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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没事找事系列：张郎郎：北妹南下，繁荣娼盛（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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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找事系列：张郎郎：北妹南下，繁荣娼盛（转贴）

安普若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元勋
声望: 大师
性别: 性别:男

加入时间: 2004/02/21
文章: 26038
来自: 中国美国的飞机上
海归分: 4196257

标题: 没事找事系列：张郎郎：北妹南下，繁荣娼盛（转贴） (5447 reads) 时间: 2006-1-04 周三, 10:00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张郎郎：北妹南下，繁荣娼盛

回北京见到在美国发了财的老朋友骆润思先生，他从前对当局有许多不满与批评，很象一个知识分子，如今，他对当前中国当局的方针政策，持完全正面的热烈赞扬，但并不象有些"爱国华侨"那样，盲目拼命爱国；也不是专门为讨好些某人而言不由衷。他的确出自内心，他说：要没有这样一个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这样一套政策，我上哪儿去发财？何德何能而"天天唐伯虎，夜夜韩熙载"？

他是得这么想。他北京的豪宅里的每一件家具，每一个摆设，都是天文高价的古董，是他每日把玩的心爱。另一雅好是在各地、各层次的欢场里流连忘返，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身体力行、体会深刻，对我说：你真应该写这么一本书，书名都有了，就叫《小姐》，准比《金瓶梅》、《红楼梦》丰富得多，有趣得多，可是得下点真功夫，得跌打滚爬浸淫于其中，得有足够金钱时间去细细阅历……不过，你的身子骨可不一定行。

⊙"黄业"上了规模

其实，这几年在中国已经出版了不少"黄业"的小说、报告文学和调查报告，但例如有一位《海南新闻图片报》的女记者夏一君女士，"为文学事业"埋身其中，然后将自己做三陪女、发廊小姐、与贩毒者往来、做洗碗工等隐私（包括记载这段历史的生活照）出了本书，据说是"不加修饰地袒露出来"的。

我连忙找来这本书和一堆此类的读物认真研读一番，不禁感到失望。基本都是在"商业炒作"层次，其卖点都相当浅显和粗糙，和港澳的同类读物一样，都是老一套的菜码。即便个别作者企图"文化"一点，也是装饰性的，实在没有什么触动你内心的东西。说实在的，这些作品真还不如贾平凹先生在《废都》里玩的花活，难怪贾先生在中国文学界取得大师级的地位，虽然他的作品并不属于青楼文艺。

也许，社会学博士潘绥铭先生（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写的调查报告《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是大批同类作品中态度最严肃、方法最严谨、评述最中肯的一本了。他是科班出身，下笔行文的确符合社会学的行规：做科学研究应该价值中立。他费尽心机，竭力而为了，但平心而论，这只是开了一个好头儿。因为他个人经济能力实在有限，用地下工作的形式去研究地下的产业，怎么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行业？既没有政府的支持，又没有大款或黑道的后台，他老先生往往是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匆匆记录眼前可能抓到的资料，充其量也象一个聪明的儿童侦探遥望几眼后，就要猜测魔山里的九九八十一道机关，所以许多资料不免难以翔实，评述部分包括许多揣测，当然其中会有"天才的猜想"，同时也免不了许多地方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许多结论就下得未免太决断了一点。

但是，对潘教授的这个工作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在调查之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黄业"已经上了规模，应该叫"性产业"，这个概念很快就被中国朝野默认了；二是第一次有人冒着巨大危险，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来研究这个行业，给中国文人或人文科学界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性产业"超级市场

北京新民谣说"新四害"是：

公、检、法，黑社会；
三陪小姐，国、地税。

"三陪小姐"这个称谓是从中国公安系统文件中借用的，只用在"官称"范围中。去年中央电视台在春节晚会实况转播时，这个专用名词第一次在相声节目中正式浮上台面："耗子给猫做三陪——要钱不要命。"

这就是变相认可这行业的实际存在。

可见上了规模，够得上了"产业"，那么这个产业究竟有多大？中国的"三陪"小姐究竟有多少？

现在实在无法得知，因为政府不想研究这件事，也不想让多事的文人来研究这件事情。这属于"只做不说"的中国特色事务之一。我们只能从各个媒体的报道中看到冰山不同方向的角，对其可以有个大概的猜测。

据记者的调查（包括潘教授的调查），山西省太原市城区就有歌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２２０多家；四川省眉山县一条百米小街竟开设此类场所４００余家；河北省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贫因地区的小镇，也因开有百余家这类场所而闻名。有人估算，仅四川省内就有"三陪"小姐１００万以上；四川成都九眼桥职业介绍所，每年向外输出近４万人，其中６５％的为年轻女性，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从事这类产业的。

"据不完全统计，在广东的外来工超过一千万人……。已知起码有几百万'北姑'在广东各地掘金。"（见《开放》９９年１月李谷城文章）

哪怕你看过拉斯维加斯的艳舞团，也逛过日本歌舞伎町，还到过德国汉堡及北欧的红灯区去见识过，但，和中国的规模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广东东莞市，这只是一个县级市，香港规模最大的"大富豪"或"中国城"等超级夜总会的规模，都无法和这里的夜总会相比。东莞的一家夜总会包了一座五层的三星级饭店，一层的大厅、咖啡座、休息厅以及走廊全站满了小姐；每天都有一千五百名以上的小姐，周末就达到两千以上。

