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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高理文：乱世余生——高理文回忆录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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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理文：乱世余生——高理文回忆录 ZT

ceo/cfo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院士
性别: 性别:男

加入时间: 2004/11/05
文章: 12941

海归分: 491638

标题: 高理文：乱世余生——高理文回忆录 ZT (1890 reads) 时间: 2006-5-09 周二, 11:14

作者：ceo/cfo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高理文先生，名素明，理文其字也，一九○七年生於湖北。早歲參加中共，後赴俄留學，與蔣經國在俄同學，歸國後追隨蔣經國，在新贛南工作，後隨蔣在上海「打老虎」，來台灣任職中央信託局，現定居美國。作者一生驚險曲折，所經歷諸事亦頗富史料價值，承王琰如女士轉介本刊發表，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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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七十古來稀」，在今天醫、藥發達的社會，這句話似乎不完全合乎事實，可是，生長在科學落後、醫藥不發達，尤其是在中國的農村，一個人能活到七十歲，確是一件稀有的事。我同胞兄弟姊妹五人，倖存者，僅我一人，其餘的都夭折了，我還記得比我小六歲的弟弟，患了一場霍亂，上吐、下瀉，不到四天就死了，那時他還不滿兩歲。我母親到處求神問卦，我雖然只有八歲，也幫著母親到廟裡去燒香磕頭。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居然未受到傳染，而能夠活到今天，想起來，這簡直是奇蹟。我已經八十九歲了，不能不將一生的經過略加敘述，留給後人閱讀。
我一直到九歲才進蒙館，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是我們族間的一位哥哥，過了一年多，他患肺病死了，那時他才三十幾歲，繼任的也是一位族間的哥哥，年紀才二十幾歲。民國初年的知識分子，如果在城市裡找不到工作，祇好回到鄉下教蒙館。每一個學生每年所交束脩，依程度之不同約為二串到五串錢，約合當時銀元一元到二元半，學生的年齡從八、九歲到十三、十四歲不等，一個蒙館老師一年的收入不超過五十元，農村子弟唸書的少，過了十二、二歲，他已經是一個勞動者，必須參加生產。
我在蒙館唸了三年書，十二歲的時候，母親去世，我祇好離開鄉間到武昌去跟父親生活。從十三歲起，我開始了另一種都市生活。學校是半新半舊的，全校僅有十數人，全是武昌紡紗局和織布局的職員子弟，課程有算術、英文、國文，而且國文老師還教我們作詩，可惜我在這所小學僅唸了一年，後經族叔的介紹，轉入武昌城內南樓養正小學，這是一所由黎元洪捐資設立的，校長劉鳳章先生，與黎氏為黃陂同鄉，劉先生學宗陽明，在湖北學術界有崇高地位，他的主要職務是湖北省立師範校長，每日到我們學校來看看，教師都是師範學校的畢業生，為劉先生的得意門生。學校分高小及初小兩班，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我被編入高小二年級，同班同學中，我算是年齡最小的，大的同學，有很多已經結婚，或者做父親了。這是一所正式小學，課程的排列與全省公立小學完全一樣，教師的水準也很高。民國十年年底（一九二一）我在養正小學畢業，次年一月考進武昌中華大學附中，這也是一所私立學校，分大學部，中學部；中學四年畢業，屬舊制。校長陳時先生，是湖北黃陂人，家中頗為富有，學校的經費一部分來自他變賣田產，一部分來自海內外熱心人士的捐助，陳校長在學校的時間很少，經年在外勸募經費，遠至南洋一帶，近則交接權貴，用各種方法請他們捐錢，當時的湖北督軍蕭耀南就捐了一筆鉅款，陳校長即以此款建了一座禮堂和十幾間教室。為了報答蕭督軍，陳校長將禮堂命名蕭公堂，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發生後，我和同學施季高（施洋的胞弟，施為一九二三年京漢鐵路大罷工的領導人，為北洋軍閥吳佩孚所害，他是中國共產黨員的第一個犧牲者）及另外數人半夜裡起來將那塊蕭公堂的牌子取下來打爛了。這件事令陳校長大為不滿，但是，在青年運動的高潮壓力下，他也無可奈何。在「五卅」運動發生的前後，武漢三鎮即不斷有青年及學生的示威運動，主要的口號是反對帝國主義，拒用洋貨，尤其是日貨。就在「五卅」運動發生之後，同時還發生了反基督教運動，起因是教會學校的洋人歧視華人，壓迫學生，甚至強迫信教。我就是反基督教同盟的積極分子。武漢的學生運動，一開始就為中國共產黨所重視。當時比較活躍的分子有施季高、武昌商科大學劉胤（後改名李麥麥，在復旦大學任教，抗戰時死於重慶）和陳紹禹（由莫斯科回國後，改為王明），還有武高附中的伍修權。在幕後指揮的有胡彥彬、劉昌群（我們一群年輕的人都叫他麻哥）。發號施令的，則為少共武昌地方委員會，地委書記是林育南，委員有李子芬、黃敬。我加入少共（一般都稱為CY，為Communist Youth的簡寫），是同學胡彥彬介紹的，胡為湖北黃岡人，是大學部的學生，年齡比我們大五、六歲。自從加入少共之後，工作更為努力，經常奔走於各學校之間，聯絡同志，舉行集會。當時武昌城內的中學似乎不少，除武高附中，省立一中、二中之外，還有私立的共進、啟黃、武漢（校長是董必武）。商科大學（校長郭春祺）是活動的大本營，反基督教同盟就設在三道街的商科大學，最活躍的分子有陳紹禹，他負責宣傳，我負責組織。由於這一運動，武漢的教會學校幾乎全部關閉了，文華大學、博文中學、希妮達女子中學在這一年秋季都沒有開學。在大街上幾乎看不到西裝革履以及衣服華麗的教會學校的男女學生。「五卅」及反基督教運動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已近尾聲，我個人也從公開的青年運動轉到少共及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的內部工作去了。我加入少共之後約三個月，經我的小學數學老師蔡以忱先生介紹加入中共，成為正式黨員，我那時的年齡還不足十九歲（我生於光緒丙午年十二月中，即西曆一九○七年一月底），我的工作是傳遞消息，送達黨內的重要文件，以及接待外來的同志，我經常往返於武昌、漢口之間，地方委員會設在武昌都撫堤，陳潭秋、徐錢直夫婦和蔡以忱就住在裡面，我記得地方委員會的委員除陳潭秋之外，還有董必武、項德隆（即項英）、彭澤湘、向忠發、許白昊。項為織布工人，向為駁船工人。陳、董均為中共發起人，陳在抗日期間為盛世才所殺，其夫人徐錢直於三○年代在南京為國民黨所殺，同案夏之栩為人沉默、寡言，在被審時僅作無言的抗議，幸未被害；徐個性剛強，法官審問時，慷慨激昂，痛罵國民黨，終於遇害。其時我們住在上海英租界，有一天在朋友家裡看到他的胞妹徐錢勇，她告訴我們她此次是為接她二姐（徐錢直）的孩子而來的，二姐遇害，帶在身邊的孩子輾轉託人交給她帶回武昌，由外婆撫養。這一對同命鴛鴦，為了理想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陳潭秋還有一位胞弟陳蔭林，在長征的時候死於痢疾。陳潭秋是一個口直心快的人，做事認真，對人不假言色，我們相處的時間雖然不到一年，對他都存有極大的敬意。
