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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风入松书店：人，诗意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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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风入松书店：人，诗意的栖居

SmilyHahahaha

头衔: 海归上校
声望: 博导
性别: 性别:男

加入时间: 2009/05/25
文章: 878

海归分: 69657

标题: [ZT]风入松书店：人，诗意的栖居 (1749 reads) 时间: 2009-8-30 周日, 14:30

作者：SmilyHahahaha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风入松书店：人，诗意的栖居
吴浩

风入松书店

在时间中消逝的历史，在岁月中更迭的现在，它们往往要在文字上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此，有一位读书人在自己的小屋中用重墨写下了两个大字：惊艳。这是对往事回眸时的一种震颤，或者说，当他在文字中发现了和自己的存在相关的秘密的时候，他惊讶于他身后的世界，惊讶于眼前的世界。这就是书对一个读书人的力量。

在另外一个读书人的家里，我发现了这样一幅字：宁静致远。这是一幅再普通不过的题字。不禁让我想到这样一句话：诺大的一个中国，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就是一种心境，止水般的读书人和浪潮般的读书人的心境。

在书和人之间的那种隐秘恰如在眼睛和世界之间的隐秘一样。在此岸和彼岸之间，作为发现者和搜寻者的人，一生只是重复着一件事，那就是寻觅和追问。

一、地下室手记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笔下，人类的灵魂是上帝和魔鬼斗争的场所。为此，在一个虚构的地下室，陀斯妥耶夫斯基写下了许多无法回避的质疑和感慨：“上帝啊，在这些幻想中，躲在‘一切美好而崇高的事物’中，我曾体验过多少爱，多少爱啊。”如今，在北京大学的南门，同样有一个地下室，不过在这里，一切美好而崇高的事物并非出现在幻想当中，而是出现在活生生的现实之中，这就是风人松书店一家享誉京城的学人书店。如果陀斯妥耶夫斯基再世，他一定会再说一遍：在这个地下室，我宁愿再活四十年。

风入松书店成立于1995年10月，或许有很多人不知道它原来只是非常小的一个书店。但是从北大的小南门进进出出的学子一定还有印象。在10月，有一家小书店静悄悄的在小南门边上开张了。那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场所。透过洁净的玻璃可以看见从天花板一直垂下来的书籍。偶尔，会有一些哲学系的先生在书店旁边的一个小茶几上喝茶聊天。这是风入松最初的田园诗般的时光。日后，风入松创办者之一的王炜先生说道，那时，我们只想办一个精品书店，只想有一个属于学人同仁共有的一个小小的空音。用读书人常用的一句话来说：有此，足矣!然而在三个月之后，风入松向东移了两百米。仅仅是在一夜之间，风入松就从一个40多平米的书房变成了书的海洋——足足有860平方米。或许，人们已经没法用这么古老的词汇来形容这么广大的空音，所以就开始有人戏称之为风入松超市，此之后，在北大的学子当中，就不断有人呼朋唤友，名之曰：逛超市去。这是一个契机。在1995年的秋天，不会有太多的人预料到学人书店会成为京城又一道风景。今天，重新回头去看一看这两百米的距离，你不得不承认这是决定性的。

在北大推倒的南墙上，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群。喧哗、繁忙、拥挤的街道，同样喧哗、繁忙、拥挤的人流。一个北大的学生说道：在这条街上，只有两个安静的地方，一个是北大的南门，一个就是风入松世大的招牌。对于1996年的京城来说，后者是一个“致命”的诱惑。

风入松这个名字乍一听，有点怪怪的。有一个朋友在知道这个名字之后，一口咬定这个名字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出现过，只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词牌名。唐代诗僧皎然曾写《风入松》歌，以此得名。不过用这个词牌写词的文人不多。所以至今几乎没有人知道了。不过清风入松，对于读书人来说倒是有一些闻弦歌而知雅意的感觉。一位从福建来的北大校友说出了这其中的奥妙：店名虽然雅致怪异，却丝毫不影响它的广告作用。可见货真价实是第一位的。

走入风入松，第一眼看见提门廊两边的油画，不多，但是总给人一种绿绿的感觉。尤其是一些风景画似乎还可以传出树木的香味。这和风入松特意选择的铺地砖有关。绿色象征着一种生机。在风入松这种生机是不用触摸的，似乎闻一闻就可以感觉得到。门楣上是海德格尔喜欢的一句名言：“人，诗意地栖居”。这句话的选择也是有一番来历的。风入松从开张之始就有一个别名：教授书店。这是因为书店的创办者都是教授和学者。现在的董事长王炜先生的专业就是西方哲学。他从自己欣赏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启用了这样一句在北大流传已久的名言。不用赘言，这自然是对读书的一种心境的体悟和共鸣。相比之下，京城另外一家书店的 “智慧在此隐藏”就有一些过于直白了。

诺大的店堂颇有久违了的书生意气之感。里面来来往往的是诸多的学人。去风入松久了，可以清楚的从他们的读书和选书的姿势上辨别他们的年龄或身份。在书架边上坐着看的大多是年轻的学子，这里是他们的又一个图书馆。在书架边站着看的多半是中年学人，他们犹如站在自己家里的书架边，随意地翻阅。偶尔有推着小国过来的人是外地慕名而来的学人，由于时间的关系，他们通常一口气买下上百本图书。风入松给人的信任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些远地而来的学者通常只是看一下书名就决定买或者不买。风入松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读者的信任，这是以往的很多书店所办不到的。

寻书、看书对于读书人来说应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但是风入松的两万多种图书有时会让人“望而却步”。在1997年，书市的风起云涌使得风入松加大了自己的经营范围，这使得书的种类有增无减。去逛风入松除非是有备而来，否则，挑书、找书可真是一件体务活。为此，风入松在书海之中飘来的一缕缕茶香对于读书人来说就显得格外亲切而且温暖了。在书店的东北角，有四五张茶桌。在这里，学人可以像阅读各个时代的思想一样，品尝来自各地的名茶。在书架边上设置茶座，在京城的书店里，风入松是第一家。加上添茶的时候，正宗的凤凰三点头更让读书人感到，这个茶座不仅仅是一个装饰。著名的漫画家丁聪观看了在风入松举办的中国茶道茶艺表演之后说道：“喝了一辈子茶，还都是好茶，看了表演才知道，以前的茶都白喝了……”要知道，茶座的总监茗华女士可是专修茶文化的硕士。在茶座中品茗的几乎是人手一册图书。一开始还有一张以书会友的条幅，字很简单，但是非常实在。茶香的悠远在于书香的蔓延，而书香的蔓延在一缕茶香中更见知识的醇厚与清香。

在书架边上也设有一些小的座位。很多学生就在这些座位上看书。在书店里的店员经常会碰见一些熟悉的面孔。这些通常都是北大的学子，他们一过了吃晚饭的时间就来到风入松读书。这里不仅仅有很多的好书，更重要的是，比起图书馆来，这里的时代气息更浓。在风入松，书店的工作人员曾经好几次碰到用菜票买书的学生。对于这些学子来说，书比起一日三餐更为重要。一个来自北京商学院的学生说，学生的消费能力并不强，有些好书实在太贵，买不起，只好在这里看，做一些摘抄。在这里读书，不会遭到白眼，不会有人干涉。或者说，没有被人“盯”着的感觉。一些学者也养成了定期来一趟的习惯，来这里看一看，翻一翻。让学生坐下翻书，有些人似乎不理解。王炜先生自有他的看法：“读书人在读到了一本好书之后，不是读了就完了，拿我自己说吧，有一本好书，我读完之后是一定要买一本的。”这种看法的确说到了读书人的特性上了。有些学生在读完一本好书之后，的确把这些书又买了下来。用他们的话来说，读了那么久，不买都不好意思了。买书 ——确如一些人所说——是个不太一样的经济现象。这就是读书人的心性了。只看不买，也可，开卷有益也是一件功德。风入松为这些人而开，这些人也给了风入松一份丰厚的回报。

不光中国人如此，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也同样感受到了风入松的魅力。书店可以为他们代办找书和邮寄这类比较费力的事，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环境无疑为他们在北京的学习提供了很多的助益。一位来自新加坡的留学生说到风入松时认为，这是一个纯然的书店。用我的话来表述，或许她是想说，这个书店是和知识一样洁净的。

图书是按照种类摆放的。王炜先生在一次谈话中特意提到了他对书的摆放的看法。他觉得对于一个看书、买书、读书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当他一走进书店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一定要是书而不是别的什么。为此他自己特意征询了不少来此买书的学生的意见。到风入松购书的人通常都会有这种印象，一走入书店，立刻就像被书包围了一样，一般不会太注意书店的装修。只有在来过很多趟之后，才会对这个书店的布局有完整的印象。

这就是读书人自己的书店。对于风入松的创业者来说，这本只是二三同仁的理想，如今，这个梦被无数读书人共享。曾子曾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古代儒者的一种心境。如今在风入松的书海茶香中，读书人似乎也可以咏而归了。

