他不打算竞选连任，但是他对越战局势甚为担忧，在这同时，他当然希望民主党能够赢得总统选举。于是又有新的政治花样——到巴黎去和谈。

竞选期间，各项问题辩论日趋激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在华府维拉饭店设置了全国公民支持尼克松——安格纽委员会总部，不过，大部分命令仍由纽约方面下达，竞选总干事米契尔、财务委员会主席史丹士的办公室均在纽约。我每周自华盛顿去纽约一次。

当时，我拥有三个头衔：共和党政务问题委员会顾问，全妇支持尼克松——安格纽顾问委员会主席，全国妇女财务委员会主席。记者们写了许多篇有关我的访问报道。很多竞选工作人员都奇怪米契尔为何经常打电话给我，他们自然不知道，米契尔和尼克松是要从我这儿得到关于越南局势最新发展的消息。同时我们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到家，或许是因为我和尼克松之间，还有我和米契尔之间的保密工作实在做得太到家了，因此许多尼克松左右的人也不清楚我们在什么时间谈话，什么时候见面。即使见面与谈话，也无第三者在旁。

其实，越南的阮文绍早就说过他不准备参加巴黎和谈。
而民主党则认为越葡若参加这项“巴黎和会”可能增加韩福瑞获选的可能性，因为选民可能会因为越战有一线和平曙光而投民主党的票。

共和党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巴黎和谈该在大选后进行（其时离开大选只有10天），不然的话无论谁做总统都会有更多麻烦。因为在大选前的那10多天内，美国朝野，说实话，哪儿有空去处理越战，更哪儿有时间去安排巴黎和谈。

大选前10日，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表示巴黎和谈已经在望，他说他有理由相信越南南北双方已同意到巴黎去。美国民众不了解越南整个局势，听了这番话，以为如果巴黎和谈能在总统大选前展开，或许就表示越战即将结束。这是一项对民主党有利的声明。可惜阮文绍不愿低头，使约翰逊和党内人甚为气愤。

约翰逊的国情咨文演说方结束，我就接到米契尔的电话。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相当清楚，当时我正在史利顿公园饭店参加柏儿·梅丝塔夫人的晚宴。米契尔通过我的私人秘书，把我给找到了。由于在梅丝塔家中不方便讲话（梅丝塔是民主党人），他问我能否回个电话给他，我匆匆记下一个私人电话号码－－914－－W07－－0909。又是米契尔的一个新电话号码，他常换电话号码，怕人偷听。

我和男友葛柯伦一同参加宴会，他建议我到他哥哥大卫的公寓打这个电话，大卫也住在史利顿公园饭店，当时正好他不在家，等其他宾客都去观赏电影时，葛柯伦陪我到了大卫家打电话。电话一下接通，讲话的是米契尔本人，他说：“安娜，我现在是代表尼克松打这个电话，我们的越南朋友必须了解共和党的立场，这点非常重要，我希望你能让他们知道这一点。”我回答说：“我只负责传递消息，现在我们要想影响他们，无论怎么说，都非常不智。我们必须记住一点，他们的行动也必须符合国家本身的利益，我相信阮文绍总统会为他的国家着想，我的看法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没有办法左右他，毕竟，越南有越南的政治立常”但米契尔只关心他们会不会到巴黎去，我说：“这我不知道，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因为许久以前，阮文绍总统告诉过我，如果他们觉得这是一项政治行动，那么他们去巴黎是有害无益的，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参加和谈。”米契尔随后对我说：“如果明天你有什么消息，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切记！切记！”我说：“我会尽力去打听。”

我们谈话时，我的朋友葛柯伦在一旁用分机，听到了我们之间整个的谈话内容，因为在华盛顿这么多年，我也学会了一些智慧——当你和别人作这类重要交谈时，最好是有位证人在场，当然如果是律师，那就更好，为的是以防万一。