在中華大學附中，我一共唸了四年書，成績平平，尤以數理最差，數學僅僅及格。我們班上的老師，除了國文、數學是專任之外，餘多為武昌高師畢業，在高師附中任教的老師，如教博物某先生（已忘其名），英文老師嚴仕佳先生為大學部專任教授，是留美的碩士。另外，學校還為我們特開了一門文字學的課程，聘請望重一時的黃侃（季剛）先生任教，黃為北京大學教授，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與儀徵劉申叔雖為同門，但在師友之間，劉死前將所著有關音韻學的文稿完全交給黃先生，因為劉認為當時能傳此學的，僅黃季剛一人。黃先生所以屈就一個中學的教員，一方面是陳校長的懇求，其次是黃先生的兒子也在我們這一班。他教我們的文字學以段玉裁（字懋堂，江蘇金壇人，清乾隆舉人，學貫經、史，尤長音韻、小學，師事休寧戴東原）的說文解字注為課本。黃先生教了我們兩年文字學，每逢他上文字學的課，座無虛席。我們這一年級原有兩班，即第九、第十，此外還有大學部和其他各班的同學。黃先生對我們講文字學，深入淺出，文字學雖是一門艱深而又枯燥的功課，可是由黃先生講授，趣味橫生，學生沒有一個不是靜心的聽，兩堂課，他一口氣講完，課畢拿起書就走了。他上課不像別的老師坐在椅子上，或立在講台上，而他是在教室四周走動。照例校工先給他沏上一壺茶，所以他時而喝茶，時而抽煙，不拘小節。黃先生教我們的時候（約當一九二二－一九二四）正是「五四」運動之後不久，授課的時候，有時也大罵那些新文學運動家，胡適是時常被罵的。有一次他告訴我們，在北京他和胡適、錢玄同諸人討論學問，等到一燈盞的油燃燒完了，他們的學問也就談完了，故特以「一燈盞油的學問」譏笑那些新文學運動的人。大概那個時候，電燈還不普遍，有些偏僻的地方還以植物油作為照明之用。
一九二五年九月學校開學了，我只剩下一學期就可以畢業了，但是當時我負責武漢CY的宣傳工作及中共地方委員會的交通工作，每天除了寫、印傳單之外，還要奔走於武昌、漢口之間，有時夜間還要到街上去張貼傳單。武漢地方委員會在武昌、漢口都設有機關，漢口地委會的機關設在夏之栩的家。她有一位寡母為這個機關看守房屋，地委會開會，各地同志到武漢有事接頭，都到夏之栩的家。她家一共僅有母、女兩人，人口簡單，不為外人注意，而且在一九二五年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對於共產黨的防範也沒那麼嚴厲。有一次施季高因散發傳單被捕關在督軍府，蕭耀南為了怕觸犯眾怒，特別優待施季高，除了供給特別伙食之外，還為他做了一件羊皮袍子，因為武漢的冬天是很冷的，怕他受凍，大約僅關了一個月就放出來了。這是劉胤於一九二七年到莫斯科之後告訴我的。施於一九二七年汪精衛的武漢政府變節後，被國民黨所殺，距他哥哥施洋之死不過五年。
經過了半個世紀，武漢的共產黨負責人，除董必武得享天年之外，其餘的，都為國民黨所殺害，我所知道的有陳潭秋、徐錢直、項英、許白昊、林育南、向忠發、蔡以忱，彭澤湘很早就脫離了共產黨，抗日戰爭時和黃琪翔諸人組織社會黨，中共統治中國後，他們都當了人大的代表。夏之栩於抗日戰爭發生後在南京被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做了紡織部的次長，她的愛人趙世炎則在北伐前已為國民黨所殺害。她的遭遇也是很悲慘的。
一九二五年九月以後，「五卅」運動的浪潮漸漸的平息了，但是武漢的共產黨員及青年團員增加了很多，年齡比較輕的有高師附中的伍修權、江定仙、江定位兄弟，武昌察院坡時中書局的貝雲峰則是一個很左傾的店員，所有左派的書籍及有關共產主義的書籍都由他那裡發賣。
赴俄受訓
到一九二五年十月，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接到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命令，要湖北省黨部派十名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受訓，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負責人大部分是共產黨地方委員會的委員。名單由共產黨地方委員會決定。因此由湖北派出去的十名學生，清一色的是共產黨員。這十個人除我之外，有中華大學的胡彥彬，女師的宋煒（女）、杜琳（女），兩湖書院的黃勵（女），高師附中的伍修權、樸世拓，時中書局的貝雲蜂，還有潘文育，另外有一位熊姓的學生，我已經不記得他的名字。原來計畫中的，還有陳紹禹，後以湖北的名額滿了，被安排在江西的名額之內，陳紹禹當時既非團員，亦非黨員，只是由於他參加反基督教的工作積極，故為武漢地方委員會所注意。到了莫斯科之後才加入青年團，我們這十個人是陽曆十月間出漢口乘招商局江安輪去上海的，領隊是胡彥彬，離家前，我向父親託辭去上海唸書，父親給了我三十元大洋，我帶了一只籐箱子，裝幾件換洗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的棉袍子去了莫斯科，船行三日到了上海，上岸後我們跟著法租界平安旅館的接客的伙計住進了平安旅館，店主是湖北人，在語言方面我們得到不少便利。後來從江西、北京來的人也住在這家旅館。到了上海之後，由胡彥彬負責和江蘇省黨部聯絡，並由江蘇省黨部發給每人幾十元生活費。另外，中共中央也派人和我們談話，我記得，和我們談話的，有湖北籍的惲代英，還有湖南的彭述之，他一口湘西寶慶話，我有一大半聽不懂，在上海住了四、五天，大家趕此時買些日用品或添製冬衣，我記得我花了十塊錢買了一只手錶，到蘇聯沒有用到幾個月就壞了，上海商人欺生將一只爛錶高價（一九二五年的十塊錢銀元是很值錢的）賣給我，他們知道我們是過路客人，能騙則騙。有一天中午，正當我外出購物回旅館的時候，人去樓空，連我自己的一口籐箱子舖蓋捲也拿走了，後來旅館茶房告訴我，他們已經到海關碼頭去了，他們會在那裡等我，房錢都已結算清楚，這時我心裡實在有點著慌，海關碼頭在那裡，我毫無觀念，出門就叫一部黃包車，告訴他去黃浦碼頭，可是到了碼頭之後，看不到一個熟人，我告訴黃包車伕趕快拉到海關碼頭（灵机一動，我記起了海關碼頭），到了海關碼頭之後，我們一行湖北來的九個人都乘第一艘小火輪走了，我到的時候，第二批人即將起行，我總算趕上了這一班船，可是其中沒有一個認識的人，因為他們都是由其他各省派來的學生。一艘小火輪拖一艘駁船，船上的人大約有四十到五十人之多。在黃浦江差不多走了一小時，沿途看到了不少大船，可是沒有一艘是我們所要乘的。最後，小火輪靠近一艘很小很小的輪船，心裡不免有點失望，難道我們就乘這麼小的一艘船漂洋過海嗎？上到海船之後，看到了我們一行從武昌來的同伴，他們立在船邊，怕我趕不上第二班船而正在焦急，他們告訴我，萬一我趕不上這班船而流落在上海，後果不堪設想在船上，除了各省所派的學生之外，還有蘇聯駐上海的總領事、中共的代表，是否還有江蘇省黨部的代表，我就記不清楚了。到了傍晚，等送行的人致完歡送詞之後下船去了，我們所乘的那艘船才緩緩開行。第一批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幾乎清一色的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僅有極少數的人不是，如蔣經國，因為那時他才十五歲。船出長江口進入到東海之後，遇到驚濤駭浪，全船的人，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大部分都暈船，睡在我旁邊的人沒有一個不嘔吐的，大約在頭三天很少人起來吃東西，後來風浪小了，天也放晴了，於是大家都往甲板上跑，那裡空氣新鮮，一望無際，自然不會暈船。原來我們所乘的這艘船，不超過一千噸，而且是專門載運鹹魚的，滿艙魚腥，再加上密不通風，住在裡面的人，即使沒有風浪，也會嘔吐。
