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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笈德國與服務我國對德邦交 --- 關德懋口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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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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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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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11/05
文章: 12941
海归分: 49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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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笈德國
㈠ 首途赴德
我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的雙十節動身赴德國留學。當時德國大學在十月中旬註冊，十一月初正式上課。為了能及時趕到德國上課，我不能坐船前往，蓋坐船費時達四十五天之久，乃決定乘坐火車橫越西伯利亞，只需十四天即可到達柏林。不巧得很，那年東北軍與俄軍在東北邊界發生衝突，儘管後來雙方協議停戰，但中俄已宣告絕交。原先俄國在上海英租界內設有領事館，替經由俄境的赴歐留學生辦理簽證，可是此時中俄既已發生糾紛，遂不予簽證。後來我聽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職員說他們在哈爾濱的分會可代辦赴俄簽證，信以為真，遂動身由上海坐船到大連，從大連轉南滿路再換乘中東路火車到哈爾濱。到哈爾濱後，天氣相當冷，遠超過歐洲。我拿著青年會的介紹函赴俄國哈爾濱領事館辦理簽證，領事館的人員卻說不能辦理，除非莫斯科當局的批准。陪我同去的一位青年會小姐就對我說：「恐怕沒希望了，即使莫斯科批准，時間上也已來不及，何況不批的成份居多。」
正在我進退兩難之際，某天晚上我去看電影，碰到一位以前在上海很熟的朋友。此人乃先父一位沈姓好友的妹婿，以前常到我家。他跟他的朋友也同去看電影。在他獲悉我的處境後，就對我說：「算是你的運氣好，我的這位朋友就是一位俄國通，在中東路當一等秘書，找他就不會落空了」次日，我到領事館就取到了簽證。
那時的俄國正處飢荒時期，因此，在我從哈爾濱上車之前，就買足了乾糧，以備車上之需。記得那時我從上海到大連的三等艙船票，加上往柏林的三等火車票，總共才化四百多大洋，比坐船赴歐還划得來。由哈爾濱上車後，途經赤塔，一路上滿目都是荒涼的景象，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看到那些半飢餓狀態的俄國青少年，到處閒逛，有如叫化子，簡直不成人樣。那時的火車並非用燒煤，而是用木頭作燃料，火車逢站必停，一靠大站，乘客就扫隊等喝開水。三等車廂是木頭臥鋪，廁所與盥洗處骯髒得很，簡直不能進入。如此經過八天後，火車到達莫斯科。
乘坐西伯利亞列車到莫斯科後，要轉換國際列車才能前往柏林。我記得車到莫斯科時，已是夜晚時刻，而換車時間通常都在深夜，其因乃在於西伯利亞列車「見不得人」。那時我利用換車的一段時間，漫步莫斯科街頭。我個人並不懂俄語，走在大街時，很想找一家小館子果腹，但一時遍尋不著。當時在街上走動的俄國人，以空軍居多，他們吃得好，服裝也不錯。一般工人則只能在配給站領些麵包充飢，此種麵包中含沙粒、酸味，簡直不能下嚥。莫斯科廣場是帝俄式的，通往廣場的路面鋪著石子，行走不便。廣場附近的馬路上，擠滿熙熙嚷嚷的人群，其因乃在他們所住的地方太擠，有如難民窩，所以到廣場上乘涼，他們的穿著也是「一榻糊塗」。不久，我回到莫斯科火車站，原來的西伯利亞列車已開走，換乘國際列車改在附近小站上車。我的行李此刻亦已原封不動地被運走，由此可以看出俄國人民儘管窮困，守法精神還是有的。