除了来此购书的人之外，书店的人员自己也在积累着知识。店员每一周要读一两本书，还要交流读书心得。店员的读书计划不仅仅使得店员自己受益非浅，而且来此购书读书的人也同样成为受益者。笔者曾经亲眼见过一个店员从一个席地而坐的青年身边小心走过，生怕打扰了那位青年的思路和阅读。也许，只有一个读书人才可以理解另外一个读书人读书时的宁静。恐怕也只有读书人才可以维护这份难得的宁静。

在这个书店里，最繁忙然而又是最高兴的，应该是踪影难寻的王炜先生。他曾经说过：“我曾经教书、写书、译书、读书、做书，现在又开书店，只是觉得有意思。”在他人眼里的王炜先生可不是那么有“意思”，记者为了采访他经常要预约许多次。读书人办书店，书要对得起读者还要对得起自己当初的理想，这里不付出巨大的精力和大量的时间是不可能的。风入松的目标简单得让人感觉有点狂妄：读者购买学术书，能想到风入松，并在风入松可以买到。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可以看见，风入松正扎实地迈向这个目标。

二、风雨读书人——成功和失败

从1995年的10月到1998年，风入松经过了整整三个看头。从风入松在京城异军突起，到风入松、三联韬奋中心、国林风和万圣四大天王京城逐鹿、京城的书店发生了一场革命。有一个消息声称，商务的汉译名著在京城学术书店的推动之下，已经从赔本赚吆喝变为盈利。京城的读书人也从以往无处买书的尴尬处境中走了出来。这一切意味着知识传播的巨大变化。在这里感受最深的不仅仅是那些视书如命的读书人，那些推动这场革新的学人书店更是在风口浪尖上感受着这个时代的韵律。风入松尤其如此。

1995年的10月，王炜和诸多同仁自集资金，开办的是一个不足40平米的小书店。这家小书店在正式营业之后的火爆势头使得创业者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缅怀过去的情绪。这就是对80年代的一种追忆。他们在起初将风入松办成一个精品式的小书店的设想实际上是和80年代的知识精英思想暗合的。然而在1995年的秋天，这种想法立刻被一种更为广阔的远景所打破。

风入松东进行动可以说是时也，势也!创业者正在思考是否将书店的规模扩大的时候，北大资源楼恰好有一个面积为860平方米的地下室待租。这为风入松成为今天我们熟知的书店提供了一个契机。

王炜先生曾经这样描述这个地下室：这是一个类似于防空洞的建筑。厚厚的水泥，黯淡的光线。第一眼看见这里，无论如何都不会和今天书香满眼的风入松联系在一起。这么大的空间对于一个实力雄厚的商家来说，尚且需要考虑一番，何况对于开书店这样一个被外人看起来文不文、商不商的举措来说，当然就更需要仔细考虑。也许是勇气，也许是准确的判断力在风入松东进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回味王炜先生的一番话之后，真正的原因才真正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以前，我在外哲所开课的时候，我的学生需要用我和一些同仁翻译的书，竟然买不到。有时候，我自己也买不到我自己翻译和编写的书。甚至有时花一个星期天，骑上自行车，在京城里转悠一圈，经常是一本书都买不到。”

对于王炜先生来说，在80年代，他和诸多同仁花费了无数的心血翻译、编写，可是在需要这些成果的时候，竟然用不了，买不到。在一瞬间，我理解了风入松东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理由非常简单，这些人与他们的梦想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接近。近得简直就是触手可及。一个书店，一群知识分子，一群肯担当、能担当、愿意担当的知识分子，一批可以打动灵魂的书。这一切是风入松东进之根源。用王炜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经自己的手传播活生生的文化，比闷头爬格子对我更有吸引力”。正如在历史上我们屡次看见的一样，一个梦变成了一场革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1996年之后的京城，文化氛围之浓是90年代所罕见的。

这样，在1996年，在中国的硅谷中关村突然崛起的风入松开始成为京城知识界的一个话题。“学人书店”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京城掀起了一次波澜。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为其开业剪彩，学坛前辈季羡林先生如此断言：“风入松书店为北大、为学人、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

风入松引起的反响不全是赞誉。1996年对于风入松来说是关键的一年，可否由此发展实现创业者当初的梦想，1996年犹如一场无声的搏杀。尤其是当这些创业者说：办书店首先是一种文化活动，然后才是一种商业活动的时候。有无数的人开始抱着质疑的目光审视这个新生的事物。在图书市场不景气的时候，用每月高达数万元的租金来开办这样的书店，每一天的营业额必须达到15000元左右方可不赔本。对于一个书店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个坚持自己品位的书店来说，15000元是一个在计算之外的数字。

也许是北京的楚山书社、中奥书店的倒闭使得人们在欣喜之余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风入松。一个月，两个月……他们从进入风入松的读者的脸上读出的只有喜悦，他们从风入松的步履中看见的只有坚定。在1996年，人们已经开始看见了在京城丰厚的文化资源中所蕴含的无限商机。这种判断是从风入松逐渐清晰而踏实的前进中得来的。学术书店利用这一特殊的资源不仅站住了脚，同时开始了他们对书业的潜移默化的反影响。

从1995年10月的“温馨小屋”式的小店到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学人书店，从他们自嘲式的玩票的心情到1996年大开大盍的举措，风入松才真正的成为风入松。学人书店自此才开始在规模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风入松也在这场随着奏而起的旋风享誉京城。而在1996年，由《南方周末》和《中国图书商报》评定的1996书业界十大新闻人物，风入松的创办者之一王炜先生是其中风头最劲的一位。《南方周末》对王炜先生的评定切中要害：

高大魁梧的王教授从北大校内走到北大南墙之外，目光从一种学术走向另一种学术——前者是学术研究，后者是学术书店。投资百万，品种2万的“风入松 ”开业已有十月。纯学术图书经营的巨大风险没有降临，王炜本人却被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给包围了。为学术图书开辟绿色通道的崇高理念得到了现实的理想回报，这家民营大型学术书店的效益从一开始就步入佳境。“风入松”的出现为特色书店倡明了特色道路，成为’96图书市场的一个重要现象。

1996年的风入松成为文化界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包含了学术、文化、商业、利润众多的方面。正如《南方周末》所说的，经营学术图书的巨大风险并没有降临。学术和商业的结合在1996年的风入松体现得异常完美，但是恰如1996年底的时候，有一篇报道准确指出的风入松面临的处境：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志得意满和诗意的栖居的红旗能够打多久，这不仅仅是文化界的问题，更是风入松所面临的艰难挑战。这种挑战在风入松进军王府井最后又撤离王府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进军王府井是风入松的又一个大手笔。至少在风风火火的1996年刚刚过去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学人书店的又一次变革。这种心情从学人到风入松的经营者中普遍地存在着。风入松的作风仍然是迅速的，从签约租房到开业，仅不足40天，全店从上到下，整体动员，一个风入松的翻版出现在王府井大街上。开业是成功的，老出版家陈原先生为新店剪彩，学界、文化界、出版界、新闻界各路朋友到场同贺学术文化对商业的挑战。

在风入松进入王府井的时候创意者誓言：要在北京的王府井办一座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的“风入松”分店。要让学术书店走入后风入松时代。

《中国青年报》发出报道，京城最大的一家学术书店挤进了京城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王府井。

《中国文化报》的动态传真这样写到：风入松牛年挺进商业黄金街。

《北京青年报》一位毕业于北大的记者发出战讯：风入松进军京城黄金街。

诸如此类的报道在1997年初略带寒意的春风中刮遍京城。人们似乎在从王府井到美术馆的一条直道上构筑一条文化街。毕竟这里已经有了外文书店、考古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诸多颇具特色的书店。人们期待着风入松的入住。快餐店在外文书店占据了一层之后的那种略带失落的心理也许会由风入松进入王府井之后带来某些快意的补偿。新华书店撤离王府井留下的“权力”真空急需一位实力雄厚的替补者。风入松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迈步走入这条被赞誉为黄金街的繁华地带。

众多的书店集中于王府井一带，并不是一种偶然。庞大的客流量造就了这里无限的商机。这里的文化优势和风入松总店所占有的优势是不一样的。这种优势主要依靠许多文化机构的存在，比如美术馆、首都剧场、新闻出版署、北京市文物局、三联书店、中央美院。风入松在进入这里之前，主要考虑的风险只是黄金街高昂的地价。为此，他们选择了一个离开主街道有一段距离的主楼之后挂起了风入松的招牌文源书店。在计算地价的成本之后，风入松的经营者认为，只要在王府井的分店可以达到总店的百分之七十的销售额就可以维持运转。而只要维持运转，风入松从中获取的品牌效应和文化效应就是不可估量的。为此，风入松依然铿锵说道：进入商业黄金街的风入松，并不因周围强烈的商业气氛所影响而降格以求。然而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关村和商业机构聚集的王府井对于风入松的意义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的。当一个读者在王府井的风入松分店中切实地感受到了诗意地栖居的时候，风入松在王府井的业绩7月份之后开始步履艰难。避开了海淀图书城白热化的竞争，走向相安无事的王府井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明智之举。然而在王府井，风入松面对的是商机之后的商业规则，这一次，风入松除了面对，无处可逃。学人书店是否要向市场妥协?如果是的话，这种妥协要做多大?风入松在王府井的艰苦局面影响到了创业者的又一次思考。1996年风入松掀起的狂飙突进使得风入松很难放下已经形成的特点和观念。或许在海淀在中关村，书生意气不是一块可有可无的招牌，而在王府井，这一切都有待考验。文源书店的经营风格和总店开始有了一些差别。这可以看作是对市场的一种妥协。但是这种妥协的限度是既定的，那就是不能脱离风入松的宗旨。所以这场妥协的结果依然是尴尬的，风入松在王府井的开张被证明了是一次冒进。在风入松的理念当中，学术活动和经营是无法分开的。但是，从经过调整和挑战的风入松的经营来看，风入松的理念应该是：风入松要作为风入松存在着。从1997年开始，学术书店在对市场作出一定的妥协之后，开始了逐渐强劲的施压行动。通过对高品位书籍的经营，对出版界的要求就会进一步的提升。出版者也会逐渐考虑到应该出版什么，出版某些书的价值何在，只有这样，整个书市才可以走向良性循环。