船行七日抵達海參崴。我們從上海啟程的時候，是十月中旬，天氣還不冷，雖然海上風大，不用穿棉懊或冬大衣，可是一到海參崴，天空已經飄雪，地上結冰了，輪船靠岸後，我們直接被送到火車上，一百多人佔了兩節車，每車有十幾個房間，每一房間有六個舖位（也許是八個），車廂兩頭各有一個火爐，西伯利亞雖然寒冷，但是車子裡面十分溫暖。在海參崴沒有停留很久，大概當晚或是第二天，車子就開出了海參崴車站。一九二五年的十一月，西伯利亞經過幾年內戰，元氣尚未恢復，燃料尤其缺乏，我們所乘的這一列火車完全以木材為燃料，因此，車行很慢，而且遇站必停。我們這一行共有一百十八人，每十人分為一組，每組有組長一人，另外有八位年齡較大，而黨齡較久的同志負責指導各小組，一切費用由他們分發。八人之中，有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朱務善、胡彥彬、李沛澤、王若飛等人，另外還有兩人，事隔半世紀，我已經記不得了。小組組長負責到站時購買全組人員的食物，另外還有同志幫著灌滾水，西伯利亞沿站都供應滾水。從海參崴到依爾庫斯克整整走了兩個禮拜，每到大站，如伯力、赤塔，車子都要停很久，我們也乘機到車站上去走動，大站往來的人多，出售的東西也比較齊全，無論是吃的、用的都有。到了依爾庫斯克之後，我們停了大半天，那裡的氣候是西伯利亞鐵路沿途最冷的地方，我們曾經步行到城區附近去作旋風式的觀光，內戰期間曾經破壞的房子還沒有修復。快到傍晚，我們回到車站，搭上直開莫斯科的快車，車上的設備比較好，房間也比較寬大，而且還有電燈，以往所乘火車除走廊上有盞油燈之外，房間裡是沒有燈的，快車僅停大站，所以從依爾庫斯克到莫斯科僅僅走了一個禮拜。
車抵莫斯科中央車站，已經是下午三點多鐘，到站接待我們的，有學校負責人，學校事務管理人波古列耶夫先將男女同學派人送上電車，直駛瓦爾翰克校本部，然後留下我和高傳珠押運同學的行李隨馬車步行到校，等我們到達學校的時候，已經是萬家燈火，先到的同學都吃過晚飯，而且找到了各人的卧室，波古列耶夫、高傳珠和我三個人在雪地上走了兩個鐘頭，又凍又餓，第一件事，是先到飯廳吃晚餐，然後再找卧室。當晚每人發內衣一套，長毛巾一條，由學校派人領我們到附近的公共浴室洗澡，我們這一百多人從上海出發，到莫斯科快一個月了，在路上就沒有洗過澡，除了吃以外，第一件重要的事，是洗一個痛快的澡。莫斯科的十二月已經是冰天雪地，我們這些從長江一帶去的人不習慣於走冰凍的馬路，從出學校的大門到澡堂，沿途不斷有人滑倒，一直等到我們每人有了一雙橡膠的套鞋之後，滑路的事才減少。
我們的學校是一座四層的老房子，下面一層是衣帽閒、飯廳、儲藏室、理髮室；二樓的右邊是大禮堂，左邊是教室，後面是醫務室；三樓一半是教室，一半作寢室；四樓是圖書館、女生宿舍。俄式的建築，牆很厚，壁爐在牆裡面，每層樓在牆壁上都有三、四個火爐，烈火繞行牆壁再從煙囱出去。這樣整個房子的牆壁都燒熱了。每天早上有專人升火，大約等到木材快燒完了之後，工人即將爐口封閉，以免餘溫散發，室內的溫度可以維持二十四小時不散。
第一批一百十八人都住校本部，課室也都在二樓、三樓，餐廳設在底樓。校方還為我們請了一位理髮師，他是德籍俄國人，下課之後，大家排隊剪髮，大約十分鐘可以剪完一個人的頭髮。到校之後，等到一切整理就緒，即刻開始上課，學習俄文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每天上午第一、二節都是俄文，從拼音唸起，進一步唸當天的簡要新聞，此外就是政治經濟學、哲學（唯物史觀）、俄國黨史、西歐職工運動史、經濟地理、世界史、中國史，另外還有一門太平天國運動史，可以說全部都是社會科學，教授陣容非常整齊，是當時一時之選，教授中國史的是中國問題權威拉迪克，同時也是我們學校的校長、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聯共的中央委員，他原是波蘭籍的德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革命失敗之後，逃到俄國，是列寧的戰友，和托洛斯基也很接近。他教中國史從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他認為戰國末期，商業經濟相當發達，需要一個中央集權政府。秦、楚、燕、齊、韓、趙、魏七國割據的局面足以阻礙經濟的發展。關於焚書、坑儒，他認為：所焚者是具有封建思想的典籍，而一切有關工藝、醫藥者都完全保存下來，這一個有關中國歷史的新觀念，成為後來研究中國歷史的主要原則。教哲學的教授也是德國著名馬克斯理論家「塔爾赫馬」，其餘的教授都是一時之選，其中有兩位教授是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從美國回去的，一位教西歐革命運動史，一位教經濟地理。可是，他們兩位都不是黨員。
從一九二六年一月開始，到是年七月，第一學期結束，我的俄文勉可聽講，當時年輕，記憶力強，再加上早起睡晚，進步很快。七月以後，學校放暑假，同學全部送到一個名為塔拉索夫卡的鄉間度假，在度假期間，上午有兩小時的俄文讀報功課，午餐後小睡，下午三點鐘吃一餐點心，然後自由活動，有的划船、有的游泳，晚飯後或是自由活動，或是開娛樂晚會，一切由一位醫生負責管理，曬太陽、運動是暑假期間的主要活動，因為莫斯科有半年是冰天雪地，很少外出，見不到太陽。因此，對於暑假期間的室外活動，看得十分重要。一到八月底，天氣逐漸轉涼，我們也就收拾行李，返回學校，兩個月的暑假於焉結束。在當時的俄國，很少人能享受到這種優待，一個產業工人，僅有兩個禮拜的假期，一切食、宿免費。在我們那個度假的地方就有一批一批度假的工人來去，他們也常和我們一起活動。
一九二六年九月起，第二個學期開始，這個時候，中大的學生除了一九二五年由各省派來的學生之外，從廣東派來了不少人，其中有黃埔的康澤、蕭贊育、鄧文儀、劉詠堯，還有汪精衛系的林柏生、陳春圃。中共旅法支部派來了傅鐘、鄧小平（原名鄧希賢），另外還有一位，個子高高的，也是四川人，但是我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他們三人在莫斯科沒有留多久，很快的就回國了。從德國派來的國民黨的學生有李毓九、谷正綱、谷正鼎等人。一九二六年的下學期，學校已沒有從前那樣安靜，國、共兩黨的學生時常發生爭論，而且國民黨的學生，如谷氏弟兄、林柏生、陳春圃、徐瑩等人，根本不上課，除了吃飯的時候可以見到他們之外，平時在課室就見不到他們的人。有時他們連飯廳也不去，經常在外面上館子，大概他們來莫斯科的時候，每人都帶了不少的錢。
