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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是如何富裕的（Z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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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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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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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愚二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
胡 平：7000年前，在现在浙江叫河姆渡的地方，一群身穿树皮的祖先，种出了一种日后被称为水稻的植物，中华民族由此走出狩猎进入农业。5000年前，在浙江北部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部落，玉器是它的图腾，这些被称作良渚文化的玉器，至今还作为石器时代的遗传密码让人们苦苦破译。2000余年前，浙江称为“越”，越王勾践和越女西施构成了那个风烟滚滚、兔起鹘落的时代里最荡气回肠的故事。白居易先生吟完“能不忆江南”，就是宋代了，岳飞在此怒发冲冠，仰天长啸；陆放翁也在此与年青时的恋人不期而遇，喜极悲极，他写下了千古绝唱《钗头凤》。以后，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王阳明、黄宗羲、蔡元培、王国维、秋瑾、鲁迅、徐志摩……直到不久前在中央台八频道播出、拍摄于浙江东阳的《橘子红了》。西湖，自然山水的经典画卷；大运河，饱含了历史文化的底蕴；浙江——鱼米乡，丝绸府，风月地，文物邦，从来是一个令世人向往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里，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许多人眼里也是一个谜。
浙江省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是除了宁夏、台湾及海南外全国面积最小的省份。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河谷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人均耕地面积为0.57亩，大大低于全国1.2亩的人均耕地面积水平，不及全国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一半。矿产、能源资源也比较贫乏，在全国“各省市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中浙江排行倒数第三。
这种客观上的资源状况，从两方面制约了浙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浙江农业生产在这种土地条件下，尽管农民精耕细作，土地产出量高，但几乎已经接近了农业增长的极限，很难再有扩大发展的余地；另一方面，在矿产能源短缺的条件下，浙江又无法成为全国性的重工业发展基地，在全国工业生产中也很难有浙江的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别的优势，大量增加资金投入也不失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在“一五”期间，国家出于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以及准备要和台湾打仗的需要，把主要的资源配置到那些自然资源相对丰厚、地处内陆的省份，沿海的浙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际地位。
“一五”时期，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仅占全国投资总额的0.84%，直至1978年，浙江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54.3亿元，仅占全国的1.6%，以人口平均计算，列全国各个省份的最后一位。处于前线位置的温州更是少得可怜，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在此的固定资产投资总共为6.55亿元，平均每年只有0.2亿元。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工业生产在资源型和投资型方面显得相当薄弱，浙江经济在资源与体制的双重约束下，不可避免地陷于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很快让世人刮目相看！1979～1997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6%，比同期全国年均增长率高出3.8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翻三番，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第十四位跃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广东、江苏和山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0,515元，也居全国第四位。1979～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全国第二位，其中，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位居全国第二位。
还必须充分注意的是，浙江的GDP值是按区域统计的，相对比较准确。可还有一个GNP值是按人算的，浙江人在外地办的企业远远超过外地人到本省来办的，所以这个GNP值没法算，但肯定是比GDP值高得多，因为GDP值是只有在浙江办的企业才算入浙江的GDP值。广东的GDP值虽然看起来比浙江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香港等地的资金，按人算这不应该算广东的，因为这些财富不是控制在广东人手里。而浙江虽然有很多人在外地办企业，但财富却是实实在在控制在浙江人手里。经过20余年的发展，浙江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1979年到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3%和9.5%。到1997年，浙江全省多数地区城乡居民已基本提前实现小康。浙江老百姓的存贷款比例在全国也是很高的，存款大于贷款，每家银行的总行都会把浙江支行的存款调剂到其他地方去放贷。到去年末，浙江民间资本的盘子已达5,000亿元，其中有3,500亿元滞留在银行。
浙江如同一个跳远高手，从改革开放前最多是中等经济发展水平一跃为当下中国的经济大省。当它的邻省——人口也是4,000余万的江西，在200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仍低16个百分点，大抵上还处于农业社会时，浙江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全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85%以上，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浙江还是体操王子，以市场为木马玩起了托马斯全旋，让国人如走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比如，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源小省，就是在并不多产羊毛的地方办起了羊毛衫市场，在不多产棉花的地方办起了轻纺市场，在不多产牛皮的地方办起了皮革市场，在不多产钢铁的地方办起了五金市场，在不多产木材的地方办起了三合板市场……仅义乌这个当今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一年的成交额就近200个亿。抗战时期有一首能将中国人的血点得着火的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今日浙江人开辟出的市场遍及国中，甚至开去了欧洲、北美、南非、阿富汗，这市场真是给浙江人造出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其中最响亮的又当属“浙江”这两个字的品牌。