在1998年采访王炜先生的时候，我问起了这件对风入松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的举措。王炜先生坦然承认在1996年的情况之下，风入松的经营者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对于自身能力的估计和对市场的判断都是异常轻松的。这或许就是游泳者的代价。在1997年《新闻出版报》推出的十大策划中的第七条就是“风入松冒进黄金街”。这是事后的批评。而在事前，这样的举措几乎被一片叫好声淹没了。

进军王府井作为风入松的一项决策，在被证明了是重大失误之后，风入松从王府井撤离了。这次撤离有一点壮士断腕的意味。王炜先生在谈到这次撤离的时候，坦然承认当时的心情非常糟糕。当风入松在1998年6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撤离的决定时，新闻界再次作出了强烈的反响。《名牌时报》的质问是有道理的：“不是学术书没有市场，而是王府井缺少读者。难道商业街真的留不住‘书香’吗?”爱知书店的撤离，女子书店的后退，是否表明这条商业的黄金街是书籍的滑铁卢?

对于王府井留守的书店来说，风入松的撤离是一次打击。这意味着书市的低谷将如同王府井由于市政改造而极为泥泞的街道一样需要时间的医治。然而市场不会给他们时间。风入松断腕般的撤离在7月的京城显得坚决而又无奈。

这一次的失败对于风入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1998年书市的激烈竞争当中，风入松需要花费更长的调整期来恢复失败造成的损失。这里风入松的决策者们对自己的长远计划作出了新的部署。在进军王府井之前，风入松希望通过不断复制一些连锁店最后达到占领京城读书市场的一个理想份额。然而在王府井的失败，对风入松的复制计划提出了严重挑战。王炜先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是服务对象的定位出现了差错吗?

是对时机和商机把握的失误吗?

是经营理念的问题还是实际经营能力的问题?

一系列问题在1998年的繁忙中摆到了风入松的面前。必须作出自己的回答，必须作出准确的回答。因为风入松还需要面对下一次挑战。

风入松需要反思，这是从观念到机制的反思，从市场到文化产业的反思，是从1996年的成功到1997年的失败的反思。而这一切需要时间，逐渐激烈的书市竞争并没有给风入松太多的时间。在接受失败的同时，风入松就已经开始开拓新的视野。

思路为何?思在路中砥砺，路在思中延展。

三、反思与建构——学术和经营

风入松的成功和失败，与它的经营理念有着极大的关系。在经过1996年的成功和1997年挫折之后，风入松对自身的观念开始调整。在这些调整当中，风入松展示了一个日益完满的自我形象。

在风入松刚刚开业的时候，有很多业内人士来风入松取经。风入松的店员大概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取经者在风入松宽大的店堂里走来走去时的惊讶表情。一位仔细的检查了所有书架的人找到了王炜先生，他指着一排排书架说：你这里的书有三分之一是死书。死书的意思是指那些没有卖点，根本就卖不动的书。言下之意是风入松冒书业之大不韪!通常人们认为学人办书店容易走入这样一个误区：重在文化的推行，重在事业本身的意义，而对于商机的把握和结果往往不容易重视。正是这个误区使得学术书市场在90年代逐渐萎缩。几家志在于此的书店在90年代初苦苦支撑，处境艰难。学术书是否真的没有市场?关键就是看自己如何采取行动。

相对于几个先行的小型学术书店的蹉跎岁月来说，风入松显然占有一定的后起优势。“能否活下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被诸多先行者解决了。尽管这种解决并不彻底。只要避开那些书店曾经的失误，生存并不构成太大的问题。对于风入松来说，接下来的问题是“能活多久”，这个难题就需要他们在一步步的发展中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或许在1998年的风入松的决策者的心中，还有一个更远的问题，能活得多好?王炜先生的心里显然有一个蓝本，那就是牛津的布莱克威尔书店。

一缕书香在风入松手里渐有燎原的势头。这是一个梦，从80年代留下来的梦。王炜先生清楚地记得在他留学欧洲的时候，散步街头，每隔一个街区都会有一个书店吸引着他。而那些享誉世界的学府更是都拥有一家值得让它骄傲的书店。巴黎、牛津、剑桥、哈佛的书店就是风入松的模本。在那些书店里倘佯是一件何等快意的事!“那就是为学人所开的书店”，王炜如是说。

最初的理念和不变的理念来源于这样一种想法：这是一项文化传播事业，这项事业太有意义了，值得去做。风入松把知识分子易流于清谈的弊病改为踏踏实实的做事，这对于参与编写“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王炜先生来说是另一种境界。或许另外一个来源在他的话中也可以找到一些痕迹。现存的流通体制没有为读者营造一个好的购书和读书环境，许多读书人希求的书被认为是死书是卖不动的书。卖这种书只有依靠读书人自己，是无法假他人之手的。

在1998年的秋天，我采访了王炜先生。言谈中，他的思路非常开阔。对于自己某些成型的想法，他滔滔不绝；对于某些未来的展望，也是条理清晰。在他平静的语调中，或许看不见书生意气；但是沉稳中，你绝对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风雨之后的读书人。有人戏言，王先生对风入松有一种农民对待土地般的热爱。他可以清楚无误告诉每一个采访者，施肥的日子、收获的季节。从一粒谷子的饱满中，王先生看见是未来，是即将到来的秋天。

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在海淀众多商家包围中的文化人，不可能不感受到激烈的竞争。不可能不知道如何才可以求得生存。风入松作为书店是一个文化事业。但是经营书店却是一项纯粹的商业活动。在很多文化人看来，这是一对矛盾，他们无力去解决，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精力和心情去解决这个问题。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只需要通过自己的学术去影响上层社会，并通过这个中介来影响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要想学有所用，学术除了面对人，面对社会的中坚力量之外，别无选择。而在象牙塔中封闭起来的东西可能有时更无法面对时间的淘汰和选择。社会的结构方式和运作方式发生的变化，迫使走上书业前台的风入松去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将文化活动和商业活动从对立的两极转变为相辅相成的二元。

知识分子必须付出妥协的代价吗?即使知识分子付出这种代价，是否就可以获得希望的结果?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之前，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对于风入松这样一个文化产业来说，它的种种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决策者的观念而不是市场的自发调节。王炜先生曾经想申请“专利”——开发白领读书阶层这个想法的专利。

他说道：“当今社会的中坚阶层就是所谓的白领阶层。这个阶层可以预计是非常之大的。他们渴求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产品。在传统社会，老百姓—— 油盐酱醋；知识分子——读书作官。这两个阶层是分离的。如今的社会是反中心化的，是平面化的，大家要遵守公正、平等的法则和法规。我们的知识必须要融入市民社会，而融入的方式只有经济运作的方式。”

在刚刚开业的时候，有些北大的先生不理解王炜的初衷，他们婉言责问王炜：你这是想干什么呀?挣钱?对于先生们的质问，王炜的回答是坦然的。在他身上的颇具理想色彩的使命感便利他最终获得了学人的理解。季羡林老先生就给予了风入松高度的评价。然而在风入松正式运行之后，王炜先生要面临另外一种问题，毕竟王先生仍然在学校内教书育人，依然做着自己的学问。只是在今天，不好的书我们坚决不卖。”说王炜先生是儒商，有些言过其实。从多次的接触和采访中，可以这么说，王先生依然只是一个办书店的文化人，这种本色至今不变。有一点可以作为明证，在《中国青年报》上，有许多风入松书评。这些指点书海的文字没有一篇是风入松用高价买来的，这是同仁对风入松的信任，也是对王炜先生的信任。比起四处找托，拉虎皮竖大旗的商业行为，风入松的做法和他们相关不可以道里计。文化和商业之间的差异或许可以调和，但是二者毕竟有着显然的差别。

作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王炜先生认为，必须要有勇气宣称知识和思想是有价值的。舍此意识，就没法做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风入松的理念中就是坚持了这样一个信念。从它对图书品种的取舍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尤其是人文科学，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教养和灵魂，比起实用知识来说，在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更能为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土地上。比起自称为边缘的知识分子，王炜说道：“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无疑岁有对社会进行良知渗透、人文引导的使命，否则，我们几千年积聚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无以传递。风入松就是希望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写一本书，那是学术，发行十万、二十万，那是传播，我们这里有三万种书可供读书人自由挑选，这个影响会有多大!”

