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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2012:转基因的那些事儿 --- 贾鹤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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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012:转基因的那些事儿 --- 贾鹤鹏   
偶而冒个泡
[博客]




头衔: 海归元勋

头衔: 海归元勋
声望: 院士

加入时间: 2007/10/05
文章: 6790

海归分: 3398418





文章标题: 2012:转基因的那些事儿 --- 贾鹤鹏 (790 reads)      时间: 2013-1-14 周一, 11:02   

作者:偶而冒个泡海归主坛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过去的2012年,转基因闹得沸沸扬扬。中国的“黄金大米”事件、美国的37号提案公投,还有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等人发表的转基因致癌研究……都成了转基因论战的议题。然而,很多重要的细节和常识却被忽略了。

2012年,世界末日没有来临。但如果书写转基因的历史,2012这一年绝对值得大书一笔。这一年中,在中国,违规让儿童食用转基因的黄金大米进行营养学实验的事件持续发酵,虽然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将此事板上钉钉地定性为健康研究伦理和管理规范缺失的事件,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无关,但举国上下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将转基因妖魔化。

黄金大米在去年 9 月初“事发”不久,又赶上了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Gilles-Eric Séralini [1] )及科研伙伴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上发表了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达玉米会致癌的研究。 这篇论文引起数百名科学家质疑,更让为数甚大的环保人士对转基因激愤填膺。如果说,黄金大米事件让从未消停的转基因话题在中国被再度炒热,那塞拉利尼发表的论文则引爆了世界科学界对转基因安全性的大讨论。相比较而言,塞拉利尼的研究在中国引发的关注并不像其在国际科学界那么大。

如果以为转基因争端的热点只是在中国或欧洲,而不是在其大本营美国,那就大错特错了。2012年11月6日,就在全世界的眼球都在盯着奥巴马和罗姆尼的总统大战时,美国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也同时举行了是否强制转基因食品标示的全州公投(即 “37号提案公投”),公投的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尽管主张转基因标示者群情激昂,但加州人还是以 53%对47%的投票否决了这一与美国自愿标示转基因的联邦政策唱反调的提议。

转基因案例频发,自然也让反转基因的人士获得了大量素材,于是有关转基因的争论变得空前激烈。但在过分激烈的争辩中,很多重要的细节和常识往往被忽略;而 “没有良心”、“汉奸” 等感性词汇则成了中国反转人士对几乎一切支持和肯定转基因的人的标签,标签覆盖范围上至中国国务院领导人及农业部部长,下至我等小民。为此,也需要平心静气地讨论一下:转基因到底该不该该标示;没有充分满足公众知情权是否就意味着转基因存在着猫腻;塞拉利尼反转基因的研究到底在哪些方面让大批科学家难以接受,以及最重要的——普通读者如何基于科学常识来判断转基因的科学问题。


一、转基因的公众接受性难题:透明度、心理恐慌与经济利益

由于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官方的介入,黄金大米现在在中国变得更加为人熟知。这种大米是科学家为了治疗那些吃不起肉、也没有能力获得维生素胶囊的穷人(也包括中国的农民)的维生素A缺乏症专门开发的。通过转基因的方法,科学家将维生素A合成的前体——β-胡萝卜素的基因导入了水稻,这些基因的产物能够在稻米的主要食用部分胚乳中富集,从而使大米带有胡萝卜素的金黄色,故被人们称作“黄金大米”。

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是目前国际上黄金大米的主要研发单位。为了支持让黄金大米能更好地造福穷人,所有“黄金大米”涉及专利的所有者都宣布了放弃其专利权,这样“黄金大米”将无偿地提供发展中国家农民使用。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主持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支持下,产品的人体营养学功能试验已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以符合科学伦理为前提,在美国等国家的志愿者身上进行了实验。


