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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 百年传奇----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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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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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精华] 百年传奇----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连载完毕） |
| | https://www.chinaunix.net 作者:wingger 发表于：2004-11-29 19:27:50 | | 【发表评论】【查看原文】【清茶斋讨论区】【关闭】 | <begin>
连载：留美幼童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作者：钱钢 胡劲草 著
一张清同治年间摄于上海的照片，以及一个百年前的传奇故事是怎样浮出水面的
这是他们的歌——我们可以肯定——这首源自英国、曾流行于美国的Long Long Ago，是这一群身穿缎袍、拖着长辫的中国孩子曾经听过和唱过的歌。
一个多世纪以后，当Long Long Ago已然成为几乎所有中国“琴童”的练习曲时，我们看到这张奇异的照片。它像是从大海的深处浮出水面，背后的故事虽已模糊残缺，扑入眼帘的一切却依然鲜活：那些怯生生的眼睛，那些紧抿的嘴唇，还有被优雅地握在手里的折扇。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公元1872年8月11日，农历七月初八。这批年龄在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在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留美幼童”的故事奇异而曲折。
他们是文学巨匠马克·吐温和斯陀夫人的忘年朋友。他们曾受到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他们曾亲眼目睹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看见贝尔等人发明电话机，看见留声机在爱迪生的手中出现。
他们中的许多五十多人，曾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在这些大学的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入学登记卡、照片和简历、甚至他们赠给同学的留念册。
这原本是清政府设立的一个长达十五年的留学计划，但是进行到第十年，终因遭到强烈反对，半途夭折，功亏一篑。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1884年中法海战、1894年中日海战中阵亡。一些人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他们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凯的顾问。一些人成为清政府的大臣。他们中有宋美龄的姨父，是他把宋氏姐妹带到美国留学。他们中间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理。
然而，多年以来，除了“留美幼童”中的詹天佑——他作为中国铁路开拓者——的故事为人熟知，其它却语焉不详。120名幼童留学美国的故事，在中国大陆湮没无闻。
20世纪80年代，人们终于可以读到重印的《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从幼童留美计划的倡议者和实行者容闳的自传中，“留美幼童”的故事浮现出来。湖南岳麓书社还出版了诸多晚清文献，披露了幼童赴美的史实。
它使人们对这段历史发生兴趣：清政府是如何作出这个决策的？幼童们在美国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回国后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他们有什么样的归宿？
也就在这时，从很难觅见的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中，大陆学者知道了“留美幼童”研究者、台湾旅美学者高宗鲁的名字。
1972年，在美国纽黑文任教的高宗鲁先生投书《纽黑文记事报》（The New Haven Register），感慨中国幼童留美的历史已过去整整百年。意想不到，他的短文引来一位特殊读者的来信。来信人华纳女士（Helen N. Warner）说，她的祖父在当年曾是中国幼童詹天佑的小学校长，她父亲是詹天佑的好友，家中还珍藏着照片。“我的惊喜非笔墨所能形容”，高宗鲁先生这样回忆他在华纳女士家看到京张铁路工程照片册的心情。
