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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帖]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国学大师陈寅恪简介 [纪念一位老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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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帖]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国学大师陈寅恪简介 [纪念一位老海龟]   
Diamondh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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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中将

头衔: 海归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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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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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转帖]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国学大师陈寅恪简介 [纪念一位老海龟] (1633 reads)      时间: 2011-4-18 周一, 23:29   

作者:Diamondhorse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2009-07-29 14:15:4Cool 新浪博客

ZT者按: 手头有两卷本“周易”,是上海涵芬楼所翻印宋刊本。我在哪一年买的已经记不起。估计是在文革末期,从上海古籍书店买的。那时,古籍书店还在福州路的北边,现在古书店已经搬到南边,在吴宫酒店旁边。因为喜欢读点易经,不同版本的都收过一点。但这一套易经的封面及打开后正文第一页都有陈寅恪先生的印章。估计是陈先生早年在上海时买的。 如果是后来,他在文革中所受的遭遇,估计这两本书不会从广州再流传到上海的。也许早就在广州的废品回收站送造纸厂打纸浆了。看到陈先生的藏书印,故而又从网上查到陈先生的简介。介绍在此,也算是对一位老海龟的纪念。

*** *** *** ***

(一)没有文凭的教授

提起陈寅恪(注:陈寅恪的“恪”,用在名字上不读Kè,而应读quó,因《现代汉语词典》并无quó的注音,故读作Kè“克”也无妨),现在的年青人多不知其为何人。他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当时中国在世界上遐迩闻名的极少数几个数得着的国学大师之一,是中国惟一祖孙三代4人上了辞海的人。(编者按: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近代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出了许多大师级学者,但在当时闻名世界的数得着的国学大师主要有: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吴宓、胡适、梁实秋等数人而已)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义宁州(今江西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三公子。夫人唐筼(yun),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他们在清华园相识,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祖父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清未维新派。一生从政,为强国办团练,游幕府,受到了曾国藩的提拔,最后做到了湖南巡抚。他认为新政是富国强兵的有效措施,于是在湖南奋力推行,振兴实业,开辟航运,引进机器制造,另设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等,开展教育文化事业,创办《湘学报》。以变法开风气为己任,湖南风气一时为之大变。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宝箴父子都受到严惩,革职永不叙用。

父亲陈三立(1852-1937),字伯严,近代诗人。官吏部主事,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晚清四公子。因参加戊戌变法被革职。此后,他历经所谓推行新政,所谓勤王,袁世凯搞的所谓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洪宪丑剧,军阀混战,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日寇入侵,终其一生,没有再从政。但是,他却绝非出世,绝非退隐,他一刻也没有忘怀中国人民的疾苦。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正在北京,忧愤成疾。8月8日,日寇入城,老人已届耄耋之年,拒不进食,拒不服药,终于以身殉国。

兄陈衡恪(1876-1923),字师曾,号槐堂,近代画家。曾携弟陈寅恪东渡日本留学,归国后从事美术教学。善诗文、书法,尤长绘画、篆刻。著有《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苍室印序》等著作。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先后在欧美等国经考试录取,读了10几个博士学位,但一般只读了3个月左右,最多只读了5个月,认为学到了知识,已无须继续耗费时间了,就又去考读另一博士学位,因此,到学成回国都曾未拿到一个学位证书。他的这种特有的求学方式,使其积蓄了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二十几种文字,能够用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撰写论文。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注:巴利Pqli文是古代印度一种语言也叫古印度文,与梵语Sam!skr!ta属于同一语系)。但因为没有文凭,却使他差点与大学导师失之交臂。

1925年,陈寅恪学成回国,这时,正值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陈寅恪也前去应聘,却因一无学位、二无论著遭到清华大学校长的拒绝。后来还是梁启超对校长说:“陈先生的学问远胜于我,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若陈先生不能当教授,就将我的教授头衔让与陈先生好了。”在梁启超、吴宓等大教授的极力举荐下,陈寅恪这才成了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