所有这些构成了风入松理念当中的中心成分：学校和文化的价值感。可以说没有这些，风入松就不成其为风入松。但是有了这些是不是就足够了呢?风入松的开张是感觉到了一个广大的市场，在面对这个广大的市场的时候，风入松的装备是否就足以应付随之而来的种种风雨呢?在1997年，风入松的原创者们在观念上发生了两次分歧，这两次分歧的结果就是活动在风入松前台的创业者只剩下了寥寥数人。在这个时候，风入松实际的重心开始从纯粹的人文学术理念转向学术理念与经营理念的结合。

从学术理念和文化理念转向经营理念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风入松分店一大府井的失败。重要的是样两个问题：依然坚持纯粹的学术立场吗?需要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吗?

在王府井的挫折使得王炜先生认识到，纯粹用文人的理想模式去建构市场的生存，在现实中是要碰壁的。现实有时比理想要更坚硬。风入松在1996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发展得一帆风顺。这种成就感妨碍了他们在进军王府井时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在进军王府井之前，风入松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调查，就是这个调查使得风入松的决策者有了入主王府井的想法。

这个报告的原件，在采访时候，我没有看见。但是通过谈话，我大致明白了这个调查的内容。风入松在进入王府井时，恰是新华书店撤出王府蟛一年有余，对于这个空白，还没有一家书店有足够的实力来填补。而且，王府井是外地读书人入京购书时一个必去的地方。风入松从自己的实力考虑觉得有把握办出一个更有特色的书店来。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从客观环境上来看，新东安商场的主体已经构成，并且宣布在1997年初开业，商场的开业会带来更大的客流，这对于书店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些分析判断基本上是没有错的，那么，为什么会失败?这对于当初的决策者们来说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王炜先生认为，这个看上去不错的调查有两个致命的地方。首先是商业的敏感性不强，决策中的主观性太强。这个调查中没有可以操作的方案，只是一个定性的调查，这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其次，这个调查忽略了对王府井客流中读书阶层数量和质量的估计。在庞大的客流中，新华书店的顾客是购书者的主流，而一个读书人在购书的时候，宁愿多花费一些时间，也不愿意到王府井。这个失误在文源书店还没有撤出王府井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风入松总店即时作出决策，在书目的构成上作出了一些调整。这个措施虽然有效，但是紧接着的购书淡季的到来使得这个措施的功效无形中被抵销了。随之而来的市政建设使得客流量急剧减少，这一切使得风入松在王府井的支撑变得遥遥无期。王炜先生在分析他的失败的时候是非常冷静的，至少，从他平缓的语调当中，看不出当初决定撤离时灰暗的心情。用王炜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冷静到残酷，方有进步的可能。

在1998年的春天，风入松的决策者们决定撤离王府井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经营理念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且，这个时候的风入松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失误到底在何处?坚持学术立场的前提是需要生存，但是又不降格以求，这需要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这是一个文化实体在风浪中搏击的身体资源。

对于失败，风入松的反思是非常细致的，也是充分的，虽然这种反思是痛苦的。

四、学术、北大、风入松

经营富有文化内涵的图书，不是一件生意的事。前两年，知识界曾经流行过一个词：媚俗。在各种文化大棒中，这一招算是一记杀招。一时间，媚俗就是媚俗，不媚俗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媚俗。反正，文化人自己糟蹋自己怎么说得振振有辞。不过也就是在棒满天飞的时候，学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敬。用一位老先生的话来说：留下来的人都是可以作出一番事业的。

90年代的喧嚣在风入松陈列的书中有所反映，而且风入松往往抓住了最要害的地方。这也难怪，风入松有北大这样一个取之不尽的丰富的学术资源，加上决策者自身的学术修养，这分眼光是难得的。学人书店的学术判断力就是在这样一份联系中被保持、提高。和学界的深厚关系是学人书店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风入松的学术活动和北大是分不开的，同样，北大的风格也通过风入松得到了更多的。对于北大而，有两个窗口，一个就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卓有成就的北大方正；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人文科学代表的风入松书店。在北大的百年校庆时，风入松俨然是北大的一块招牌。

风入松的茶座是一个学术的场所。即使不去风入松总店也可以在《中国青年报》上闻见一缕茶香。较早的一期风入松茶座请来了老一辈的学者谈青年人该如何读书。想一想，在30年代，一位知识分子曾经炸冰来警醒那些沉迷于溜冰的学生要奋起读书。在60年代之后风入松又重新开始了炸冰的行动。也许这个时候，被炸的不是冷冷的冰，而是浮躁，是那些在商业炒作中质量越来越低的书。季羡林老先生在茶座中侃侃而谈，当主持人问起季先生可否为青年推荐一些书的时候，季先生笑着说，这种事应该由书店来做。

风入松的起点恰恰就是季老先生的一个“做”字。对风入松接触久了，知道风入松在学术方面的套路是严肃的但又不乏新意。王炜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 在风入松的理念中，学术活动与经营是分不开的，通过经营书，搞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使学术、出版、作者、读者之间密切起来。”风入松的学校判断力在保证了这些学校活动的成功的同时，也保证了这些学术活动对经营产生正面的影响。以学养书，以书育人，以书资学——对于风入松来说这几个环节环环相扣，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此产生了。

风入松第一次大型的学校研讨是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而作的。对于当时的书市来说，谁也没有预料到一位沉寂了多年的学者之名会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这是一本涉及到一位国学大师建国之后的经历的书，三联书店在发行这部书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一些顾虑，而且也不太愿意作宣传。风入松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以其准确的学校判断力决定；通过书评讨论的方式，给予这本书以正确而客观的评价。这部书的书评活动极为成功，对于风入松来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对于风入松第一次成功的学校宣传活动，王炜先生记忆犹新。当时来了许多学者，季羡林、邓广铭、任继愈、张岱年、王永兴、李赋宁，这些学者大多是和陈寅恪有过学术关系的。整个研讨会的气氛十分热烈。发言者和聆听的人都非常的严肃。因为他们所谈论的人在很多青年学人的学识中是非常陌生的，对于这样一位他们有过亲身感受的大师，这些学界前辈无论如何都有翻开历史的义务。会后的记录表明，这些人每个人一发言都是几十分钟。在研讨会结束的时候，他们还说：“ 还是学人办书店好，省得编书时无处查资料。”也许这句话是这次研讨会作用中最不显明的一个，对于陈寅恪这个名字来说，当他从历史的尘封中走出的时候，许多人惊讶于中国有这样一位大师的存在，而时间不过是刚刚过去几十年。

把学术推向市场，就意味着不仅仅局限在学术圈子之内，而是要将这些学术中活生生的精神推向更大的领域。在将学术推向市场的时候，如果没有明确的学术指向，商业活动的成功是要打折扣的。在学术界开始了细的挖掘活动的同时，风入松又开始了另一项工作，这是和研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反其道而行之的。这就是把已经通过市场商业炒作的书拿到学术的手术台上解剖。这就是对《亚洲大趋势》的讨论。

《亚洲大趋势》在社会上的商业炒作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实际上并不高。书中对于中国的评价带有很大的偏颇。严格的说来，这部书绝非一种严肃的学术性考察。风入松召开的讨论会意在还此书的本来面目，并以此表明了风入松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实体，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有自己学术立场的文化团体。这场讨论会依靠北大的新生力量和京城诸多学者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基本上采取了讨论会的立场。

学术书店开研讨会之风从风入松迅速的刮遍了京城。这种研讨会十分随意，学者可以自由发言，读者也可任意旁听和提问。这种看似闲谈的讨论达到了正规的学术会议达不到的要求。王炜先生认为这种研讨在风入松举行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一是由于风入松和学界的关系非常好，对学界关注的问题比较了解，仅仅这一点就是学界之外的人所无法比拟的的；另外通过研讨将一本好书介绍给读者，不仅仅可信度大，而且也比较容易引起关注。对于这些活动的商业因素，王炜先生也直言不讳：“举办这样的活动不能说没有商业因素。学术也是产品生产的过程，我们只要清楚地认识到它的独立性，就能够以适当的方式来推动它。”在商业活动中，风入松将一件以往非常隆重的事操办得举重若轻，这里就不仅仅是观念的问题了。风入松的判断力和较高的学术水准得到的最大的赞许，正是来自于广大的读者。

一正一反的学术活动使得风入松的形象变得益加完满。显然在各家书店举行的学术活动中，风入松由于背靠北大，被公认为含金量很高。这引发了一个话题，风入松的学术活动会不会造成一个类似于风入松学派的这样一个团体的形成呢?