在高宗鲁先生的努力下，这批珍贵的图片和二十一封留美幼童的亲笔英文信回到中国；而高先生从此也把追寻研究容闳和“留美幼童”的历史，作为毕生的事业。他积三十年辛劳，穿寒涉暑，四处寻访，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他的书斋，如同“留美幼童数据库”。他译注的《中国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美]拉法吉著）和《留美幼童书信集》在1982年、1986年先后在台湾出版。其中“留美幼童书信”曾在《传记文学》连载。
从高宗鲁先生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了更多热心“留美幼童”史料的美国人。他们有罗宾逊（Arthur G. Robinson）、拉法吉（Thomas Lafargue）、金女士（P.Kihn）……
罗宾逊是民国初年到过中国的一位美国牧师，他研究中国“留美幼童”的论文至今保存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他把他搜集的诸多原始资料慷慨提供给另一位研究者、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拉法吉。
1940年，拉法吉来到中国，他曾拜访数字当时仍健在的“留美幼童”，获得珍贵的资料，回国后写成有关中国“留美幼童”的最早的英文著作《中国留美幼童史》。
在幼童曾经生活过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州历史学会和州图书馆珍藏着留美幼童的史料：照片，书信，有关的剪报。州历史学会的金女士为此几乎付出了半生的心血。不识中文的她，在她工作的数十年里，几乎查遍当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报纸，搜集有关中国幼童的资料。她整理的中国幼童个人资料卡片，用笔一字字写出，和各种剪报资料一起，装满两大纸盒。2002年秋天，当我们面对从“Kihn’s box”（金的资料盒）中取出的满桌卡片时，不禁对这位已在养老院里的老祖母充满敬意。
是的，我们也终于如愿以偿，来到美国寻找“留美幼童”的足迹。2002年，在康州三一学院教授蓝梦林女士（Patricia M. Thornton）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应邀到哈特福德访问，研究课题是“幼童留美教育计划”。不久，我们的摄制组来到美国，为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拍摄制作纪录影片《幼童》。我们在幼童曾经就读的学校看到他们当年的成绩册，看到了幼童曾经参观过的美国建国百年世博会的遗址，我们甚至找到一百三十年前“留美幼童”住过的老房子，看到了幼童寄居家庭的女主人的日记。
wingger 回复于：2004-10-22 11:29:17
我们还发现，有更多的美国学者在研究“留美幼童”史实。莫沁女士（Anita Marchant ）（康州三一学院）的论文，使我们更细致地了解了“留美幼童”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罗宾先生（Chris Robyn ）（香港中文大学）的论文，则使我们读到了他所发掘的有关“留美幼童”的更多生动故事。
“留美幼童”的故事，像一件珍贵瓷器的千百碎片，散落在中国和美国。在几乎整个20
世纪中，因为有这一位又一位对中美关系历史、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怀有热情的朋友，因为所有探寻者的共同努力，一百二十个幼童的形象，开始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栩栩如生；故事的轮廓，被一笔笔勾勒清晰。
2003年1月，我们来到上海。“留美幼童”们的导师容闳和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作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曾多年供职于此；他的“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在上海酝酿成型。上海的许多地方，都有“留美幼童”的足迹：我们在山东路上寻找当年幼童们曾就读的预备学校遗址；我们在吴淞口航行，追寻四批幼童从这里乘船出海的感觉；我们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拍摄辛亥革命“南北和谈”的遗址——和谈代表之一正是“留美幼童”。有多位“留美幼童”的中年和老年时代在上海度过，他们中有上海最早的电报局长，沪宁、沪杭铁路局总办，在上海，他们也是最早驾驶汽车的中国人。
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触手可及。在香港，在上海，在北京，在美国纽约、巴尔的摩、费城、奥斯汀……我们见到了容闳和“留美幼童”中许多人的后裔。容闳的第五代孙女，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位于上海西郊的家中，还用牧羊笛给我们吹奏了19世纪的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多年以前》）。
多年前的故事，亲切而忧伤。
wingger 回复于：2004-10-22 11:35:03
第一章：容闳的梦(1)
Now you are come all my grief is removed,
Let me forget that so long you have roved.
Let me believe that you love as you loved,
Long, long ago, long ago.