选举前几日，阮文绍公开宣称，越南政府不会派一位代表到巴黎去出席所谓“和平谈判”。民主党对于阮文绍这项宣布。大感愤怒，继续对越南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派代表前往巴黎，并声言若民主党获胜，阮文绍不得美援，但阮氏仍不低头。共和党这方面，从尼克松到米契尔，自然是大受鼓舞，认为是我之功，因为彼时民意测验显示，尼克松与韩福瑞的声望，相去不远，胜负只一发之间。阮文绍总统拒绝派代表团赴巴黎，他的这项行动直接间接造成了尼克松的获胜与韩福瑞的失败，是无可讳言的。

当年的竞选布局大致如下：当时美国各州中有32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每一州都设有分部。分部之外，各大小城市又设有支部。但总指挥部是在纽约，第一因为尼克松住在纽约；第二因为米契尔的律师事务所也在纽约，人家向他们看齐。

1968年11月5日是美国总统大选日，因我住美京，必须在美京投票，于是一大早我先在华盛顿投了票，然后飞到纽约，和米契尔、莫理斯·史丹士及其他共和党领袖会会在华尔道夫大饭店，一同等待选举结果揭晓。那是一个凛冽的冬日，大家都紧张而兴奋。

在办好旅馆登记之后，我应米契尔之请，到竞迭总部去看他，那时许多人正等着见他，但他走出来，先谴我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他对尼克松在这次大选中旗开得胜，十分有把握，然后他以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这次整个总统竞选活动的焦点放在越南，在这方面，你为尼克松做了许多事，帮他不少忙，我认为你已经为美国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相信选举结束后，尼克松会召见你，让我们保持联系！”然后他和我一同离开办公室，许多人仍在那儿等着。他告诉我他要去理发，我俩一块走出来，经过那些访客身边时，他告诉他们，他很忙，晚一点再和他们谈。他说：“走吧，今天的事是忙不完的了。”

下午我见到许多这一年里为尼克松竞选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汤姆·伊文斯，伊文斯担任米契尔的助理；我也见到了宣传部的赫伯·柯莱恩，他跟尼克松做事多年，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掌管新闻方面的事务很有功。另外，莫理斯·史丹士是财务委员会主席，也来找我倾谈。墨雷·邱提纳是尼克松的政治顾问（已于1974年去世）；伊莲娜·威廉姆斯负责照料捐巨款给财务委员会的人士。她正忙得团团传。

选举揭晓是日晚上，共和党要员毕集于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饭店各部分设立了临时酒吧与电视接收机，依各人资历的深浅，分派至各层楼，因为我与米契尔、伊文斯等人比较接近，所以拿到一个金蓝色的缎带，凭此带即可自由出入各区。

从午夜到翌日清晨，米契尔与伊文斯忙着注意各地的选举结果，且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换意见。下午，米契尔又来找我，告诉我说，尼克松在金室发表获胜宣言之后，即要接见我。但是西海岸的选举结果报告到得很迟。等到所有票开出来，尼克松在华尔道夫饭店大厅宣布他获胜的消息之后，时间已晚，他得立刻赶往佛罗里达州。当时，大厅中挤满了新闯记者和竞选总部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动弹，秩序也很乱。

我怀着欢愉和满足的心情回到华盛顿，深庆我们支持的候选人获胜。

选举之后，大家又忙着准备总统就职大典，我又被派担任特别顾问及就职委员会主席成拉·马里奥特的助理，此外，还要协助州长欢迎会副主席乔治·欧姆斯泰将军进行筹备事宜，我从华盛顿竞选总部搬到西南区潘兴大厦的就职委员会总邻工作。

1968年12月，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是我竭力想忘却的，但总是缠绕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谣言四起，众口纷纭，竞选活动告一段落，但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治权力斗争正方兴未艾，像我这样无助的人物就被夹在中间。我常想，如果我是个男子汉，如果我不是华裔，情形是否会不一样，我得不到任何答案。

一天，我接到《圣路易快邮报》记者的电话，要来访问我，最初我以为他要谈就职典礼的程序等事情，因此我要他去找潘兴大厦就职委员会主管公共关系的人员洽谈。但是这位记者坚持要见我本人，他到投资大楼我的办公室，给我看一篇他才完稿的新闻报道。