入口处"夹道欢迎"的小姐，两边都站了五、六排，跟大瀑布似的，那"阴盛"的气势简直汹涌澎湃。你这辈子在其他地方不会遇见这么多豆蔻年华的少女齐齐向你摆媚态、抛媚眼。细想有点象做恶梦。

在花海中缓缓地走动着一些"客人"，慢慢品评，仔细挑选。这就是"性产业"的超级市场。

这里的基本价格是：陪坐台（仅陪客人饮酒、唱歌）２００人民币；如果要其他服务，只能客人和小姐自己商定；如果带走则要另付出"买钟"费用。

小姐的年龄越来越年轻。从农村来的小女孩，在歌舞厅、卡拉ＯＫ厅、ＫＴＶ贵宾房、大酒店里成为雏妓，供客人选用。有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广西、河南、安徽、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陕西、新疆、云南等省，以农村户口为主的十几岁的小女孩。

对于香港来的客人，这里的价格是很便宜了，而"选择机会"比香港又多了多少倍。难怪有香港媒介说这里是"男人的天堂"。

⊙亚洲金融风暴发端在此

这个产业赚取和流动的资金究竟有多少，是很难计算的。

李谷城先生曾经给过我们两个数字：

一、香港每天平均有一万人经罗湖或皇岗进入深圳，每月平均消费多达五亿港元，即每人每天在深圳平均消费一千六百元。这些钱基本投入饮食、酒店及色情行业，每年为深圳带来六十亿港币的收入。

二、广东每年汇往其他省份的私人汇款多达四百亿元……，据说，以三陪女作招揽的卡拉ＯＫ、酒廊、发型屋、健康中心等特种行业，每年收税逾一百亿元。我的一位朋友，认为我国这个产业的发达，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大原因。

这得分头说说泰国。泰国在七、八十年代经济一直不错，靠得就是性旅游业，外国游客为了这种事情，最肯花钱。我们知道，低级的加工业利润极薄，外汇收入多被留在国外，但旅游业带来的外汇，统统留在国内。泰国性旅游业的顾客，来自全世界，其中以日本、台湾、香港为最，西方人也不少，而且西方人喜欢到泰国找太太，据他们自己说，那是因为"妇解"之后，欧美男性心理压力太大，对性事的兴趣大大减少，到了泰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才使他们觉得自己恢复了男性的尊严。同时，泰国出口大批新娘，这些女性从外国又能寄回来一些外汇，据说主要是美金和马克。这些钱是净流入，使泰国的货币量增加，市场流通旺盛，其他各行各业，也都相应发展。

可是事态突然逆转：广东的黄业突飞猛进，很快超过了泰国。中国文化圈（中国日本和四小龙）的男性，审美标准基本相同，这个文化圈的男人给泰国的外汇一旦转向中国，泰国就完蛋了。同时，中国女性倚仗其优越的文化和物质条件，在世界的性和婚姻市场上，也把泰国和东南亚的女性不可逆转地打垮了。消费在这方面的巨额金钱，源源不绝地流入中国女性的荷包。更糟糕的是，泰国色情业发现，就连本国顾客也喜欢"北方小姐"，更不用说外国游客，于是他们也要从中国"进口小姐"，小姐们又把本来留在泰国的钱，汇回了中国。

泰国和东南亚的经济受到这样的打击，其投资回报率马上降低，外资当然不会停放在这样的地区。外资一旦撤走，就呈雪崩形态，不可收拾。这是亚洲金融风暴的成因之一，实际上是金融风暴的发端。

这当然是这位朋友的一家之言，细想起来还是有些道理。

⊙"打谷草"：公安敲诈黄业

本文所列举的"性产业"收入数字，显然也大有探讨的余地。仅就香港统计的深圳收入数字来说，这里没有计算人民币方面的巨额收入，例如：花费公款的娱乐活动，或公司间的"一条龙"招待的费用，还有大款们的消费等。每年深圳在这个产业的收入决不少于百亿，这还没有计算"客人"直接付给小姐的现金，这个数字也是绝对庞大的。

社科院的学者说：这绝大多数都是"公款消费"，干部公款吃喝玩乐的"行政经费"每年都有数千亿人民币以上，这是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和的好几倍，也是国家对整个农业投资的好几倍……。

我再给你另两个数字：

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公安分局局长李中全，是阜新市公安局长毛景祥的干儿子，他俩的腐败是从毛景祥称为"公安局经济大翻身"的那场扫黄行动开始的。李中全借"扫黄打非"之名，疯狂捞钱，甚至放出"野鸽子"引诱男人上钩。据阜新市纪检干部讲，前些年"扫黄打非"上缴了财政３个亿，那么李中全截留的小金库有多少，便可想而知了。