你已归来我忧愁全消散，
让我忘记你漂泊已多年。
让我深信你爱我仍如前，
多年以前，多年前。
——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多年以前》）
1．禾田里的“A,B,C,D”
有人说，如果没有容闳，虽说中国迟早也会派遣学生出洋，但即使会派，也不会这样早，更不可想象会有“幼童留美”这样的奇想。容闳个人的传奇经历，酿成了“留美幼童”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件，所以，容闳是这个故事的源头。
容闳的家乡在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今天，站在珠海一侧的海边，澳门的教堂山、妈祖阁和澳凼大桥历历在目。而在澳门沙梨头向北望去，珠海的行人树木同样清晰可辨。从前珠海属香山，那时澳门早就有葡萄牙人聚居，特殊的地理因素，使香山人和西方人有长时期往来，香山在闭关锁国的年代，一度成为仅有一扇没有关闭的窗子。这就是为什么，容闳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而由他带到美国的120名幼童中，竟有三分之一是香山人！
1835年，七岁的容闳，被父母送到澳门一间由普鲁士人郭士立夫人（Mrs Gutzlaff）办的学校念书。他的兄弟都在旧式的私塾读书，父母独独把他送进“西塾”。香山一带的人已经看见，和外国人的来往正日益频繁。父母希望儿子将来能当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改变贫穷的命运。
容闳眼前的一切是这样陌生：海港里帆樯如林，在大火后残存的大三巴教堂的牌坊巍然矗立。码头上随处可见来自异国的水手、牧师。他惊愕地望着他的老师郭士立夫人——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西方女人，只见夫人躯干修长，唇薄颧阔，烟碧色的眼睛深陷眶中，身穿有泡泡袖的白色长裙，飘飘若仙。
容闳是最小的学生，郭士立夫人让他住进三层楼上的女生宿舍，不和男生杂处。容闳自然垂涎楼下男孩们有追逐嬉戏甚至出门上街的“自由”。一天，他偷偷溜出门，看到码头边泊满小船，忽然生出了出逃的念头。几个年龄比他大的女孩，也正想“逃出牢笼”，于是，“得同志六人”，相约逃跑。他们请船民把他们载回海对面的家，不料，严厉的郭士立夫人发现，立即雇船，奋力追赶。逃者是双橹舟，追者是四橹船，容闳等人很快被捉拿归校。
郭士立夫人命令这一名小男生六名女生排成一行，巡行全校。晚课后，又在课堂中设一张长桌，命罚站一小时。容闳居中，左右各三名女生，每人都头戴尖顶纸帽，胸前挂一个写着“逃徒”的牌子，如同越狱的罪囚。七名“越狱者”已经羞愧无地，郭士立夫人仍意犹未尽，使用对孩子最严厉的惩罚——当着罚站者面，故意将果饼和橙子分给其它的孩子津津有味地剥食。
可是不久，容闳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喜欢上这所学校的功课：算术，图画，英文……
郭士立夫人办的是一所女子学校，容闳就读的，是校内附设的一个男生班（“男塾”），这是教会所办的“马礼逊学校”的“预备学校”。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基督教新教教派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最早的《圣经》中文本是他翻译的。他死后，英国成立“马礼逊纪念协会”，协会每月拨出15英镑，资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办学。在中国和英国开始交恶的1839年5月，郭士立夫人办的“西塾”停办，容闳回到村里。不久，父亲去世。在这个贫寒的家庭，捕鱼的大哥成了顶梁柱，容闳每天走街串巷叫卖糖果。店铺停制糖果的时候，他就跟着姐姐到田里拾稻穗。
容闳读过洋文的事，村里人知道的不多。姐姐在田里随口说出，立刻引起了农夫们的好奇。有人说，孩子！你讲“红毛话”给我们听听！见容闳忸怩，姐姐说，你试试嘛！说不定还有赏呢！一个农夫马上说，我从来没听过洋话，你要是会说，我会送你一大捆稻子，你背都背不动的！
于是，十二岁的容闳站在没胫的水田里，放声朗诵：
“A——
“B——
“C——
“D——”
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读完，四周一片惊呼。农夫加倍奖赏，给了几捆稻子。姐弟俩要回家喊人来，才能背回。
为补贴家用，容闳一度来到澳门的天主教印刷所当装订书籍的小工，每月挣三块钱寄给母亲。一天，家里转来一封由澳门寄出的信，寄信的人是一位医生，他是郭士立夫人的朋友。郭士立夫人曾叮嘱他，一旦马礼逊学校开课，要把容闳召回上学。没想到，在马礼逊学校开课近一年后，那位医生才找到容闳，而容闳竟然就在距他医院仅一英里的地方当小工。
1843年，马礼逊学校迁到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成为香港第一所新式学校。校址在Morrison Hill，即今天的摩理臣山，校长是来自美国的布朗牧师（S.R.Brown）。
马礼逊学校使用中、英文双语教学。中文教学，讲《四书》，做八股文；英文教学，有英文写作、地理、声乐、几何、历史。其中历史课有“罗马入侵至查理一世时期”、“查理一世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等。1845年，为筹措办学资金，学校邀请香港各界人士到校，主持了一次对容闳所在班级的公开考试。学生们的六篇英文作文，全部在《中国丛报》刊出。其中一篇《一次幻想之旅》，极有可能出自容闳之手。他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曾回忆他在马礼逊学校做过一篇《梦想之纽约游》，幻想他来到新大陆的种种情景。