马年春来早。春风吹得桃红如霞，柳绿似烟，新叶在攒拥，老根在发力。在2001年里，我发现不仅是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中国的不少城市都在变高变大变美。杭州亦然，她将新区余杭、萧山揽入怀中，从此杭州春色之美又豁然开朗，更为缤纷深沉。可这一星期里，我却未能走苏堤白堤，看平湖秋月；也没去余杭的径山，品与龙井齐名的径山茶，或去良渚古文化遗址看那些美仑美奂的玉器……
我此行的目的和全副心思只有一个——依靠学界同人，探询浙江经济高速发展之谜。
谈浙江，自然得先谈鳌江畔名闻遐迩的温州。
温州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搞商品生产，初步实行了市场经济，或双轨并存，即使在50年代“左”的政治环境下，这里也没有完全按“一大二公”的模式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在全国各地做小商品生意、弹棉花、承包建筑工程、理发、补鞋，还形成了“温州一条街”、“温州村”、“浙江一条街”、“浙江村”等等。
温州人对钱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冲动，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不懈追求却是一致的。
周伟林(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如果说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温州模式为典型代表的，那么浙江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自发的秩序。
从浙江省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地确实是比较紧张，生存状态不是很好。以温州而言，改革前农村劳动力大约有70%即约110万余过剩。这些人长期被困在贫瘠的土地上，劳动效率极低，过着贫穷的生活。处于计划经济边缘的浙江人的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显然有其植根于现实生存土壤之上的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在计划经济的中心区域，由于人们能够较多地享受原存制度的好处，比如医疗、住房、招工、粮食以及副食品补贴等福利待遇，一般来说，创新意愿较弱。而在像浙江这样的边缘区域或薄弱环节，由于多数人(尤其是农民)较少享受计划经济的好处，一般来说，自主谋生的意愿或自主创新的意识往往较强。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惟浙江，尤其是温州和台州最不“安分守己”。
温州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搞商品生产，初步实行了市场经济，或双轨并存，即使在50年代“左”的政治环境下，这里也没有完全按“一大二公”的模式运行。永嘉的包产到户闻名全国，而在浙江尤其是温州实际上实行包产到户的并非永嘉一个县，苍南等地也这样做。其后不少农村往往是明里集体统一出工，计算工分，暗里农民耕作自家责任田。小商品生产也一直小打小闹地进行，如金乡镇“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加工语录牌、领袖像章。20世纪50年代以来，尽管民间工商业普遍受到抑制，但温州虹桥一带的农民仍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集市贸易，每市日仍有二三万人，上市品种达到400多种。甚至粮食的买卖在严格的控制之下仍未能根除。永嘉桥头镇劳力不到5,000人，外出弹棉花者在1962年就有200人，1968年更是高达1,000人，而此时外出的劳力共达3,000人，已占全部劳力的60%。虹桥仙佯陈村在20世纪60年代末走街串巷卖麦芽糖的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由于当时实行粮油和棉布定量发票供应，在乐清与温州等地，许多人开始往返于温州和上海、杭州之间，通过倒卖粮票、油票和布票等谋取糊口的收益。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党政机关受到冲击，政府对农村基层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迫于生存压力而自发进入流通领域的农民越来越多，致使温州在当时就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而加以严厉的批判。
在浙江这些往外走的农民大都是能工巧匠，他们都有专业化分工，而且在某些小商品和产品的制造上各有传统经济的支撑，能工巧匠们从生活当中一些很小的、很具体的服务业做起，随着分工发展以后呈链条状逐步延伸，这些技术很容易延伸到周边其他地方去，并且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农民很容易学会，转行快，所以很容易吸纳就业，形成市场。如绍兴倚借“日出华舍万丈绸”的传统经济，日后大力发展轻纺工业；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日后大力发展服装产业；永康利用“百工之乡”的优势，日后大力发展小五金；温州人发挥肯钻研、善模仿、能吃苦、会经商的精神，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皮鞋、服装、打火机、眼镜、灯具、钮扣、低压电器、标牌徽章、编织等小商品。现在这些市场的规模都非常大，小的有几十个亿，大的则有几百个亿。它们在全国专业化市场当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比重都很大，这说明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大面积向外辐射了，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加工能力，而且营销还形成了网络化，其他地方已经没办法和它竞争了。
大企业的很多信息是靠研究所或其他机构提供的，而对于遍布浙江的这些小企业来说，市场就是信息员，消费者到这里来买东西讨价还价，什么东西好卖，什么款式好卖，出什么价格，它在市场上第一时间就反映出来了。因为它们是“前店后厂”，如果你需要的话，它马上就给你生产出来了，这样的话它总是把握市场的节拍，总是走在市场的前头，以最快的速度适应市场的需求。香港上市的时装款式，温州在一周内即可生产出来并迅速地投放市场。日本的打火机经过温州人的学习效仿，出产的打火机与日产相比从性能、质量到外观上都让人难分高低。
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表明，全省66个县市区的区域特色经济广泛分布在农业、工业建筑劳务和流通等各个领域，共涉及工业中的110多个小行业和农业中的30多种农副产品，生产企业有13万家之多。据精确估计，1996年，浙江66个县市区的工业特色产业(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37.4%;农业特色产业(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9.8%。据不完全统计，当年66个县市区中特色产业(品)产值超过1亿元的区块有306个，总量达2,664亿元，平均每个区块规模达8.7亿元，其中产值在10亿元～50亿元的区块有91个，50亿元～100亿元的区块有13个，超过100亿元的区块有4个。它们对整个浙江的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
浙江人有流动的习惯，喜欢走街窜巷做些“鸡毛换糖”的小本生意，像义乌以前就有换鸡毛的，把回收的鸡毛做成鸡毛掸子去卖。“敲糖帮”的组织管理复杂而又严密，既有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又兼顾现代管理的不少理念，为今天的义乌人管理现代小商品经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义乌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县城，开集市还是逢单开或者逢双开。但现在的义乌足以让全国刮目相看，凡是做小商品批发生意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有几十个国家的贸易组织在义乌有常驻机构，那里集散了全国各地的小商品，但主要还是义乌本地的商品。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一打衬衣的价格便宜得简直让你没法想像，平均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件，想想连买布也不止这点钱，但在那里就有那么便宜。上海城隍庙的很多小商品都是从义乌进的货。现在义乌干脆在上海福佑路又建了一家小商品市场，它在上海都能占有市场，在全国就更不用说了。义乌还有一个老板私人投资几千万美元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建了一个小商品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浙江人(尤其是农民)在全国各地做小商品生意、弹棉花、承包建筑工程、理发、补鞋，还形成了“温州一条街”、“温州村”、“浙江一条街”、“浙江村”等等。这正是浙江人(尤其是农民)自主谋生冲动和自主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中流动最典型的当属温州人，他们甚至走到了国外，在整个欧洲都有“温州帮”。温州人可以凭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制品生存，把这些东西卖掉以后，买张飞机票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几年以后竟在那里做了老板。