这位记者告诉我，他自民主党处获悉，韩福瑞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大选前10日，越南政府拒绝参加巴黎和谈，他并进一步指出，越南政府受到共和党候选人的鼓励与影响，才不参加巴黎和会。

民主党人并且告诉他，我的任务即是影响越南阮文绍，他并且说，尼克松大选前一个月，要我去越南一趟。这些指控不但无稽而且荒诞，我不禁怀疑，除了两大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否共和党内部也有人恶意中伤我，为了怕我要就高位？

因为我有理由相信，其时我的名字曾被考虑做白宫某个职位，但我自己并没有去争取记者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答称没有，因为他的报道与事实相去甚远。我又问他，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民主党抑或共和党？他笑笑，说：“啊！两边都有。”

12月初，总统当选人尼克松任命资深外交家罗勃·墨斐负责新旧政府交接事宜，总部就设在白宫对面的新行政大楼。

尼克松、米契尔、狄克逊都担心我在压力下会向新闻界透露实情，发表对新政府不利的言论，他们想使我缄口不语，承担他们的错误的责任。那时，我仍旧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葫芦里卖些啥药，我一概不知。
墨斐接任后，他代表尼克松来见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新政府。我说：“罢了，何必再惹是非。我谢了。”

墨斐于是表示，以我对亚洲的认识与了解，希望以后在这方面多多效力。我告诉他，我会的，因为我爱我的国家。
基辛格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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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在宣布访问中国大陆前一周曾召见我。和我在他白宫的办公室谈了差不多一小时，但他对于大陆之行一字未提。

我在他的椭圆形的办公室也很随便地发表了一些意见。
本来在白宫通知我总统要召见前一天，我心想尼克松或许要和我谈越南问题，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问了一些有关台湾及大陆的问题，说是有些新的构想。我问他有何新的构想？

尼克松说：“我和基辛格谈过，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没说话。
平时他召见总有其他助理与顾问在旁，这次很特别，只有他和我两人单独会谈。会谈快结束时他说：“我让基辛格也来谈谈。”

尼克松按了一下桌下的铃，基辛格推门进来。客套一番，基辛格说：“陈纳德夫人，你是亚洲专家。”

哦，不喊安娜，称夫人了。我笑笑：“这年头大家都是专家，反而没有专家了，不知道基辛格博士以为然否？”

他说：“你喊我亨利，我们已见过好几次面了。”
我还在等他说话，但他一直没有进入主题，东扯西扯，谈到了蒋介石，又谈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问我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我说国共和谈时，我替中央社做采访，当然见过。

那时基辛格只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并未兼任国务卿，办公室就在白宫里，原来是在最低一层，后来才搬上二楼。

尼克松又批评国务院的一些措施，认为有许多要改革，基辛格也点头赞同。他们两人都在搞鬼主意，召见我只是个姿态。

有人扣门。
“我非常感激你的支持。”这是尼克松第一次私下对我表示谢意，但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尼克松忽然说：“我请基辛格过两天再来看你。”

我们握手。
尼克松又按铃。白宫的摄影师进来。
一周后尼克松宣布访问大陆，基辛格爽约，他没有来看我，到北京去了。

现在让我简单地谈谈基辛格，他是一个谋士，也是洛克菲勒手下的智囊，当年肯尼迪上任时曾一度用过他，但他并未受青睐。他在尼克松春风得意之时一步登天做了谋士。他在纽约，经过洛克菲勒推荐，近水楼台，于是外交大权就落在他的手里。我一直到新政府迁入白宫后才见到基辛格。新旧政府交接期间，他约定一个时间来看我，说是尼克松如此交代云云。后来因有事不得分身，所以我们直到1969年初才初次会面。第一次他亲自到我的寓所来看我，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在办公室谈公事，而是他要在周末才有空，有关越南的问题现在落在他的肩膀上，尼克松要他和我谈一谈。那时他正奉命到西贡去见阮文绍。