活动多了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对于这一疑问，风入松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也许会形成一个风入松学派，但是这是和他们的学术追求相悖的。风入松是一块土壤，是学术展示的一块舞台，在这块舞台上，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或者群体都可以展的思考。“学派是一个有约束力的东西，它容易引起冲突。”一句话道破了风入松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真正内涵。这是真正的北大传统，是对思想界“兼容并包”的学术宿愿的追求。

也许学派的分割和多元化的共存在形式上是等值的。但是，真正的学术需要后者而不是纠纠缠缠的前者。只希望让那些所有有益于发展东西都可以自由地生长，即使是自己所不接受其或反对的观点和思想，风入松也不会拒绝给予它一个生长的机会——风入松的自由也许就是所有学人在呕心沥血中孜孜以求的自由。关心学样和关心学样的生产者是分不开的。风入松在这一点上比起风行来要做得更多。这或许是由于王炜先生在北大教书的缘故。北大的许多活动都有风入松的影子，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风入松成立之后，独家赞助了北大的第二界读书修身文化节。读书明理，修身报国——这不仅仅是北大学子的呼声，也是风入松对北大学子的希望。和北大的唇齿相依的关系使得风入松非常关注北大，一系列的讲座奠定了风入松在北大学子心中的地位。

在北大的百年校庆的时候，风入松和北大出版社合作推出了北大百年精品图书的展销活动。这是一个上千种图书的展销。在这上千种图书中一本名为《北大往事》的书打破了风入松书店的单周销售记录。这本作为向北大校庆献礼的第一本书拉开了风入松图书展销的序幕。随后，风入松又与北大学生会联合举办了“百年北大、学问中国”系列讲演，讲演的主题是从《学问中国》一书而来，该书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提出中国当今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讲演采取了独特新颖的形式，在学界找到两位不同观点而又同样高水平的学者，面对坐满了几百座位、走道、窗台、讲台的学生当场进行有深度的理论探讨和有趣的辩论，讲座十分成功，而且成W为北大学生庆祝北大百年校庆的第一重大活动。如果说学人书店和学界的关系是其他书店所不能比的，那么风入松书店和北大的关系就是别的学人书店所不可比的。风入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北大精神的实体化。

5月10日，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的首发式在风入松举行。这是一个经典的场面，宽大的风入松第一次感觉到了拥挤。买书等待签名的人和要挤进去买书的人把风入松挤得水泄不通。在首发式的当天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插曲。有一位老先生买了一本《牛棚杂忆》，这本书里的季羡林老先生的头像装订反了。这位老先生立即责问一位出版社的女同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这本书。在连声的道歉声中，这位爱书的老人并没有换一本新书，而是将这本书买走了。

在场的人无不领略到了这位老人对于书的尊重。在风入松的首发式上，书—好书是第一位的。面对一本书，读者不再容许哪怕是一些微小的失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尊重必然会导致对书的尊重。同样，当一个时代的读书人可以大声地指责出版界的失误时，背后的潜台词是：必须尊重历史，必须尊重知识。或许这个判断过于武断，然而在风入松多次的首发式上，精神的魅力使得每一个参加者体会到了一种别样的含义。

北大的校庆对于风入松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再塑的时机。风入松在繁忙的月再一次加深了人们对其学术品位的认识。如果说北大是甘于平淡的，风入松也同样如此。在研讨会之外，许多风靡京城学界的书的首发式就是在风入松举办的。这些书对京城学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进入1998年，风入松在经过一年书市的激烈竞争之后，更加注重学术活动的质量。和以往不同的是，风入松的眼界更加宽阔。这一点从风入松茶座中逐渐增宽的学者面可以清楚地发现。从经济、工商管理到社会理论，从如何读书到如何翻译，从人物访谈到一个细微的哲学问题，每一个选题都标志着风入松内涵的不断加深。

对现实话题的选择是容易的，但是也是棘手的。选得好可以在声望和商机上都先走一步，选不好，就会掉进俗套，反而事与愿违。在1998年的3月，风入松请来了《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的作者马立诚和凌志军。这个消息吸引了各个阶层的读者。在《新闻出版报》上刊登的一幅照片上，读者的热情可以透过油墨散发出来。这个选题切中了此类图书和市场之间的联系。风入松在1998年的春天实现了开门红。3月的另外一位风入松的客人是研究中国女性生活的李银河博士。她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虐恋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在学校界和读书阶层中的反响都是巨大的。3月8号这一特殊的日子里“女性与性别社会学”研讨会在风入松召开，这也可以算是开学术风气之先。李银河博士希望在一个谈性色变的国度里，学者可以对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性给予充分的尖注。30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在风入松所举办的研讨会中算是阵容庞大的，这不仅仅意味着风入松对学术关注的力度，也意味着风入松在经过两年的实践之后对学术活动的操办开始得心应手。风入松在1998年迎来了许多客人，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有著名的台湾作家柏杨、张香华夫妇。5月的京城开始有一些热意。在风入松书店内；很多人排队等候一个签名。当时在场的六七百人的队伍着实让这位78岁的老先生出一身大汗。文汇读书周报用了一个非常写实的新闻标题：签名售书，右手发肿。

在这些拥挤的人群和随意的交谈的背后是风入松的努力，风入松每一员工的心血与汗水。恰如王炜先生提到的：只要是适合生长的新东西，只要是对文化建构本身有助益的，风入松就要为它们提供一个自由而且宽松的场所。交流、批判、指责、赞同，这些是学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这些种子只有在一个真正达到多元共生的环境下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学术也只有依凭于此，才可以不断地发展。这让我们想起鲁迅先生关于天才的论述。或许风入松可以被视为那块适宜于培养天才的土壤。

五、书业革命——从风入松想到的

在风入松茶座中曾经讨论过环境问题和人类命运。主题是对《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的客观评论。读到众多学者的发言之后，不禁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对于人文精神和学术书店来说，也存在着一个环境和命运的问题。

中国的图书市场是非常庞大的。每一年大约有10万种图书出版。但是由于市场体制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好书难以和读者见面。这里有发行渠道的问题，也有行政管理机制的问题。即使采取主渠道之外的某些方式可以对学术市场进行一些补充，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太多的问题。按照书业的传统格局来看，这是一块曲高和寡的领地，是一块无人问津的领地。然而事实是，十几年来中国培养的数百万大学生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庞大的学校书籍市场，对这块市场的放弃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仅仅用体制的原因来解释这一同象并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观念的问题了。新近出现的“文化利润”是一个新名词，在这个词语的背后是现代社会对传统的突破。而这种突破说法是学术书店营造自己天空的开始。

像风入松这样的学术书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和新华书店相对立的，现在很多人称之为民营书店，人们在1997年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民营书店给传统的书业格局带来的冲击。在风入松成立之前，民营书店的规模较小，很难对书来的革新造成影响。但是现在，随着风入松宽大店堂的开放，民营书店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发言权。这是一场革命，是读书人为了精神之树生长而发动的环境革命。

这里重要的是方式和步骤。风入松在这场革新中作出了很多创新的举措。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举措非常可能成为学术书店发展的一些规范和必然模式。或许，在王炜先生留学过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这些举措的蓝本，但是在中国的书业里，这些举措绝对是新颖而又富有成效的。

风入松的形象在一开始就是和新华书店截然不同的。有人戏称，中国几十年来只有一家书店，这就是新华书店。对于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王炜先生能有的只是一种疑问：“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20年间中国培养了多少新大学毕业生?中国高层次文化人的整体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而新华书店为他们提供了多少精神食粮?”关于这个质，我们从传统书业中的“死书”一词中就可以找到答案。有一个例子王先生提起的时候非常得意。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编写了一本《冯友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出版社只印了580本。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卖出去。在宗璞的家里，还堆积着上百本的书。风入松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乐意地主动为这本书做代销。第一次，蔡仲德先生没敢多拿，只送来了10本，这10本一上架就被抢光了。后来又送来了20本，这20本也是很快就卖出去了。这本书除了出版社送人之外，基本上是风入松卖出去的。对于这些被视为曲高和寡的书来说，不知道市场在何处，不知道价值在何处，传统书业的确会将这些书当作死书，但是对于风入松来说，这些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风入松，这类的事发生过很多起，而且有一些事的确让人觉得颇有一些反讽的意味。比如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本，这是马克思生前唯一校订过的外文本。在80年代中期中译本被出版之后，在社科出版社的库房里推积许多。新华书店在发行上对这种书也是无能为力。风入松在开业之后，立刻进了这本书，在三天之内，卖出去500多本。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这种书出现了如此大量的积压，的确有一点耐人寻味。

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桥梁断了，尤其是学人的读书意向和出版社的出版意向之间没有沟通，这是学人书店得以成功的最好时机。风入松坦然承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桥梁的工作，此言不虚。风入松作为一个大店，比起诸多小的学人书店来，经济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之下，风入松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路途，非此不能在书业中站稳脚跟。而风入松的全部努力恰恰就是将此“天堑”变为通途。

买书不是买一瓶酱油，知道了某个牌子好，不用品尝就可以作出决定。买书是需要精挑细选的。尤其是对那些集买书、藏书、读书为一体的读书人来说，尤其需要细细的品味。一旦发现了好书，只要囊中不甚羞涩，一般都不会过于犹豫。风入松由此生发了一个念头，与其让这些读书人自己挑选已有的书，不如相信自己的眼光参与出版，根据自己对学术界动向和学术问题的了解，主动寻找市场。这就是风入松介入出版的最初缘由。