有学者对北京的“浙江村”作调查，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浙江农民的土地依赖意识已经急剧减弱，尽管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生存还抱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离开田地做工、经商、上大学表现了坚定的意向，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甚至做好了随时远征、另行开辟新天地的准备。问卷结果显示，“浙江村”的绝大多数农民都对“农民的孩子应以种田为本”的说法持十分明确的反对态度。同意或比较同意“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总数的7%和15%，而不太赞同的和很不赞同的却分别达到35%和21%。“浙江村”的农民很愿意和愿意到一个条件差、风险大，但机会和挣钱多的地方去发展的，分别高达16%和35%。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确实制造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假冒骗”在经济过程中时有发生。乐清县柳市镇产的矿灯漏电，几十万双温州劣质皮鞋在杭州市被当众焚毁，还有假烟假酒假商标等等使“温州=假冒骗”曾被一时传扬。这不仅大大制约了温州经济的发展，而且损害了温州的形象。为此温州市委市政府在1994年大力抓了以“质量立市”的全民工程。
有些温州人对此所作的解释却振振有辞。比如说皮鞋，当时温州的皮鞋价格很便宜，别的地方一双皮鞋可能要100多块钱，温州皮鞋则不到20块钱一双，而且样式很好，但是这个皮鞋是纸做的，穿三个月就坏了。那么人家就说温州人怎么卖这种纸皮鞋呢？这不是骗人吗？有些温州人是这样解释的，你花100多块钱买一双皮鞋可以穿一年多，同样花100多块钱可以买5双甚至10双我们的皮鞋，而且可以经常换式样，等于是天天穿新皮鞋，成本也降下来了，为什么不可以呢？
从这“歪理”中却可以看出部分温州人的一种快速消费的理念。在早期原始积累的时候，他们的生产观念、消费观念包括产品设计等一整套理念都表现出短平快的节奏。等到完成了原始积累以后，现在温州很多企业的财富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了，产生了很多资产几亿、几十亿的私人企业，这时候他们开始考虑建立品牌了。温州有两个品牌，一个是地方品牌，即温州作为一个地方的品牌，就像谈到葡萄酒就会想起法国一样，温州的电器、皮鞋、打火机现在是比较有名的。还有一个是企业自身的品牌，温州现在有好几家知名企业了。
温州人现在对此看得很清楚。品牌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很多小企业互相竞争，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有些企业下去了，有些企业则慢慢发展起来了，到了一定的规模它一定会讲究品牌信用，这是恩格斯说过的话。因为对小企业来讲，信用和名誉的意义是不大的，但是大企业就不一样了。这并不是说大企业的觉悟要比小企业高，而是大企业如果卖了质量不好的产品的话，它的损失会很大。具体地说，大企业的生产一般是流水线，流水线的生产质量基本是稳定的，它不可能有意把产品做得不好。假如做得不好的话，那它损失的就不是一双两双皮鞋，而是整个一批产品，这样它的损失当然大，而且把自己的信用损坏了。大企业随着自己的实力逐步增大，名誉、品牌的理念也逐步会成为它财富的一部分 ，此正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
做人也是这样，穷人是不管形象、身份这些东西的，只有自己的财富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自己的身份，可以说现在的温州人和以前的温州人已经大不一样了。
我们解释温州模式的时候，一是由于人多地少，二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能工巧匠多，三是人口的流动性，加上特殊的地缘文化，温州人还有一点比较突出的就是具有很强的地域观念，最直接的表现即其语言的特殊性。
温州以前是崇山峻岭，与外界相对分隔，居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其他人听不懂。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据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当时我军内部联系的密码被越军破译了，为了救急，前线部队调用了所有温州籍的士兵当通信员，直接用温州话通话，对方硬是破译不出来，所以说他们的语言很特殊。温州话连杭州人都听不懂，现在的杭州话是北宋南迁到临安建立南宋王朝以后，和当时的本地语言混合而成，它的语言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北方语言组成的，和温州话根本不是一个语系，因此浙江人自己大都听不懂温州话。
温州人在内部是很讲信用的，这和中国农业文明中的地缘、血缘亲情有关系，他们非常看重乡亲的关系，互相之间一般都肯帮忙。一个地方只要到了一两个温州人，而且只要有商机，无须多久便会有几十、几百个温州人来此共谋发展。他们内部很讲诚信，通过互相协作产生民间金融组织，有些老太太没什么文化，却可以调动很多很多的资金。在民间的工业发展需要资金支持，而国有银行只能支持国有企业不可能支持民间企业的时候，温州民间就已经在自发地筹资扩大再生产，其间虽经几次取缔和清理整顿，但一直存在，至今仍然十分活跃。
温州人还有一点特性就是对财富的认识，我看这是中国其他地方的居民所不具备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文革”时候，有一年过年他和妈妈在菜场上买了一只老母鸡，这时他妈妈说另外还要买点东西，就叫他在街角上稍等一下。这时候有一个路人走过来，这个人也是来买鸡的，但是菜场的鸡已经卖完了。他就对我这个朋友说，能不能把鸡卖给他，并出了一个高价。我的朋友当即就把鸡卖给他了。当时我的这位朋友还是刚上小学的年纪，这是他做的第一笔生意，那时候就知道低价进高价出，这里面有一个价格差，他宁愿放弃对美食的享受也要赚钱。这从一个孩子身上就能看得出来，温州人对钱是怎样一种冲动，钱拿在手上的快感比吃东西的快感有时更重要。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追求是一致比较看重的，而且每个人的个体意识很强，他们互相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一般遇到钱的问题会分得很清楚，这个钱是我的就是我的，哪怕是兄弟之间都会分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发展经济的时候，一开始就对私有产权分得很清楚。
可以这样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会眼红人家的财富。假如你拥有了财富，他就会争取比你更富有。以前在《宪法》没有明确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的时候，他们有了钱以后，进一步投资又怕会有什么问题，于是就争相造坟，温州有一段时间漫山遍野都是祖坟，他们造坟也是不甘示弱，你造了一个很气派的坟，我就要造一个比你还要大、还要豪华的坟。此外，温州人有钱一般不太炫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财富积累的过程当中还是蛮节俭的。当然，现在温州人很会消费了，温州是全国最敢穿的地方，也是穿得最时尚的地方，他们现在也很讲究吃。
在制度创新上，一个是发展私营企业，但他们叫“民营化”，再一个是市场化，温州在全国都是第一。
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和配套成龙的服务体系，成为支撑整个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推动着浙江在过去20多年中由一个处于中下水平的传统农业省份，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