此外我的日历上又记着与基辛格会面的其他日期：1969年4月8日，星期二——下午5时与基辛格在白宫办公室晤谈。

1969年5月16日，星期五——会晤基辛格。
1969年5月17日，星期六－－在寓所宴请共和党领袖福特，客人有基辛格、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恩夫妇。

1969年6月2日，星期一——早上9时与基辛格在我住处晤谈。

1969年10月30日，星期四－－早上与尼克松总统单独在白宫会谈。后来，尼克松要基辛格进来，加入会谈。

尼克松上任后，基辛格“奉总统之命”到我的水门住宅来看我。他说：“总统要我来请教你，我们该如何处理阮文绍的事？”

我说：“我已和总统谈过了，他该去一次西贡，或是请阮文绍来华盛顿访问。”

他说：“总统没有对你说吗？他让我先去西贡安排一下，特别要我来看你，因为我们不信任国务院的人。”

他又问我许多有关越南的事，如到西贡去该送阮文绍什么礼品等。“送他一根鱼竿好了。”我说。

基辛格有点惊讶：“你是说鱼竿？”
我说：“是呀，钓鱼的鱼竿。”
又说：“他喜欢钓鱼，可惜鱼竿不灵，鱼都溜了。真可怜。”

他没听懂，也没再问，只自说自话：“噢，一根鱼竿。没问题，没问题。”

基辛格到华府来工作，还领了洛奇州长5万美元，在听证会上被询问到这笔钱，但不了了之。那时候，他还不懂如何穿着，短短的袜子、裤脚不够长，坐下来就有点寒酸相。但他很有办法，很会逢迎尼克松的圈内人，把每一位新贵都巴结得飘飘然。对于新闻媒体也颇有一套，今天给纽约时报一道特讯，明天又给华府邮报一个专栏。他最喜欢说的笑话，也就是他演讲时的开场白：“我的父亲假如还活着，一定不相信我这个从德国来的犹太孩子如今竟然是白宫的要人……”于是大家为这位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鼓掌。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请几位总统顾问吃晚饭。吃饭时，尼克松打了两个电话到我家里找人，但是却没有一个是找基辛格的。饭后，基辛格开玩笑地对我说：“下次我到你这儿吃饭前，要预先与白宫总统讲好打个电话给我，免得别人都接到总统电话，而我落空。”纵使这是开玩笑，但也可显示当时他多么没有安全感。后来他开始与电影明星及来自巴黎与世界各地的女人频频约会，报纸就把他称为尼克松政府里的花花公子。有一天在宴会中一些单身朋友问我对他观感如何，我答道：“我喜欢绅士们穿的袜子能够遮住他们毛茸茸的腿。”说完这话，我注意到身旁的先生们，个个都开始注意自己的裤脚与袜子，看看毛腿有没有露出来。我哈哈大笑。

1968年尼克松未进白宫之前，亨利·基辛格这个名字是名不见经传的，等到白宫发表了让他来做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任命后，新闻记者才忙着找有关这位博士的资料。有些人还问：“亨利·基辛格是谁呀？”但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不到一年，不要说美国，全世界都在谈亨利·基辛格了。他被誉为“欧洲专家”，“亚洲专家”，“中东专家”，“东南亚专家”，“专家的专家”。当然，这位外交博士并不是没有料子，他为人聪明，做过哈伟大学教授，也有著作问世，而且又有洛奇州长做后台。入了白宫之后，受到新闻界的捧场，真是炙手可热。

尼克松用威廉·罗杰斯做国务卿。罗杰斯与尼克松相识多年，论交情当然要比基辛格深，但基辛格后来居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后来罗杰斯挂冠，于是基辛格还兼任国务卿，一身兼两职，到后来有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于是基辛格才放弃了安全委员会顾问之职而专做国务卿。这是尼克松第二任内的事。

尼克松宣布访问北京是1972年初，他有一个新口号，那是和平共存，还有以谈判代替对峙。他的外交路线有点近乎赌博性，一个素以反共知名的人来求亲共，实在使许多支持他的人大为惊奇，尤其是许多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但党内人都为了顾全大局，而且马上就要准备竞选，所以大家只好一致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虽然对于他去北京朝圣暗中表示不满，但对外则是没有任何异议。