從莫斯科到柏林，途經波蘭。華沙給我的印象頗佳，與莫斯科簡直天淵之別。那時的波蘭，反俄氣氛濃厚。華沙車站內，人潮洶湧，以猶太人居多，波蘭女郎更是令人心眩。車經東普魯士時，沿途農莊景色幽美，與俄國譜成天堂地獄的對比。次日夜晚，車抵柏林。
㈡慕尼黑一年（1930一1931）
在柏林逗留兩天後，我就轉往慕尼黑。我不在柏林而往慕尼黑就讀的原因為：第一、柏林生活水準高。（中國學生不少，約有數百人，那時柏林有兩家中國餐館，一般留學生皆在此用膳，費用較高。）第二、由於柏林中國學生多，應酬隨之增多，恐怕影響讀書情緒。當時的慕尼黑也是德國有名的大城，我抵達慕城後，在湯元吉（現任台糖公司董事長）的幫忙下租妥房子，隨後我就註冊入學。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起，留德學生會行動最一致者要算是慕尼黑的中國學生會，此一組織一共有三十多成員，人數雖不多，但相當團結。九一八既起，我們發起救國運動，準備招待新聞記者。那時學生會的主要人物是齊焌，在德國攻習土木工程。他是齊如山之侄，齊壽山之子。壽山先生文章道德相當不壞，早年與蔡元培聯袂赴德。齊焌、齊熨（現任嘉新公司總工程師）、齊熙三兄弟在幼年時代就被送到德國唸書，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在德國的環境下長大，兩個妹妹亦在德國，因此他們的德文都相當不錯。我在慕尼黑一年，與齊焌的交情是「打」出來的。最初，我們發起反日運動時，同學自掏腰包，準備茶話會招待當地新聞界人士，公推齊焌為會長（他同時亦為慕尼黑萬國學生會會長），負責對外發言。此時，林秋山（現任台大教授）亦在柏林，自命學運專家，為達到其討好公使館參事梁龍之目的（此時公使何鳳山不在，由梁代理，梁係一職業外交家），乃漏夜由柏林趕往慕尼黑，說服齊焌，企圖把慕尼黑的反日運動暫時壓下。林對齊焌說不久柏林中國館將發起大規模反日救國運動，如由慕尼黑先行發動，勢必喧賓奪主，不如等梁代辦來此後，再行發軌。齊焌不疑有他，乃自行取消招待新聞界人士的談話會，事先並未得到我們的同意。及至預定開會時間，由於我們尚未獲知談話會已被取消，乃如約而往，結果來賓中只來一位外國報館編輯，其他外國新聞人士事先已受通知而未前來，談話會遂告流產。我們氣極敗壞地去找齊焌問明原委，得知內情後，當然大為光火。於是，我們準備以牙還牙，乃將計就計，請梁龍與這位學運專家到慕尼黑一趟。他們兩位來後，我們先送梁龍上旅館休息，託詞商討反日運動，另邀請此位仁兄跟我們一塊走，結果我們大罵他一頓，而且還想揍他，後來齊焌站起來說一切過錯由他本人負責，這位仁兄遂乘機溜走。此時，齊敬鑫（安徽人，畢業金陵大學林業系，擔任中山大學講師，德國林業專家芬次爾Femzel到中山大學講學時，推薦他到德國研究林種氣候分類學）老謀深算，乃出主意致送「最後通牒」給此位仁兄，限他廿四小時內離開慕尼黑，並且永不得再來，此一舉動不啻予此位自號學運專家者當頭一棒。
㈢ 憶德城（Dresden），念故交
我在慕尼黑一年後，乃轉往德勒斯登（Dresden）。德城是德國南部的文化城，雖無正規大學，但高等工業學校一向聞名。我為什麼轉學到德城呢？原來當時先父在上海經濟情況欠佳，而此時適巧原先在德城高等工業學校擔任中文課程的朱光彩要回國，決定將其中文課轉讓給我，我就利用此一機會轉往德城高等工業學校就讀。
當時在德城的中國學生有譚伯羽、沈怡以及朱光彩等人，德城高工學校附設有中文課，聘請中國學生擔任，薪水不高。朱光彩與我是同濟同學，高我一班，在德城學水利工程，回國後曾擔任過經濟部水利司長，是位國內聞名的水利專家。我初到德城時，他對我說：「擔任中文課程，薪水雖然不多，但上課時間自由，可利用晚問上課，同時每週才四個小時，選修此課的學生少，不會耽誤你的功課。」我記得當時月薪大概是一百二十馬克，此項收入對我來說不無小補，於是我就接了他的棒。