史晋川(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州人的思想是蛮务实的，只要有钱赚，不管干什么，他都能去做，肯吃苦。我去年在纽约呆了一个半月，今年过年的时候又呆了一个多月，发现在纽约的唐人街等地方，温州人的势头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要盖过广东人了，很多超市原来都是广东人或者中国其他省市的人开的，但现在那边只要是规模大一点的超市都是温州超市，原来的名称都是叫“香港超市”、“中山超市”、“佛山超市”等等，现在是“温州超市”，还有很多店铺都是温州人开的，而且温州的同乡会在那边势力也是蛮大的，当地华人的报纸经常报道有关他们活动的消息。
我觉得在制度创新上，一个是发展私营企业，但他们叫“民营化”，这个创新温州在全国是第一。在早先，大批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纷纷戴上股份合作制的红帽子。温州的老百姓很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去避开与当时的正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温州的老百姓很善于做到这一点。股份合作制的最早出现可能不是在温州，因为台州、山东都说自己是第一家，但是股份合作制大规模地做起来却是在温州。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温州的私营企业实际上已基本实行股份合作制，或者说接近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形式。他们搞这个股份合作制就采取了一种让官方和老百姓都能接受的办法，不至于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显得太激进。比方说在公司股份合作制的条例里面，他们在当地政府和老百姓都默契的前提下，划出一块不参与利润分配的的公积金，有了这个就可以把这个企业定性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体企业了。这块公积金在形式上是大家的，可以界定为每个人有多少，还可以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而滚大，但是持有者不参加分红，也不参与决策。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公积金说起来是每个职工都有份，实际上还是在控股的那些人手中，他们将来随时可以抽走这部分资产。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旦搞规范的现代化企业，只要产权制度一明晰，这块公积金很快被那些事实上的持有者分解掉了，一般的工人说起来是股份合作者，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企业。他们当时把这块公积金包装成一块不能分割的东西，就是为了对外可以说这个企业是集体企业，以一个集体企业的身份站出来官方就好认同了，而且因为戴着集体企业的帽子，在贷款、征收土地、减免税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所以说温州人不会去与意识形态发生正面冲突，我觉得这是温州人非常聪明的地方。
温州最早都是一些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形式，现在这里面已经成长出一批现代化的企业，像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仁本集团、人民集团、均瑶集团。比如均瑶集团，它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呢？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农民包飞机。原来很多航空公司因为票卖不出去，不敢增开航线。王均瑶总裁就提出来由他们公司出钱包航线，最早包的航线是从长沙到杭州。他和航空公司是这样议定的，比方说你在长沙到杭州这条航线开一个航班，这个航班总的费用他来负责，同时机票的收入也是他的。他只要保证航空公司开这条航线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其余多赚的就是他的。他现在做得蛮大的，除了包飞机，乘客在飞机上的午餐、饮料也都由他供应，而且还包了其他一些航线。正泰和德力西集团年产值都在50亿左右，都是做电器的，原来是乐清市柳市镇几个同学合伙办的一家很小的开关厂，后来分成一厂、二厂，现在是两家很大的企业集团，而且总部都开始往上海迁了，中压和高压电器也放到上海去做。把总部迁到上海去当地政府肯定会有一些看法，但低压制造这一块总算保留在温州，当地政府拿它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如果还在温州的话，高技术人才、营销人才、营销渠道、技术渠道、技术创新这些问题不好解决，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当然应该转到上海去，因为上海堪称是当今中国工业的研发中心、营销中心、行政管理中心，上海市政府对此当然是非常鼓励，非常高兴，那都是年产值几十亿的大集团呀！温州像这样在50亿以上的集团大概也就是正泰、德力西这两家了。年产值在10个亿以上的则比较多，像仁本集团、人民集团这些都是。温州现在的GDP值应该有1,100亿左右，经济总量现在还没有杭州强，温州是第三位。排前面的杭州和宁波原来几乎是一样的，宁波稍微比杭州少几十亿。但杭州现在把余杭、萧山划进来了，所以比宁波强，差不多有2,000亿的GDP值。
温州的再一个制度创新是市场化。温州人自己概括是“跑遍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了千方百计”，这是对他们早期创业活动的形象描述。继温州人之后，浙江人在全国各地签定购销合同，进行购销活动。他们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可以说是浙江工业尤其是家庭工业的生产组织者，在生产和销售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大批浸润浙江工商文化精神传统的营销员大军，浙江省是不可能成为“市场大省”的。
据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的研究表明，到1995年全省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约为72%，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左右。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和配套成龙的服务体系成为支撑整个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推动着浙江在过去20多年中由一个处于中下水平的传统农业省份，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在温州从早期的比较原始的专业市场，一直发展到现在用现代市场理念来运作的市场，逐渐用比较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去替代传统的交易方式，过去是现金交易，背着一麻袋的钱去交换货物，现在是电子汇款什么的。像温州这样由传统的专业市场已经转型了的还有不少，如义乌，一是里面的一些专业户现在是生产、销售一条龙了，而且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上。因为他们通过在这个小商品市场几年或者十几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多种销售网络和渠道，不用担心商品销不出去了，可以自己办厂生产产品来卖，不必像过去那样从其他地方批发这些东西到这里来卖，这实际上就是市场促进了工业发展。原来摆的那个摊还留在那里作为展示自己产品的窗口，因为摆个摊是用了不了多少钱的。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出来了很多人，一些人从里面搬出来后自己开专卖店或者开一个门市部，实行品牌经营战略，市场里面留着那个摊位也就是为了方便与老客户打交道。有的是出来办贸易公司，他们已从小摊贩变成贸易公司老板，和国内国外的客户广做贸易。还有一些人搬出来以后，到省外或者国外去开分市场。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在乌鲁木齐、兰州都有分市场，甚至在南非也有分市场了。这些都说明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移，传统的交易方式在向现代的交易方式逐渐转移，不少地方已经进行电子商务，比方宁波余姚的化纤塑料、化工产品的一个市场，那里基本上是通过网上联系来做生意，它的价格已经成为国内同类化工产品价格的指示器 。还有一些市场做得非常专业化，专门卖一类商品……
