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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优劣与种族优劣（五）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准将
声望: 教授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72

海归分: 147206

标题: 文明优劣与种族优劣（五） (2240 reads) 时间: 2013-5-24 周五, 09:15

作者：芦笛在海归主坛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由上可知，早在晚清咱们就表现出了妄想型人格障碍迹象，说明传统文明原来就有这种心态失常的根苗。这其实是咱们社会设计的基本假设偏离真实人性造成的。我已经在《毒眼》、《优伶之邦》、《“犬儒”篇》等旧作中解释过了，孔教认定“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圣人的标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只许他们讲义，不许他们逐利。这结果便是言行分离，读书人只能在冠冕堂皇的道义幌子之下去偷偷摸摸谋私利。这种做法形成生活方式之后，便是大家本能地不相信他人的表白，一定会去漂亮话或好话之后寻找真实动机，使得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戏剧，而且是《三岔口》之类的苦苦琢磨对手真面目的惊险戏剧。

西方人对人性的认识却比中国人清醒得多，他们承认人性的不完美，肯定追求私利乃至追欢逐乐是天然人权，并不把这看成是必须加以道义包装的见不得人的罪恶。无论是在微观还是宏观中都毫不隐晦自己的逐利意图。无论是政党还是国家，其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都是“唯利是图”：国民公开结成利益集团在国会中争利，游说政府，企图通过对本集团有利的立法，外交家们在国际上则一开口就是“本国国家利益”，以此作为外交政策依归。这种社会的诚实度与透明度自然就要比中国高得多，什么都摆在明处，自然也就不会把大多数社会成员训练成疑神疑鬼的“心理分析”专家。

这结果便是“走向反面”：西方社会唯利是图，个人看世界的方式却反而没有中国人那么阴暗，起码妄想型人格障碍不是他们的普遍毛病，而且常可见到与个人利益无关或甚至相悖的为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或荣誉感驱使之下的个人行为。中国人讲究 “重义轻利”，国人却总是把“唯义是图”留给国事，把“唯利是图”留给自己。在决定国策时，道义确实是官员们的主要考虑依据，为此能毫不踌躇地“舍国取义”，哪怕举国无噍类也不能违反圣贤规定的天经地义，但在谋求私利时，道义不过是冠冕的借口。

这就是“还原历史”网友观察到的社会风气在上层与下层出现断裂的原因。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潜规则”就是这么产生的——因为孔教不承认尊重真实人性，耻于言利，深信“人皆可以为尧舜”，朝廷便假定所有的官员都能克己奉公，靠学习圣贤教导即可填饱肚子，连起码的行政经费与工资都不发，官员们也耻于向朝廷要，只能动用权力去为自己创收。官场权力斗争通常在“道义之争”的幌子下进行，官员们自然也就养成了从漂亮话之后寻找真实险恶动机的生存本能。因为早就成了生活方式，大众对这种言行背反、公私悖立的伪善现象早已熟视无睹。没人察觉它的反常与虚伪，大家都给社会陶冶成了“无意识伪君子”，去真诚地实践伪善。

国人引以为傲的“整体思维”（亦即“捆绑思维”）则赋予这种心态失常以一种愚昧自伤性质。它与阴暗猜疑的思维定式结合起来，便发展为“集束性仇恨心态”，亦即把某批国家或某群人不由分说地捆绑在一起，认定他们就是世上的一切灾难与不幸的根源，肚子里只有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善意。

上引那位国内作者对威妥玛狼子野心的剖析就最能显示这种滑稽“思维”方式：他按我党传授的世界观，不由分说地把西方国家捆绑在一起，熔铸为一个抽象的浑然一体的“帝国主义”观念，不但把英国代理公使威妥玛投入那熔炉，甚至把英国平民赫德也熔铸进去。因为无法否认威、赫两人的建议确能使得中国富强这个事实，他便不能不得出“帝国主义侵略者希望中国富强”的无比荒谬的论调来。

其实赫德不过是个英国百姓，后来虽封了爵士，无非是因为他在中国做官做出名声来，并非英国政府代表。没有证据表明他提出那个建议是出自英国政府的授意，而非单纯的个人行为。威妥玛虽是英国公使，提那建议也未必与其政府有关。

如果咱们具有正常心态和普通生活常识，立即便能洞见他们为何要提此建议，根本也就用不着深文周纳，去苦苦琢磨帝国主义此举究竟出于什么动机：那俩人来自于一个常态国家，来华前从未见过如此宏伟壮丽的烂污生活方式，又长期在中国居住（威妥玛原来只是个普通译员，是逐渐升上去的），精通中文（威妥玛发明了有名的“威氏拼音”，是发明汉语拼音第一人，退休回国后去剑桥任教授），深谙中国国情民俗。正如我辈海外赤佬时时处处作中西比较一般，他们也肯定会作这种比较；正如我辈因长期居住而对侨居国或归化国产生感情一般，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产生感情。天天目睹与自己自幼接受的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污浊腐恶，当然无法忍受，要出来多嘴，希望能改变这种烂污现实，让中国变成一个比较正常健康的国家。