我也是和其他人一样在电视上看到了基辛格去了北京回来，为尼克松北京之行铺路。其时巴基斯坦的驻美大使夫妇与我相熟稔。他们两人在我家吃晚饭时，把在巴基斯坦做拉线的工作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
水门大厦与水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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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京最有名的地方包括白宫、航天博物馆，五角大厦是全世界最大的办公室，可容纳5万以上的工作人员，但并不开放给游客参观。其次较为现代化的建筑物，要算是肯尼迪文化中心和与肯尼迪毗邻的水门大厦了。

水门大厦包括六幢，其中住宅区共有东楼、西楼、南楼三个单元，只能做住宅，不可以做办公室、做生意，即使出租也不可以超过1年，限制很严。住宅区之外另有一幢水门大厦酒店和两幢办公室。

水门大厦住宅区底层有游泳池、菜尝药房、美容院、健身房、点心店、花店，无论下雨、落雪、刮风，都不用开车到别的地方购物，下楼即可买到一切日用品，非常方便。这个办法后来成为许多建筑商的蓝本，例如今日台北新盖的大厦。

华府的华贵住宅多在乔治亚城区（George
TownArea）即乔治亚城大学区，100年前，此处是黑奴的集中地，后来自人把黑人赶了出去，自己在那儿建筑豪华的住宅。水门大厦位于国务院与乔治亚城区之间，离开两地只有一箭之隔，许多官员与有影响力的权贵多住在这两个地区。

我在国外旅行，外国友人常问我关于水门的事：这是幢什么样的建筑？里面住了些什么人？1974～1975年，部分水门商店挤满了观光客）一车车游客来到我们这幢大厦，照几张相，买几瓶酒，好拿回家向亲戚朋友炫耀，表示他们已到了著名的水门了。

我有些朋友甚至问我要有水门标签的空酒瓶，留作纪念。

《大阴谋》一片拍摄期间，许多男女演员都暂时下榻水门饭店，到处都是摄影人员、电影明星。这些游客把冷饮瓶罐、包装纸、烟蒂扔得到处都是，可怜的水门居民，只好乖乖地交付清洁费用，对这种侵犯私人的行为，大家都拿不出什么办法。

下面谈谈水门大厦的来历及建筑情况：
1966年，一家意大利企业公司买下石溪公园与弗吉尼亚大道转角处、面向波多马克河的一块土地，部分系向水门餐馆购得，计划在此建筑一套由多幢大厦组成的多元性建筑，包括住宅和办公的大楼，还有酒店。他们首先积极展开推广房屋出售运动，宣传极广泛。

建筑师莫瑞蒂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另一位意大利的米兰人，塞奇则是开发部经理。两人都极端精明。

雾底计划公司接下了旧华盛顿瓦斯电气公司的原址，建造水门大厦。数年间这幢建筑已成为美国政治史的一部分，而且有一阵子天天在电视和报纸上亮相。

多元性大厦建筑在当时的华盛顿来说，还是一个相当新的观念，颇引人注意。但是房屋竣工之后，不尽完善之处很多，诸如屋顶漏水、水管堵塞、空气调节系统设计错误等等。

住户纷纷对房屋开发公司提出控诉，许多是花了大笔诉讼费之后，才在法庭和解，住户关心的是房屋将来转手的价值，开发公司则是担心讼案拖下去，免不了影响水门其他房子及新建筑物的销售。

1967年，我搬进华盛顿西北区弗吉尼亚大道上的水门大厦，我本希望在新环境中找到一点城市烦扰中的安静，结果是事与愿违。水门竟因政治祸端而世界知名。

搬进水门之前，我住在大教室街4201号。这是幢名为“塔楼”的高耸公寓建筑，虽然我对那里的管理很满意，但是左右邻居吵嚷不休，我夹在中间，那滋味委实不好受，偏偏冷气发动机又装在我住宅屋顶上，且就在我卧房上面。每晚我听着机器的隆隆声，不能入睡，等那声音停止了，隔壁电话铃半夜又响了，而且响个不停，没人接，那家的主人不是懒得接，就是从不在家。我打定主意，下回如果再住公寓，一定选顶楼，而且是这间，庶几能免受邻居干扰之苦。当我看到水门建筑平面图时，心想这下可以如愿以偿了，边间和顶楼使我不必担心受邻居骚扰。那时工程尚未开始，我付了订金。自己设计一层住宅，闹中取静，楼顶有白色的花园。以后几年，水门声名大嗓，是我最初没想到的。