既然黄金大米是个好东西,那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根据中国卫生部事后对此事件的调查,进行实验的中美科学家的确有违科研伦理,实验方案没有及时交由伦理委员会审核,对参与实验的儿童及其家长没有做到充分的告知义务。而质疑转基因的国人就会问上一句:既然黄金大米是个好东西,那么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本文在此处无意替违规的科学家辩护,毫无疑问,他们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但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并不意味着黄金大米或转基因的产品就有问题。焦点在于,当转基因已经被妖魔化时,回避转基因的信息并非是因为操作者知道转基因产品有问题所以要偷偷摸摸,而是因为标示转基因会带来恐慌。

其实,这正是美国采取转基因自愿标示制度的原因。在美国,不仅转基因产品自愿标示,还禁止通过标示自己是非转基因产品从而误导消费者的所谓歧视性标示行为。

由于黄金大米事件的操作单位确实有过失,科学家实名出来为黄金大米辩护的也相对稀少,政府有关部门更是不愿意因此背上舆论压力。所以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中国官方机构完全没有提及“黄金大米根据现有研究已经证明是安全的” 或 “已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其安全性并不比常规作物低” 这种科学界普遍认可的信息。实际上,这给了并不知情的人们进一步妖魔化转基因的理由。

不要小看这种妖魔化,也不要认为它与处理该事件的科研程序的主管部门无关。妖魔化会给当事人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黄金大米事件最终处理结果公布后不久,就有家长反映食用过黄金大米的儿童出现各种身体不适症状,部分媒体和反转基因人士就此认定黄金大米有问题。而我们知道,心理因素完全有可能造成人们觉察和强化某种不适的感觉。

黄金大米是否造成了实验食用者的 “副作用”,这需要科学的实验和诊疗来排除包括心理反应等各种其他干扰因素来确定相关性。不论是这项研究工作,还是消除受试者的心理恐慌,这都是政府主管部门不容推卸的责任。


37号提案:转基因到底该不该强制标示?

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家们在做黄金大米食用实验时的处境与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者面对的情况很类似,他们都需要妥善处理公众接受性这一问题,只不过后者涉及的经济利益要大得多。这正是美国加州在进行 37号提案表决时的情形。

加州 37号提案由有机食品生产者推动,旨在让部分特例除外的所有在加州生产和销售的转基因制品都得以标示。提案的发起者声称,全世界已经有40多个国家都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强制标示,因为消费者在消费转基因食品时具有知情权。

美国自1996 年大规模销售转基因食品以来,一直按照 FDA 的规定,不对转基因食品和作物进行强制标识。FDA 认为,检验食品安全性的关键要素在于产品本身而非生产方法,没有科学证据显示转基因产品在营养、安全、存储等各个方面与常规食品不同,按照美国当前的食品法规定,对产品的生产方式进行标识就是没有必要的。对转基因进行强制标示会导致消费者担忧其安全性而不敢消费转基因,也就是说,对转基因强制标示会导致对其的歧视。

围绕着是否标示转基因,在加州,赞成与反对的双方展开了民意争夺战。最终,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加州37号提案于2012年11月6日被否决,赞成票为 4285787,占47%;反对票为 4845291,占53% [2] 。

在支持转基因的人看来,这是科学与理性的胜利;而在反对转基因的人看来,这是金钱的胜利,因为反对方得到的资助(主要来自农业生物技术公司),数额要比支持方得到的(主要来自有机农业产业)多几倍。反转人士声称,37号提案的反对者能投放更多的广告,“强奸了民意”。

其实说加州的有关转基因标示的公投是 “强奸了民意”,这真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因为从去年底到最近,美国已经有20个州的议会在讨论有关标示转基因的法律提案,但这些提案无一获得通过。美国也有至少16万人(截止于2012年3月的数字)签名要求联邦政府像欧洲和中国那样强制标示转基因,但主管此事的 FDA 并没有支持请愿者的诉求,理由是科学证据不足及现有证据支持转基因是安全的。

毋庸讳言,包括加州 37号提案在内、美国各地多次要求标示转基因的运动,背后也都有有机农业生产商的支持。部分原因是美国有机农业的发展一直不尽人意。据美国农业部的数字,尽管有机农业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到 2008 年,仍然只有 0.51% 的美国耕地用于有机农业生产。有机作物中,除了通过有机农业方式生产的红薯(其产量超过了采用包含转基因在内的各种现代技术的常规农业),其他大部分亩产量都在常规农业的 60% 以下。在美国市场上,有机农产品经常比包含转基因的普通农产品贵上两三倍。