轉入德城高等工業學校後，按照德國大學規矩，校長要接見新生，恭賀一番。德國大學校長係名譽制，通常是由教授團推選，任期最多兩年，一般是每年改選。校長不負行政責任，行政另由他人綜理。其職責主要是主持學校大典以及簽署證書等等。我記得在校長接見我們新生的典禮中，我是唯一的中國籍學生。那次典禮中，校長問我：「貴國皇帝陛下躬體康泰否？」我回說：「校長閣下，敝國推翻專制，實行共和已有二十多年。」校長知道說錯了話，臉上通紅，旋即向我道歉說：「我對遠東歷史所知有限。」由此可知當時歐洲人士對中國問題了解的程度。
在德城我一面唸書，一面講授中文課。由於生平沒有過教書經驗，所以最初頗覺吃力。記得第一次上講台時，底下聽課人數不在少數，大抵是一時好奇心驅使，想一睹老師的風釆。第二次上課時，人數就不多了，這些學生才是真正想學習中文者。當時我的學生中不一定就是大學生，其中有一位共產黨徒，想乘機對我進行工作；另外有一對夫婦，先生年歲已大，太太則尚年輕，兩人皆隸籍社會民主黨。蓋此時納粹黨已慢慢抬頭，社會民主黨是納粹黨除外的另一死對頭，這對夫婦大概是想到中國避難，因此選修我的中文課，學習態度頗認真，後來這位年輕太太的程度居然也可以看懂中文報紙。
德城與波蘭，捷克等國家相距不遠，也因此與巴爾幹諸國關係密切。德城高等工業學校中，巴爾幹各國的學生頗多，我與他們也常有來往，並加入他們的學生會。我成為他們學生會的會員後，巴爾幹學生會中有關中文文件的翻譯皆交給我，並且還有稿費，於是我的經濟情況更為好轉。那時我的收入是先父每月匯寄一百多馬克，安徽省公費一百多馬克，再加上擔任中文講師的一百二十馬克以及翻譯中文文件的酬勞，總共不下三、四百馬克。經濟好轉後，我就不再搭校內的伙食，另與幾位中國同學燒中國菜吃，從此不再有「營養不良」之慮了。
德城的中國同學中，跟我比較有來往的有張大煜其人。此人，後來是中國化學界數之有名的人物之一。他原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後來官費留德，攻讀塑膠化學，我與他交情頗好，因他而認識了王淦昌。王亦出身清華，一九三四年赴德，是時張大煜已接受清華的聘書，囑我接待王。王初到德國時，不會講德文，遂由我照顧他。大陸淪陷後，偽中蘇協定中規定由蘇俄借給中共原子科學資料，王淦昌並擔任訪蘇代表團團長，現今是中共熱核子武器及飛彈的重要負責人。另外我也認識了魏壽永、林態祥等人，林係國內之江大學畢業，曾留學日本，後轉至德國學森林。我還記得那時張，魏、林以及我等四人時常在一起，同做中國菜大飽口福。
在德城三年，值得紀念的是我與德人Stadelmann的忘年之交。他是有名的神經科專家，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超過一些自命為漢學家者，尤其對老子與孔孟學說頗有心得。他認為西方文化乃是極端的功利主義，蘊藏著自我毀滅的因素，與中國文化迴然有別。他會希臘文，故對希臘哲學頗有造詣，對中、希哲學的異同亦素有研究。他在德城本地頗孚眾望，我還記得某次我與他同往德城唯一的歌劇院欣賞歌劇，那時是捷克有名的男高音至德城獻唱。謝幕時，有人獻花給男女高音，而此兩位歌唱家卻把它轉獻給此位老先生。我很慼奇怪，問他怎樣跟這兩位男女高音認識的？他說他們兩人曾是他的病人。我常偕同張大煜去拜訪他，他就大談有關東羅馬及希臘的著作。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剛上台之際，Stadelmann在德城演講東羅馬興亡史，主要是在影射納粹黨，認為希特勒上台無甚稀奇。我記得那次演講完後，他邀我同暍咖啡聊談，他說：「東羅馬後來終被回教徒征服，德國將來亦可能被另一個野心家所操縱。」此誠一針見血之預言。一九四○年，我在行政院擔任秘書，外交部派我到德國，同去的還有齊焌、桂永清等人，那時正是中德關係瀕臨絕交之際，德國國內實施糧食管制，一般人民生活頗苦，我們外交人員當然不受此一限制。我途經波羅的海時，想到此位德城老先生及其捷克籍老管家，就買了八磅牛油，到柏林後以中國大使館名義寄去給他們，三天後，他寫信向中國大使館謝絕。隨後我親自去看他一趟，他對我說納粹不准他演講已一年有餘。他寫過一本書，名為《老子與生物學》，闡明老莊哲學之精義。我回國時曾隨身攜帶一本回上海，託人翻譯，後來並未出版，今天已無法找到原稿了。