这种心态其实在外交官中相当常见，他们都难免会对所驻国产生一定感情，其心态与国内政客颇不相同，“驻某国即亲某国”似乎一个普遍现象。当年纳粹德国驻苏大使力主德苏友好，对希特勒正在策划的战争一无所知。只有中国人大概才是这规律的例外：不但驻美大使李肇星以煽动中美仇恨为主要职责，许多留美华人也以此为上网使命，就连北京市 “父母官”李锡铭和陈希同，也都巴不得赶快把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引进城来，好把自己治下的子民杀得鸡犬不留。这到底是何原因，老芦迟钝，还真想不出来。

因此，如果我们有三分正常神智，就该明白，不但外国的传教士、普通百姓乃至外交官员都不一定是咱们想象的那部帝国主义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按某个阴谋中心的统一指令行动，一举一动都反映了该阴谋中心的战略意图，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给熔铸在那浑然天成的形而上怪物中，具有一模一样的对华意图。这点连百年前的曾纪泽都知道，当初慈禧召见他时，在谈话中把“外国”当成了一个整体，曾纪泽就曾委婉地提醒她，外国是若干国家，各有各的打算。李鸿章就更别说了，否则也不会发明“以夷制夷”的外交战略。他的失误是不如袁世凯有眼光，始终没像后者那样，看出列强中哪些可以信任，哪些必须提防。

其实我们若实事求是地回首历史，就不难看出，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和构成的威胁并不一样，可以排出以下次序：美、英、法、意、奥、德、日、俄。美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从无领土野心，历来持友好同情态度。英法虽没有美国友好，但仍出于本国利益希望保持中国的统一。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则太弱，不可能侵略中国。德国虽非善类，幸亏离得远。最不怀好意的就是俄国和日本。这一点连李提摩太都看出来了，他在回忆录里曾披露了俄国公使利用满清皇室的不安全感，巧妙地引起恭亲王对改革的担心，更预言日本或将在日后构成“黄祸”：

“在返回上海的轮船上有十一个日本教授，他们应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前
往武昌。我问其中的一位――一个化学教授，他们要去中国做什么。他
回答说，他们将要去教中国人弄明白欧洲的确切位置。‘他们的位置在
这里，在我们的脚下，’他跺着甲板，大声狂笑着说。后来，他在晚上
为自己的失态向我道歉，说自己喝了太多的葡萄酒，说的都是胡话。然
而，我却相信他所透露的恰恰是他的很多同胞的真实情感。也许那正是
实际生活中的黄祸。”（《亲历晚清45年》）　　

可惜直到今天，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浸泡在那个浑然一体的“帝国主义”神话中，不但对列强不加区分，还把所有西方人都一股脑儿打入同一紫金葫芦。一提起西方传教士，许多国人的本能反应就是“帝国主义文化特务”。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世上就是会有人出于信仰而不是受了间谍机关派遣，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舍生忘死，救死扶伤；更不可能接受有的外国人比中国人自己还更盼望中国富强安乐、更珍惜中国人的性命；也绝不会相信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条约时，会出于职业伦理观念与个人荣誉感为中国争利益。他们不知道，历史人物并不都是我党画的那些漫画像。就连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军人戈登少校，出任洋枪队队长也并不是为了金钱，曾因李鸿章杀降玷污了他的军人荣誉，拒绝领取清廷给他的巨额赏银。这些观念根本就不存在于中国传统之中。

这种“集束性仇恨”造成的第一次大规模自伤，就是拳乱引来的八国联军入侵。由于我党的仇外宣传，许多国人至今看不到这场运动的几个实质性特征：

第一，它基本是中国的过错，乃是引起了国际社会公愤的野蛮暴行，连美国那种友好国家以及意大利、奥匈帝国那俩毫无侵略能力的弱国都参加八国联军，说明这事让所有与中国有来往的鬼子都忍无可忍。

第二，它是全民的耻辱，并不是可以赖到愚民头上去便能了事的。愚民虽然作主力，但从头到尾都有守旧士绅介入，到后来地方官员、朝廷高官显贵直至慈禧都直接卷入进去，乃是全民同仇敌忾的壮举，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等先驱运动一脉相承，如同文革一般，是一场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民运动，不可能将之单纯地归结于某个官僚集团或人民。

第三，它反映了妄想型人格失常与捆绑思维相结合产生出来的“集束性仇恨”，亦即不辨良莠，不分青红皂白，不作个案分析，个案处理，却将所有的传教士统统打成魔鬼集团，作出大量荒诞不经的指控，唯一作用就是彰显反教士绅与游民的阴暗心理。这么做的结果，便是反而使得少数为非作歹的传教士以及他们包庇的挟洋自重、挟教自重、欺负同胞、为非作歹的二毛子们逃过了惩罚。

第四，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除了两次对日战争外遭受的最大灾难，不但使得中国财政破产，更使朝廷威风扫地，迎来了革命乱党的崛起，将中国就此打入百年灾难漩涡之中。如果中国人心态正常，这场大灾难本不会发生。