wingger 回复于：2004-10-22 11:38:34
第一章：容闳的梦(2)
容闳没有想到，幻想那么快地变成了现实。
他在香港生活学习了四年，从一个孩童，一个少年，变成了十八岁的青年人。1846年的一天，布朗老师说，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就要回到美国去了。
“有谁愿意跟我到美国去读书呢？”他问。
一片肃静。
容闳站立起来。
接着站起来的，一个是黄胜，一个是黄宽。
2．“我们一定Win（赢），因为我们有Wing（闳）”
1847年1月5日，跟随着布朗牧师，容闳、黄宽、黄胜乘坐美国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的“女猎人”号运茶帆船（Huntress）出发了。这是帆船时代一条典型的商业航线：借助自东北吹向西南的“贸易风”，船由香港起航，过好望角，进大西洋，驶向美国东海岸。
惊涛骇浪中的98个日夜，是容闳八年留学生涯的开端。在大西洋上的圣海伦娜岛——那个曾经幽禁拿破伦的地方，他在拿破伦墓前折下一根柳枝。八年后，当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时，他带到美国栽种的细柳，已长成垂条万缕的大树。
容闳就像这根柳枝。他来到麻省孟松（Monson）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他在那里苦读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在精通英国文学的校长海门（Charles Hammond）的亲授下，他在这里读了许多英国作家的名著。海门反对把学生训练成“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是“有灵性的鹦鹉”，所以他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优美的品格”。
容闳很自然地融入了新英格兰地区那充满新教精神的生活。当时美国的生活程度不高，贫苦的学生，稍稍为人工作，就不难得到学费，每星期只要得到1元2角5分美金，就足可以支付食宿、燃料等费用；而劈柴、生火、烧炭等，须学生自己料理。容闳“甚乐为此”，认为正可以磨练筋骨。住处距学校半英里，每天要往返三次，即使在寒冬，雪深三尺，也要徒步。容闳同样乐此不疲，长年的运动，使这个十八岁的男孩胃口大开，食量过人。
1848年秋天，同去的黄胜因病回国。另一位同学黄宽，从孟松学校毕业后，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容闳原本也可以得到去爱丁堡大学的资助，但他更神往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耶鲁。他遇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按照孟松学校的惯例，有一定的名额资助贫苦学生进入大学；但接受资助的学生须填写志愿书，承诺毕业后担任传教士。容闳知道没有希望——“我虽然穷，却不能没有自由”，他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回忆，“传道固然好，却不是造福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我就受到束缚，很可能坐失为国家谋福利的机会。”他认定，“人类应尽的天职，不能因为贫穷而改变宗旨。”
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周围多数人的期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
1850年夏天，布朗牧师到南方探望亲属，顺道造访了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anh,Ga.）。他带回了好消息：萨凡那妇女会答应资助容闳。
“容闳终于闯过来了，”容闳的一位好友回忆，“他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
在耶鲁大学，容闳穿的是萨凡那妇女会寄来的鞋袜，学费来自萨凡那妇女会和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资助；他自己还在学生宿舍承担食品采买工作，同时为校兄弟会的小图书馆当管理员，获得些微收入，以维持日用。他甚至节省下三十美金，托人辗转带回中国，带给母亲。
耶鲁的功课对准备不足的容闳来说非常困难。头一年，他每天读书到深夜，“体魄日就羸弱”，不得已休学一周，到布朗母亲的家中休息。第二年，最苦恼是微积分，考试常不及格。好在容闳的英文论说十分优秀，在第二、第三学期连获首奖。
容闳开始融入纽黑文这座遍载榆树的城市，融入美国同学无拘无束的生活。“没有通过！”（测验或是考试）和“冲锋！”是他们的口头禅；“嘶嘶”，是他们在逗乐时习惯发出的声音。作为兄弟会成员，容闳常热心地为同学拉选票。他是划船俱乐部第一分队的成员，也是橄榄球队的队员。那时，每当比赛，他们的啦啦队就会唱起自编的歌曲，那歌曲巧妙地利用了容闳的名字Yung Wing（广东话发音）的谐音：“我们一定赢（Win）!因为我们有闳（Wing）!”