最初的尝试是小心而谨慎的。在1997年的5月，风入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联合举行了“20世纪桂冠诗丛”首批三本诗集：《里尔克诗选》、《瓦雷里诗歌全集》、《穆旦诗全集》的首发式。这个首发式被看作一个信号。那就是风入松要在出版业有所动作。王炜先生在日后提到这次活动时说到，这些报道有失误的地方。但是风入松的确有介入出版的想法。也许是记者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些夸大，但是他们的嗅觉的确非常敏锐。对于风入松来说，介入出版不再是一个写之于纸上的计划，而是一个切切实实的行动。

在“20世纪桂冠诗丛”的发行中，风入松还只是从事了一些外围的活动。用王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主要是组织联络各界有关人士参加，并为座谈会提供一个优雅的场所，为与会者奉上一杯清茶，让诗人、评论家们有一个能畅所欲言的温馨而热烈的氛围。协助宣传、促进销售是我这个书店经营者份内的事。”

这样参与出版，在商业利益上来讲效果不是很显著。由于只是参与出版界的一些外围活动，那么风入松的选择权限依然是狭窄的。对于风入松来说，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从商业利益出发的，否则，大可不必选择诗歌这个日渐萧条的领域。

就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两难中，王炜先生坚实了介入出版的决心。“文章千古事，与其让没有修养而只认钱的人出些乱七八糟的书，不如学者自己去做。其实，出书卖书本来就是一件事，两者本该是一体的。”

80年代，王炜先生和许多现在的知名学者共同参与组织编辑、翻译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可以说王炜先生对出版的介入是有历史渊源的。在1997年开始的尝试中，风入松的决策者完成了介入出版的具体想法。如同做一篇文章，先要弄清楚要写什么，接下来才是如何写的问题。介入出版—— 王炜先生指的是负责组稿、确定选题，编辑、翻译、校订等一系列的行动都由书店来承担，而且资金也由书店提供。出版社作为合作对象提供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合作条件。而且，由自己来选题更意味着风入松的选择权限的扩大。这不仅仅是文化传播的主动选择能力和范围的扩大，也是市场运作信心的增强。只有这样，才真正实现了学术寻找市场、市场接受学术的良性循环。

从1997年开始，风入松介入出版的成果是丰硕的。《濒临失衡的地球》、《俄罗斯重振雄风》、《自由的真谛》、《实践与反思》、《社会科学方法论》、《人文科学认识论》、《国家与市民社会》等书相继问世。风入松影响之所及，在这些书中有着极好的反映。

也许在风入松上万种图书中，风入松自己的成果只有那么几本。在长长的书架上，风入松的几本书只占据了小小的一个空间。这对于风入松而言，只是一个尝试，是一个大计划的一段小小的序曲。然而，同时这也就是读书人的自信，知识是不能按照数量来衡量的。或者这就是风入松的自信，到1998年底，一切都会成熟的。王炜先生的话中透露出一种学人固有的自信。我没有往下追问，这种自信是对自己的学术眼光的自信，还是对众多读书人会接受风入松的自信?也许，这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介入出版比起零售业更为重要。这在于产品的自主权完全握在书店的手中。对于风入松来说，他人尚未发掘出来的选题、项目就是他们工作的对象。这和有了将近20年的二渠道的商业操作有质的区别。因为，这是以一个学术人的身份去介入出版。对于一个知道要写什么、怎么写的人来说，剩下的工作就是铺开纸张、研墨动笔了。而出版就是这样一个将精神转化物质的过程。把个体的知识放进社会作为一种共享的资源，这就是出版的最终目的。但是生产和零售是不一样的，做得不好，观念性太强，是会亏本的。王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实践与反思》是关于布尔迪厄的文章非常多，但是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存在着非常在的争议。在这种情况之下，风入松认为这本书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商业价值上来看，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但是，这本书的实际销量并不是很好。

出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风入松还要面对许多未知的因素。或许还会有这种或那种挫折，但是介入出版的意义可能远远不止于此。

王炜先生在谈起国外同行的时候说道：“国外的许多出版业者都是高品位的书商，没有高水平的出版，也就不会有好的销售发行。反之，销售发行层次若低劣，势必影响好的出版。”风入松介入出版的初衷是做一些知识界需要的书出来，但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原有的体制割裂了出版和销售之间的联系。而介入出版，在现在情况之下是对这种割裂的弥补。同时，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对传统书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在1998年的图书订货会上，王炜先生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市场上泡沫性的图书太多。这些书看上去似乎有学术价值，实际上却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一个选题，大家一起做，必然导致虚假的繁荣。而做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书需要这样几个因素：熟悉学术动向，占有丰富的学术资源，熟悉市场本身的运作。只有这样，一本学术的生产和传播才有成功的可能。而风入松，恰恰就是站在这样一个制高点上。这或许就是风入松自信的真正来源。观望京城，拥有这样的制高点的人屈指可数。

在成熟的商业中两种典型的思路——大而全和小而精在书业中都有了典型，前者是风入松，后者是历史较长的万圣。对于风入松来说，现代化的管理，多方位的向市场渗透是大而全的思路之下的必然产物。而在向市场渗透的过程中，风入松对于出版界的吸引力和对于读书人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对于前者来说，这种吸引力变成了压力，而后一种吸引力是读者对风入松造成的压力。读者对书店的压力越大，意味着书店对出版界的压力越大。这就是书业革新的全部内涵。你出什么、我看什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就在这些看似琐碎的行动中开始。

六、读者、同行、市场——一1998年的风入松

1998年的京城书业开始分化。风入松在动荡的书市中依然坚持着自己独有的人文特色。在经过王府井的挫折之后，风入松的决策者们准确地把握了市场的分化，从而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强劲的势头。这一年，在许多战略性的问题上，风入松开始有了独特的认识。经过几年的发展，风入松的人文底蕴在书市风波和反复中加深了，风入松的文化品位也在风风雨雨中增强了。在京城，各家书店屡次有联手之作，而风入松基本上保持了独立的行动。

风入松在京城书业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作为第一家大规模的学人书店，风入松显然是他人追赶的对象。有些书店在刚刚开张的时候，连进书的书目都是从风入松取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风入松的发展就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读者是书店的上帝。对于风入松来说，它吸引的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而这些人对书是喜爱的也是挑剔的。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就是风入松日复一日的中心工作。风入松在开张之初就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为他人所不为之事。有许多琐碎而且获利非常少的经营项目是其他书店所不屑于做的，尤其是新华书店独此一家的时候。但是，对于经营书籍这个富有文化内涵的商品来说，这些看似细小的工作有时是一个读书人判断书店品位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90年代有许多著书的学者都干过“推销商”的活。有许多出版社要求这些学者包销自己著作的一个部分。这对于许多学者来说，真的是勉为其难。而且，学者也多半把这些书往家里一放了事。送送人，或者给自己的学生，剩下的书也只好存放起来。家里半壁河山都是自己心血。对于读书人来说，没有比这个更让人难受的。风入松为读书人做的一件事就是将学者必须包销的那部分书统统拿过来代销。对于许多学者来说，这算得上一件不小的功德。

风入松的这种服务是非常齐全的，他们在代销书的时候，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当然书要有品位和价值。代销的内容也十分广泛，作者自费出的书或者出版社用来抵稿费的书都是代销的范围。另外，还销售一些读者看过的但是仍然有价值的书。风入松在1996年为学者代销的书大约有两三百种。这些被出版社不看好的书在风入松非常抢手。

在1996年的风入松的入口，有这样一张告示：

诸位学人历学多年，各类书籍颇有积累，或自费出书赘于家中，居室不堪重负，便常有淘汰者，今后不必做废纸处理，可来本店代销，以质论价……代卖旧书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件受益非浅的事。一痊将要出国定居的学者在出国之前将自己的藏书放到风入松来卖于书有品位，这些书很快就卖光了。记得在风入松的入口处有一段时间贴过这样一个读者写的告示：“旧书真是宝，一来不好找，二来花钱少，咚!就是好。”对于读者来说，能够在旧书中淘到自己心仪已久的好书，那是非要大说特说的一件事。

王炜先生在谈到这些为读者所做的特殊服务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作为学术书店，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书找到它应该找的读者，让读者找到他要找的书”。一句话，这是本份，不然还要风入松干什么?