塞奇是个很厉害的意大利人，我记得他给我那间长40尺的客厅装了个3个小壁炉，我要求更换，他硬是不答应，反复说了好多次，一点用没有。末了，我要他和他的助理在工地与我的律师汤姆·葛柯伦谈判。葛柯伦告诉塞奇，如果他们不把壁炉换个大一点的，就要控告他，塞奇终于低头承认他们弄错了。走出尚未竣工的公寓时，我无意中听到塞奇的助理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向他们让步？也许她的律师只是唬唬人，不会真的去控告我们。”塞奇回答：“这你就错了，为什么今天你在这里做小工，而葛柯伦却能够有他的很高的成就，差别就在此。没有把握，不能随便吓人的埃”塞奇毕竟有他的一套，他绝不打没把握的仗。

东水门1967年最早完工，运输部长伏尔普是我的隔壁邻居。伏尔普入阁前是麻州州长，他与白宫助理艾立克曼与哈德门相处得不甚愉快，大家都称这两人是“官廷侍卫”。1972年，尼克松二度连任，伏尔普被奉派出使意大利做大使，离开了美国。

1971年，伏尔普与我在华府推出1972年运输大展，非常成功，我也因此认识了伏尔普的助理巴瑞·洛克，洛克办事能力特强。

助理国务卿欧文（Erwin）二世也住在同一层楼，后来他被任命为美国驻法大使。白天我们都上班去了。他的韩国女佣和我的佣人也就聚在一起聊天，我想他们对顶楼发生了些什么事，知道得比主人还清楚。法兰夫妇是顶楼另一对住户，法兰后来出使伊朗和土耳其，另外还有伍德博士夫妇，伍德是奇异公司副总裁。顶楼很大就只我们五家住户。

约翰·米契尔和他的妻子玛莎住在七楼，同一层楼的邻居包括联邦储备局局长勃恩兹，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龙恩夫妇，密苏里参议员史迈顿夫妇。此外，参议员布鲁克、克拉斯顿、杜尔、汉森、贾维茨、瑞比可夫及其他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也多住在同一大楼。

米契尔与勃恩兹两人是抽烟斗的同好，有时你走进电梯，烟味扑鼻，那准是他们其中一人才用过电梯。

从1969年初到1973年初，水门是权力的象征，人们甚至戏称东水门是“西白宫”。一大早，亮晶晶的黑色轿车已在外面等着，送男主人去上班和女主人去开会，参加社交活动。其他住户用羡妒的眼光望着他们离去，水门的民主党人其实比共和党人多，但那时候，共和党人要风光得多了。

米契尔当时担任司法部长（当时被视为是最接近尼克松的亲信）。自然受到相当的瞩目，他的太太玛莎走到哪里，新闻记者就跟到哪里，都制造不少新闻。女儿玛蒂也成为记者采访的对象，有关米契尔一家的新闻几乎天天出现在电视、报章杂志上。

同一幢大楼住了这许多政府要人，整天只见安全人员进进出出。米契尔和玛莎有他们自己的安全人员，随时保护，他们的电话号码也是每隔数周就换一次，频频更换的结果，有时连玛莎自己也记不起家里的电话号码。

围绕在尼克松周遭的权贵之士，如米契尔、艾立克曼、哈德门，过去从未在政府中做过事，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华府权力的滋味。把大权交给缺乏政府行政经验的人手上，不但有欠公平，且易生弊端。我常想，如果米契尔对华府的一切，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许可以有效运用他的权威，哈德门与艾立克曼亦不例外。哈德门一家人已另谋新生，艾立克曼已与太太离婚，他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做社会工作。这一场戏，每一个人的下场都好惨。