容闳开始在报纸上用笔名发表文章。有几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哈特福德市的一位著名的学者找到这位中国学生，打听作者是谁。“容闳低下头来，”他的好友描述容闳当时的情景，“他羞赧如处女，手足无所措，承认他就是那些文章的作者。”
“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怏怏不乐。” 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他有时甚至怀疑，是否不受教育更好。既然受了教育，对理想和道德的追求就越来越高，知识越高，痛苦就越多，快乐就越少。但容闳知道，这是怯弱者的卑微的念头——“这样的人，不足以成就伟大的事业，达到高尚的境界！”
wingger 回复于：2004-10-22 11:41:38
第一章：容闳的梦(3)
在和同班同学卡特勒（Carrol Cutler）几次散步谈话中，他提出了谈论了当时正在他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我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志向，“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利益。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
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当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许多著名的学者赶来参加典
礼，就是为了看一看容闳，这位不寻常的中国人。
耶鲁大学的1854年级，共有九十八名学生。笔者在美国采访时，看到这个年级的同学赠言簿，包括容闳自己的那本，被耶鲁大学档案馆收藏。容闳用中文赠给同学的留言，用娟秀的毛笔正楷写成，其中有：“礼之国，和为贵”，“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有志者事竟成”等。有九十二名同学给他赠言，那些赠言热情洋溢——
亲爱的闳：我深信，当你回到世界彼端你的故乡时，我们在这所大学的结交将融入你的记忆。我向你保证，我决不会忘记我的中国同学，他那深藏内心的热情，对我们的文学的癖爱，以及对他自己祖国的奉献与深深的关切，都早已为我所习知和感受，……我将企盼获知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业。我希望你的伟大计划将会实现……
摆在你面前的是充分施展才华的生活的希望。你可以相信，我将怀着深切的渴望注视着你未来的进步。上帝将保佑你并指引你为同胞的福祉努力工作……
愿你回归天朝时，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
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获悉（因为我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
容闳是耶鲁的骄傲。1854年，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他引人注目；后来的日子里，作为中国留学计划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他更受尊敬；1876年，耶鲁授予他法学博士的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令每一位游人驻足——从20世纪一直到21世纪。
3．醒来是痛苦的
容闳学成回国。从纽约到达香港的航程十分险恶，13000海里，帆船行驶154天，像是冥冥中的预言，昭示他日后所要经历的磨难。
这时的中国战云密布，曾国藩的湘军正和太平天国起义军在长江流域拼杀。朝廷昏庸如初，地方政府腐败而又残暴。容闳回国后刚到澳门，就看见“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来到广州，亲眼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杀人如麻的刑场。“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脑筋”，他胸中烦闷万状，愤懑之极，几乎想要加入太平军的行列。但是深思静虑，他知道派遣留学生的“大计划”还要“依一定之方针，循序而进”。
容闳希望在谋生的同时，谋一职位，结识和影响有权力的达官。但是他不到一年就“三迁其业”，先后三份工都距理想甚远：给美国代理驻华公使（当时只能驻在广州）当秘书，“事少薪薄”；被朋友介绍到香港审判厅当译员，又遭香港英籍律师群起排斥；去上海海关翻译处任职，待遇优厚，却发现翻译和船主狼狈为奸，贿赂成风，他不屑同流合污，只能离去。“我对我自己的操守能够自信的，就是廉洁二字”，容闳在自传中写道：“无论到哪里，我必须保全自己的名誉，决不能使之受到玷污！”