其次，德城當時也成立一個中德團體，名為德華圈（German—Chinese Society），主席係一德籍老爵士Sekkendorf，此老在光緒庚子年曾到過北京。副主席則由我擔任。此一團體時常舉辦演講，討論中國問題。Sekkendorf在北京呆過很久，嚮往北京的享受，對中國態度頗為友好，對日本則深惡痛絕。
格雷佛（Graefe）家也是令我懷念不置的。老格雷佛是位教授，猶太人，太太則是德國人。他們家境富裕，開一家化學工廠，在德城郊外另有別墅。格雷佛夫婦及其一兒一女時常到南洋群島一帶旅行，對中國人極端好感。小格雷佛在德城高等工業學校唸營養化學，研究中國名菜燕窩，發現燕子唾液中含有海藻成分，有助於人體內血液的循環。我敢說他是外國人中唯一研究燕窩者。由於研究中需要收集中國方面的資料，遂選修我的中文課，請我當其中文資料翻譯。後來就請我上他家或別墅吃飯，我得有機會跟老格雷佛夫婦談話，也知道老太太是位藝術家。一九三三年納粹上台後，他們全家即遭受迫害。
Borch也是一位有趣的人物，其父是我的老房東。Borch是挪威人，生活毫無規律，可說是位花花公子。一九四○年，我去看Stadelmann時，住在旅館中。有一天在旅館的酒吧中碰見了Borch，他對我說：「納粹已經把我的祖國佔領，我父親逃往英國，現在僅我一個人，在一家化學工廠做事。如果你晚上有空的話，我可以帶你到一位朋友家中喝酒談天。」我自然答應了。那天晚上十點多，我們坐了一輛納粹軍車，開到一棟大房子前，出來開門的是一位太太，後來我才知道她是Borch的情婦，她的先生則是納粹秘密警察的頭目之一。進門後，我聽他們正在討論如何打垮希特勒，令我大驚不已。後來在一九四三年，德國幾位將領亦曾計劃謀殺希特勒，但未成功。由此足以證明其後盟軍攻打柏林是一大錯誤，上了史達林的大當。那時的德國是可以內變的，可惜德國國內的反納粹運動未能與美國搭上線，徒然犧牲了不少人力與物質。Borch找我去，就是希望我能替他們與美國搭線，但是我實在是無能為力。
德城王宮也是歐洲收集瓷器最盛的地點之一。在清代乾隆年間，德城是Bavaria的首邑，Bavaria王曾派一位專使到北京請教中國乾隆皇帝如何製造瓷器？乾隆乃命人燒製兩窯瓷器贈送，因此德城王宮迄今仍保有許多精緻的瓷器。我記得當時管理王宮瓷器的館長是一位教授，對中國瓷器頗有心得，跟我亦頗友善。他特別向我聲明王宮中的瓷器絕非從中國偷出來的。
㈣ 接待青年軍官團及軍事交通考察團
一九三四年初夏，先父心臟病發，函電交馳要我啟程返國。回國之前，我在柏林因等候船期，逗留數月。適巧此時中央派出兩個考察團先後到柏林，黃遠晟乃要我權充翻譯與招待，我答應了。黃遠晟係四川人，早年加入國民黨，留德攻讀土木工程，並擔任中國留德學生會會長，我與他的交情頗好，我在柏林期間，他還跟我談論到籌組中國留歐學生會的事情。
那時中央派出的兩個考察團為軍事交通考察團及青年軍官團。青年軍官團由五位軍官組成，都是黃埔出身，亦即委員長的學生，其名單為杜心如、鄭介民（時任上海軍官訓練所所長）、滕傑、李國俊（廣東人，後來曾擔任過警察局長），陳永民（雲南人）。此一考察團到達柏林較早，我擔任他們的翻譯，安排他們參觀，心中頗感滿意，主要是他們訓練有素，衣著整齊，與隨後而至的軍事交通考察團成一強烈對比。軍官團的主要目的是想觀摩國社黨的組織，因而頗受德國盛大的招待。記得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帶鄭介民一個人去參觀柏林警局的各種設施，備受警察總監的歡迎。後來，我與鄭介民、杜心如的交情即由此而建立的。我在留德期間，一向對國社黨毫無好感，而一般中國學生則認為國社黨了不起。恰好此時希特勒為鏟鋤其政敵，在一夜之間，以蓋世太保未經審判就殺掉幾十個人，曾經一時震動世界，被殺者包括Roëhm（衝鋒隊隊長）以及Schleicher（曾任總理。時任國防部長，係希特勒之政敵，其夫人亦同時被殺）。第二天早上，希特勒出席國會報告如何鎮壓叛逆，藉口Roëhm等人圖謀不軌。究其實，主要還是這些人對希特勒威脅太大，因為國防軍一直未在希特勒的控制下。我對國社黨此種未經審判就地格殺的做法，深表不滿，認為此種殺戒一開，將來必不可收拾，並且以此種方法壓制反對黨，勢必打破德國人守法傳統。但是一般國民黨員對我的說法則大不以為然。事實上，以後局勢的演變證明了我的看法是正確的。