但这还不是浙江几千个市场的普遍现象。此外，有一些市场已开始消亡，像永嘉桥头的钮扣市场，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钮扣市场，现在开始萎缩。永嘉桥头现在不靠这个市场，而主要是靠小工业，像生产和钮扣有关的、与服装配套的拉链等小产品。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移，这在浙江应该说是一个发展趋势，现在开始明显起来。
工业化的规律应该是农民变市民，而且是大量地变成市民。
乡村地区在向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一些乡镇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乡镇却又是不能丢的。
周伟林：温州人的创造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中国最早的农民城就出现在温州龙港，最早对城市化进行探索的也是温州人。农民有钱了，是还当农民还是变成市民？工业化的规律应该是农民变市民，而且是大量地变成市民。
变市民有很多变法。比如像台湾，当时国民党到台湾以后，搞土地改革，就是把大量的土地包括地主的土地都分给农民，使每个农民拥有土地。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比如入股的方式、土地买卖的方式，使农民获得了第一笔资金，拿到这个资金以后农民可以投资，可以到城市里去发展。台湾是通过使农民有钱以后变成市民。但大陆很多土地不是农民的，是国有的，是集体所有的。龙港那个地方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做的，一开始就成立了“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你想成为龙港新城的市民，那你就自己掏钱进城办企业，不管多大的规模都可以成为市民。基础设施靠群众集资，一个平方米多少钱，每户人家都要出钱。这样的话就开始有市民社会，很多事情比如政府的规划、保安措施或者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都跟投资人有关系，大抵由纳税人决定，所以它一开始就有了市民社会的雏形。原来许多人估计要把鳌江南岸一个荒凉的小渔村建设成如今这样占地5平方公里、各类企业达1300多家的新型城镇，至少得20年时间，但龙港只用了2年，被誉为“龙港速度”。这种城市的模式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前几年浙江省的很多地级市在某种程度上还赶不上县级市，因为县级市紧靠农民，在社会由农业快速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农民变成了市民，所以发展很快。现在这几年地级市也发展上去了，杭州、绍兴、宁波、嘉兴这些城市的发展都很快，而且用的很多钱也不是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于民间。老百姓有钱了，就来城里买房，使自己变成了市民，这就是投资移民。为什么杭州的房价比上海的还高，主要就是因为温州人来这里买房子的多，据说他们带来在杭州购房产的钱达到了200亿。
温州人为什么要往杭州、上海移民呢？从县一级的角度讲，本县人的交易是在县城完成的，不同的县之间的交易是在地级市完成的，不同的省之间或者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交易是在区域中心或者省会这种大城市来完成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易则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中心大城市完成的，这是从交易的半径、交易的内容来看的。为什么大城市具有这种集聚效应呢？比如，上海学钢琴的人就有十来万，有这么广大的群众基础，世界上任何一个钢琴演奏家来上海办音乐会都会有市场，都会有听众，而在一个县城里面就不可能有这个群体。大城市还有好的大学，会聚集很多有名的教授，有飞机场，有一流的实验设备，有强大的工业化设施，有大歌剧院，有许多优质的城市公共服务。不仅是在温州，浙江的许多年轻人都倾向到大城市里来，为的是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享受生活。
工业化时代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向城市集聚，这样一来乡镇就会衰弱。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产业依托、市场依托，它肯定会衰弱。比如美国的高速公路发展以后，它的乡镇就衰落了，只要设居民区、居民点就可以了，人们要买大件东西都到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地方去。浙江的许多乡村地区都逐步碰到向工业化转移的挑战，不管是居民的生活内容，还是人们的居住方式都会有挑战。
从浙江省来看，现在正在注意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开发这类地区。比如：开发桐乡的乌镇就比较成功，乌镇为古吴越交界处，唐时隶属苏州府，宋时曾归湖州，今属桐乡县，隶嘉兴。此地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巨擘茅盾的故里，名胜古迹甚多。那里一开始修复的时候，搞得商业气息很浓，现在尽量保持古朴的风情。开发的最高原则是“修旧如旧”，把很多管线如电线、污水管等等都埋在了街道下面。人们走进乌镇，一边在斑驳老墙之间的石板路上拾取种种传说，在袅袅的茶香里倾听橹声乃，但一边又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现在浙江许多乡村地区的开发也是这样。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城市的工业化生活使得许多城市都是“千城一面”，都是高楼大厦，人在里面呆久了就会厌烦。城市虽然有许多好处，但也有很多毛病，比如：噪音、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相互之间心灵的陌生化，这时候人再回到乡村古朴的环境里面就有一种亲近感。从内心审美机制来说，第一步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步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步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所以回过头去看，我们的乡村地区在向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一些乡镇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乡镇却又是不能丢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加入WTO以后，这时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有魅力，比如今年特别流行穿唐装，越是古典的东西越有价值，越表现出它的独特性。
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来自于任何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
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起始阶段更像是某种历史的重演，是在沉寂30年以后的后续效应，只是到了后来才呈现出新的特点。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乃创造了一个名词——“父爱主义”。“父爱”多了，人们的精神体能很难不萎缩，相反的情况下，则肯定是如《红灯记》里所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史晋川：浙江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一进程得以持续展开，是什么力量使浙江现代化成为可持续的发展过程？那就是民间企业家的创新。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浙江有效地保障了创新从而使创新成为现实的呢？有一点可以断定，浙江的民间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来自于任何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浙江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公共知识，为这种创新提供了“道德支持”。“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是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浙江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提出过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主张，形成了“义利并存”和“工商皆本”的精神遗产，其中南宋以后兴起于浙东的事功学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其代表人物陈亮，特别提出商的重要性：“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一无相通。民病则求之于官，国病则资诸民。商藉农而立，农藉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龙川文集》卷十一《四弊》)事功学派对经商活动及追逐利润的肯定态度，解决了中国文化传统里义利项背的长时期的心理难题，这一点上位处浙东南的温州以及整个浙江，比其他省区领先一大步。