在一九二七年春天，突然見不到林柏生那批汪精衛所派來的人，連谷氏弟兄也不見了，大概他們這批人都遣送回國了。一九二七年七月間，我們這一批第一期的學生都畢業了，我記得在結業前，大家還在學校對面大教堂的前面照了一張全體畢業照片。第一批學生大約有兩百多人，其中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一九二七年暑假後，有的被派回國，有的送到軍事學校接受軍事教育，如步兵學校、砲兵學校、高級射擊學校，這三所學校都在莫斯科，還有少數人送到列寧格勒的軍事政治學院，到這所學校去的，有陝西的高維翰、浙江的蔣經國。由武昌派到孫大的同學，祇有伍修權派到步兵學校（或是高級射擊學校），我被派往東方大學任翻譯工作，其餘的同學，如胡彥彬、宋煒都經外蒙回中國了。
當我們離開學校的時候，學校當局並沒有告訴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而我們自己總以為是返回中國。所以，當我們所乘的大卡車經過莫斯科大戲院門前時，心裡還有些留戀，在這所世界聞名的大戲院裡，我看過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前者為芭蕾舞，後者為歌劇。國家大戲院的票，通常是不容易買得到的，我們學校每隔若干時可以從莫斯科職工會分到若干張票，售價僅三、四盧布，座位總在二、三樓，能拿到池座的票很不容易。
東方大學任翻譯
我們所乘卡車經過大戲院不久，即抵中央火車站，但是車子並沒有在火車站停下來，繼續往前開，大約一小時以後，停在一座營房前面，先我們而到的，全是東方大學的中國同學，我們從孫大來的，有綦樹功（東北人）、薛萼果（江蘇無錫人）、雲澤（內蒙綏遠人，回國後改名烏蘭夫，他的俄文名字原是烏蘭諾夫）和我，一共四個人，一直等我們下了車，一切安頓妥當了，隨車的學校負責人才告訴我們，今後的工作是派在東方大學擔負翻譯工作。
在野營我們和東大的同學度過了兩個月的軍事訓練生活，第一步是俄國軍官教我們如何使用輕武器，如步槍、輕重機關槍，如何保養，如何拆卸機槍的零件，最熟練的機槍手能在幾分鐘之內將機槍拆開，然後再將零件裝好還原。天晴的時候常作野外行軍，以班、排為單位的演習，在野營度過了兩個月。九月初，我們這一批接受軍事訓練的學生和翻譯人員都回到了莫斯科東方大學。東方大學是一所專門訓練東方各國共產黨員的學校，學生來自東方各國：日本、韓國、中國、外蒙、安南、緬甸、荷屬東印度（即印尼）、印度、波斯（伊朗）、錫蘭、馬來，此外，還有美國的黑人。學生人數以中國班為最多，東方勞動大學設立較早，早期在這個學校受訓的學生有劉少奇，他在中共取得政權後，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文化大革命時，被毛澤東清算掉了，他一直是在國民黨的統治地區做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從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由於汪精衛的武漢政府的叛變，以及繼之而起的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相繼失敗，有大批共產黨員被送到莫斯科來接受訓練，以便繼續參加革命。一九二七年以後送到莫斯科來的共產黨員，有二十幾歲的男、女青年，也有中年以上的老黨員，老一輩的黨員之中，有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軍人方面有劉伯承、葉劍英、周士第。工人出身的黨員也不下百人之多，因教育水準之不同，工人黨員都編入東大軍事班，如湖北的聶鴻鈞、蔡樹藩，他們在長征的時候，都建立了很大的功勞。我於野營軍訓結束之後，即派在軍事班任翻譯工作，後來再調回東大中國班任翻譯工作。東方大學不同於孫大者，一為純收黨員的學校，一為國共黨員兼收者，不過，到了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以前由國內外送來的國民黨員，都陸續的送回中國，剩下來的都是共產黨員，實際上，孫大的國民黨員人數不多，而且他們的學習態度和行動與共產黨的學生完全不同，平常也很少交往。國民黨在孫大也編有小組，跨黨的黨員不得參加小組會議，我和國民黨的谷正綱就編在一組，他任組長，我任副組長。我們在小組會上討論第一次國民黨大會宣言及當前的一般政治問題，在小組會議上，我們時常發生爭論，而這些爭論，也都是從國內反映過來的，如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黨團問題東方大學的中國學生於一九二八年年初都陸續編入孫大，因為國民黨的學生都被送回國，孫大也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黨校，故東大的學生也都編入孫大上課，可是，原在東大的一班老學生，如羅漢、魯易、朱代杰、嚴明傑（福建人，回國後投入戴笠部下）、吳季嚴、張際春（黃埔一期學生，後轉入莫斯科陸大，與劉伯承等同期受訓，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任重慶衛戍司令）等人仍留在東大，到了一九二八年三月間，這批東大的老學生或回國（如羅漢），或送到列寧學院，或送到陸大。其餘新來的學生一概轉入孫大上課。
一九二八年是莫斯科中國學生最不安定的一個時期，在黨內有斯大林與托洛斯基對中國問題之爭，這一問題也反映到孫大列寧學院，以及東大的學生之中。陳紹禹一派代表斯大林的正統派，他們是以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而著名，其餘的則為中立派和以劉仁靜為首的托洛斯基派。由於學生中發生了分化，除了陳紹禹一派在一九二九年以後多留在莫斯科之外，其餘的學生，一部分送回中國，一部分被送往西伯利亞參加蘇聯的生產工作。被送往西伯利亞的同學，多半是認為思想有問題的。如劉仁壽（劉仁靜的胞弟）、綦樹功（東北人，與我們同時派往東大任翻譯工作），這些人後來既沒有回國，而且下落不明。
原在東大的學生，或回國（張際春、羅漢、魯易、嚴明傑、吳季儼）或轉學到列寧學院（朱代杰），其餘的全部轉入孫大，我們由孫大派到東大任翻譯工作的四個人，綦樹功以托洛斯基派的關係被派往西伯利亞，雲澤（烏蘭夫）、薛萼果返回中國，我隨東大同學仍回孫大。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第六次大會往莫斯科郊外一個貴族的別墅舉行會議，中國學生派往大會的有十人，我是其中之一，其餘的有陳紹禹、張聞天、沈澤民、張琴秋等人。我記得，這是一個下午，我剛剛下課，教務處派人找我，說第三國際有事，要我去一趟，來人正在外面等我，我以為去了馬上可以回來，連我的太太都沒有通知一聲，等我一出校門，第三國際派來的人即刻要我坐上他的馬車急駛而去，一到火車站，我才知道不是去第三國際，而是去到一個不知名的鄉下參加會議。這時我想通知我的太太，也沒有得到陪我去的那位俄國人的允許。鄉間沒有電話，也沒有郵局，我也曾向管理人員要求通知我的太太，但是沒有得到他們的許可。一個月以後我再回到莫斯科，見到我的太太，才知道自我不告而別後，她曾四處打聽，而且毫無結果，後來，似乎有人告訴她，我是去參加一個會議去了。