为读者所做的服务在书业中的反响是强烈的，但是一些做法至今仍然是风入松的独家“专利”。这些琐碎的事在以前是没有多少人做的，套用一句老话，非不能为也，乃不为也。我本来想计算在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到底有多少读者找到了他想要的书，一位朋友的话打消了我的念头：“那些心情你算得清吗?”的确，我没法算清那些购书者的喜悦。因为，我自己就曾是这众我读书人中的一员。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它的生存环境中都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它的服务对象，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同行。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它生存的外部环境 ——市场。对于风入松来说，读者至上这一宗旨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和同行的关系呢?王炜先生用了两个词来描述：一是共生，二是竞争。

同在一个市场，有相同的操作方式，有相同的性质，有相同的目标，是为同行。自古就有同行是冤家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否确实，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同行之间的竞争的确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激烈，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风入松在1997-1998市场上被后起的一些书店当作超赶的目标，这使得风入松在行动上总是给人一种后起的感觉。对于这种情况，风入松即时作出了调整。王炜先生对市场的看法是这样的，中产阶级这个消费群体是风入松要发展的对象。王炜先生认为，这个市场，民营应该占有80%-90%的份额。因为这个市场只有知识分子才可以提供。

市场的分化是市场成熟的一个标志。在风入松崛起之后，书业市场不再是以前的新华书店家天下的局面。市场至少划分出了两块。根据王炜先生对讳的了解，他在书和人之间划分出了三种关系：书是人的生命，书是人的工具，书是人的消遣。对于风入松来说，第一块阵地是风入松的品牌，第二块阵地也是风入松实际目标所指，而第三块阵地，风入松由于自身品格的原因只会对此作出某种修身养性的选择。风入松的规模和在此之后兴起的许多民营书店使得这种市场的细化成为现实。；这是风入松乐意看见的，但是对于风入松来说，这也意味着挑战加强了。因为市场的细化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市场的狭小。但是，这同样意味着这块空间是一个有深度的空间。对于读书人来说，他可以将物质的需要暂时抛开，但是书不可以不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空间又是十分广大的，许多经济运作的原则在这里往往不太适用。

然而书业市场的游戏规划远远没有达到完备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之下，风入松的一举一动就有可能陷入一种纷繁的纠缠之中。对于风入松来说，这是一件无奈的事。1998年9月和国林风在价格上的争执就是这种纠缠之一。这件事在业外人士看来不过是商家意见不王而已，然而事实上，这场争执的背后蕴藏的要远远多于表面上所显露的。

8月28日，风入松书店文灏分店在昊海楼二层开业。开业之际，文灏分店采取了全场八折的促销举措。这个举措招致了一楼的国林风书店的强烈不满。在9月19日文灏分店正式开张的时候，国林风的不满化作了行动。昊海楼的入口处变成了两家书店短兵相接的战场。

在入口处的左侧是风人松文灏书店的开张典礼，在右侧是国林风的两张赶制的告示牌，上面一份是国林风常务副总经理谢航致王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一份是国林风的法人代表欧阳旭向书业界同行发起的一份倡议书。两文均对风入松文灏书店的打折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于这一天的争端，风入松的工作人员表现得比较冷静。为此，《中华读书报》用了一个恰切的标题来描述这场争执：国林风张榜示怒，风入松隐忍待击。

风入松将用什么样的方式对此表达自己的态度，《北京青年报》在9月30日的第二版上用大块版面报道了这场争执的内涵。可惜的是，王炜先生当时并没有说出他想要说的话。在我采访王炜先生的时候，王炜先生刚刚完成他对自律价格的某些理论化的思考。对于9月的争端，风入松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真正的从思路上对此作出了完整的定性分析。联想到了几个月之前，王炜先生说“对这件事，现在有不同的反响，但我目前不想对媒体发表意见”，这句话绝非托辞。

在10月2号由风松书店、万圣书园、国林风图书中心、席殊书屋、人民大学读者服务部、五四书店、含古文化书店共同签署的《图书零售商公约》似乎将这场纷纷扬扬的风波化为开形。新闻界也亦步亦趋地异口同声说好。归于平静的书业市场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波澜不惊但是又潜流满眼的1997年。这一切真的如同一份报道所说的“北京书业界呼唤行业自律”吗?书业市场就真的能在这种自律之达到平静和公平竞争吗?一位市场经济研究者说道：“行业的自律往往会演变成为限制竞争的一种合理的手段，在限制恶性竞争的同时，往往不能保证行业质量的提升”。在11月的冬天，我们采访王炜先生的时候，他的脸上有着隐隐的一丝忧虑。

让我们把目光放9月的那场争端。在国林风书店致王炜先生的公开信中，言辞颇为激烈，诸如：“一来恐先生以扭曲之事实混淆视听，以博取善良群众不辨是非的同情；二来目睹先生以冠冕论述遮盖不义之雀，难平胸中之气。”字句不多，倒也文采飞扬。在激烈言辞的背后，国林风书店不满的焦点在于：在书业举步维艰之时，全场八折之举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场争端的重中之重在于价格、在于折扣战、在于这零售业中最后一记的杀手。

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争论，这是市场在逐渐成熟之前必然的争端。在1998年底，业内人士坦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1998年的书业竞争中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己应该具有的威力。那么，对于风入松来说，价格竞争意味着什么?

9月的风入松和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平静的气氛中，风入松发出了一份有待商议的思考：未名文。这份未名文表达风入松作为现代中国图书界零售业者的全部观点。或许这份未名文的内容没有后来的公约那么详尽，但是后来的公约的主旨在份未名文中已经具雏形。全文十点，每一点都直击书业市场中不良现象的要害。如果按照国林风的公开信所说，风入松乃此不良现象之首，如果按照风入松的未名文，风入松显然又是另外一种气象。实际到底如何?王炜先生的一篇《九八书业：市场、争论、自律之我见》道出了其中真相。

书业市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尤其是由学术书店从1995年以来营造的学术图书市场，其封闭性就更大。没有一定的学术判断是不可能在这里把握住市场脉络的。那么，在此之前，学术市场相济无事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风入松逐渐转变的战略定位来看，1998年以前的市场不仅仅是没有成型，而且基本上是一块没有开发的处女地。从风入松成立以来，风入松的目标就定位在变革行业的整体状态上。对于书业的现代化来说，市场的分化和细化是必不可少的。由此，从1995年到1998年初，风入松书店的要务在于开拓学术市场这一工作本身。由风入松的成立引发的书业变革，反过来引发了风入松之势，这是风入松最初风风火火走京城的最终理由。风入势在书业中引进的新观念在 1996年得到了业内人士、市场、读者的肯定之后，京城书业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生力量，这些力量在共同开发这个市场的同时也引发了竞争。

竞争，本来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则。没有竞争的市场不成其为市场。而竞争本身不仅是市场的动力，对于企业而言，也是练兵的好场所。企业只有在市场的竞争中，才能得到锻炼和提高，经不住竞争，总想以什么方式扼制竞争的，最终只会在竞争中被淘汰。这就是市场的自然法则，和在生态环境中一样，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且，就眼下而言，中国书业还远远没有开放，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没有多少业外资本的流入，更没有外资的流教训，自己在窝里竞争，就先怕了，真正的市场来了，又如何呢?

书业中有关狼来了的言语，不止一日……若是有真正的市场观念，应该承认市场的开放，不过是早晚的事。面对开放的市场，狼真的来了，你也挡不住，再高的壁垒，或许能挡住狼，却未必会挡得住虎豹熊罴。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先在家中练好兵。这是王炜先生在争论之后的争论。或许在远离了实际的争论之后，这番话远没有当面陈词时的那份讥诮，然而事实的确如王炜先生所说：此时考虑的应该是整个行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不仅仅是从本企业的生存来考虑问题。中国图书市场的规模和潜力还相当大，企业只有有了行业整体的高度战略眼光，才能生存和发展。

市场规律最简单的一条是高成本的商家退出市场，由低成本的商家补充进入。在10月的公约中各大书店相约不打折是否是对这一基本市场规则的违反呢? 王炜先生认为在书籍的零售中，利润的比例是固定的。只有尽量的压低成本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动。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却提出了八五折是书业的生死线，这一番论断是否确实?

9月的争端最外在的问题就只是这样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就是风入松的打折行为是否是一种不良竞争?

价格战和价格竞争从表面上只相差一字，但是这里蕴含的市场概念是不一致的。前者包含了以低于成本进行竞争的恶性价格竞争，而后者仍然是指一种合法的竞争。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关规定，书业利润计算的标准不是所谓的一般标准而是本单位的实际成本。那么，9月新闻界沸沸扬扬的所谓书业利润不能低于多少多少的说法就是一种完全的新闻误导。

同样，在公约中所谓的不打折的说法和做法，最终保护的是竞争还是破坏竞争，在今天看来是一目了然的。因为低成本的商家显然要受制于高成本商家的所谓一般标准，对于正在成型的书业市场来说，这种摸不着边际的价格自律显然无异于杀鸡取卵。按照观察家何平先生的说法：现在应该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价格。自律价格是商家在面临市场的仓皇无奈中随手开出的一剂药方。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一个专家调查组对山东调查之后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自律价格违反价格法，行业价格自律请依法进行!这是一记重锤，这个来自对各个行业的调查所作出的结论是对王炜先生和风入松战略眼光的决然支持。

即使退一步来说，自律价格成为一种事实的时候，又如何看待呢?国家计委经济政策协调司副司长在一次采访中明确地说出了：自律价格应该以企业个别的、先进合理的成本为标准，而不能以行业平均成本标准。否则就是打击先进，保护落后，不利于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