1926年6月,36岁的陈寅恪就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教授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即有一用巴利文写的重要史料谁也看不懂,便向德、奥、美多名这方面的知名教授求助,均不能解。后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白鸟库吉教授将巴利文原稿寄给陈寅恪请教,陈先生很快将其译成英、日文回复,白鸟库吉教授看后十分满意。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这说明在当时世界上能解巴利文与突厥文的,也许只有陈寅恪一人了。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梁启超、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他常对学生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季羡林:“在众多的获得预流果的学者中,寅恪先生毫无疑问是独领风骚的。他的成就之所以超绝人寰,关键就在这里。” 在《陈寅恪先生全集》中谈到汇印陈寅恪先生论文集缘起时称“寅恪先生的文史学术论著,淹贯中西,当代一人。”陈先生的学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发表的学术论文近百篇,后经修订分别辑入《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专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元白诗笺证稿》(1950)、《柳如是别传》(1965)等。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邀请其赴英作特别讲座。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终未成行,而被香港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

1945年陈寅恪双目失明,其后仍被聘为中央国学研究院院士。

1948年年底,蒋介石从南京分批派了专机来北京,原打算要接300余名教授去台湾,结果只接到70几名教授,在南京转机时,又有一半未去台湾,留在了大陆。这70多名教授中,陈寅恪、胡适、梅胎琦等均在其中,1948年12月15日寅恪一家与胡适一家同机到达南京,第二天寅恪便匆匆赶往上海,住在俞大维之弟俞大纲家中,本打算去英国任教,但终未能成行。后因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博士之邀,任该校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他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在岭南大学任教其间,因双目失明,其学生写好论文念给他听,他听后说:第几段应放到那里,第几页第几段一句应怎么怎么改,改好后一看,竟一点不差。可见其记性惊人之好。

1955年,陈寅恪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二)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陈寅恪在1920年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讲授《尚书》、《古史新证》等课,两年后的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留下的一封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对于王国维的死,顿使海内外学界为之震惊叹息。
王国维长寅恪13岁,且寅恪与王国维共事只有一年,按理非属同代人,但因共同的志向与爱好,交谊极深。王国维的死,使寅恪悲痛万分,他为王国维写下了三篇悼念文章,其中《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全文188字:“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53年,对“史”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玉、剪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尹达等组成,毛泽东钦定陈伯达任主任。当时陈伯达的身份很奇特,他兼任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身为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反要接受他的领导。

1953年10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历史研究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增设三个研究所,委任状已下达:远古史研究所(又称第一所)所长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又称第二所)所长陈寅恪;近代史研究所(又称第三所)所长范文澜。

委任状下达后第一所与第三所的所长均已赴任,时任中古所副所长的向达和侯外庐也已到任,惟有陈寅恪先生不为所动,正所长一职仍对陈寅恪虚位以待。此后,不断有来自北京的政要捎来消息:“国家希望陈先生北返”。陈寅恪也透露常有北客(来自北京的官员)趁来广州之机劝其重返北京。

后来终于有位带有私宜色彩兼高足身份的使者,身揣两封极有份量的信件兴冲冲地来到了岭南大学陈寅恪老师的家中。他就是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篯(jian)。他是一位很可爱,但最终无法逃脱悲剧命运的知识分子。

1916年出生扬州的的汪篯,1931年考入省立扬州中学,1934升入清华大学,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推荐留在西南联大跟随陈寅恪从事研究,与周一良、王永兴、陈庆华等同为陈寅恪的弟子。在两年多时间里,汪篯吃住都在导师家中。据陈寅恪的其他弟子回忆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书稿,而且还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些意见还为陈寅恪接受。在随陈寅恪研习隋唐史的弟子中,他是才华相当出众的一个。陈寅恪成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的学问,他的人品无不打上深深打上了陈寅恪的烙印。一年后汪篯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7年重新回到陈寅恪身边,直到陈先生离开北平时止。