在鄉間我們住了大約有一個月，大部分的時間是開會，參加這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大部分是國內去的，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鄧穎超，此外還有鄧中夏、關向應、向忠發、瞿秋白、楊之華（編者按：楊為瞿秋白的夫人）、王若飛；張國燾夫婦原在莫斯科，亦為六大代表。李沛澤（王若飛的夫人）、我之被派參加此次會議，可能是由東方大學方面推薦的。六大代表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討「八一」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的失敗教訓，並擬訂今後中共的工作方針，大會對於過去的工作沒有太多的批評，認為兩次暴動是中國大革命失敗後退兵的一戰。代表共產國際出席六大的是聯共中央委員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布哈林，他一共來過兩次，第一次代表共產國際致開幕詞，第二次是致閉幕詞和總結大會的討論。六次大會後，原任中央總書記的瞿秋白，以過去在工作上有若干錯眨挠上蛑野l擔任，陳紹禹在這一次大會上頗為活躍，他雖不是代表，可是他有孫大校長米夫作後台，故頗為一般人所注目。我在六大開會期間，專任翻譯工作，作為列席人員，但亦有發言權。在大會討論陳紹禹所報告的孫大江浙同鄉會的問題之後，我立即發言，證明江浙同學雖然有時聚在一起玩玩一起談論，但是並沒組織，我雖不是江、浙人，但經常在一起上課，討論問題，知道他們的底細，他們都是一群熱心共產主義的青年，毫無權力觀念。也許由於我以第三者的立場發表反對的意見，使得陳紹禹所提出的這一個問題，沒有引起大會的重視，同時，若干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委亦認為此問題不可過分渲染，以免在孫大同學中造成派系鬥爭，此事後經詳細調查，也認為無此組織。
大會結束之後，我們一行都返回莫斯科，六大的代表也大多返回中國，僅瞿秋白、張國燾、余飛諸人留在莫斯科充當共產國際六次大會的中國代表。我等少共國際大會結束之後，也回到學校，這時已經是六月了，沒有多久，我們都又到鄉間去避暑，這也是我們婚後的第一個蜜月，在鄉間住了兩個月，我們約有兩百人住在一所貴族的城堡中，那裡有山、有水，別墅就建築在山上，居高臨下，風景極佳，尤其是在黃昏的時候，我們兩個人經常在城堡附近散步，飽覽那可以入畫的晚霞和變化多端的雲彩。這是我們一生中最值得回憶的時刻。
兩個月的暑期結束之後，又開始回到學校上課，我記得這一個學期是聯共黨爭最激烈的時期，我們的學校也受到了莫大的影響，同學中可以分為兩派，一派是以陳紹禹為首的教務處派，另一派是新來的學生和一些比較有獨立見解的老學生，爭論的問題，是關於學校行政的措施，聯共內部關於反托洛斯基左派，反布哈林右派；無論是那一個問題，陳紹禹一班人，以校長米夫的意見為意見，一切惟米夫的馬首是瞻；另一派的學生，亦即多數學生對學校行政的措施時常提出批評，對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也頗為贊同，尤其是關於中國問題，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多傾向於托洛斯基的意見。一九二九年上學期，差不多就在這些不斷的爭吵中度過了。到了暑假，一些被學校當局認為沒有思想問題的學生，或分配到更高級的學校受訓，或留校工作，其餘思想有問題的學生，則直接送到西伯利亞，我們這些被認為有問題，但情形並不嚴重的人，則遣送回國。和我們一同回國的，有王文元、葉英夫婦，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惲雨堂等。

由韓回國
大概是七月間，我們這一批十餘人搭乘西伯利亞的快車到海參崴，在海參崴郊區住了一個禮拜等候去上海的輪船，可是正當此時，中蘇邊境發生戰爭，既無直達上海的輪船，火車則早已中斷。最後還是搭乘一艘日本貨輪經由韓國元山、仁川、轉大連乘日本輪船到上海。從海參崴動身以前，負責接待我們的蘇聯官員為我們每一個人找到一張真正的中國護照，護照上的名字都不是我們的，而是旅居海參崴的中國華僑，且均為山東籍，我的護照持有人是山東汶上縣的人，我的太太的護照是一個在海參崴演京戲的女伶，上船的時候，日本人在船邊點名，我們頭都不敢抬起來，因為我們的護照原是屬於別人的，尤其是我的太太，她的護照原屬海參崴的名伶，每一個華僑都認識她，因此我太太只好低頭急行，不過碼頭上的華僑早已認識我太太不是那位名伶，而且名伶本人仍在海參崴。為了使我們的身分與護照上的職業相符，大家都在動身前將西裝換成工人的短裝布衣，我的職業是理髮師，因此我將我的西裝向華僑換了一套中國的布衣，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偽裝的，日本人心裡也明白，不過他們也不刁難，因為我所要去的目的地既不是日本，也不是韓國。船到韓國元山，大家排隊下船，行李集中檢查，不知是那位同學不小心，將一張俄文真理報遺留在船上，日本憲兵拾到之後，大興問罪之師，嚴查這是何人故意將俄文宣傳品帶進韓國，像這樣泛泛的問，是不會有結果的，於是將我們一行押到碼頭上列隊搜查，從頭到尾也沒有搜查到什麼東西，最後將我一個人留下，並帶到檢查室去詳加審問，其餘的則一概不准離開碼頭。在一間小房子裡，大約審問了一小時，從出生問到離開俄國為止，幸好我們在離開海參崴以前，每人都自編了一套適合於本人身分的履歷，大致日本人認為滿意，可是我的籍貫是山東汶上縣，而說的是一口湖北話，這就有些可疑了。我只好說，我從十幾歲由同鄉帶來海參崴，從湖北老師傅學習理髮，故能說一口湖北話，而我的山東話倒逐漸的忘記了。後來等我到了仁川，那裡的理髮店的老闆，多數是湖北沂水人。也許因此，在元山的審問沒有經過什麼困難也就通過了。大約經過一小時的審問，將我釋放了，其餘等在碼頭上的人也未再遭到留難，一併解散。大家坐了一夜的船，在碼頭上曬了半天，都感到十分疲勞，幸好由仁川派來的旅館茶房將我們這一行「華僑」安頓到市內旅館，大家飽餐一頓之後，各人到街上去買些日用品，傍晚坐上旅館為我們訂好的一節車廂，經漢城到了仁川。
仁川是韓國京城的外港，水深港闊，形勢天成，市容整齊，而且十分繁華，我國華僑在仁川經營餐館、理髮店、洗衣店及旅館業者很多，到了仁川，我們有回到中國的感覺。車抵仁川，已經很晚了，吃過晚飯之後，大家就寢，第二天早起，分頭上街，購買衣服鞋子，在這以前，我們是理髮師、裁縫師傅、小販、伶人﹔今後，為了適應上海的環境，以前所穿的布衣、小帽、必須拋棄，換上西服、革履。在仁川除了購買衣物之外，大家痛快的洗了一個澡，四年以來，第一次在中國理髮店理了一次髮，從洗頭、刮臉、挖耳到槌背，前後差不多花了一小時，身心為之一快，這比之四年以來在學校那種僅花七、八分鐘，到十分鐘剪一次髮，不知道要舒服多少！在仁川我們這一行住了一天、一晚，到第三天就搭上開往大連的船。我們仍然是坐統艙，彼此不交談，好像是不認識的。從大連到上海，船行甚速，兩天兩晚就到了。抵達上海之後，各奔前程。我們離開莫斯科的時候，有一位上海的同學將她母親的地址告訴我們，一到上海我們就去找她母親，她母親見到我們，視同親人，一面招待我們，一面代我們找房子，當天就在提籃橋找到了一個前樓。我們初到上海一無所有，兩人合用一口箱子。因此，從睡的床到燒飯的鍋，樣樣都得買，我們兩個人身上一共祇有六、七十塊錢，支付了房租，買了東西之後，所餘不過三、四十元，當時百物便宜，預計還可以維持一個多月的生活，同時四出打聽上海的組織關係。大約不到十天，我們在馬路上遇到先我們回國的同學，由他通知中共中央組織部，經過了談話之後，即刻要我們搬到英租界一所兩層樓的房子裡去。在分派工作以前，先施以訓練，如秘密工作的技術，以及國內的形勢，經常和我們談話的，有周恩來、向忠發、顧順章，後者告訴我們如何從事秘密工作，如何逃避敵人，如何掩護自己，周恩來則報告國內的大局以及黨的組織和蘇區近況。向忠發講話的次數很多，但是毫無內容，三句話不離本行，因為他是漢口的一個駁船工人，所以他的口頭憚是「一竹篙打到底」。在這個臨時訓練班住了一個月，然後分發到各地去工作。我和我太太是分發到江西，目的地是瑞金蘇區，附帶的任務是路經九江、南昌時，設法恢復地方支部，給我的職務，是江西省委宣傳部秘書，江西省的書記是張國澍（張國燾的胞弟），他本人住在上海，遙領書記之職。事實上，省委的工作人員就沒有一個人在江西白區