一个夜晚，容闳去苏州河边的教堂行祷，回来走在四川路上，迎面撞上一群醉醺醺的美国水手。他们人手一盏灯笼，边走边唱边喊。看见容闳，一个人一把夺走了他的灯笼，一个人抬脚向他踢来。近旁的中国人如同遇到虎狼，纷纷逃散。容闳站定不动，他用英文大声说出自己的姓名，又大声喝问抢灯笼的人是谁？！那时他已在一间英商公司工作，了解了水手们的船名，第二天早上就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船主大怒，因为容闳的公司正是他们的货主。抢灯笼的人是大副，读了船主掷给他的信，他脸色立变，急奔登岸，到公司向容闳赔罪。
不久，容闳再次和洋人冲突。他的公司在几个月后停业，拍卖物品。他在人头攒动的卖场里观看，背后站着一个高大的苏格兰人。容闳觉得有人在玩弄他的发辫，回头看，那苏格兰人正恶作剧地把许多棉花球系在他辫子上。“我开始很平静，只是请他解去，”容闳在自传中写道，“他双手交叉在胸前，就像没有听见，一种傲慢的态度，令人难堪。”容闳仍未动怒，继续说理，突然，苏格兰人一拳击来，打在面颊上。他终于忍无可忍，立刻还以颜色，出拳迅疾，苏格兰人“唇鼻立破，流血被面”。他死死抓住容闳的右手，容闳正想用脚猛踢，被公司主人拉开。这时有洋人喊：
“想打架吗？”
容闳正色回答：“不！我是自卫。你朋友先侵犯我，打伤我脸。他太无赖了！”
容闳在租界出了名。因为洋人在租界欺负中国人的事，时有所闻，却从未有人敢于抵抗。他的夙愿又一次被勾起，“我想，有朝一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都懂得公权和私权的意义，那时无论什么人，谁敢侵害其权利，必有胆力奋起自卫！”
wingger 回复于：2004-10-22 11:44:43
第一章：容闳的梦(4)
他在苦苦等待机会。1860年，三十二岁的容闳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四年，他不仅以他自尊而刚毅的性格，也以他优美的英文文笔闻名十里洋场。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不寻常的中国青年。而容闳，则时时会想起他在耶鲁许下的诺言。
1860年冬，容闳决定去南京——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探究太平军的内幕。
当时许多许多西方人，都把太平天国起义看成中国的革命。还记得容闳童年的老师郭士立夫人吗？她丈夫郭士立，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熟人。当郭士立回到欧洲，把太平天国的起义告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满怀热情的期待，甚至用文学的语言描绘：当欧洲的反动分子逃亡到中国，逃亡到长城脚下的时候，他们会看到长城上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在南京，容闳和他曾在香港认识的洪仁玕见面。洪仁玕当时已是太平天国的“干王”，他对容闳和同行的几位传教士极表欢迎，寒暄数语，就询问对于太平军的观感如何？是否赞成他们的行动并愿意与之共事？
容闳回答说，他无意投身太平军，但愿意贡献一些建议。他希望太平天国能做七件事：一、依照规范的军事制度，组织一支良好的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培养大批有学识的军官；三、建立海军学校；四、建立公民政府，聘用富有经验的人才；五、创立银行制度；六、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圣经为课程之一；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洪仁玕与容闳详细讨论了这七条建议，然而接着便无音信。等待多日，一天，洪仁玕让人送来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是一枚官印——他们要授予容闳四等爵位。
容闳失望而归。他知道，满清政府的腐败，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最根本原因。“既然官吏们人人都想饱其贪囊，便天天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的政府，完全成了一个极大的欺诈机关。”然而太平天国充满蒙昧，“对中国政治决无革新的影响”，和“中华共和国”相去甚远。
他在失望和孤独中又度过了三年。在一个多数人都还在昏睡的国度，醒来是痛苦的。容闳卷入茶叶贸易，虽然赢利颇丰，他却抑郁不欢。在一次贩运茶叶的途中遭遇匪徒，他身心受到重创，在上海卧病数月。“我的志向是改造中国，应在大处落墨，”容闳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像这样为生意忙碌，我的事业终将是水中捞月！”
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在他面前出现了。
在上海，一些中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他成了朋友。突然有一天，有人向他转达了曾国藩的邀请。原来是那些学者的介绍，引起了曾国藩对容闳的注意。