每年的各种重要节日之前，或中央重要会议期间，都要在全国各地"扫黄打非"一番，这成了许多城市公安局的"丰收季节"，跟古代胡人到中原来抢人抢粮称为"打谷草"一样。今年五十周年国庆前，在珠海市的一次清理中，就抓了七千多小姐，当局允许她们打电话找人来赎，中国目前行政法规定，卖淫、嫖妓最高罚款数额为五千人民币，而珠海公安局的土政策是五千元为下限，根据小姐的"素质"和来赎她的人的经济状况，决定价格，最多可达两万，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人民币之间。仅这一次扫黄中的这一项，就为市公安局创造了三千五百万到八千万人民币的收入。

来赎小姐的人十分踊跃，有的是她们的朋友或同行找别人来赎，也有她们的男朋友、傍家、客人。最多的是她们的"鸡头"来赎，把帐挂在"产业"，靠今后的收入还清本利。也有职业或业余的"鸡头"来赎那些找不到人帮忙的人，赎出去后，这小姐就成为他或她旗下的小姐，然后顺理成章"卖身还债"。

人们都知道公安机关这部分罚款都没有正式收据，给个白条就不错了。前面所讲的阜新公安局的败露，是由于公安局长毛景祥将１２８位亲友，全都安排进公安系统的这类肥缺，事发后，毛的干儿子李中全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李的太太孙德颍当时任职于阜新市监狱支队办公室主任，为丈夫报仇买凶杀人，才惊动了北京中纪委。其实，他们只要不太张狂，慢慢地经营生意，稳稳地"打谷草"，收入再丰厚，也算不了什么事。

全国范围的许多公安机关在"打谷草""打经济翻身仗"的时候，免不了出些偏差。在"大清理"的围捕中，他们本着"没有错抓，只有错放"的原则，重点目标就是年轻的女孩子，至于她是不是小姐，都一样罚款，除非你有足够硬的关系或后台，可以证明你不是"小姐"。各大城市，尤其在东南沿海发展较快的城镇，公安机关个个就肥得流油，没人会去举报哪个公安豪华的家园"与收入不符"，也不会为一个普通警员开一辆高级轿车而奇怪。

内地或贫困地区的公安，"打谷草"就困难多了，荒诞的故事自然多了。信手拈来，就有三个：

一、《羊城晚报》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６日一则《处女有过５０名嫖客？》

陕西消息：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９日，白水县雷村乡某村一名１９岁少女被当地派出所民警以"问话"为由，带到派出所审问，逼其承认卖淫。此少女在无法承受警棍毒打的情况下，谎称于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８年中曾与５０名男子发生不正常的关系。随后派出所传唤"嫖客"。因传唤数人无实据，少女再次被抓进派出所，遭受电击、条帚打臀部、上"椅子刑"等酷刑。少女被迫"承认"曾与５０个中的１６个发生正常的关系，才被放走。派出所第二次传唤的１６人中，有７个人被留置或挨打，３人被罚款２４００元。因被败坏声誉，遭经济损失，许多人找少女家报复。悲愤难当的少女通过妇联在白水县医院进行了处女鉴定，鉴定结果为"处女膜完整"。少女家人向县扫、妇联投诉，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白水县检察接
到县委批示，立即着手调查此案。

二、《法律与生活》１９９９年７月号《一位受害少女的悲苦抗争》

１９９９年４月下旬，因滥用职权、刑讯逼迫１８岁少女吴梅"交待有卖淫行为"的河南省夏邑公安局车站镇派出所原副所长戚运启、治安队员马福庚等分别被法院判刑三年、二年。得到这迟来的消息，想想一年为讨取清白和公正而经历的悲苦之路，少女吴梅大放悲声。而一波三折的案情进展和告人的法庭辩白让人哭笑不得。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３日下午５时许，正在车站镇天马醉仙楼做服务员的吴梅被突然而至的民警叫住说：你到派出所帮着认个人。天真的吴梅怎么也想不到，一进派出所，警察叔叔的脸色就铁了下来："老实交待，要不然就让你见识见识不交待的下场"，说着民警指了指别处的一个女子："打得她快受不了，就交待了啦，你老实点，免得受皮肉之苦。"审讯的人抓过捆住的尼龙绳头，用力向左右相反的方

向猛拉，娇弱的吴梅怎能忍受得住两个男人的合力，几拉之下，她疼得几乎昏死，哀求的同时承认"和谢××有关系"。四名审讯的民警"两班倒"，陪着吴熬了整整一个夜晚，这个晚上，审讯人员感到战果辉煌：吴梅确认了五个"嫖客"的名字，而为此，那有一米余长、中指粗细的尼绳也从无助的少女的身上解下又缠上反复了五次。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５日，即吴梅被从派出所接出来的第二天，便只身来到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少女的哭诉和遭遇得到医院医生的极大同情，在作了妇科检查后，医生明确告诉吴梅结果，绝对可以证明她是处女时，吴梅不由自主的放声痛哭。

三、《中国律师报》９９年４月２日《俺本清白女儿身，刑讯逼供说卖淫》

河南省泌阳县公安局一派出所四名非正式民警，无故将１９岁的姑娘张其芳抓进派出所，且百般折磨，刑讯逼供，迫其承认自己有卖淫行为，又以"卖淫"之名，关进拘留所，同时处以一千元罚款。后经县、镇两家医院检查，张仍为处女。

