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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事儿，难说！（5）红旗还能打多久？

方鸿渐
[博客]

头衔: 海归上校
声望: 讲师

加入时间: 2006/09/05
文章: 143

海归分: 79271

标题: 国内的事儿，难说！（5）红旗还能打多久？ (3812 reads) 时间: 2009-11-12 周四, 17:10

作者：方鸿渐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国内的事儿，难说！（5）红旗还能打多久？

金唢呐

这个系列原来是应小小衲的要求，写一本关于我和周围人生活的豆腐帐，本来想接着写学校里教学科研的情况，看到老芦说的“三种预测”，决定还是就这事儿侃几句。

按照特首的意思，关于国内的情况，“乱象丛生，危机四伏”我、看客和特首都认为不同程度的存在，老芦的意思是会走向大乱，看客的意思是这些压力会让中国走向光明，具体就是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而我则认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十几年至几十年），像汕尾事件、拉萨骚乱、本钢事件、新疆骚乱之类的小乱会有，像民国期间的那种大乱则不会发生；至于民主法治方面的进展也会有一些，像近年发生的废止《收容遣送办法》，实行《救助管理办法》就是一例，但不会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基本上还是现在这个框架，我等草民，还要继续在国内过这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日子。因为肉确实有的吃，这总是错打、乱打孩子屁股的娘也真该骂。

（一）有限暴力、作用有限

看到看客网友的文章，很受启发。关于文章提出的“有限暴力”我是这么看的。

老芦以前曾经说过当局改革“动力与压力”的问题，这动力就是获取利益，这压力就包括看客提出的“有限暴力”，以及各种维权、上访活动和来自互联网上的抗议。我认为作用会有一些，很多法律的制定甚至都和这些包括“有限暴力”在内的压力有关，但作用有限。就好比本人的百米速度是15秒，如果后边有条白眼狼追着，估计能对付个13秒，但即便弄只来来华南虎威胁我，我也跑不出10秒的成绩来。因为我的腿脚就是这个水平！

举例说，收容法的废止就和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的抗议活动有关。《南方都市报》披露孙志刚事件后，互联网上抗议声浪此起彼伏，“一夜间眼泪洒满了互联网”。网民强烈要求有关部门严惩元凶，公开透明地处理孙志刚事件，形成声势颇大的舆论浪潮。以后八位法学学者提请全国人大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时间不长，就“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算是严惩了元凶，而且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宣布施行多年的收容法废止。这是一次由政府亲自操刀的手术，从破旧到立新，为时不到5天。决策之高效，中国政法大学行政诉讼法专家马怀德称：“它注定会成为中国立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一个极端事件迅速推动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

仔细分析一下这“收容法”，在当今社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一不影响官僚阶层的利益，二不影响经济活动，三不影响社会安定。况且“收容法”就是个“恶法”，“收容遣送”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大饥荒刚刚开始，一部分农民开始背井离乡进城谋生。当时国家户籍制度还相当严格，所以就有了“盲流”（按小品里的说法跟流氓差不多）的提法。后来80年代和90年代，又不断“完善”，其目的都是为维护城市秩序，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无序迁移，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问题。在当今时代执行起来也很困难，成本又大，废除也是早晚的事儿，所以当局也借此机会“顺应民意”，来个华丽转身，显示一下自己是人民的政府。

废除农业税又是一个“有限暴力”的结果。农村为了这点农业税，经常出现“有限暴力”，甚至是群体性的暴力。后来中央出台政策，把这个农业税给免了。在这个问题上，胡温又大捞了一把民意民心。在农村呆过的网友都知道，收这个这个农业税，对政府来讲，真是没啥意思。首先金额非常有限，而且要挨家挨户去收，非常麻烦，成本极高。过去农民老实，会乖乖地交给你。现在个个都是刁民，会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你，或者干脆把脖子一梗，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把当年我党交给农民对付地主老财那一套全使了出来，结果是弄得天怒人怨。当年很多地主富农，很多都是因为年景不好的时候收租子得罪了乡里乡亲，和贫下中农结下了梁子。

当时农村为收这点农业税，县乡镇还要建立庞大的财务机构，并且花钱雇大批痞子来充当打手，正负相抵，中央和地方财政并没占多少便宜。所以既然下面农民的“有限暴力”这么邪乎，干脆免掉，也做个好人。再说，对于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政策扶植，农业都是弱势行业，农民都是弱势群体，也应该给人家把农业税免掉。