秘密工作
大約是陰曆十二月，我和太太兩個人領了中央組織部發給我們的路費搭乘長江輪船去九江，我們所乘的是英國怡和公司的輪船，一路無事，第三天早上就到了九江，在九江龍河口找到了一間房子，也找到了九江的同志，幫他們恢復了一兩個支部，並告訴他們黨內部的一般情況，以及如何維持支部的組織，怎樣保護自己，如何掩護工作同志，如何逃避敵人。在任何情況下，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一九三○年時代，九江的同志不多，僅南潯鐵路、九江紗廠和九江碼頭有十幾個同志，而且在群眾中不能發生一點作用，實在是這時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太厲害，共產黨員之被殺者，無日無之。我們在九江沒有住到一個月，馬上再去南昌，那時九江南昌之間的交通很方便，火車三、四小時即達。我們到了牛行車站，即刻渡江到南昌城垣，先找到南昌的同志，由他們為我們找旅館，因為那時外來的客人找旅館一定要舖保。一切由當地的同志為我們安排好了之後，我們再搬進去。可是那時住旅館，極不安全，無論白天或夜間，隨時有警察、憲兵來檢查，不能有一點破綻，否則隨時有被捕的可能。在旅館裡大約住了三天，地方上的同志就為我們租到了房子，到了第四天，我們就搬到新房子裡去了，那是一間廂房，有一張桌子，有一張木板床，月租每月大洋十元，就當時的租價來說，這算是很貴的。我們是下午搬進去的，當我們在街上買了一些日用品，吃過了晚飯回家，大約在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負責交通的同志跑來告訴我們，說為我們租房子的同志，已於今日下午被捕，要我們儘快搬家，他本人也不能再和我們聯絡，在南昌僅有的一個小組已經被破壞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件十分令人困擾的事，第一，新租的房子還不曾住過一晚，怎麼對房東說，馬上就要搬出去呢？如果說房子不中意，當搬進來的時候，並沒有表示，而且第一個月的房租也交了。我和太太商量的結果，冒著生命的危險住一晚再說，在那個時候，共產黨員被捕的極少自首，出賣同志的人也少，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同志。這一晚我們連舖蓋都沒有打開，先將所携帶的少數文件撕成細片，然後和水吞下肚裡去，兩個人靠著舖蓋捲坐了一夜，第二天剛天亮，我一個人先出去買了一點油條、豆漿作早點，然後手上拿一封信，告訴房東，剛接到從朋友那裡轉來的家信，說我母親病重，要我們即刻趕回武昌，同時我們也不提昨天所交的房租，就這樣，我們騙過了房東，立刻叫一部黃包車拉到江邊，過河到牛行車站，搭南潯路的火車去九江。
對我們來說，昨晚是最長的一夜，每一分鐘，我們都注意是否有人敲門，萬一警察來逮捕我們，我們如何應付，怎樣自圓其說，不漏破綻，我們和那位代我們租房子的朋友，是怎樣的關係。這一切的想法，只能希冀於萬一，如果我們的身分由被捕的同志供出來了，倖免的機會只有萬分之一。那時國民黨的政策，是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掉一個。
到了九江之後，我們先住進旅館，這時已經是陰曆臘月底了，旅館是空的，祇有我們這兩個客人，居停主人很客氣，對他們來說，這算是一種意外，因為所有的旅館都沒有客人，大家都趕回家去過年了，有誰還住旅館呢？住定了之後，即刻寫信到上海中共中央，報告南昌組織被破壞的經過，並請示今後的行止。到九江的第二天，和九江的同志取得了聯繫。九江在我去南昌以前，原有一個小組，但是沒有什麼活動，同志之間，偶爾碰碰面，交換一些消息。住在九江這一段時間非常平安，因為是陰曆新年，一般的旅館都沒有客人，軍警的檢查也就鬆懈得多，在九江旅館前後住了半個月，上海來信，要我們先回上海。這個時候，我們從上海帶來的旅費所剩無幾，幸好身邊還有一只金戒指，大約賣了十塊錢，付清旅館費之後，買了兩張統艙票回到上海。到了上海住在同學李琳、方陶家，他們也只有一間亭子間，而且還有一個小孩子。他們兩個十分熱情，房子雖然小，仍然歡迎我們住他們那裡，這個時候，我們行蹤不定，不知道中央會將我們再派到那裡去。沒有幾天，江西省委書記張國澍找到我，要我仍回南昌重新建立組織。在上海沒有住幾天，我隻身再去南昌，我的太太因為懷著我們的第一個孩子，留在上海，託李、方兩位同學照顧。
到了九江，第一天就找到了地方上的同志，他們告訴我一些當地的情形，說是情況嚴重，軍警時常突擊檢查。中午我們在一起吃午飯，飯後我結算旅館費用，提著簡單的行李步行去火車站，快到火車站的時候，聽到人聲嘈雜，路人擠到一起，向火車站裡面的空地上張望，我若無其事的問問站在我旁邊看熱鬧的人，究竟是什麼事，旁邊的人毫不在意地答應了一句「還不是槍斃『共產黨』」，我在人縫中朝裡看，我的心停止了跳動，在一小時以前還跟我在一起吃中飯的那位同志，上班之後，即為憲兵逮捕，並就地槍決。這是怎樣的一個恐怖、黑暗世界！不經過任何審判，就隨便殺人，比之中世紀黑暗時代更為野蠻，更無人性。
我懷著沉重的心情搭上南潯路的火車去南昌，車抵南昌，天尚未黑，過了河，一上岸，正遇著臨時戒嚴，所有行人，一律不准走動，排成一行，由憲兵、警察檢查，除行李之外，身上也都搜查，一片紙頭也逃不過他們的眼睛。差不多檢查了一個鐘頭，離開我還有七、八個人的時候，就停止了，宣佈解散。我百感交集，自料此次必死無疑，身上帶著中共中央的指令，以及介紹信，一旦搜出來了，百口莫辯，兼之我又是外來的人，沒有當地的任何社會關係，也沒有一定的職業，指令雖然是使用暗語，外人也許看不出可疑之處，但是，我到南昌的目的何在，找什麼人，我的答覆一定不會圓滿，至少，我是一個共黨的嫌疑犯。未料絕處逢生。離開了江岸，為了怕人跟蹤，先到理髮店去理髮，再到附近的小館子裡去吃了一點東西，天黑的時候就在江邊找一個小旅館，偽稱是去外縣的，路過南昌，住一晚，明天就走。離開上海的時候，江西省委書記交代我，一到南昌，先去城內警察分局找一位巡官同志，由他安排，重新建立地方組織。所以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就去找那位巡官同志。警察分局是在一條很僻靜的馬路上，我找到了警察局之後，先到傳達室，填好會客單，那位傳達，看了我一眼，拿著單子往裡面去，要我在會客室裡等，因為時間很早，會客室沒有別的人，我在裡面大約等了五分鐘，聽到從裡面傳出來穿皮鞋的跑步聲，這個時候，我下意識的朝裡面望一下，見到有四、五個持槍的警察正向門口跑，我想大概那位警察同志發生了問題，未經考慮，我就奪門而出，到了大門口，恰好有一輛公共汽車經過警察分局門口，這個時候，我不顧一切，從汽車前面衝過去，幸好汽車的速度不快，很安全的跑過了馬路，後面追趕的警察，看到汽車，都嚇得不敢動，那時南昌市第一次行駛公共汽車，一般人見到汽車，一面是新奇，一面也有點怕。等到汽車走過了，我從小巷子裡轉彎抹角跑了很遠，等後面的警察跑過馬路這邊來，警察已經失去我的蹤跡，穿過了許多小巷子之後，我聽不到警察追逐的皮鞋聲音，這時，我想我是逃出了警察的魔掌。我一時愧恨交集，兩次到南昌，經過不少危險，小組剛好組織成功，代我們租房子的同志被捕，我們在南昌待不下去，只好再去九江，再回上海。第二次再來南昌，只有一位巡官同志的關係可以聯絡，而這位巡官同志在我來的前一個星期已經被殺（我回到上海之後才知道的）。