如果有机农业生产商能推动在美国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对转基因进行强制标示,必然会影响到全国的市场,而部分消费者出于对转基因的顾虑,则会转而选择昂贵的有机食品。

对转基因生产者而言,这种标示有可能带来很大经济损失。正因为如此,反对 37号提案的一方得到了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大力支持。各大转基因公司都进行了公开捐助,捐助额达到了4000 多万美元。而赞成提案的一方则只收获了800多万美元。

反对提案的一方确实大打广告攻势,正如美国大选期间,总统候选人也会在广告中烧掉绝大多数经费一样。反对提案的一方除了传播不需要强制标示转基因这一美国科学界的共识之外,还计算了如果强制标示转基因,将会在产品的生产、包装、存储、运输等各个环节增加成本,最后这些成本都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正像有机农业的较高生产成本,最终会转换成较高的价格一样。

在投票前夕,代表美国科学共同体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发表了关于转基因食品标签的声明 [3] 。声明指出,现在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性实验才获得批准,至今没有任何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这些已经获得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比其他食品具有更大的风险;如果强制标识,将可能导致消费者误认为转基因食品有害。

最终,强制标示转基因的提案在加州被否决,这意味着今后在美国销售转基因食品可以继续不用强制标识。

金钱收买了民意?

像其他反对转基因的声音遭到驳斥时一样,强制标示转基因的 37号提案在加州被否决后,互联网上充满了对“金钱强奸民意” 或“利益集团收买科学”的指责。

但如前所述,支持与赞成 37号提案的双方都代表了特定的经济利益。没有理由认为花钱多的一方就一定比钱少的一方理亏,何况,钱多的一方背后还站着 FDA 与 AAAS 等权威监管机构与科学组织。

而认为支持转基因、反对强制标示的一方钱多就 “强奸了民意”,这种看法更是完全低估了普通消费者或选民的智商。假如加州的选民认可转基因是不安全的,仅仅是因为怕多花标示造成的额外支出而选择反对 37号提案,那不就等于说,加州百姓明确承认自己命贱,为了节约一点钱而甘愿让自己吃下转基因 “毒食” 么?

实际情况是,加州百姓的智商没有那么低。他们大多数人选择投票反对标示转基因,是因为像在美国其他地方一样,普通百姓相信政府和科学界对转基因安全性的权威结论。因为转基因是安全的,何必一定要标示,何况标示还要多花钱?



二、用理性与常识判断转基因的争论

关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人们,对法国卡昂大学(University of Caen)的教授塞拉利尼(Gilles-Eric Séralini [1] )不会陌生,因为他过去就有多项针对转基因安全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每次都会成为热点——既是一些环保组织怀疑转基因的证据,也是大多数科学家质疑的焦点。


对塞拉利尼的关注

用科学检索工具Web of Science查阅塞拉利尼的文章,会发现其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研究引用率远高于其此前的肿瘤研究。但如果打开这些引用塞教授研究的文章,我们又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是质疑其研究成果的。但另一方面,塞教授有关转基因毒性的综述或评论文章则引用者甚微。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学术界总体上并不认可其研究。

塞教授这次引发广泛关注和辩论的研究——大鼠长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农达玉米会致癌——也是引用率的“明星”。论文在2012年9月19日发表,至12月25日,谷歌学术显示的引用率已经高达19次,而Web of Science显示为3次,这一差别主要是因为Web of Science是基于大名鼎鼎的SCI系统,其收录的都是质量相对较好的期刊。

Web of Science的3次引用,并没有包括发表塞教授研究的《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刊登的读者来信。

检索该杂志,其11月刊上就发表了不下20篇针对该文的读者来信 [1] ,全部为质疑其研究内容的。而Web of Science收录的三篇引用塞教授的文章,分别发表于Nature [2] 、环境健康展望(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3]和冰岛医学期刊 Laeknabladid [4] ,这三篇文章也皆为对该文的质疑与批评。