这些被控告的公安人员，觉得自己十分冤枉。河南省夏邑公安局车站镇派出所副所长戚运启先生的辩辞，可圈可点："卖淫归公安管，处罚嫖客有啥不对？本案错就错在吴梅交待了卖淫，或者说吴的处女膜没有破裂。要是吴不交待卖淫，或者吴的处女膜破裂了，那会有此错案。"

原来吴梅有权"讨回公道"，只因为她们是处女。错抓的其他女子如果不是处女，就永无翻案的可能性了。

在扫黄中一派大好形势宣传中，肥了多少人民公仆，又有多少看不见的血泪。不仅贫困地区的城镇要扫黄，就连农村也都扫黄。新"李有才板话"对农村的这些警员，这样描绘：

骑着摩托抗着枪，
村村都有丈母娘。
上炕就腐败，
下炕就扫黄。

上边为"四个坚持"就必须得扫黄、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大庆也必须扫黄，以免"丧失国格"碍脸面。下面的公安有此圣旨何乐不为？公私兼肥，这样的好事还有吗？

各地公安——包括北京公安，都不会对这个财源滚滚的大产业赶尽杀绝的。水清不养鱼的道理，毛泽东早就讲透了。在扫黄打非的风暴中，主要的对象是零散的个体青年女性，但歌厅的小姐或桑那的按摩小姐，都不会收到冲击，甚至连洗头妹都是理直气壮、三证（身份证、通行证、上岗证）齐全的"合法职工"，都没有警察来麻烦她们的，除非那老板不会"上眼药"。

⊙"性服务"花样种种

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多数行业都在"捱日子"，谁熬得到柳暗花明，就是胜利者。只有"性产业"照样一枝独秀，照样需要大量的"新血"。这样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样源源不绝的商品来源，无法不如此"繁荣娼盛"。

有人分析，大规模的"北妹南下"，是一股强大的产业大军，把泰国的性市潮给予巨大的冲击，为我国赚取了大量外汇。过境捞钱的中国小姐已经从东南亚走向世界，她们是当今最活跃的经济因素。由于这样巨大的群体，这样的巨大的流动资金，这个产业在中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第一种是夜总会。

最有名的夜总会，是北京长城饭店的"天上人间"，和王府饭店"跪式服务"的夜总会。去年有一个连续在北京繁华地区抢劫银行的团伙，惊动中央，责令北京公安局限期破案。几天后北京公安局一点线索都没有，不得不请出来退休的老侦察们献计献策。他们在"诸葛亮会"上，提出这样一个思路：这些亡命徒，有了几百万的横财之后，会如何一掷千金？最可能的是去"天上人间"过把瘾！

为什麽？一来，这"天上人间"的小姐素质高，仅仅坐台一个小时就收你三、五百，如果包房最抠门的不出几千人民币休想离开这里。在这里消闲是北京一种身份的象征；二来，"天上人间"挥霍的多为港澳、台湾财主，或中国各地的超级富豪，这里也是他们洽谈、联络的地点。和军方的王府饭店一样，北京扫黄是不会来这里的。

于是公安人员就埋伏在"天上人间"的门口，居然在这里发现了劫匪偷盗的汽车，结果跟劫匪驳火，并顺蔓摸瓜抓住了其他劫匪……。从这个角度来看，"天上人间"除了能赚钱以外，还能协助破案。这样的好去处当然不能取缔。

北京各个饭店里开设的夜总会、歌舞厅，都是差不多的规格，可是没有外省的那么豪华巨大。最近，深圳原属军队的"三九大酒店"，由于入住率太低，请来高人指点，决定把原来在地下室的"月光夜总会"扩建到一、二、三层，更名为"太空月光城"；还请了专业人士设计得与众不同，开幕式那天，深圳的名流、高官、巨贾都来道贺。

那的确是一次开风气之先，相比之下香港的"大富豪"之类，就成了恶俗的老土了。这里找来的总设计师，是深圳著名的刘庆十先生。墙上的壁画，有米盖朗基罗的壁画复制品，有米罗或保尔克利的图案，甚至巨幅达利的画幅。有的区域是罗可克式的西欧古典豪华风格，有的区域是金属结构的现代风格，极尽古今中外富丽堂皇之能事。我以一个美术评论家的苛刻眼光来看，至少在我见过世界各地的夜总会，没有一家这么夸张，这么大的手笔。当你穿过光怪陆离的水晶走廊，众多装扮奢华的艳美少女和你擦肩而过……，你会怀疑：这是在中国吗？

在红地毯走廊的尽头竖立着一块镀金的金属牌板，上面镌刻着这样大红的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公安局通告：在娱乐场所不得……"
这时，你才觉得这的确是在中国，又如此有特色。后来才知道这是夜总会必须张贴的告示，没承想他们如此超庄重设计的金属牌板，和五颜六色的衣裙光影相互晖映，是一道极为别致荒诞的一景，简直是中国特色后现代的红色幽默。

第二种是酒吧或咖啡店。

这里赚钱主要靠吧女，她们总可以设法劝酒或者和客人玩猜拳、支色子，总之，卖出更多的酒，同时收取小费。这里的小姐比较安全，她们坐在柜台后面。也有以客人身份来钩鱼的小姐，不穿公司的制服，属于自由职业者，入行后很快学会一套专业知识，很清楚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办法，很专业地让客人喝酒掏钱。