尼克松任内发生的“水门事件”就发生在一幢办公室的五楼，那是当年美国民主党总部的办公室。

水门事件说穿了是“偷听事件”。事发于1972年6月17日总统竞选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位于水门办公大楼的民主党部办公室半夜里被人撬开了大门，企图装设窃听器。那几个家伙因为第一次没有成功，同夜又第二次再冒险入室，被守夜者发现报警，把那几个次流的密探一网成擒。水门案发后牵涉到白宫，而且引出来的枝节真是罄竹难书，美国、甚至世界的传播界对水门事件吵了将近10年。美国民众不怪尼克松是否直接或间接牵连，而怪尼克松事后的各项掩饰，因此有尼克松被迫辞职的悲剧下常这件事实在太可笑、太幼稚，而且使人费解。权力与财力的滥用，后患无穷。水门事件使尼克松失去白宫，几乎被审，还好福特总统是个好人，把他赦免了，使他不至于和其他官员一样遭官司缠身或牢狱之灾。然而10多年后的今天，尼克松卷土重来，到处演讲，俨然是国际事务的专家。

米契尔是我介绍他住到水门来的，他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水门事件竟会使他身败名裂，遗恨终身。水门事件后他被判刑坐牢，出狱后搬到乔治亚城区和他的女友同居，并供职于一所律师事务所。1989年有一天在下班回家时心脏病发，送医院后就去世了。

尼克松从纽约来参加米契尔的葬礼。当年尼克松两次竞选失败时，米契尔把他从沮丧中振作起来，劝他从加州搬到纽约去，另起炉灶。如今繁华事散，新一代的权贵又有不少人住到水门大厦来，但这些人已没有当年的气派，抚今追昔，真有“屋廊人去苔空绿”之感。

米契尔的夫人玛莎个性爽直，她当然对大选的秘密有所闻，曾当着她丈夫大骂。水门事件发生后玛莎更为光火，地宣称要向新闻界透露尼克松的白宫丑闻，于是共和党的核心人士就大放空气说玛莎是酒鬼。玛莎和我是水门大厦的邻居，绝对不是酒鬼。

有些记者还访问水门门房，整整两年时间，每天晚上打开电视，荧光幕就出现水门大厦的照片。作为水门调查案新闻报导的背景，许多人不知道水门原来是由这么多幢建筑组成的，计有住宅大楼、饭店，及办公大楼。水门居民和水门案现唱—办公大楼毫无关联。

现在水门住户的生活已逐渐恢复正常，我真不懂当年民主党为什么选择水门办公大楼做他们的总部，因为水门的租金比其他办公大楼贵得多。我前面提过，住在水门里面的民主党员比共和党员要多，但他们都尽量避免出风头，许多共和党人士在看到报上新闻之前，甚至不知道民主党总部是在水门办公大楼内，我就是其中之一。读到水门案后才知道隔壁大楼就是民主党总部。

我想在这儿以共和党财务委员和共和党竞选委员会董事（Republican
SenatoriaITrust
）的身份来谈一下水门事件。在我个人看来水门事件是莫须有也不该有的事，搅这些无聊事件的人，不但是党的罪人也是大糊涂虫。我想当年假如尼克松在1972年竞选成功、1973年1月走马上任后，来个向国人谢罪，并把白宫人事整顿一番，他也不会下台，可惜包围他的人个个自危，无一人敢忠言直谏。到后来正应了“树倒猢狲散”的老话，这是非常使人痛心的。

我还记得“水门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周，共和党要员被召到白宫开会，讨论1972年8月在迈阿密海滩召开总统选举大会事宜。那天我也在场，参加该会议的有尼克松的全部左右手。当大家讨论了大题目之后，散会之前，尼克松的助理亚历门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站起来说：“约翰，我有一个小问题，因为我和好几位白宫要员都住在水门，上周我读到水门发生的案件，心中有点莫明其妙。你是否可以替我们解释一下？”