基于对塞教授研究样本量不充分、喂养数据缺乏、统计不尽合理等理由,负责为欧盟决策者提供食品安全决策科学依据的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分别于10月4日和11月28日发表了初步和终审意见,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其研究结论。

但这一结论也并非毫无争议。一封由主要来自欧洲的多位知名学者(包括多名人文学者、部分生物学家,但没有毒理学家和遗传学家)签名的公开信指出,包括美国的 FDA(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和 EPA(国家环境保护局)以及欧盟的 EFSA(欧洲食品安全局)在内的食品安全和环境监管机构,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监管上负有罪责(culpability) [5] 。 另一方面,欧洲的不少政治家也认为欧洲食品安全局的结论草率,一些欧洲议会议员声称要召集双方当事人对质。欧洲食品安全局则否定了政治家们的指控。


解读塞教授的研究

上面对塞教授引起轩然大波的论文发表后事态做了简要勾勒。无可否认,不论其研究如何受到主流科学界的质疑,也不论这一研究最终是否会被《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撤稿 [6],或者其结论是否真的具有颠覆性质,其在转基因食品的毒理学研究史上都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也有必要来具体看一看文章的主要结论及其面临的主要质疑与争议。同时,虽然已经有不少媒体和专栏文章对此进行了报道,但在发表过塞教授原始论文后,《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在11月份又发表了他对主要争议的回应。在国内,不论是质疑这一研究者,还是欢呼此研究为转基因“毒食”盖棺定论的反转人士,都没有注意到这一回应。

按照塞教授课题组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发表的论文的说法,这是针对转基因食物长期毒性的第一次时间长达2年的研究,而此前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这类实验只需要90天。在这一研究中,课题组共喂养了200只医学实验常用的斯-窦氏大白鼠,雌雄各占一半。这200只大鼠被分成了20个组,每组10只。每个性别中包括1个对照组和9个不同的实验组,实验组中的白鼠被喂食3种饲料,分别是抗农达农药(即草甘磷)的转基因玉米、农达农药或者二者的混合。

该实验中使用的抗草甘膦除草剂的 NK603 转基因玉米由孟山都公司开发,是欧盟批准种植的为数不多的几种转基因作物之一。有了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品种,农民就可以大量使用除草剂,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减少了除草的人力投入。

经过两年的喂养后,课题组得出结论说,食用转基因饲料和食用含有草甘膦农药饲料,导致大鼠出现了显著的 健康问题,包括生长出肿瘤。

塞教授研究发表后,最初的质疑来自其选择的鼠种以及样本量太少——斯-窦氏大白鼠容易患上癌症,而且老鼠喂养了两年,鼠龄本来就到了该得癌症的时候。对于这个说法,中国的“挺塞派” 表示不屑。按照他们的说法,在有对照组的情况下,如果能证明食用转基因的实验组比不食用转基因的对照组更容易得癌症,这不是更能说明“转基因致癌”吗?

这个说法,与塞教授于11月12日在《食品与化学毒理学》上发表的对批评意见的答复一致。后者说:“该鼠种随着年龄增长自发患上肿瘤的事实并不会让本实验设计无效,因为我们看的是在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患肿瘤的时段、年龄、数量和严重程度之间的差别。” [7]

对于样本量太小、不足以推算出其结论的批评,塞教授的回答是标准的90天转基因毒理实验用的就是每组10只,而且这一用量也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标准毒理学实验规范。此外,在这篇书面回答中,塞教授的课题组也答复了就其研究资质、统计方法、发布数据等方面的质疑。在应对包括中国《南方周末》在内的媒体问题时,塞教授还否认了自己的研究资助完全来自反对转基因阵营。


盖棺定论

尽管塞教授课题组的书面回答显得比较严谨,但欧洲食品安全局最终仍然在11月28日发表了最终评估结论 [8],即其结论不能被其数据支持。

实际上,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6个欧盟成员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都得出了这一结论。欧洲食品安全局的最终结论是在总结其6个成员国结论的基础上,考虑了11月12日塞教授的书面答复后做出的。