不久，軍事交通考察團亦到柏林。團長俞飛鵬，團員有徐庭瑤（裝甲兵司令，安徽無為縣人，對先父很佩服。）、蔣鋤歐（鐵道兵團司令，湖南人），韋以黻等人，另外亦有秘書及武官等隨行。他們係從義大利經由法國到德國的。德國那時與我們有邦交，駐德公使劉崇傑（前任公使劉文島已調義大利）不愧為「職業」外交家，特別包一架專機從巴黎把他們接到柏林。到機場迎接的有劉公使、軍官考察團等，德國外交部與國防部亦派人去，我當然也去了。考察團甫下飛機，笑話就隨著而來。首先，俞團長的一身打扮，就像是上海紅幫的幫服，而且剛下飛機，帽子就被風吹掉，結果是大家站著迎接他們，地勤人員卻忙著替團長撿拾帽子。於是我對站在身旁的黃遠晟說：「俞團長實在令人不滿，我不願再做招待了。」隨後，德國政府安排他們住在柏林有名的艾登大飯店，黃遠晟、杜心如以及我都認為不妥，主要是考察經費並不多，德國政府又不負責食宿。我就說他們將來必定「遷地為良」，丟國家的臉，我的話後來卻不幸而言中。當時我曾建議俞團長，大意是說國內經費不多，住小旅館也不太好，不如臨時租用猶太人的房子（當時猶太人因受納粹迫害，紛將房子出租，價格便宜，而且在郊外也比較清靜），同時，也可以租用幾部車子，比起坐計程車划得來。結果我的建議並未被接受。他們一行十幾人，住在豪華飯店，天天坐柏林老式計程車，但是沒有幾天，都搬到小旅館住了，真是窩囊得令人氣炸。
㈤ 回國途中
一九三四年八月，我從柏林坐火車，途經奧國維也納至義大利，然後由義大利乘義船Contarrosso號動身回國。在船上，我碰到了幾位有趣的人物，第一位該算是駐義公使劉文島（塵蘇）。
當時同船返國者不少，包括駐義公使劉文島、實業部礦業司司長黃金濤（時部長為陳公博）、楊杰（耿光）以及一些歸國留學生等。我坐的是經濟二等艙，劉文島、黃金濤、楊杰等人則坐頭等艙。在船上時，劉文島幾乎每天都到經濟艙敷衍中國學生，大替墨索里尼及希特勒鼓吹法西斯主義，並表明他與法西斯的關係之密切，最後並透露墨索里尼贈送一把法西斯短劍給蔣委員長。我不以他的話為然，因此感到很不耐。那時按船上規矩，經濟二等艙的乘客可到頭等艙的甲板上散步。有一天，我在甲板上散步時，看到黃金濤、楊杰跟一位喜望公司的買辦（中國人，那時陳公博正辦一所鋼鐵廠，與德國喜望公司合作）以及一位徐娘半老的義籍婦人在打麻將，而劉公使卻蹲在此位太太的旁邊看牌，實在很不成體統，因此我對劉公使的印象可說是壞透了。
在二等艙內，我也交到了幾位朋友，最值得懷念的算是歐陽鐵翹。在船上，我常跟他聊天，知道他赴英研究人種學的真正動機。歐陽乃湖南長沙人，原係中央大學教授。一九二五年港澳大罷工，掀起反英浪潮，有一位英籍老教授，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遂首當其衝，由此而痛恨中國人，於是到處發表謬論，申說中國人最原始，其頭腦與猿猴一般。歐陽聞知後，氣憤非常，乃跑到英國，專門研究人的頭腦，下了很大的功夫，結果證明西洋人的頭腦比中國人與猿猴較接近。以後這位英國老教授到那裏發表謬說，歐陽即自掏腰包，跟蹤而至，當場加以駁斥。因此我對他此種精神非常佩服。歐陽不僅是位生物學教授，其舊文學根柢亦相當不壞。除了歐陽鐵翹外，我也認識了張冲（字淮南，湖州人，係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手下大將，當時任職中央黨部）、張北海（現在任職於國立編譯館）、羅學濂（廣東人）等諸人。
在二等艙內，義大利伙食很壞，艙內又沒有冷氣。穿過印度洋後遇到季風，風浪既大，天氣又熱，簡直坐立不得。為了解決伙食，我找到在船內洗衣服的一位中國人，給了他七塊美金，要他幫我們做寧波菜吃吃，我也由此而跟歐陽鐵翹成為好友。船到新加坡時，有一批小學生上船，要往香港，這班小朋友個個國語標準，由此得知南洋的新加坡，中文教育實在相當成功。
任教西北農業專科學校
我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底返抵國門。我乘坐的義船Contarosso號算是當時速度最快者，只需二十四天而已，普通客輪則約需四十天。回到上海後，先父大概是看見自己的兒子回來，病情逐漸好轉。我暫時呆在上海家中，一方面侍奉父親，另方面也是自己跟太太分開已達四年之久，希望多陪陪她，不久，西北農業專科學校的齊姓教務主任親自跑到上海來，無論如何要我去幫他的忙，我推辭不掉，終於答應了。