第二，江自古以来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有着丰富的关于市场交易的知识。南宋时的温州，不仅有发达的手工业，还有繁荣的商业，“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因为商业的繁荣，北宋熙宁十年，永嘉县税场的商税就已高达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一贯六文，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在南宋的临安(今杭州)，据《梦梁录》记载，已经出现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南猪行、北猪行、布行、蟹行、油酱行、青果团、柑子团等市场，“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如城南的吴山一带即是外地“江商海贾”的寄寓地。由此可见专业市场这样的制度安排早在宋代的浙江就已经出现，长期以来已经积淀为民间的习俗，现在并不需要从头构思。诸如此类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起始阶段更像是某种历史的重演，是在沉寂30年以后的后续效应，只是到了后来才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三，浙江人的文化禀赋和智力水平极为有力地促进了创新，像均瑶集团包飞机航线的举动，不仅显示了胆略，更显示了智慧。据缪进鸿先生统计，江、浙、沪地区历史上出的人才，占了全国的68%强，其中历代杰出人才，江苏省最多，有484名。浙江省次之，为443人。安徽、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四川依次排列，均超过100人。近代中国名人有51%强分布在苏、浙、闽、粤四省，而江苏、浙江又处前列，这些文化名人掀起的经世思潮、维新思潮、洋务思潮、科技思潮、教育思潮、革命思潮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功不可没。再看浙江人发明了风味独特的霉干菜，此物的好处一是可贮藏，二是体积比较小，便于携带。比如说走街窜巷做小生意或者出去求学、打工的人，一般都很节省，带一大碗霉干菜就可以吃上十天半个月，带上一坛子更可以吃几个月，他们经常是靠这个下饭的。浙江人大抵就是用这种精神学徒，用这样的精神读书，有的甚至一直读到院士，东阳县被称之为“教授县”，有一户人家就出了三个洋博士，在钱塘大地流传有这方面很多动人的故事。在过去生活很苦的条件下，家里再苦都是希望孩子读书，人们常说“把千万家产移于后代，还不如移之于经”，这在浙江是有传统的，由此浙江的高考成绩历年来都是非常好的。
第四，创新活动中的执行能力，这是创新能否成为现实的决定因素。从头脑中的构思到现实的行为，要有果敢的举动和甘冒风险的勇气。这也是文化积累更为厚实的杭嘉湖地区的制度创新，反而不如在文化上稍逊一筹的温州的重要原因。有些事情想到了不去做，等于没有想到。而在某些情况下，勇敢地去做了，才能更多地去想。改革开放前，整个浙江虽然处于计划经济的边际地位，但终也逃脱不了它的辐射，由杭嘉湖平原地区到山岭纵横的温州地区，正是这辐射由较强到极弱的递减。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乃创造了一个名词——“父爱主义”，意思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们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无微不至”的包揽。“父爱”多了，人们的精神体能很难不萎缩，相反的情况，则肯定是如《红灯记》里所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第五，浙江人跨地区、省区、国家的流动，有利于创新活动的精神与物质资源的供给，特别是华侨多、分布区域广的特点，对创新是极为有利的。经济学家桑巴特曾分析欧洲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创业家群体发生机制时，曾指出异教徒、移民、受排斥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创新者。他认为之所以犹太人中企业家比重特别高，就是因为这个民族同时具有以上三种角色。这观点虽不能照搬来分析浙江，但是其中的道理是适用的。
从1978年以来浙江现代化的区域推进模式来看，思想解放快、旧体制打破较早的地区，农村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其中以温州地区最有代表性，“温州模式”可谓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髓。浙江中部金华地区的东阳、义乌等地，绍兴地区等也属于此类。思想较为保守、对旧体制的依赖性较强的杭嘉湖地区和宁波地区，农村工业化要滞后一步。工业化的自然约束较严的浙西北、西南地区，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因此从区域上看，温州和台州一带，由于体制创新活跃和原始积累完成较早，现代化发展的态势比较持续强劲，其体制的辐射力向周边地区扩散。另一方面，浙江中部东阳、义乌等经济活跃地区的辐射力向西南地区扩散。两者逐步连成一条线，组成了一条高增长带，浙江农村工业化中出现的比较出色的企业和企业家，多半集中在这一带。可以说，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工业化，主辐射源是温州，主要辐射带是浙西北地区和浙西南地区，区域经济对浙江经济贡献率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现象。
胡 平：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是来自“计划外的增长”。1978年至1997年间，浙江国有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与前三十年(1949～1978)的平均值基本一致，在此期间集体工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7%，个体及其他经济成分更以年均60%的超速度增长。
计划外的增长，无疑是与身处计划经济边际地位的浙江人频繁的创新活动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从温州模式中可以发现浙江人的自主创新精神尤其体现在农民身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将浙江这样一个二十年前的农业大省变成了今天的经济大省。向来被视为安贫乐道、需要城里人来躬身教育的农民，为何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大地上风流倜傥地改写了自己命运崭新的一页？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农民享受不到城里人所享受的诸如医疗、住房、粮食和副食品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因此，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一直具有较强烈的自主谋生意识。很少听说有农民因找不到工作去找政府的，不时听说和看到的都是下岗的国有企业工人在政府门口静坐……
深层次的原因，读了美国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后(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我有所感悟。刘易斯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对一个集团的歧视会使这个集团在统治阶级所不感兴趣的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发展。比如，如果统治阶级轻视经济活动，同时又限制其他集团在统治阶级引以为荣的活动——诸如军事职业、政府或教会——中表现自己，那么，被歧视的集团就会利用经济活动的机会，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特色。这马上使人想起西欧犹太人的地位：当赚钱这种谋生手段被歧视，它几乎是向犹太人开放的惟一机会时，他们就集中在这一行业中。如果对犹太人的歧视取消了，而且犹太人也可以不受限制地在科学、农业、军队和所有比较“受尊重”的生活方式上显示自己时，他们也许就并不比其他大多数集团更擅长于赚钱了……