这回汪篯是怀着志在必得的心情上路的。

汪篯也许没有想到,他身上的沉甸甸的两封信和他的“使命”,使他此行爱徒探视恩师的温馨色彩荡然无存。汪篯更没有想到,一别四、五年自己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恩师也发生了变化,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

1950年2月,汪篯在北京大学加入了中共,第二年成为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共高级党校前身)的带职学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了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后半生证明了这一点。从汪篯人生观的改变,证明了毛泽东的见解有过人之处:知识分子经过改造是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汪先生身揣的两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亲笔信,一封是副院长李四光亲笔所写。李四光,著名地质学家,抗战时期在桂林与陈寅恪私交颇深。李四光本为理科大家,与文史无甚关联,但也随沫若函示寅恪,足兄见中科院考虑之深。

这时的汪篯,由于身份的改变,显然用了党员和教育开导的白吻与其恩师陈寅恪谈话,这使恩师颇为反感。他对汪篯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带徒弟也是如此。”

这里要感谢汪篯忠实记录。从汪篯的万言汇报材料上得知,汪先生是1953年11月21日晚将郭、李的亲笔信交给陈寅恪的,次日晨,这天是星期天,陈寅恪即作答复,由唐筼执笔书写,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夺)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陈先生用书面作答明显是要让汪篯带回北京,送到最高领导的案头,以示非空口无凭。

当时陈寅恪的两位女弟子洗玉清和黄萱目睹了这一幕,劝道:“老师,没有必要这样说。”陈寅恪说:我对共产党没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后黄萱问寅恪:“如果北京答应你的条件又怎办?”陈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汪篯用忠实的笔调记录下了每个人的讲话,至今人们仍能感到陈寅恪的话中透着一股怒气。以先生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先生当然明白自己这么做是极大不合时宜的。

当时,先生为何毫不隐晦地提出这两个足以惊世核俗的条件?从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可以看出,主要是冲着郭沫若而来的。

因为郭沫若这时已发表有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来研究历史的高论,故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道:“你(汪篯)要把我的意见不多又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汪篯受到批判。1963年,47岁的汪篯晋升北大历史系教授。

1962年11月9日汪篯回母校——中央高级党校作了《唐太宗》的学术报告,对唐太宗与魏征作了这样的评述:到贞观中年,随着国内形势好转和边疆胜利扩大,唐太宗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政治逐步不如以前开明了,兼听纳谏作风渐渐冲淡,对农民让步的政策不能很好执行,侈靡奢纵作风有所发展。这种变化引起了一部分大臣的强烈反应。贞观十一年,魏征连续上了论时政四疏,反复劝告宗太宗要慎终如始,不要安居忘危,应以亡隋为鉴。

这时的中国,因“大跃进”带来的三年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并有人相食的情形发生。“大跃进劳民伤财,毛主席听不得不同意见”的议论,已经出现,毛泽东的威信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均降到了最底点。这样,汪篯的讲座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陷身于一场政治漩涡。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汪篯先生便受到批判,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6年6月7日,汪先生服下敌敌畏,痛苦地喊道:我不活了啦!家人将他送到医院;抢救无效。6月10日,汪先生离开人世。(在陈寅恪先生之前三年零四个月死亡)

当他的恩师因为史学理论的分歧要将他逐出师门,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时候,汪先生是不后悔的。可是现在,自己认定的真理忽然把自己抛到对立面、列为敌人,他想不通,也无路可退,亦无路可进;他无法象许多人那样推诿于他人或归咎于命运。尤其是当他预感到自己将要面对自己那么挚爱、那么倾注心血的孩子们的围攻的时候,他就做出了尽早离开的抉择。古志士仁人所谓“无所逃命,唯有一死”,汪先生做到了。正应了恩师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碑上写下的话:“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依笔者愚见,汪先生已经以一死证实其为陈门高足;则陈先生对于王国维之死的评语,镌于曾被其逐出师门的汪先生的碑上。汪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Diamondhorse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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