西北農專在西安以北武功張家崗。那時隴海路的終站是西安，但火車必須在潼關換車，然後再轉車到西安。西安在渭河之南，由西安至武功約有二百里路，坐汽車需要一天，途中經過歷史上有名的馬嵬坡。一九三五年二月，我動身前往西北農業專科學校任教。那時西北農專學生係由各縣保送，享受公費待遇。此校位置頗高，是在黃土崖之上，校地頗大，預備將來改為農學院。但地勢高亢，嚴重缺水，因此每天必需業用大卡車由山下運水而上。學校大權並不在齊主任身上，而操握在王籌備主任手中，王主任乃武功紳士，于右任手下人物。那時教職員皆住在校內，不便攜帶家眷，是以單身漢居多。據我所知，校內教職員至少分成兩派。學校四周圍牆很高，由荷槍實彈的守衛保護著，簡直像個堡壘，主要是防備土匪。當時學校經費由中央撥下，為數不少。我在此任教理化課，頗感吃力，主要是學校設備太差，而理化課要做實驗，儀器又不夠，因此苦極了。
當初我答應齊主任只教一年即走，一年後由他另聘合格教員。但是後來我離開此校，實另有原因。原來當時楊虎城任陝西一帶的綏靖主任，陝西省主席是邵力子。楊虎城在西北的勢力頗為雄厚，那時儘管各省實施禁煙，陝西卻仍種鴉片，所以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罌粟花即在此地。鴉片開花時真是美極了。我記得學校一位中文教員朱霜菊（安徽才子，以後病死）的一句形容鴉片開花的詩：膏羽紅淚妾身。楊虎城當時亦是學校籌備委員之一，其他籌備委員有戴季陶、張繼、于右任、邵力子、朱家驊等人。某天，大概是初夏時節，楊虎城到校參觀，人都還沒有來到，戒備卻已相當森嚴，衛隊皆荷槍實彈，把守嚴密，比起委員長出巡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來王籌備主任請楊虎城在大禮堂對教職員及學生訓話，我不願意去，心想萬一槍枝著火，多划不來。至於他講些什麼，我當然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就對齊主任說：「此地將來必有一場災禍，有一天我們或許將成為甕中之鱉。」當時陝西人對外省人都有點歧視（我與齊都是安徽人），何況楊虎城本人頗有反側之心，一旦他造反，我們當然無疑地成為甕中之鱉了。如果楊無反心的話，不會如此森嚴戒備的。其衛隊皆由陝西本地人組成，論他本人的個性，歷史，更可看出他有造反的可能。當時陝西交通諸多不便，當地的公路毫無路基、路面可言。一旦楊虎城造反，那簡直是無路可走。所以我在西北農專教完兩學期後就走了，齊主任曾一再挽留我，但我還是認為走為上策。等我走後大約半年，西安事變發生，西安四週被包圍。後來齊主任告訴我說西安事變時，學校內人人自危。此位齊姓主任後來擔任過安徽大學農學院院長，大陸淪陷後，並未出來。以上是我在西安農專的一段經歷。
抗戰前夕的中德關係
（一）德國軍事顧問團與一億馬克借款
我從西安回南京後，那時好友齊焌擔任德國顧問塞克特將軍（Seekkt）的秘書，一時忙不過來，遂找我幫忙，我也就因為他的關係，認識了翁文灏。不久，翁擔任行政院秘書長，就把我帶進行政院。
我與齊焌是在德國慕尼黑認識的，已如前述。他早我一年回國，回國後擔任航空署工程科科長（署長為徐培根，後因出事被扣），在江西負責建造飛機場，此一機場乃為對付閩變而建。後來，他被調至軍事委員會擔任秘書工作，旋再調任委員長的德國顧問塞克特的秘書。塞克特將軍出身德國貴族，在歐戰後頗負盛名，嘗被推譽為德國國防軍之父。歐戰後，協約國限制了德國軍備，而塞克特將軍卻在此種困境中，在俄國境內秘密地訓練了十萬軍官。在歐戰時，他擔任軍團參謀長，歐戰後當過德國陸軍總司令、國防部長等職。其後希特勒上台，塞克特瞧不起他，兩人不和。後來塞克特將軍退役，桂系軍閥陳濟棠透過馬君武的關係，聘他為軍事顧問，在巴江口設立砲廠。以後委員長知道此事，乃設法挖角。塞克特對委員長慕名已久，認為陳濟棠充其量只是軍閥而已，遂捨陳而就委員長之聘，當委員長的軍事總顧問。不過此時塞克特將軍年歲已大，又有心臟病，加上氣候不宜，遂於一九三六年回國。儘管如此，塞克特將軍在其擔任委員長的總顧問期間，對中國大有貢獻。他建議中國訓練新軍，預備成立四十個師團要替委員長找軍事顧問，但不是現役軍人。他對委員長說過他不僅要幫助中國練兵，購買軍火，還要建設重工業。他回國後，以他的地位與聲望，以他與國防部的密切關係，乃推介Klein到中國當購買軍火的顧問，Klein是法國國防部的軍火販子，但並不是掮客之流，儘管有人說他是大棍，但亦是了不起的人物。