欧洲食品安全局的结论包括,对于这一实验而言:①鼠种存在问题;②样本量太少,每种性别只设置9个实验组和1个对照组这种做法缺乏可信性;③塞教授公布的资料有限,特别是有关实验鼠的喂养细节不得而知(言下之意就是喂养方式不同也可能导致结果不同)且塞教授在论文发表后没有应要求提供这些数据;④塞教授的统计方法有问题;⑤统计过程中一些数据欠缺。

而塞教授的统计方法,也是《食品与化学毒理学》发表的书面质疑中遭到批评和驳斥最多的。一个来自法国的评论指出该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9] 。 另一个来自俄罗斯科学院的批评则认为,该研究不能呈现出转基因食用量与肿瘤发生之间的关系;而且该研究报告说课题组分析了30种器官,但只报告了几种器官的数据,其他器官差异则不得而知 [10] 。来自意大利米兰大学的一个评论还指出,塞教授的研究没有考虑玉米仁可能遭受真菌感染的情况,而真菌感染足以让受试动物发展出各种疾病。虽然在这一研究中对照组大鼠和实验组大鼠食用的玉米来自同一块地,只相距200米,但这200米的距离足以造成玉米仁被真菌感染与否的差别 [11] 。

此外,欧洲生物技术联盟的调查则表明,多名记者事先得到了塞教授的论文和新闻稿,其前提是承诺不能将该研究内容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12] 。

事先发布重要研究成果给新闻界,但新闻界不能提前报道称之为限时禁发(embargo)制度,这本来是科学新闻的惯例。但问题在于塞教授要求的不能透漏给第三方这一并非科学新闻惯例的做法,就使得记者完全无法提前获得对此研究的批评意见。而蹊跷的是,就在该论文发表的同时,塞教授也开通了一个发布该研究信息的网站,并发布了一部主要基于该研究结论的专著。显然,不论研究本身如何,这些做法都表明,塞教授是卯足了劲准备狠狠地炒作一把。

但塞教授毕竟还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在面对为数众多的质疑时,他在应答质疑的同时,也免不了说出些实在话。在书面应答文章中,塞教授等人并没有回应其统计方法不足的问题,而且承认其论文所用的统计方法对肿瘤发生的分析不足以得出食用转基因的大鼠会致死的结论。这显然与其最初发表时一口咬定转基因饲料是实验组大鼠致死原因的说法不一致。


理性态度与研究价值

实际上,只要秉承了足够的理性态度,即便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读者仍然可以做出比较合理的推断。例如,塞教授声称,在有对照组的情况下,选用易患癌的斯-窦氏大鼠种类其实更能说明食用了转基因的实验组大鼠是否更容易患癌。
实验鼠种的选择

这一说法在未知实验结果的情况下,应该说相当有理。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实验组肯定更容易患癌,那选用易患癌的鼠种就更有优势,因为总有各种办法来采取特殊手段或选择特定数据或采用专门的统计方式去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在患癌情况上的不同。

说得再通俗一点,如果选用不容易患癌的鼠种,不论实验组还是对照组,我们都不能保证其一定得上癌症;但如果选用容易患癌的鼠种,那在实验组和对照组都患上癌症的情况下,剩下的就是如何在数据上做选择来解释哪个患癌率更高的问题了。这正如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亚科学博主所写,“很显然,(塞拉利尼等人)这篇论文有一个预设的议题。” [13]

但人们会问,标准的毒理学实验不是也经常选用易患癌的斯-窦氏大鼠么?我们在此处可以试着先抛弃特定的专业知识,用自己的理性与逻辑来理解这一问题。为什么要找一个容易患癌的实验鼠呢?因为很多致癌毒理学实验要验证的具有潜在致癌作用的物质有效含量极低,不容易患癌的鼠种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人们要验证目标物是否有致癌作用的目的。为此,我们就需要敏感一点的容易患癌的动物,从而通过控制动物暴露或接触条件来验证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