北京三里屯的酒吧一条街，在不断扩展，已经不止两条、三条了。每日每夜的不夜天，比当年的厂甸或隆福寺要热闹得多，在经济利益的"最高原则"下，周边的居民投诉，如泥牛入海。

一个北京搞设计的朋友，和我一起坐在深圳"金色时代"酒吧的高脚凳上，等一位朋友。在一个小时之内，一位吧女，就和我的朋友喝下了一打啤酒，其间还索要小费三四次。等我们走的时候，那位平时很节俭的朋友光小费就给了她四百元。他却并不沮丧，还挺高兴，看我诧异的样子，他解释说："钱是王八蛋，花完咱再赚"。看到这一幕让我觉得，时代真变了。

⊙"半黄"与"推油"

第三种是桑那浴和按摩。

分健康按摩、有特殊服务的按摩、完全没有按摩的黄色服务。三令五申"禁止异性按摩"的规定，早就沦为一纸空文。健康按摩中也有"盲人按摩"和同性按摩。这要看客人的意思，多数客人还是要求异性按摩的，觉得那样才舒服一些，尽管在按摩过程中没有任何特殊服务。这些分类十分清楚，说明这个行业在成熟之中。

各个健康按摩店都想拉到"回头客"，所以也各有高招。有的在服务周到、免费饮品等方面做功夫，也有一些聪明的小姐打一些"擦边球"，又没有收取特殊服务的收费，同时让客人感到享受到了一些"免费小食"，就会记住她们的号码，以便下次再来。这些地方公认为健康场所，的确没有真正"性交易"，实际也是一种"准性服务"。

特殊服务的按摩，客人至少得按两个钟头，才谈特殊服务。这就保证了提供"服务场地"的老板的基本利益。这必须在"半黄"的场所才有这样的服务。谈论生意，只在小姐和客人之间商量，这样的桑那店一定得有客人自己的单间，否则如何讲价，如何操作。店家可以装聋作哑，这是小姐和客人之间的问题，店家并没有触犯法律，没有"组织卖淫"。

但这里是不可以真刀真枪进行的。只能用间接服务方式，满足客人。这种服务的代用词是"推油"。意思似乎是以按摩手法，帮你减肥，所以是"推油"。

以桑那为名的黄色黑店，那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了。那里的小姐根本不知道按摩为何物，进门就直接了当介绍"菜单"，谈价格了。如今还在开张的这类店肯定得有强大的靠山，否则一天也维持不了，十二种人就足以叫你立码完蛋。

第四种是ＫＴＶ。实际上这是夜总会的普及版，也是在单间里唱卡拉ＯＫ，但便宜得多，往往改名为"练歌房"。这里的小姐比夜总会要便宜得多，但长相就很难保证了。如今女孩子的长相就是她的价格的第一标准，固然你也会间或在平价环境发现新来的靓女，但用不了两天，她就会被挖走或包起。从整体来看，这个产业的不同群体，从长相到服装，到风度，真是三六九等，泾渭分明。

⊙"准性服务"

第五种是洗头妹。近年来出现大量的"洗脚屋"和"发廊"，洗脚屋没有发展起来，而发廊生意越做越大，洗头变成了一种快餐式的短暂享受，男女老少咸益。这里虽然没有"黄色服务"，但花十元钱，由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给自己洗头、按摩，这实在太便宜了，的确是工薪阶层可以享受的"准性服务"。

很快这些发廊又设置了"松骨"的业务，和桑那浴的按摩差不多，只是没有那么专业，同时不必洗澡换衣服，就穿自己的衣服，往那里一躺就行了。实际松骨就是全身按摩，在普通发廊一般没有单间，也没有黄色或特殊服务。

这种"准性服务"的历史我不太清楚，当我看到权延赤编写的《红墙内外》，才知道至少在建国以后，开此风气之先的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只喜欢十五六岁的勤务兵给他服务，年纪大一点了就调走。其中他曾经最宠爱的一个，是黑龙江双城县十六岁漂亮小伙田云玉。他本人回忆道：

"他（毛泽东）只喜欢小鬼。无论按摩、擦澡还是灌肠，叫小鬼帮忙他心里不感觉别扭。

"他的睡眠起居都是由卫士负责，若卫士年纪大了，他身边的有些事就不好意思让卫士干。

"端饭、擦澡一看就会，按摩就要学习了。毛泽东夏天盖一条单子或盖一条毛巾被，冬天要盖三条毛巾被。我到他身边时，他是盖两条毛巾被。按摩时将手伸入毛巾被，主要是按摩两腿。手贴紧，五指张开，用手掌心的握力促进血液流通。以此为主，配合揉、搓、按、捏、拿等等手法，一般都是从脚到大腿根的顺序，循环往复。

"真正难学，使我下了番功夫的是灌肠。毛泽东有习惯性便秘。可是他消化吸收能力大强，常几天不大便。大便时量也很少。听老同志讲，长征时毛泽东经常一星期才大便一次，到了延安也是如此。我到毛泽东身边的前几年，他一直灌肠，直到大跃进前后，灌肠数次才降下来。