如果风入松的操作成本的确低于行业的一般标准的话，风入松的价格竞争就绝非所谓的“恶性”竞争。自律也许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但是自律如果缺少了法律的基础，那么就有可能颠倒事实。以行规取代竞争，最终当狼来了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一个幸存者。

或许道理无需多说，最终的受益者如果只是商家，那么商家无疑会被消费者所抛弃。这是市场最后的也是最硬的道理。这场争论引发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价格问题，而是由价格引发出的行业发展问题，书业是否坚持走向我们几十年摸索出来的市场经济道路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风入松在平静之中更见功力。 1998年的风云突变和最后的归于平静，不论是意味着市场的退化还是市场的进化，1999年的风入松都会作出一个令人侧目的回答。

七、现实与未来

现实的风入松和未来的风入松，对于1998年的书业都是一件不可不提的事。现实的风入松在理念和战略上都开始作出了大规模的调整，而未来的风入松究竟会是什么样，除了风入松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准确说出。在一篇名为《瞻前顾后：面对新世纪》的文章中，王炜先生从理念到市场运作的诸方面，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构想。从这篇文章中，即使是细心的读者也只能隐约看出一些风入松未来的走势。

在一次闲谈中，王炜先生认为风入松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成为一个现代的读者俱乐部。这种想法的确让我辈读书人心向往之。因为这有别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自由的思想交流，兼容环境的氛围，会使风入松在学术界更加如鱼得水。即使是从生存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定位也会使风入松从一种单纯的书店形象中走出。

拥有自己独立的发言场所，对于风入松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或许风入松会拥有自己的刊物，也许还会有一个媒体。“图书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书业的前景说到底取决于决定着国民文化素质教育的普及与深入程度。书业要为此作贡献，书业也会从中受益”。沿着这个思路，未来的实现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段绵延的路程。

在这一段路程中，风入松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步。这一步对于书业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1996年初的时候，风入松的自我定位就已经是变革行业的整体状况这一大目标。这个目标在今天看来，似乎依然有一些狂妄，有一些书生意气。但是从1995年的成立到1998年的风风雨雨，风入松的宗旨确乎在一步一步实现。新一理念，新的市场，新的管理，这一切对于京城的书业来说，无异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打开。

这三年可以看作风入松为一个学术市场的开拓披荆斩棘的阶段。没有风入松在1995年竖立的大旗，或许京城风风火火的学术书市场的繁荣要等到下一个世纪。这让我想到了风入松的企业文化的培养。北大信息管理系的系主任和一些博士生导师专门为风入松的店员作培训。这在外界看来或许不可理解。但是为王炜先生对风入松未来的发展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

在学术市场打开的时候，风入松坚持以学术理念为最基本的指导。这使得风入松在众多书店中独树一帜。然而随着这个市场的开发，随着新生力量的进入，单纯的以学术为指导有时会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培养现代的企业文化，建立一个现代的企业运作制度，对于风入松来说就更加重要。在学术理念的物质层面用现代的企业运作开展经营，这是风入松走向未来的底气。这份底气恐怕不是一个公约，或者明争暗斗的竞争所能冲垮的。也许可以在所有风入松店员中做这样一个问答调查：这是一个什么市场?这个市场有佬样的特色?也许他们的回答会如出一辙：这个市场是文化市场，这个市场的特色就是利用现代市场机制作文化传播。的确这就是文化市场的最大特点。不了解这一点，一个商家绝对没法立足于此。那么，在这个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呢?用王炜先生的话来说，那是需要质量保证的文化产品。和任何一个市场一样，这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要求所有的人必须遵守这一铁定的规则。这是市场的公约，是市场发展和成熟的基础。

从市场运作出发，风入松的经营理念上将各种局部市场清清楚楚地划分开来。在市场尚没有达到这种细化的标准之时，风入松已经将这种细化作为一种观念贯串于整个风入松的企业文化之中。不同的书，不同的文化含量，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销售方式——风入松在幕后的工作是纷繁而又细致的。也正是这种纷繁细致的工作使得风入松对未来的构想作出了现实性的描绘。

风入松需要二次创业。那就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回到风入松的起点。也许这番话不是那么好理解。但是用风入松特有的靶子理论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这种想法中的脉络。风入松在成立之后，一直是别的书店的市场追赶对象。这本身就将风入松作为了一个市场追赶的靶子。在风入松的未来构想当中，风入松以自己特有的自信依然坚持自己的靶子形象。这就是说，风入松依然要走在各家书店的前面。

王炜先生认为，风入松书目店的成本在各家书店中应该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整个行业的成本依然高踞不下，这个行业就不可能吸引更多的业外资金。风入松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依然不能从市场中真正受益。以一个个体可能无法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但是这个行业确实可以从一个个体的旺盛生命中感受到一种新生命的萌芽。对于风入松来说，这就是靶子理论的全部内涵。

风入松的自信或许不是在言辞中，而是在实际行动中的。那么，在1999年的书业界中，让我们对风入松的步伐给予更多的关注。行业的现代——这是在采访王炜先生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在一个个体和现代经济的关联性建构中，风入松的形象将会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出现。

这是一个梦，但是它触手可及。因为既然风入松已经将曾经的梦变为现实，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的梦也会成为现实，不过这是在将来。作为读者，但愿这个将来不会太遥远。

吴浩，1974年出生。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相继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至今。撰有《佛教与中国文化》、《英国文化》等论著。

知识分子的世纪末意识

——从风入松书店年度排行榜看中国知识分子徐水平

1998年已经过去，回顾这一刚刚画圆的年轮，知识阶层在中国人口中虽然只占极小的比例，却留下了深重的痕迹。从北京风入松书店这一民营学术书店的年度销售排行榜中可窥一斑。

1998年5月出版的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位居年度排行榜的榜首，这只是大量反思性回忆录相继出版的一个开端，随后的《思痛录》、《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199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那个年代的我们》等等，按其时代分类，我们可以称其为“那个年代”类。细想起来，“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20多年，在过去的20多年里，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反思，只是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需要经过一个“摸石头”的历程。20多年不算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不是经历了100多年仍然没有结果吗?如果不是世纪末的到来，如果不是国门的洞开，这一反思的历程也许还要长一些。虽然我们只能以“过去”为坐标来衡量今人的思想深度，但它毕竟体现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大丹一个时期或一个行为的开始，会有一个“计划”，结尾会有一个“总结”，这一世纪性的 “总结者”，理所当然非知识分子莫属。

当然这些反思也包含有大量的有关“那个年代”的忠实记录，疑问和猜想，它引导后来者继续思考，避免重复他们的灾难，着实浸透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

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民主、科学思想的发源地或集散地。正值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北大往事》这类回顾北大历程的图书，地域性特点比较明显。了解一个世纪来中国的近代史，不了解北大，无疑是不完整的。北大成为1998年的一个热点，背靠北大的风入松书店旺销这类图书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无法解脱的政治情节，读书人遵从“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可进可退的理想，因此两本关于中国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书：《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交锋——当代中国三次解放实录》进入排行榜前十名就非偶然了。当中国的改革进入攻磁时期时，知识分子的特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改革使我们的国力增强，但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的阵痛，这三次的阵痛又暗示了什么?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结症究竟何在?知识分子对转型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地理论思考，可谓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意识的译著也被读者看好。《野兽之美——生命本质的重新审视》、《昆虫记》以及《昆虫物话》等书的畅销，反映了知识分子与现代文明相悖的意识倾向。现代化的结果之一就是人背离自然更远，于是产生了对自然的陌生和好奇。一只小昆虫的生活细节复苏了人们亲和自然的天性，其实“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不正是中国人的天性吗?翻译这类书不过是借巢孵卵罢了。

从1998年下半年起，有关“知识经济”的图书大量出现，而且行市很好。以《知识经济——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为代表的这类图书，反映了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知识的力量得到了初步体现的现实和知识分子渴望价值认可的群体意识。人类经历了劳力经济、资源经济后，知识的积累，使我们不再仅仅依赖于劳力和资源。作者吴季松给“知识经济”下的定义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重要因素的经济”。这不正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注解吗?知识带来经济高效高速增长，知识经济也刺激知识的飞速膨胀，知识和知识经济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因此知识经济也必然是未来社会的大趋势，知识这一无形资产也必将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重视。

中国在接受世界，也在走向世界。经过20多年努力，中国也成为世界多元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元。中国开始关心世界，思考中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和未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表现了对传统文化和中国未来的自信。

作为’98书市中一个极特殊的现象，海外记者唐师曾的《我从战场归来》和《我钻进了金字塔》两本书，不仅在风入松，而且在全国图书市场上有着良好的销售记录。除了书中“全是不掺假的真玩意儿”外，我想英雄主义主题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

遗憾的是，不知为何《读书》杂志在风入松的销量有所下降。也许除了《读书》办刊方针的原因外，恐怕还与经济形势等因素造成的读书气候转凉有关。

概括说来，在1998年，“那个年代”类、“北大往事”类、“中国问题”类、“知识经济”类、“动物昆虫”类等图书被知识阶层的读者看好。虽然风入松书店排行榜只是豹之一斑，并不具有普遍性，却也能使读者窥斑见豹。

来源：人民网

作者：SmilyHahahaha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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