一九三○年春間，江西省白區的組織，差不多破壞無遺，南昌、九江兩地的同志犧牲最多，我個人如再留在南昌或九江，個人的安全，也許不會有問題，因為在這兩處我沒有認識的人，唯一的困難是住的問題，旅館只能住一、兩天，住久了必須找舖保，單身租房子更難，第一，找不到當地的介紹人，唯一的一條路，還是回上海。
回到上海之後，暫時住在同學李琳、方陶的家裡，我和我太太分別僅有十幾天，但是恍如隔世，我兩次死裡逃生，終於又能夠重新團聚。這一次回到上海，原希望中央能在上海為我安排工作，上海是一個大都市，各省的人都有，在這種環境裡，並不感到突出。可是，上海地區的同志很多，一時難得有適當的工作，那時住在滬西一帶的同志，有許多人都沒有工作，於是中央組織部將我們這些暫時沒有派工作的同志編為一個中央直屬小組，這一組共有七個人，除了我們夫婦二人之外，還有胡彥彬、宋煒夫婦、董賢覺（北京人代會主席董必武的胞弟）、周月華，以上諸人都是湖北籍，另外還有同學屠慶琪，我們這一個小組，每週開會一次，由中央組織部派人出席指導，第一次出席指導的是當時的組織部負責人周恩來，我記得當時討論的，是長沙暴動的問題，李立三任中共中央書記（編者按：李氏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部長），正是實行盲動政策的時代，而長沙暴動為這一政策的具體表現。我們這一個中央直屬小組，除了董賢覺、周月華之外，屠、胡和我一致表示：奪取政權先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要有群眾基礎，第二，統治階級本身亦臨於崩潰的階段。這就是列寧所說：「在上者不能維持他的統治，在下者不能忍受統治者的壓迫。」就當時長沙的情形而論，以上的兩個條件都沒有具備。即使在軍事上一時能獲得勝利，亦勢難持久。這一個意見未為中央所接受，而且認為是取消派。大概沒有多久，中央組織部派陳潭秋通知我們，說我們反對中央的政治路線（李立三的盲動路線），開除黨籍。這件事發生之後，我們一直感到難過，多少年來，我們為了理想而不惜犧牲一切，出國前，在北洋軍閥的刺刀下奔走呼號，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我的太太在武昌領導紗廠工人運動，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崩潰時，被囚於一小室，等待第二天槍決，半夜幸得武昌第一紗廠認識的一個工人援救，越窗逃到漢口英租界，這樣方撿回一條命。在莫斯科學習了四年馬克斯、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回到中國之後，竟因為引用列寧的理論而被扣上取消派，且被開除黨籍。一個有理論基礎、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政黨，竟為一二野心家所控制，並排除異己，不接受與自己不同的意見。李立三的盲動主義沒有維持多久，第三國際即將其撤職，代之以王明。長沙暴動失敗之後，中央曾派人通知我們，可以恢復我們的黨籍，但是要我們每人寫一封悔過書。我們幾個人商討之下，認為我們之被開除黨籍，是因為反對李立三的長沙暴動，如今長沙暴動失敗了，李立三以盲動主義的罪名而撤職，這證明我們當初反對李立三的長沙暴動是對的，我們對中央說，我們都願恢復黨籍，為黨工作，但是，我們認為我們無過可悔，李立三才應該寫悔過書。當時中共中央為了維持黨的尊嚴，由於我們不肯寫悔過書，也就沒有恢復我們的黨籍，我和我的太太對這件事，多少有些後悔。一個政黨恢復一個黨員的黨籍，一定要經過一定的程序，不能毫無條件的收回成命，中央開除我們的黨籍是由組織部具名的，而不是李立三出面的，李立三雖因盲動主義而撤職，而黨的組織依然存在，站在中央的立場，要我們寫悔過書，並沒有不對。但是，我們是因反對李立三的盲動主義而被開除黨籍的。如今李立三因此而撤職，足證我們反對李立三的盲動主義是對的，我們當時不肯寫悔過書，也正是因此，主要的，是我們無過可悔，而且不能替自己枉加罪名
離開了黨的組織以後，第一個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上海生活下去。在上海找上作是很難的，勞力的工作，我們做不了，到商業機關去謀職，我們沒有經商的經驗，到金融機關去求職，我們又沒有人事關係，回老家，絕對不可能，因為我們被視為危險分子，祇有上海租界裡還可以容身，而且還得時加警惕。那時有許多變節的黨員時常在通衢要道指使警察及偵探，捉拿共產黨員及未向國民黨自首的留俄同學。和我們同時被開除黨籍的屠慶琪，就被國民黨逮捕，在安慶監獄裡關了兩年，審判的結果，因其無實際活動，祇是思想有問題，判刑兩年。在上海那幾年，我們經常搬家，一聽說有同學或認識的人變節了，我們就得馬上搬家，否則就有被捕的危險。記得我們住在法租界美華里的時候，有一天下午余飛（曾任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匆匆忙忙的來我家，說同學陸夢衣到南京去自首了，於是我們連日找房子搬家。後來果然證明他作了戴笠的部屬，替軍統做情報工作。
我們雖然被中共中央開除了黨籍，但是在黨內工作的同學、同志，仍然和我們有來往，同班同學江西曾弘毅在中央宣傳部主編紅旗雜誌，他常帶著妻子和孩子來我們家。這是個人的信任，與組織無關。
在上海生活，我們能做的工作，祇有從事文字翻譯，一九三○年代，上海出版界大量發行社會科學的名著，馬克斯主義的著作，銷路特別好。即列寧的著作，如「國家與革命」亦可公開發行。出版社會科學的書籍最多的，有生活出版社、神州國光社；開明書局也有若干新書出版，不過數量不及上述兩家之多，我和神州國光書局接洽好了一本社會發展史，字數在五十萬左右，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時間才譯完，分上下兩冊裝訂。我一共拿了一千五百元稿費，維持了我們兩年的生活。那時物價低廉，租一個樓面，每月租金才十元到十二元。白米八至十元一擔（合一百五十斤），豬肉一元可買三斤，黃魚約一兩分錢一條，青菜也祇有一兩分錢一斤（一分錢可換三枚銅元，青菜祇售三、四枚銅元一斤），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是電車，從滬西靜安寺到外灘，十二枚銅元，到南京路八枚銅元。計程車一元一趟，另加小費。西裝約二十餘元到三十幾元一套，皮鞋從七、八元到十元一雙。我們一家三口每月所費約為三十元左右，所以一千五百元維持了兩年的生活。以後我還譯了兩本字數較少的書，每本約十萬字。一本賣給商務印書館，一本賣給旗盤街的一家小書局。賣給商務印書館的那本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小冊子，在抗戰期間，我在江西萬安縣買到一本。社會發展史是抗戰之後，在上海買到的，我手邊現在還保有這兩本書。除了這三本書之外，我還翻譯了近百萬字的短篇文章。翻譯文字每千字三元到五元。十萬字的書，一個月可以譯完。我那本賣給商務印書館的小書，就是在一個月之內翻譯完的。其他短篇文章分別投到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雜誌、良友月刊、邊疆雜誌。