约翰·亚历门说：“安娜，这事你不需要担心，在我们到迈阿密开会之前，这件案子想就会被解决。”走出白宫，大家一齐去吃中饭，有一位来自南方的代表对我说：“你问了大家都不敢问的问题，可惜你并没有得到答案。”另一位要员说：“我希望约翰的答案不是骗我们的。”

当然，事后大家知道，水门事件在我们到迈阿密开大会前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那颗炸弹并没有爆炸。尼克松也算幸运，因为他的民主党对手是麦高文参议员。麦高文的路线太左而且他在选择副手时出尔反尔，给选民一个很坏的印象。

尼克松获得了49州的选票，只有麻州和华盛顿区投了麦高文的票，可见选民对于尼克松仍是信任的。向全国人民认错，我相信选民会原谅他。可惜他选择了掩饰这一招，这真是大错特错。害了自己，也害了多少支持他、为他鞠躬尽瘁的人。

许多人说，“共和党错了得不到原谅，为什么民主党所做的各种勾当却得到原谅？”这话很难口答，只好说民主党对于政策的运用比较经验丰富吧。

1974年8月初尼克松为了水门事件告别白宫，于是副总统福特接任。

水门事件的案外案是那些录音带，而管理那录音带的人是亚历·巴特菲。亚历是一位年轻的空军上校，曾在台中及关岛服役。为人沉默寡言，性情非常爽直。尼克松上任后他为罗拔·哈德门所罗致，视为忠心耿耿的助手，并指派他兼管录音带的处理。

尼克松也是一位有条不紊的人，对于白宫内的管理也很严，录音带之由来也是因为想对于各项谈话有个记录。大家知道基辛格在接电话时也有秘书在做笔记，有人说这是小题大做，难道他和女朋友在电话里聊天也算是制作历史不成。

这话只好让基辛格自己去回答。
回头再讲我那位空军朋友亚历。他入了白宫之年轻的新贵，因为若要找哈德门，常常要通过亚历，于是巴结亚历上校的人就多于过江之鲫了。

亚历并不是一位爱弄权术之人，他做事有板有限，有条不紊，是个非常规矩的人，因此甚得老板的信任。因为他是空军，又是一位飞行员，所以他和他的太太和我也颇有往来，我对他无所求，因此他们夫妇常来我家小叙。水门事件发生后他被调职，新职是民航局长。我因为是民航局的顾问，于是大家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他调任民航局长，外界以为他高升了，其实不然，他是被放逐了——因为录音带之谜是他无意中说出来的。真是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亚历老实，被几名审问的律师寻到了白宫的秘密。

据说当初审问团并不知道白宫有这么完备的录音制度，只以为总统与人谈话时偶尔录音而已。当亚历被盘问那一天，他心想自己光明磊落，又没有做什么错事，一切据实以答好了。所以在应付之时连律师都没有带，只是单枪匹马去受审讯。他被审讯了三四小时，问的都是些白宫内行政方面的细节，等到他以为问答完毕，可以走了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忽然问他：“你是怎样处理录音带的？”

这只是一个试探，他们根本不能确定，只是听传闻似有些录音带而已。亚历被他们这一问，以为他们已知道白宫这项安排，于是从头至尾把他处理白宫录音带这件工作报告了一番。当时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后来录音带竟成为尼克松的致命伤。

亚历被盘问完毕当然就回去报告，这才知道自己闯了个大祸！录音带可说是尼克松的私人记录，因为在以前的尽位总统也有些录音带，但并未归政府所有，他们都有自由处理之权。但审判团说这是公家的东西，政府有没收及用来做为尼克松“欺众”的证据的权力。这一来事件可大了。

人们为了录音带所属权之事争论了许久，后来当然尼克松失败了——要把全部录音带交出来。

当时有些人曾问：“尼克松为何不把全部录音带烧掉？”

是的，他为何不把它烧掉？
这个疑问只有尼克松自己才可以回答了。
亚历失职之后我曾推荐他到一家银行去工作，因为我是那家银行的董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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