刘易斯的上述见解，对于理解浙江农民强烈的自主创新精神颇有裨益。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社会群体可以大致分为体制内社会群体和体制外社会群体两大类型。由于受阻隔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政策、商品粮政策以及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体制外群体成员如农民，除了当兵、上学等羊肠小道外很难转化为体制内群体成员。但是，当1978年坚冰打破、春潮乍起之后，恰恰是主要成分为农民的体制外社会群体，成为浙江这二十余年“体制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浙江， 自下而上的力量
胡 平：在浙江，企业家们(自然是以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为主)确实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风发泉涌的社会阶层。浙江企业家的身上有不少东西值得好好琢磨，比如名震全浙、搞汽车万向节起家的鲁冠球，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时省委党校县长班的学员去参观他的企业，在访谈中他很明确地表示中国不能乱，中国就应该稳定，应该集聚全力发展经济。接着他又谈到第二个观点——即他的“两袋理论”：在当今中国，国人的脑袋里要不断有新知识装进去，但是你光是脑袋里豪言壮语、锦彩华章没有用，最终还要用人民币来说话，所以要不断地创造财富，让人民得到实惠钱袋饱满。这是不是一种智慧？是不是一种远见？在那个敏感的多事之夏，作为私营老板的代表人物，他很巧妙、很理性、很机智地回避掉了可能的风险，同时，很清晰地摸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命题，从而集中精力做好做大自己的企业。
又如最近的“足球黑哨”事件，第一把火点自浙江的企业家。绿城俱乐部老总宋卫平，杭州大学历史系77届毕业，后来下海做房地产。据说与鲁冠球一样，他平时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做自己的企业。绿城诞生并壮大于市场，现在规模做得很大，有十几个亿，在杭州数一数二。当绿城未涉足绿茵场上之前，宋卫平以为足球不过是另一个会旋转、短时间里决定胜负的公正公平的市场，但是他一涉足这个领域，很快就发现场上场下有很多黑幕交易。他在选择说还是不说、要不要为了公正公平而火中取栗的时候，他肯定有过犹豫。其实他可以放弃，员工也都劝他不要管这件事了，还是把精力放在企业上。但他最终还是坐到了央视的摄像机前说：“我可以去坐牢，按照法律该我坐牢就去坐牢。但是这种事情如果我不站出来讲的话，那中国的足球就永远没有希望。”那些玩天下球迷于一张黑嘴的黑哨们，在其他地方或许能咸鱼翻身，但这回兵败浙江已是板上钉钉。
浙江出了一个宋卫平，还有现在办汽车厂去了广东的李书福，这可能不是偶然的。这表明浙江的企业家已经形成一个有力量的群体，它不但能够捍卫企业自身的利益，还可以捍卫社会的道德底线。
浙江人现在当然是很风光，可当年在全国到处被打击，赶得到处跑。在“文革”后期，江西还驱赶外流，当时江西叫我们是“外流”。
现在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铁路、公路和飞机上跑的人，其中浙江人一定还占相当高的比例。
应国华(上海宇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最苦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后的那几年，人们纷纷出去打工，甚至还有人到北大荒去建设国营农场。浙江人多地少，像我老家仙居县平均每人一两分地，多的地方也就是五分地。浙江在起步的时候比江西穷，实际上浙江的起步和江西是分不开的，以前有很多浙江人在江西打工，因为我很早以前也在江西，所以很清楚这些事情。我有个朋友原来在江西做木头生意，后来在九江被抓起来坐牢了，判了十五年，罪名是破坏森林资源。当时像这样在江西做木材、毛竹生意的人很多，还有做水缸、香菇、烧木炭生意的，当时这些苦力活都是浙江人在做。原来江西人是很牛的，那时候有自行车是很了不起的，有的生产队长又是带手表又是骑自行车，在他们的眼里，浙江人是很可怜的。浙江人现在当然是很风光，可当年在全国到处被打击，赶得到处跑。在“文革”后期，江西还驱赶外流，当时江西叫我们是“外流”。
浙江人的起步大都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紧跟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好政策。1974年春季我中专毕业，学的是畜牧兽医。我的思想和人家不一样，念完中专以后就没有干原来的专业，而是跟着我们县里的一个建筑公司在宜昌造桥。一般在搞手工业、做包工头的这些人当中，有我这种文化程度就算是好的，所以建筑方面的技术我一学就会了。当时我们的公司是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后来我就开始搞承包，就是说只要上缴一定的数额给公司，你在外面怎么赚公司不管，也管不住你。搞建筑一直干到1982年，1983年开始就不干了，而是去游山玩水，全国每个地方都跑，就像记者一样，但我不是为了记东西，就是去看一看，玩一玩。
1982年的时候，我手上已经有几十万了，这在当时可了不得，那时候“万元户”就不错了，所以以为自己这辈子钱都花不完，再说那时候东西也便宜。到了1984年以后，人民币慢慢开始贬值，有钱的人越来越多，跟有钱的人比起来我就落伍了，自己一想还得干，那时候三十岁还不到。
后来又干了一段时间，办过无机盐化工厂，又做“三废”的回收，收白银、摄影水、底片等等，拉回浙江加工成产品后再卖出去。比如对白银水加工，拿烧碱打一打，烧碱要有一定的比例，再用像石头一样的硫化碱，把它砸碎了放进去搅一搅，就沉淀变成了硫化银。硫化银像渣子一样，用一个布袋装起来，像做豆腐时挤豆腐渣一样把白银水挤出来。这个东西很臭，就像原来染乡下土布的那种味道，一般人是不愿意干的。我开了一个这样的小厂，他们收回来就卖给我加工。当时全国各地都有浙江人在搞这个，连飞机上的废电池、摄像机上的旧银锌电池也都回收，这些东西回收来一加工就是银子，就是钞票，而且不要交多少税。浙江最大的白银市场就在仙居县，现在县政府还比较穷，是全省倒数第二，省里定为欠发达地区，财政在全省虽然落后，但是跟江西同样的县比起来不会落后。仙居只有42万人口，财政可以用的钱有4个亿，在江西过了亿就是捷报频传了。而且仙居老百姓富，这又是没法统计的。比如收白银，你问他收了多少，他说多少就多少，政府收不到他多少税。虽然现在政府组织了一个白银市场，通过销售部可以收到一点地税，但也很少。据我了解，仙居现在大概有几万人在外面收白银。
浙江人能享福，也能吃苦。全国油漆方面的产品很多是仙居人推销的，他们推销的油漆起码在全国占50%以上。所以全国各地油漆的大厂商，现在每年都要到我们县里去开春节茶话会，邀请很多推销员聚一聚。你到全国各地去打听一下油漆店，好多店是仙居人开的，特别是北方更多。开始厂家对这些推销员也不是很信任，怕他们拿了货少给钱或者不给钱就跑掉了，但是做做以后就很信任了，厂家现在都是大胆地发货给他们，开始要他们花钱去买货，现在可以让他们付一部分钱，比如你只付了10万块钱，厂家却可以给你发20万块钱的货，有的信誉度高的人，甚至不付钱也能发货。再比如原来在外地收破烂、卖米糖的浙江人都来自黄岩，现在的黄岩当然是很发达了。这个地方你应该去看看，看看过去在外面收破烂的那些人现在是怎样生活的。广州吉利汽车的老板李书福就是黄岩人，在临海办了厂，现在又在上海投资5.3个亿搞中华牌汽车。
你到浙江的县乡去看一看，就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每个县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的主导产品，像我们仙居县，原来的主导产品是虾片，其实就是用红薯粉做成片，食用的时候再用油炸。还有许多饮料、罐头食品厂，后来变成到处都有炼白银的小高炉。现在白银市场放开以后差价不大，利润不高，做的人就少了，就改做银制工艺品。临海是一个岛，条件要差一点，但主导产品是花边，到处是花边厂。黄岩是模具，黄岩市路桥镇一年的财政收入就有10来个亿。义乌是举世闻名的小商品。椒江搞文化娱乐，做卡拉OK机和各种游戏机。温岭一开始是做补鞋机，后来又搞摩托车，钱江摩托车就出自那里，变成以机械为主。温岭还生产小电器，技术力量主要来自于上海，原来是从上海请了一批教授、专家之类的人来，每月付1,000多块钱，现在直接在大学培养，这是市场需要造成的。现在浙江民营企业里的董事长可能不是大学文化，但许多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肯定是大学文化，现在是第一代企业家向第二代转型。温岭现在很有名，是一个大的县级市，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在前面。玉环除了飞机的零件不造，其他像坦克、轮船什么零件都造，主要就是造机械零件。台州市一个地方就有三个进入全国百强县——黄岩，温岭，玉环。