集束性仇恨造成的第二次大规模自伤，便是辛亥丑剧。

晚清时唯一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想侵略、肢解、分裂、控制中国的只有两个烂污帝国主义国家：俄国与日本，它们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光靠“以夷制夷”是无法遏制其侵略野心的。唯一的正确应对之道，乃是朝野同心改革内政，奋发自强，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以期建立统一国家的强大国防，决不能听信敌人挑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自乱阵脚，陷入分裂，自动解除武装。

不幸的是，如上所述，妄想型人格失常患者倾向于无事生非，“惯于长夜过春时”，“于无声处听惊雷”，平白无故都会杯弓蛇影，怀疑他人设下大阴谋来摆布自已，在倒霉时就更无能力反省自己，靠主观努力去改善处境，却只会把一切过错推给别人。在这种情形下便最容易听信真正不怀好心的人挑拨，把自己的受挫感迁怒到某群具有明显识别特征的人头上去，哺育出深仇大恨，把他们当成祸根，必欲除去而后快，从而在客观上实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专干敌人想要我们做的事，专门反对敌人怕我们做的事。

当时中国的死穴，乃是清廷原是入主的异族。熟悉中国历史与国情的敌国要收拾中国，最方便的就是冲这罩门下手，制造民族分裂，煽起百姓对朝廷的仇恨，使中国陷入大乱。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境内广为发布题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的告示：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
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
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
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
天者矣。

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熟察满清氏之近状，人主暗弱，垂帘弄权，
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
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
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
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
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与闻。’彼
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
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
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仰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
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
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
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
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
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
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胁从士卒也。若谓不
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
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
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
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
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
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助。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
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这就是革命乱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种族革命”灵感来源，也是日本一贯庇护、资助、纠集组织革命党徒，甚至多次“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助”孙黄诸国贼的原因。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孙文等革命乱党就是日本人寄予厚望的“十八省之豪杰”，是为日本人侵华战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别动队。

他们也果然不负日本人厚望。甲午战争还未结束，孙中山便与杨衢云等人在香港策划在广州发动所谓“起义”，图谋与日本人南北夹击清廷。虽然该“起义”在瞎折腾了将近半年后以流产告终，但孙氏始终不忘“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为此多次向日本人乞求援助，特地宣布“共和国承认满洲政府给与外国人的一切特权和租让权”，同意租让满洲。孙中山的靠山、“黑龙会”头子内田良平在30年代鼓吹伪“满洲国”之时，其“理论根据”之一就是孙文关于满洲问题的言论（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孙文一面将满人视为必欲驱逐的外国人，一面想“废除国界”，与“同种、同文、同伦理”的日本合并。日本在19世纪末废除了与西方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后，孙文欢庆“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结束后，革命党人欣喜若狂，孙文欢呼那是“亚洲民族在最近的几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一厢情愿地鼓吹“大亚洲主义” （引文出处同上），为日本在二战期间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发动“亚洲民族解放战争”，提前几十年制定了宣传提纲。

在辛亥丑剧爆发，临时政府成立后，孙文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率百官去明孝陵祭祀明太祖，以不负日本人“勿为明祖所笑”的厚望。在南北交战期间，孙文秉承日本人意愿，反对南北议和，声称“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坚持向外国借钱打内战，竟同意以全国赋税作抵押，向沙俄所开的“华俄道胜银行”借款，并试图压临时参议院通过。如借款成功，则道胜银行就将变成控制中国财政收入的中国国家银行。幸亏报界得知此事后大哗，指责临时政府干出了清政府不敢干的事，此议遂寝。此后孙黄又先后试图将上海轮船招商局抵押给日本人、与日人合办汉冶萍公司、委托日人设立中央银行、甚至以租让满洲为条件，换取打内战的军费。幸得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务省施压，要求日本政府严守中立，制止向中国借款，日本政府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孙文的卖国阴谋才未得逞（参考文献同上）。

因为临时政府没钱实在熬不下去，内外交困，军队面临溃散，孙文才不得不同意让出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南北议和成功，国家暂时幸免了日人梦寐以求的分裂。然而孙文就是不死心，借宋教仁被刺案，毫无证据便指责先总统袁公为幕后主使人，并以他自己借钱打内战的肮脏经验，指责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五国银行大借款”是袁世凯预备打内战，以此为理由发动所谓“二次革命”的武装暴乱。暴乱虽然失败，以国民党为主的国会却为恐惧心理支配，生怕老袁独裁称帝，试图以立宪手段把政府变成毫无权力的跛脚鸭，最后便是逼得老袁使出流氓手段来，果然做了皇帝。此后中国便土崩瓦解，彻底丧失了国防能力。晚清花费大量民脂民膏练出的抵御外侮的新军，没能在外战中放过一枪，却成了内战劲旅。折腾到日本人大举入侵时，国家当然就少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了。

人类历史上还真难见到如此波澜壮阔、宏伟壮丽的大规模自伤自残，也难得见到这种因心态失衡而认敌为己、认己为敌、以外为内、以内为外、把国贼当国父、把国父当国贼的惊天动地的愚蠢。然而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读书人还要坚持这彻底颠倒的价值观，您说，这种变态民族是不是有点劣等的意思阿？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在海归主坛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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