為了購買軍火，首先成立一億馬克借款，此乃塞克特將軍回國後所建議的，而德國財政家Schacht力促其成。方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後，最初並未能抓到國防及經濟大權，還得依靠國防部及經濟部的撐腰，是以希特勒對塞克特及Schacht兩氏尚頗尊重。塞克特不久去世，希特勒特別為他舉行國葬。Schacht氏並不是納粹人物，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經濟復興的功臣，先後擔任過經濟部長及銀行總裁，一向主張經濟支配金配。第二次大戰前，他跟開發中國家拉關係，主張借款給中國，認為此舉對德國亦有好處，遂有一億馬克的借款。
當時此一借款的最大特點是沒有擔保，但亦僅以一億馬克為限，以中國物質諸如大豆、鎢砂、銻礦、銅絲、桐油等，作為交換。德國方面由國防部開出訂單，經濟部負責採購，而Klein是德方，此一軍火購買及一億馬克借款的執行人物。中國方面則由中央信託局，國防設計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的前身），及兵工署負責。由兵工署開出訂單及負責接收，中央信託局及國防設計委員會負責採買。此一軍火購買在當時國內頗引起是非，蓋此一買賣純是兩國官方間的物質交換，軍火商人毫無傭金可賺，而且國防設計委員會大權在握，更引起各方面的眼紅與不滿。
抗戰前夕，英、美、日諸國皆不願借款給中國，唯獨德國允准。此一億馬克之借款頗有助於中國之抗戰。抗戰初期，許多國軍之裝備皆透過此一借款而得到德國的供給，諸如鋼盔，輕機關槍、高射砲、探照燈等皆是，甚至到政府撤至台灣時，國軍所使用的鋼盔也尚一大部分是德製品。假如沒有此一借款的話，抗戰初期必加速撤退。日本在溏沽協定後，已決定在華北有所行動。假定日本遲兩年發動七七事變的話，國軍裝備必能因此一借款而更為充實，對日本作戰亦較易對付。大概日本也是看準這一點，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先向中國動手。
同時，德國軍事顧問團當時亦提供不少貢獻。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春，塞克特將軍回德後，由其參謀長鷹屋將軍（Falkenhausen）接任顧問團團長，鷹屋曾應日本之聘訓練日軍，及其擔任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後，對徐蚌會戰戰略的策劃貢獻不少，是以國軍後來有徐蚌會戰之勝利。到民國廿七年武漢撤退時，希特勒才召回其在中國之軍事顧問團。
㈡ 萊希勞上將訪華
塞克特將軍回國後不久，德國現役將領萊希勞上將（Von Reichenaw）應蔣委員長之邀，訪問中國，隨行侍從武官多人。一時中國高級軍官會合南京軍校，將星熠熠，以最盛大的行列歡迎萊希勞上將。萊希勞上將當時以德國國防軍之指揮刀佩贈委員長，有此一指揮刀，到德國後可以指揮德軍的。那時國內正是陳濟棠發動閩變的時候，委員長亦於此時接長行政院。時值夏天，委員長在廬山辦公，各部會隨後也遷去。我還記得那時行政院在廬山的辦公室由我負責佈置。不久，委員長派我跟萊希勞將軍作隨從翻譯，我就陪這位德國將領從廬山飛九江再到南昌，又從南昌坐軍機飛到廣州。委員長在黃埔軍校再度接見萊希勞將軍。在南京軍校時他們兩人並沒有機會詳談，此時就可以多談了，由我擔任翻譯。他們談論的主題是中德合作問題，此事外間知者不多，當時萊希勞曾建議簽訂中德軍事攻守同盟，由德國出面壓制日本，解決中日糾紛，再由中、德、日三國共同攜手反共，以對付蘇俄（此時德國還看不起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不過，蔣委員長始終未置可否，據我個人推測，主要原因有：⑴顧慮希特勒，蓋希特勒本人未必願意與中國同盟。