你还可以到上海郊区去走一走，上海原来像“飞跃”这些品牌，现在都被浙江人买进来，而且上海郊区好多镇的路都是以浙江的地名命名，如：温岭路、宁波路、台州路、温州路等。另外，江苏昆山招台商已经招得差不多了，现在主要是招浙江的，搞了几个温州开发区，上次还发了邀请函请我去。现在上海很多公司的老板都是浙江人，特别是房产公司多的要命。他们既是建筑商又是房产商，市场由自己做，利润赚回来就归自己。浙江的象山、上虞、诸暨、东阳这些地方过去有很多人在上海搞建筑，1989年以后发现上海的房产市场非常好就转向搞房产。
现在浙江人在外面已经形成了气候，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我上次到兰州、银川那边去接触了一下浙江同乡会，他们在当地确实做得不错，像宁夏有一幢最高的大厦，叫“二十一世纪大厦”，是温州人投资的。宁夏评出的十大杰出青年，其中第一名就是浙江人。北京有一个浙江村，甘肃兰州也有一个，在西部几个省会城市都可以找到浙江的同乡会，浙江各地市在外省也有同乡会，如宁波同乡会、台州同乡会等等。浙江人在外面比较团结，哪怕平时有意见，但真碰到了什么风浪，大家会互相帮衬，共度难关。现在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铁路、公路和飞机上跑的人，其中浙江人一定还占相当高的比例。
和以前出去跑的情况两样了，现在浙江的形象是无形资产，像在北方一听说浙江人来了，就马上想到浙江人有钱，可能是来投资的。浙江人有一个好处，比方说我没有这么多钱做一个项目，但我可以马上筹到资。浙江有好多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银行，这种银行是朱基总理下过肯定结论的，说浙江这种模式很好，没有要国家的钱。在钱的使用方面，浙江人有一套自己的理念，就是钱得在周转中才能生钱。很多群众，现在连一些机关公务员也这样，喜欢把钱拿出去放贷款，借给人家，或是通过民间银行，或是只要中间找个担保就可以借给你。将钱存到银行的不多，即使存到银行也是短期的，不会长期存到银行。
浙江人还有一个特点，不甘居于人下，有一点钱可能都想做老板，没有钱也想做生意。实在没有钱，他会从外地人最不屑于做的苦活累活脏活做起，积累起原始资本。然后会想办法开个小店，雇一两个人，好歹也是个老板……
浙江人虽然喜欢往外面跑，要拓展事业，哪里能发财就往哪里跑，但还是有故土观念的，就是在外头赚了大钱，在家乡多少还会有一些产业。虽说我的家乡仙居可称是穷山恶水，给人的感觉不是很好，但还是想回去看看。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回来，这时候你来看停在宾馆、饭店门口的小车，全国各地的牌照都有。因为现在都不在家里吃年夜饭了，都在饭店吃，有的甚至一家人过年那几天都住在宾馆。好多人在外面赚了钱就回家买房子，所以现在房地产的价格抬得很高。县城里面稍微好一点的地方，一亩地能卖到300万以上，在黄金地段临主要街道的地方，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最高的可以卖到140万。
将在家乡的产业搬迁走的也不少，因为仙居交通不发达，运费比较高。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出口蜡烛的，他需要的原料——蜡烛油、石蜡要从宁波、上海拉过来，然后又将成品拉回上海、宁波去出口。他一年的产值是5000万，而一年的总运费是五、六百万，这样一算当然划不来，现在他也要把厂子迁到上海或者宁波去，已经在看土地了，所以地理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原来浙江和上海的关系很好，现在有些意见了，因为浙江不少企业都搬去上海。上海现在老是招商引资，而且周边那些县市、郊区的土地很便宜，三、四万块钱一亩地，并且可以不付钱先用，等你厂房建好了再给钱，所以好多企业而且都是品牌企业，像杉杉、雅戈尔、嘉士达、吉利、德力西这些企业慢慢都搬过去了……
浙江人形式上的东西比较少，政治上的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不管上面或是左邻右舍刮什么风，他们照样做自己的生意。
浙江的理论界可以讨论姓“社”还是姓“资”？温州模式到底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实践中还是让大家干。
陈荣富(浙江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在全国来讲是比较典型的，因为它的矿产等资源都不丰富，在“文革”前国家对这里的投入就很少，改革开放以后也不多，外资的投入相对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来讲也不多。浙江的经济发展是民间推动型的，是靠老百姓自己干起来的，所以浙江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民营经济，在全省GDP值中所占的比例占主导地位，全省大概占70%～80%，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90%。全国各地下岗问题比较严重，而浙江的下岗问题不严重，特别是温州一带没有下岗职工，那里不叫下岗叫转岗，而且似乎都很正常。温州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民营经济，市场化程度特别高，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是相得益彰的。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只有市场经济发展了，才能有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两者可以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人是从很小的生意做起的，从挑着担子“鸡毛换糖”干起来的。
浙江的市场经济发展主要是有一种商业文化的支撑。浙江历史上没有经过多少战乱，从历史上来讲它是吴越国，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当时越王勾践手下一个叫范蠡的谋士，便日后经商成为一个大商人，后人称为陶朱公。温州、宁波一带的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浙江人普遍能够吃苦，有很明确的财富观念，他就是要发财致富，而且没有限度。他们不仅善于经商办企业，而且以经商办企业为乐趣。整个社会对有钱人都有一种认同感，没有什么“红眼病”的事情发生，你有本事赚钱，那我也要去赚！从他们的行为模式来看，功利主义当头，讲究“实干和实效”，形式上的东西比较少。在政治上的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不管上面或是左邻右舍刮什么风，他们照样做自己的生意。而且浙江各级政府对自己的功能定位得比较好，过去讲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放手让群众去干。
我1993年以后来浙江亲身经历过几次浙江理论界的讨论，自由讨论的氛围相对来说较好，“扣帽子”、“打棍子”的事情很少听说。比如对温州模式的讨论，过去就有各种观点，有人认为温州就是在搞资本主义，有人认为就是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实践最后证明观点正确的人，不会趾高气扬地说“我胜利了”，那些在讨论当中坚持认为温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在实践面前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有些学者像史晋川，还有我们学校一个副院长，也是研究温州模式很有名的，他们当时可以说与正统观点相对，但一直坚持肯定温州模式。官方对此虽然也会有一些说法，比如：某个宣传部长有时候也会说这观点不对，但是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还是允许知识分子谈自己的观点。我们学校的那个副院长当时讨论的时候是一般的学者，后来还是提拔当了副院长。
浙江的理论界可以讨论姓“社”还是姓“资”？温州模式到底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实践中还是让大家干，政府主要所做的事不
作者：愚二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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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是如何富裕的（ZT） -- 愚二 - (30809 Byte) 2004-12-26 周日, 21:33 (294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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