"我第一次独立值正班时，工作很顺利。特别是灌肠，一次便将连接胶皮管子的木塞送到位置。"

我并不试图研究这里有没有"同性恋倾向"或嫌疑，只是说靠他人肉体得到温暖和舒服，不一定是"性服务"，但可以说是"准性服务"。

当年中国只有领袖凭特权才能得到的特别服务，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性产业迅猛发展中，无人预料的周边衍生物。因为发廊出自性产业，现在也有一些发廊依然是"黄业"，但商业的利润原则使发廊瞄准了工薪阶层并不饱满的阮囊——咱们就看准你可以消受的这一点服务，赚你的一点小钱。在中国洗头已经形成了气候，培养了大量的洗头爱好者。这绝对又是一道亮丽的中国特色。

第六种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街头妹，在一些城市被称为阻街女郎，在一些地段也被叫做电影妹，她们都是以陪客人看电影为名。因为她们有碍观赡，只要是该市有重要会议或逢年过节，公安机关就出动大批警车和专门抓她们，囚车和她们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在北京她们的集散地主要在王府饭店、长城饭店和昆仑饭店。深圳主要在阳光大酒店、南国电影院。珠海主要在步步高大酒店和粤海大酒店之间。

⊙今日八大胡同

第七种，是很少在新闻媒体曝光的一种古老形式，在老北京就很有名的八大胡同，也迅速发展起来。和古代不同的是，如今这种青楼反而成为最低的档次，"高级"的女孩子都去其他场所了。

"青楼"也往往是在城乡交界所谓"三不管"地区，往往会出现大批集中的小团伙，都是以同乡划分团伙，例如东北妹、四川妹、湖南妹等。她们一般是被早期到大城市来掘金的先行同乡找来的，当中有"本事"、有头脑的，赚了一些钱，取得了一些经验以后，就回乡招兵买马，或者到公安局看守所去赎被抓的同乡小姐，自己升格为"大姐大"，她们手上如果有了几棵摇钱树，就迅速"发"了起来，在家乡盖房开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些都是严打的对象，可以判处死刑的，可是挡不着她们前赴后继，因为在当前经济萧条情况下哪有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也有不少吃软饭的小白脸，或原来自己是嫖客又有一些黑白两道的路子，就慢慢当上了"鸡头"的。

新时代的八大胡同和民国时期可大不相同。

记得老舍先生三、四十年代描写北京底层的人力车夫，去见的那些窑姐，都是徐娘半老，还相当可怕，脸上涂着厚厚的粉，抹着血盆大口；要不是生理需要憋得半疯，这种可怕的形象看来真是"活见鬼"；即使有一两个年轻一点的，也是身心病残，如同"月牙儿"里的小福子一样，整个一片凄惨。

在一位行家的陪同下，我去看了广州郊区的一个八大胡同区的情况。

的确今非昔比。

首先小姐们是年龄越来越小，连一些老"玩主"都忍不住得问问她们到底有多大，别不意中犯了大罪。这里二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就是大姐大了。一群群的南方的小女孩，看起来才十三、四岁，个个信誓旦旦说都过了十八岁，都有身份证可查，象是一群来做游戏的女孩子，没有一丝悲哀的模样，也不是老舍笔下的那种令人厌恶的"面口袋"一类老鸡，那样潦倒和无耻。至少今天这一代在街上拉生意的时候，看不出来倍受摧残的样子。她们精神状态很正常，都穿着相当整齐、干净，甚至以国内的标准来看还很"新潮"，头发都梳得很整齐，面色也相当健康。

大部分街头妹基本是晚饭后才出街，一站就是一夜。她们的脸色就难看得多，其中一些"自由职业者"，染上毒瘾，人称"白粉妹"，和吊死鬼的面色差不多。

而八大胡同的小姐很少有"白粉妹"，她们没有条件吸毒，钱不在自己手中，而且大姐大或"鸡头"并不想自己旗下的小姐染上毒瘾，这对双方都不利。同时这里的"上班"时间是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因此睡眠比较正常。

再者，这里小姐的密度同样惊人，南方村落的小胡同只有一米宽，到交叉路口才有一个小空间。三五成群的小姐，等你一走进她们的辖区，就七扯八拽缠着你不让走。好容易你摆脱了这一群，就立刻被下一群包围。等她们弄清楚原来是找"老朋友"来的（这是那个行家朋友教的脱身之计），才放你走。以这个行业来说，她们都相当礼貌、"热情"，也不紧张和尴尬，很从容自然，主动和你聊天，希望博得你的好感。这里她们最常问的是："去不去？"可能原来是问："您去不去玩？"现在就简化为这三个字，意思不言自明，这三个字在两广地区似乎成了此行的切口。这里的定价是一次１００元人民币，如果到工厂区那边的工厂妹只要５０元人民币。

按潘教授的调查，内地还要廉价，按《法制与生活》杂志的报道，最低到五元。不过这都是在农村了。

八大胡同的小姐的行规是不"出街"，因为大姐大和鸡头不放心，怕小姐被别人骗走，他们直接就说：我是几千元赎回来的，或"带出来"的，走了岂不是鸡飞蛋打？这样的先例很多。这里的小姐就是他们的"生财工具"，只有他们非常熟悉的老客才能带走，那至少要加倍了。