在上海以賣文為生過了五年，到一九三四年左右，老友梅龔彬從福建來信，問我是否願意到福州福建學院教書，我以在滬既無固定工作，遂欣然答應，隨即啟程去福州，到了福州之後，適逢以十九路軍為主的閩變發生。十九路軍因「一二八」在淞滬抗日而聞名全國，後來，國民政府與日本訂立了淞滬協定之後，順日本人之要求，將十九路軍調離上海，並派往福建剿共。十九路軍的將領，如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以「一二八」抗日有功，不應將其調來福建並責其擔任剿共的工作，於是奉李濟深為首，公開反蔣，並改國號為中華共和國。參加閩變的人員以十九路軍為主，另外有前粵軍元老李濟琛，北伐期間的外交部長陳友仁，文人之中，有梅龔彬、王亞南、胡秋原。我事先既未參與策劃，事後亦未參與機密，純粹以客卿地位留在福州。等人民政府成立後，陳友仁的外交部以無一通曉俄文的人，遂派我一個閒差以備萬一，當時參加閩變的人，以與十九路軍有深遠關係的人為最多，如王禮錫、梅龔彬（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梅任人大代表）、王亞南（一九四九年後，任廈門大學校長）、胡秋原（後任國府立法委員），還有戲劇家歐陽予倩。閩變自開始到結束，為時不超過兩個月。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我搭輪去香港，在王亞南家裡住了一個月左右，仍回上海。
閩變之發生，是由於十九路軍不滿南京政府之對日屈服，締結淞滬協定，並將他們調到貧瘠而交通又不發達的福建省。閩變發生後，他們仍然奉行三民主義，這樣並不為共黨所同意，易幟又使得國民黨系統的反蔣軍人有所顧慮，所以這一次政變，完全沒有得到外援，故蔣介石能於短期內將其剿平。
上海經過「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之後，百業蕭條，尤其是文化界所受的打擊最大，設在閘北的印刷廠、出版社，多半毀於日軍砲火，商務印書館藏書最豐富，一些讀書人多來此處尋求他們所需要的參考書，那裡還收藏有善本書，都是坊間不易買得到的。可惜一夕之間，化為灰燼。
我們住在上海，生活不易維持，整本的書，沒有書店願意出版，一般中、小書局短於資金，都靠銷售存書以維持門面，各種定期刊物也多半停止發行。祇有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和中華書局的中華雜誌還能按時出版，可是這兩家雜誌都有固定的撰稿人，我們也偶然隔一兩個月投去一篇稿子。在這個時候，一般以投稿為生的文人都紛紛到內地各省去教書，同學胡彥彬到陝西大荔師範去了，劉胤則在上海復旦教書。大約是一九三六年春天，接到胡的信，要我到桂林師範專校教書，我以在上海無事可做，就去了桂林，到校之後，知道除了胡彥彬之外，還有同學彭仲文，前復旦大學教授陳望道也在那裡教修辭學，陳為馬克斯共產黨宣言的翻譯者，且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之一，在左派文人中頗著聲譽。陳之外，還有鄧初民、馬哲民、陳的高足祝秀俠諸人，我教兩班經濟地理及國際關係，每週八小時，自編講義。廣西省立師專設於桂林近郊良豐，校址為清末民初政要岑春煊住宅，名西林公園，面積巨大，小橋流水，可以垂釣，可以游泳，頗具園林之美。學校對面，為一小山，春季杜鵑盛開，有如一片花海，是一處讀書的好地方。我在這裡教了半年書，因為這一年六月發生兩廣事變，即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廣東的陳濟棠反對南京蔣介石，戰爭有一觸即發的形勢，學校提前放假，我也去了香港，在香港遇到新報社長黎蒙，他留我為他襄理報社編輯工作，在香港大約住了半年，到了冬天我才回上海，這個時候，我們的第三個孩子──曉鴻已經出世了，不過等我回到上海的時候，他已由我父親帶往湖北鄉下。
一九三六年，抗日呼聲很高，這是由於日人在何梅協定之後，得寸進尺，咄咄逼人，尤其是經過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之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政府表明抗日的決心，因此，日人在華北一再製造事端之後，得寸進尺，乃造成盧溝橋的「七七事變」，宋哲元受盡了日人的壓迫，至此忍無可忍，乃下令實行抵抗，這是抗日戰爭的開始，南京政府在全國軍民的壓力之下，祇好命令國軍實行全面抵抗。
一九三七年春間，我由香港返滬，這個時候，所有在外地教書的朋友，如胡彥彬、杜畏之都回到了上海，同時我也結識了不少新的朋友，如曾任稅警團第一團團長的趙君邁，抗日七君子之中的王造時、章乃器、羅隆基等人。自「七七事變」後，上海的文人多半都到內地去了，因為戰火已蔓延到上海，各校停課，而各種定期刊物也都停刊了。我回到上海之後，以香港新報的特約記者，經常替他們撰稿，寫通信，新報則按字給酬，這樣很勉強維持到一九三七年十月間，我們夫妻二人也携帶簡單的行李和兩個孩子從上海回到湖北老家去了。從上海到漢口，這是一段極艱苦的旅程，長江要塞江陰已經封鎖了，大輪船祇能通江北的通州，我們夫妻兩人領著兩個大的孩子，一個七歲，女兒四歲，在黃浦江邊的碼頭上，擠上了英商怡和公司的輪船，雖然是憑票上船，可是船上早已擠得水泄不通，我們總算在過道上佔了一蓆大的地方，將兩個孩子安頓下來，我的太太就站在旁邊看守著兩個孩子，免得受到往來乘客的踐踏。我則四處尋覓，看看是否找得到可以避風的、比較暖和一點的地方，等到輪船離開碼頭之後，人都定下來了，不像以前那樣擁擠，這時好不容易在靠裡面的過道上找到一塊空地，勉強容下我們四個人，但是江上風大，寒氣逼人。我記得下午五時左右船從上海開出，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南通的天生港。天生港並沒有碼頭，船停在江心，乘客由小木船駁到岸上。我們所乘的輪船比那些小木船要高一層樓，人和行李都是用繩子吊到小木船上，行李丟了倒無所謂，可是從那樣高的大船上將小孩子吊下去，那就太危險了，而且小船在浪擊之下，是動盪不定的，一不小心，全掉到江裡去，黑夜之中完全無救。我們先將行李吊下去，再將孩子分別用一個籮筐往下吊，兩個孩子平安到了小船，然後我們再下去，總算有驚無險，一家人都平安的到了小船上。等乘客都下了大船，天也亮了。我們由小船駁到岸上之後，即刻僱雞公車將兩個孩子、太太和行李安放在車上，直奔裡運河的渡船，裡運河又稱鹽河，平常是將揚州的鹽經此運河送到沿河各縣，故稱運鹽河。行約三小時，我們趕到了裡運河的碼頭唐家閘，那裡正有一艘小火輪拖著四條有竹篷的小船，升火待發，我們一家四日，還有同鄉夏石農，一共五個人，買好票搭上一艘木船，從上海出發，經過許多危險困難，現在總算可以舒一口氣。
我們在運鹽河走了一天一夜，經過如皋時，停了半天，大家在小船上蜷伏了一整晚，船一靠岸，大家都進城去添購食物，並藉此活動一下身體。如皋是蘇北的一個富庶的縣，素有金如皋之稱，但是，我們所見到的，是一個城區極小，而生意又蕭條的小城，我們買了一些食物之後，馬上回到船上，不久船上的乘客也都陸續的回來了。等所有的乘客到齊之後，船又繼續開行，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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