但这“有限暴力”，我认为作用也有限，不可抱太大希望。

对于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出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张五常说是因为中国搞了地方竞争，周其仁说是搞了产权，吴思说是改革开放给了老百姓一部分创造财富的自由，秦晖先生则给出了“低人权优势”的解释。就拿这产权改革来说，“有限暴力”就非常邪乎，左派和右派都大肆渲染，给我的感觉是“革命或民主的高潮已经来到”。但这中央计划体制运行成本太高，而且僵化，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最后不管工人怎么闹还是要把私人产权请回来。而且必须给厂长书记一些好处，这转制才能完成。所以对于各地的“有限暴力”，中央也只是做做样子，再不就搞点补贴、政策倾斜之类的安抚，绝不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再比如腐败问题，在目前这个制度框架下，完全无解。再怎么搞“有限暴力”也没用。现在反腐实际上是权力斗争的武器，是当朝官员收拾前任留下官员的手段。要真正的反腐，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反腐败靠的是权力和/或监督，而且这种权力和/或监督必须掌握在“疏远而又不与同其利”的人手里，也就是监督惩治腐败必须在体制外。体制内的公检法、纪委和反贪局，再怎么“不断完善”，作用也很有限。我前文说的三种方法都不能用，谁还能有什么新招？愿闻其详。

反腐败不是谁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如果我党领袖有当今卡斯特罗兄弟、金二或者过去皇帝、毛泽东那么大的权力，也可能还可以。但现在问题是，胡温上台，一要靠拍上边的马屁，二要讨好下级，而且还要能代表最广大官员的根本利益，否则就上不了台，哪还有什么可能去得罪和对抗那么强大的官僚集团，这就是所谓权力递减的结果。所以，古巴卡兄传给卡弟，朝鲜老金传给小金，至少避免了“权力递减”这个问题，保证了小金想收拾谁都可以下手。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国家搞个人崇拜是非常必要的，与第一代领导人保持血缘关系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在当今朝鲜，金日成就是神，小金至少也是个半仙，谁要是挑战小金的权威恐怕朝鲜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如果当年毛泽东立下遗嘱，明确毛岸英接班，老邓恐怕就不会像拿掉华国锋那么轻松了。所以，有网友说韩战最大的收获就是解决了毛二，避免了中国在老毛离开后出现今日朝鲜的局面，不是没有道理。

至于看客网友所说全民腐败是表象，我也不完全同意。制度和体制当然是主要因素，可以这么讲，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在中国完全是半合法化，半公开化的东西。我赞成沙叶新先生的这个说法，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但中国目前腐败到了如此程度，也不能说跟国民素质完全无关。好像老芦也说过这个问题，贪腐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所以，贪污还有个民族文化传统、道德的问题。西方人“反腐败”，并不只是因为国家财产受到了损失，也不只是因为自己的劳动所得被他人无偿占有，个人损失了什么。也多少有追求公平、伸张正义的因素在里面。而由于国人天性使然，人们对于各种不平等的现象习以为常，浑浑噩噩、难得糊涂是国人理想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生活状态。西方国家即使是在没有现代政治制度的时代，贪污虽然也有，但远不像咱们这么邪乎。仅从历代广为传颂的包青天就可以反证这个历史事实。光是京剧就有个系列，叫“包公戏”（和“三国戏”、“水浒戏”并列），常演常新，历代不衰，这好像在西方国家戏剧中并不多见。今天之所以贪污数额和人数屡创世界纪录，不能说完全与国民的道德水准无关。

过去毛时代政治高压，使人们不敢贪污，再加上计划经济，经济活动少，接触钱物的机会也少，即使没有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和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干部贪污数额也有限，哪怕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还是这样。记得当年陈希同贪污腐败的文件记载，中纪委倾巢出动，耗时半年多，最后只从办公室抽屉里找出几块外宾送的金银饰品、手表、照相机，好像还有唐三彩什么的，最后都折成了最高价，才五十多万。公审陈希同电视我也看了，最重的一项罪名就是在他的办公室橱柜发现（而不是家中搜出）一块手表，法官问：“为何不上交。”陈希同回答:“忘了。”由此受贿罪名成立。按现在的标准，绝对是人民的好市长，新时代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陈市长，你在哪里，北京人民想念您）。所以毛左们说是市场经济导致了腐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过准确说，应该是在极权体制下，市场经济导致了目前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腐败。想想看，假如不搞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多党执政这一套，反腐败怎么个反法？

暴力革命与政治改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主要需要的是勇气，拿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来，打倒砸烂便是，后者勇气倒是其次，更需要智慧。而这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据说中国现在又有了“新右翼”，而且有工商界人士和企业家的参与，我拭目以待，看能拿出什么“推进民主进程”的办法来。

作者：方鸿渐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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