1863年秋天，曾国藩在安庆大营约见容闳。他的名刺递入不到一分钟，侍从立即引他入见。曾国藩请容闳坐到他旁边，含笑不语，打量容闳足足几分钟，仿佛要看清容闳的外貌有何异样。
曾国藩说：“我看你的相貌，就知道你是良好的将才。你目光威严，一看就是有胆识的人，定能发号施令，驾驭军旅！”
第一次见面，给容闳一个错觉，曾国藩想让他领兵打仗。问朋友，才知是误会。曾国藩是在观察容闳的性格，他已接受学者们的进言，决定设立西式机器厂。约他见面，是要探讨机器之事。几天后曾国藩又一次约见容闳，他开宗明义：
“如果今天要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应当从何处着手呢？”
要不是事先了解了曾国藩的设厂决定，容闳肯定要以他的“教育计划”作答。此时，他顺从曾国藩的期待，以在美国的观察所得提出，设机器厂应当首先建立在各类机器厂之上的“母厂”。
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形成。曾国藩委任容闳，到国外购买机器。
容闳的“大计划”仍然没有着落，可是这一次，通向“大计划”的路遽然缩短。
4．“发威马齐！”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一把火烧毁了壮丽的圆明园，朝野惊呼“夷祸之烈极矣” ！这是天朝上国的奇耻大辱，却也是近代改革的开始。后人把这场改革称为“洋务运动”，著名的“洋务派”政治家，当时在朝廷，有得到年轻的慈禧太后支持的恭亲王奕訢，大臣文祥，地方大员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他精于理学，崇尚礼教，为剿灭太平天国立下大功。但他也清醒地洞察了中国闭关锁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深重危机。曾国藩认为自己生平有“三耻”，其中之一是“天文算学，毫无所知”。他早在1860年就发表过“驭夷之道，贵识夷情”的意见，对“洋务”（当时还称为“夷务”）格外留意。容闳曾亲眼看见，在曾国藩的总督幕府中，有法律、数学、天文、机械等专家上百人之多。
中国的“机器时代”悄悄到来。当容闳正在美国采购机器的时候，1864年初春的一天，曾国藩在寒冷的安庆长江边登上了一条船。这条船长约九米、两侧装有大轮，这是曾国藩手下的专家们研制的“明轮船”，在一名从前的水师提督的亲自驾驶下，轮船隆隆启航。
曾国藩把制船造炮看作“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在他的支援下，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坚船利炮”的发展速度令人咋舌：仅仅一年半前，曾国藩刚刚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自制蒸汽机的试车，——他的专家研制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用锌类合金制造，汽缸直径1.7寸，引擎每分钟240转。不久，这个模型蒸汽机被装上一条3尺长的木船，与其说这是船，不如说是航模。从航模到真船，专家们只用了一年。1863年11月，一艘暗轮蒸汽船试航，虽然它只行驶了一公里便告熄火，但这是中国人自制轮船的真正的处女航。两个月后，专家们将其改为“明轮船”，请总督大人曾国藩亲试。
wingger 回复于：2004-10-22 11:47:15
第一章：容闳的梦(5)
无独有偶，这年秋天在杭州西湖上也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一条轮船。曾国藩的大将左宗棠向几位外国人展示他主持仿造的轮船，那是一艘甲板上仅能站立两个人的“轮船”，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器设备合乎标准。它一艘标准的蒸汽船，只是速度极其缓慢，还不如西湖上船娘的小舟。
左宗棠是一个举人出身的湘军著名将领，平日悉心经世致用，注意研究外国事务。他在
给朝廷的奏疏中强调学习西方技术、御侮自强的主张，他尖锐地发问：“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如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不愿骑驴的人们，就这样把中国引到一条陌生的新路上。后人称其为“自强”。因为它发生在同治到光绪两个皇帝在位之时，所以又叫“同光中兴”。
1864年6月2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领衔，向皇帝呈递了一个奏折，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第一次提出了学习西方“取胜之术”的主张。奏折附有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信，其中有许多惊世骇俗的语句：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生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可云集。