小姐们被剥削，靠"卖身"来还钱；也有被骗来的，抵死不肯，实在"劝说"不行的，也会让她回去，只要定出还钱的办法；也经常有人被老板打骂，但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因为干这一行的都知道在共同做非法的生意，而且大姐大和鸡头担着可能杀头的罪名，所以这是一种雇主和女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状况。他们之间当然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但这个行业在成熟中，人们不会为这些事情而拼命，都相当理智。

例如，如果一个客人要向老板替一位他看中的小姐"赎身"，大家谈条件相当商业化，不象电影或小说中的那样开出天价，也不象当年李甲赎杜十娘那么费劲，老板在赚取"合理利润"后，大多会放人。这和他们的微妙社会处境有关，他们谁都不能得罪过分。如今大姐大鸡头和小姐的关系，多数比旧社会好得多，甚至有些团伙象一家人一样。

当警察来查抄的时候，他们是"一致对外"的，小姐们迅速一哄而散，和当年游击战士一样，她们水银泄地似的消失在八大胡同错综复杂的细密小巷中，消失在人民群众的大海中，很少有人愿意被"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

她们被抓到公安局会被打得更狠，如果没有人来赎，她们就真的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广东大多看守所和收容站都要劳动，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否则不准休息、睡觉。从那里被赎出来的小姐说，能睡四个小时就算不错了，还动辄就得挨打，虽然主要是"仓霸"来打（南方把监号叫"监仓"），都是警察唆使的。犯人的劳动也成了公安狱所的福利来源。

和那里一比，八大胡同简直成了世外桃源。听了从局子里赎出来的老乡"现身说法"，她们对警察的敏感与警觉真如惊弓之鸟。警察的身影在几十米以外她们立刻就能发现，一闪身就不见了。当地老乡和她们沆瀣一气，因为她们提供着房租。

她们绝大多数都有相同的心理历程，一开始都想尽快赚一笔钱就洗手不干了，但在鸡头的蒙骗下、在警察的围捕下，她们几起几落还是存不下来钱。许多人干了许久，还了旧债，又欠新债。最好的也就是被别人包起来，成为二奶、三奶，最差的是，就是摆脱老板，自己出去闯。又闯不出局面，只好走上街头，再染上了毒瘾，变成白粉妹、摇头妹，那是最为悲惨。大姐大就用她们的下场来"教育"旗下的小姐，在八大胡同"安心工作"。

八大胡同绝对是特色一景，如果你要去见识，得穿布料结实的服装，否则她们过分的热情会扯碎你的衣服。这个产业由于时间推移越来越成熟了，产品的销售也变得现代化了，针对不同的客人不同的需要发展成不同种类的娱乐场所，每个场所又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价格，从早期"见客人就黑"的抢钱方式，改变成按货论价、按时论价。

⊙嫖客

今日"小福子"们的心理状态许多人做了分析，我觉得这有待于更多科班的学者作更细致的研究。

有几个特点是和过去不一样的：一是她们把感情和生意分得很清楚，往往养着自己的男朋友并不觉得有道德上的问题；二是她们的台词似乎都规范化了，例如都起一个南方女孩的名字，什么"阿鹃"、"阿苹"等等。问她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她们都会给你讲一个千篇一律的悲惨故事，说完这些标准台词后，她们大多决不想和你聊天浪费宝贵时间，赶紧办完生意，继续找新的生意。

潘绥铭教授的书中认为在欢场根本不可能有"感情"的存在空间，他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其实，这里面客人和小姐、鸡头和小姐、大姐大和客人，都发生过和继续发生着各种复杂的情感故事。这的确需要左拉那样的文学大师写一本《娜娜》那样的书，才能描绘出这里光怪陆离的情感世界。

如今客人的结构也在变化中，他们的需求随着市场的成熟也变得成熟了。刚一开始多数客人是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后来加入了不同层次、不同文化的人群。如今，以经济条件来看，从富豪到打工仔都是准顾客；以文化来分，从大学教授到农民文盲都有人光顾这个市场，所以市场也在为不同的客人准备不同的菜式。

在北京市的警方扫黄档案中随机抽出一份１２位嫖客的资料，１２人中，年龄最大的５７岁，最小的只有２１岁，８０％是３５至４５岁；１２人只有２１岁的周某未婚，其余１１人都已婚；在职业分类中发现，有企业的领导、工人、销售人员、司机和机关干部。上海的调查者发现，嫖客中，私营老板占了大多数，占６８．５％，如果再加以细分的话，个体户占５４．５％，企业干部占２０．１％，国家干部占１１％，外国人占１１％，供销采购人员占７１％，司机占６５％，港台投资者占３９％，无业人员占１９％。

一开始多数客人出于好奇、尝鲜，有的人居然动了感情，以为可以象美国电影那样，把乌鸦变成凰凤，甚至希望"卖油郎独占花魁"，为对方赎身后白头到老。很快，客人和小姐都明白了各自的处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很清楚自己的经济的力量，把自己在这个市场的消费列入预算。