但对于已经有大量毒理学实验表明其没有致癌作用的某种物质,如果要验证其在新的条件下(如食用两年转基因饲料)是否致癌,就应该反过来,找不容易患癌的实验动物品种。只有这样,实验组动物通过接触目标物质患上癌症才更能说明问题。
样本量不足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于说明样本量,充分运用我们的理性思维,不需要讨论复杂的统计学差异,就可以理解此处的本质。

本文前面已经讲过,面对指责,塞教授表示,每组 10 只的样本量符合了OECD的规范,也与以往的转基因毒理学研究一致。实际上,以往每组实验动物较少,是因为学界普遍认为转基因没有毒性,相对少量的样本就够用了——在普遍相信没有毒性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毒性,样本量不用多就很能说明问题。

而在验证斯-窦氏大鼠食用转基因致癌与否的研究中,既然知道斯-窦氏大鼠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会患上癌症的几率极大,那就需要尽可能多的样本量(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评估中,一些专家认为实验动物应该达到每组 50 只才能有效地显示出统计差异),才能鉴别出各种不同的致癌原因,并在实验的目标物质(转基因饲料)与结果之间找出一一对应的相关性。

正因为如此,科学家与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才以样本量不足作为否定塞教授研究结论的原因之一。
塞教授研究的价值

拥戴塞教授的反转人士可能会愤怒地指出,质疑该研究的科学家都是被转基因产业收买了。但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IOCU)一向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己任,IOCU的转基因专家迈克尔•汉森(Michael Hansen)也表示,每组10只的样本量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14] 。

然而,汉森也肯定了塞教授这项研究的积极之处,那就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时间长达2年的转基因毒理学实验。我们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实验来验证转基因是否具有长期毒性。

此前,主流科学界普遍认为,大鼠的90天毒理学实验对于了解转基因是否有亚慢性毒性已经足够,这是从实验鼠的生理结构与人体进行类比这一毒理学的基本原则得出的结论。

尽管如此,既然塞教授课题组进行的两年大鼠喂养实验为转基因毒理学提出了新的问号,那就有必要加强这一类更长期的研究,即便单从打消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忧虑这一目的出发,进行更长期的毒理学检测与观察也是值得的——对于转基因毒理学研究而言,安抚公众的重要性,其实一直都不弱于科学发展本身的需求。



内容注释:

[1] 参见《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网站的 相关目录

[2] Houllier, Francois. Bring more rigour to GM research. Nature, Nov 15 2012.

[3] Nicole, Wendee. A Closer Look at GE Corn Findings.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Nov 2012.

[4] Magnusson, Magnus Karl.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 threat to health?. Laeknabladid, Nov 2012.

[5] “塞拉利尼与科学:一封公开信”

[6] 该杂志在其首页上发表了期刊声明,表示认识到针对塞教授文章的各种质疑并将认真考虑这些批评,也会复核该文的同行评议过程,但并没有提及打算撤稿。 参见这里

[7] Séralini, G.-E., et al. (2012b) Answers to critics: Why there is a long term toxicity due to NK603 Roundup-toler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and to a Roundup herbicide. Food Chem. Toxicol. 12 November 2012.

[8] 欧洲食品安全局(2012)有关塞拉利尼等研究的最终评价. EFSA Journal 2012;10(11):2986.

[9] Ollivier, L. (2012)Letter to the editor-- A Comment on“Séralini, G.-E., et al., Long term toxicity of a Roundup herbicide and a Roundup-toler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November 7, 2012

[10] Panchin, A. (2012) Toxicity of roundup-toler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is not supported by statistical tests.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Available online 7 November 2012

[11] Pilu, R. (2012) Letter to the editor. Food Chem. Toxicol. (2012),'' November 7, 2012.

[12] David Tribe (2012) Letter to the editor.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Available online 6 November 2012.

[13] Moth (2012) Is Increased Rigor Really Go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isinformation. New Antropocene Blog.

[14] Tom Philpott (2012) Does GMO Corn Really Cause Tumors in Rats? Mother Jones. 21 Sept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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