⑵日本不一定聽德國的話，田中奏摺已表明日本征服中國之野心。⑶同盟訂立後，勢必非戰不可，當時委員長深知中國本身力量不夠，希望避免戰爭。委員長一向看重德國民族，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他認為德國民族確比英美優秀。不過，中國與德國畢竟距離太遠，遠交並非易事。蔣委員長儘管對萊希勞將軍的中德軍事同盟未置可否，但卻有計劃地接受由德國替我們訓練四十個師團的構想。此種構想乃是德國國防軍派遣其現役將軍（以前都是退役軍人）到中國來訓練國軍，配以德式武器，陸續訓練四十個師團。不過此一構想終未能付之實現，其因為：⑴日本已先發制人，發動對中國的戰爭。⑵希特勒以最狡猾的手段接管了德國國防軍，其國防部長及陸軍總司令皆被希特勒所殺，改由其忠實信徒接任，如此一來萊希勞將軍就再無法有所作為了。德國國防軍對於訓練中國軍隊並無戒懼，蓋中國軍隊不會對德作戰，而且德國軍人亦一向厭惡日本軍人之跋扈。所以由德國訓練中國軍隊計劃的落空，不僅是中國之不幸，亦是世界之不幸，而日本軍閥實難辭其咎。當時中國國內亦有不少崇拜希特勒者，但如果說藍衣社成員完全崇拜希特勒，則未必正確。老實說，外問對藍衣社一向估計過高。它並不是完全仿傚德國，中，德國情並不相同。它的成員以黃埔出身者居多，但我們可以如此說，黃埔出身者彼此間未必衷心合作，一向也是誰不讓誰。如果我們說藍衣社是藍衣俱樂部還說得過去，說它是真正的Party，則未必正確。中國到現在，除了共產黨，人與人的關係，向來是超過組織的關係，即連國民黨本身亦不例外。
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我政府由漢口撤退至重慶，希特勒在日本的壓力下，已將對中國的一億馬克借款取消（此時Schacht亦已下台）。後來，此一以中國物質換取德國軍火的借款帳目也弄不清楚，德國方面說是我們欠它的，我們則說它欠我們的，此筆爛帳只好隨著戰爭的砲火而不了了之。同時，德國的軍事顧問團亦於此時回國，中、德的關係也已瀕臨斷絕的邊緣。
㈢ 駐德大使人選
當我們從漢口撤往重慶時，我駐德大使是程天放，我個人認為此乃當時外交上的一大失策。自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駐德使館升為大使館後，程天放出任第一任駐德大使。他既不懂德文，亦非適當人選，在其任內毫無表現。當中日戰爭尚未爆發之前，如能及時換上別人的話（例如朱家驊或顧孟餘），中、德關係或不至於決裂。我簡單舉個例子，就可以證明程天放之昏庸無能。民國廿五年，英皇加冕，我政府派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為慶賀特使，團員有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灏、海軍部長陳紹寬等知名人物。此一代表團後來從英國順道到德國訪問，德國各部會盛大招待他們，態度頗為友善。當時德國的外長是Neurath，對中國友好。他並非納粹黨人物，而是由外交界出身的。但是奇怪的很，Neurath並不認識程天放大使，後來經孔祥熙的介紹才得認識，程大使之表現由此可知。我猜想他可能是由於語言不通，無法打入德國社會。他後來在傳記文學上發表一些使德回憶，無非是替自己吹噓而已。他在使德期間笑話頗多，在此不便枚舉。
當政府從南京撤退到漢口時，蔣委員長也已知道駐德大使非換不可。他希望朱家驊去，朱也準備要去接任。不過，朱曾當過部長，又是黨政要人，所以他開出條件：⑴要以特使身份。⑵擴大編制（齊焌與我皆包括在內）。此一要求並不算過份，但後來大概没有通過，所以朱家驊使德的任命並未成為事實，此乃民國廿六年年底的事。不久，程天放撤換回國，政府改派陳介接替。陳介時任外交部常務次長，早年留德，在外交界頗久。他帶了丁文淵（丁文江弟，亦是留德同學）作參事，赴德接任程大使的缺，但此時的中德關係已是欲振乏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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