⊙爱人同志

王小波、李银河对中国同性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写出了社会科学著作和电影剧本，但对于这方面商业情况接触不多。近年来，中国对同性恋的态度有所转变，也出现他们活动的空间，很快也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买卖市场，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深圳、珠海等地也出现了所谓"鸭店"或"同志酒廊"。店里的陪酒少爷有的只接女客，有的只接男客，只有少数男女通吃。"同志酒廊"是只有同性恋者才会来这些地方。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男性同性恋是严重的罪行，在监狱里也是被其它犯人歧视或毒打的贱民。今天居然可以开设这样的公开酒吧，可能是社会进步了吧。

今年５月５日，在成都开办"红蝙蝠"茶屋为男同性恋者提拱性服务的黄某被取保候审。此案着实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道难题。绵阳三台县的黄某去年６月在成都市租房开办"红蝙蝠"茶屋，初期仅为同性恋者聚会场所；７月黄先后招聘绵阳、简阳、双流等地的九名男青年充作"小弟"，为男同性恋提供性服务，黄先后从中获利６万余元。去年１１月２６深夜，公安机关突击检查该屋，现场抓获正在进行交易的男同性恋者数对，黄某和另一个王某被刑事拘留，接着两人被金牛区检察院以涉嫌"组织"、"容留卖淫罪"批准逮捕。但以什么罪名起诉他们，使得检察机关很费踌躇，在适用的法律款方面分歧很大，其症结在于：同性之间的性交易是否构成"卖淫"，因为中国现行的"刑法"中的"卖淫"是指谓异性之间的。最终，金牛区检察院本着"不枉不纵"的司法原则，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也解除了黄某"取保候审"，放他们回家了。这无疑对同性恋者是个好消息，这个新闻在中国许多主要媒介都转载了。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卖淫与政治

中国黄业在疾病传染方面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据国家公安部提供的数据：１９９４年全国查获卖淫嫖娼者２７万，１９９５年３６万，１９９６年４２．７万，１９９７年为４３．２万。中国自１９８５年发现艾滋，到１９９９年底，有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感染者１，３００多例，艾滋病病人４００多例。１９９４以后，报告数逐年大幅度增加。

性病在近三年各类传染病发病率的排列中仅次于痢疾、肝炎而居第三位。１９９８年上半年全国性病报告数比１９９７年同期增长４０．５３％。上海的被调查者当中，也有９％的人表示，假设自己感染上艾滋病，会继续卖淫；１３．６％的人表示，自己会把艾滋病有意传给他人，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不如多死几个。

据专家们推算，患性病的卖淫妇女和嫖客可能达１００万以上。这样大规模的产业，艾滋病传播的速度相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就慢得多，所以有"中国人天生对艾滋病有自然屏障"的说法，许多胆大的客人居然不用"避孕套"，有些小姐居然也以此为价格标准来谈，真是"要钱不要命"。也许这和她们谋生手段有关，她们的行业成了"最危险"的行业之一。

１９９５年，沈阳市的"三陪"小姐被杀人数是１５人，而１９９８年前８个月已被杀２８人，仅１９９７年７月份就有４名"三陪"小姐被杀后弃于垃圾、下水道、树林或河流中。这样频繁的犯罪，和沈阳这样的工业城市的市民结构有关。以每个小姐的收入３００元、每月２０天计算，每年就可收入１０万元，不但工薪阶层望尘莫及，下岗工人更与之悬殊天壤。她们自然使得犯罪分子侧目垂涎。

所以曾经在全国政协许多次有代表提出正视现实，承认这个产业存在的现状，然后加以管理。据说：海南的官员在江泽民到琼视察时，希望中央给本省的"无烟工业"政策倾斜。江泽民不置可否。

虽然中央有话：谁再提议娼妓合法化，就开除党籍。于是没人再"提"了，但下面却自有主张。

１９９７年，福建省莆田市地方税务局首开向三陪女征税的记录。

１９９７年８月，太原市地税局出台了《对歌厅服务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暂办法》。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沈阳市发布了对服务业人员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

今年在庆祝五十周年之际，许多省市趁机整顿这个市场，开始要求"三陪"人员都要有"上岗证"，开始变相"管理"这个行业。

看来这个行业在悄悄地走向半合法化，也就是说，政府的税务、工商等机构来和公安机关分一杯羹。这对小姐们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固然十二种人个个凶狠，但比只有公安一霸为好。

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也认识不尽相同。

武汉妇教所的刘新会先生认为，一旦开放"红灯区"，只能将涉世未深的妓女管理起来，而大量的高级的、"有能量"的妓女不会"应邀入瓮"，还是收不到她们的税，也无法普查她们的健康状况。

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认为，即便"红灯区"合法化，并没有把小姐当成平等的人和普通劳动者来看待，因此保护小姐的基本权利也无从谈起。

无论政府、学者在对她们说三道四，无论黑白两道齐齐向她们压榨勒索，她们依然朝气蓬勃、浩浩荡荡以空前的规模、几何基数的增长，给中国疲软的经济注入一针有效的强心剂；给中国黄色大地增添了亮丽的风景线；给中国大量的孤身奋战的人群开了减少性犯罪的泄洪道。这些小姐们功德无量。

(北妹南下，繁荣娼盛全文完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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