李鸿章的这封信，带着一个四十二岁中年人的血性，充满强烈的变革欲望，甚至不无叛逆情绪。他对保守势力进行了无情斥责，对西方的科技表现出毫不掩饰的钦羡，甚至想向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挑战。他急切的呼吁，流露出在戎马生涯中刻骨铭心的体悟。
李鸿章曾是科举场上的幸运儿，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点翰林，二十八岁升翰林院编修。但是战乱打断了那条传统的升迁道路。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把他推上政治舞台，他在家乡安徽训练“淮军”，南征北战，成为著名将领。和众多将领不同的是，在和洋人的接触中，他敏锐感受到西洋枪炮的“神奇”，早早开始在军中学习西方的装备和技术。
在和太平天国作战的1862年春，他率领七千“淮勇”，搭乘外国人的轮船到上海救援。他的士兵们穿着布袋式的肥裤，色彩杂乱的棉袄，头缠布巾，武器是大抬枪、火绳枪、弓箭，还人手一把雨伞。散发着臭气的队伍招来洋人们的轰笑，然而这更加刺激李鸿章“师夷长技”的欲望。他认定“开花大炮、轮船两样”是制胜的利器，他向曾国藩报告参观英国和法国军舰的感受时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精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他每天告诫他的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淮军到上海不久，人们听到操练场上传出奇怪的口令声：“发威马齐——！”“发威马齐——！”原来根据李鸿章的指令，淮军已采用西式武器和西法操练，在洋教习的命令下，军队的口令一律采取英语。来自乡间的“淮勇”们记住的是中国式的翻译，如“前进”（Forward march），在中国指挥官的口中便是“发威马齐”。
李鸿章重实用，肯变通，他走得比他的恩师曾国藩更急更远，很快成为洋务运动的最具分量的领袖人物，中国近代改革的最重要的政策设计人和实行者。在他和曾国藩的联名奏请下，容闳的“幼童留美”之梦终于变为现实，而李鸿章的后半生，也和“留美幼童”结下了不解之缘。
5．当老书桌被搬动
鲁迅先生曾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形容中国改革之难。现在，曾国藩、李鸿章们正想小心翼翼地搬动一张桌子。可这不是普通的桌子，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书桌。
像容闳在澳门和香港读过的新式学堂，直到1862年以前，在中国内地是没有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和洋人打交道，遇上了语言不通的麻烦，当时除了临时雇用稍通西语的商人“通事”外，主要是依靠外国人自雇的翻译。可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十多年过去，培养翻译的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清政府都没有做。
“火烧圆明园”之后，为解决和洋人“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的问题，总理衙门着急了，奏请从八旗子弟中培养外语人才，提出赶快从广东和上海的商人里找懂 “咈”、“咪”、“崤”三国语言的来当外语教师。这“咈”是法国，“咪”是美国，“崤”为何国待考。可是后来，说“咈”、“咪”、“崤”话的中国老师还是没有找到，只好硬着头皮聘请洋人当“教习”。这就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的由来。第一年招生十名，是些在科举路上踉踉跄跄走了多年的老学子。
担任教习的一个美国老师回忆，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一个学生带着孩子，他问：
“哦，这是令郎吧？”
学生煞时红了脸，显得局促不安。他回答说：
“这是我的孙子。”
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因为同文馆而开了小小的缺口。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同文馆，后改称广方言馆。接着，1864年，广州同文馆也建立了。
torrent 回复于：2004-10-22 11:50:48
哪儿找来的？
wingger 回复于：2004-10-22 11:51:43
第一章：容闳的梦(6)
1867年春天，在福州城南定光寺，出现了一所新奇的学校，它的学生，有的学习英语，有的学习法语。有一位学生，在他的晚年，还清楚记得那座古寺的塔光山影，记得和尚们诵念佛经，学生们朗读外语，此应彼答，相伴成趣的生动情景。这位学生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他在十三岁时考入了福建船政学堂——左宗棠和沈葆桢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在洋教习的指导下，那里的学生们不但学习外语，还学几何、微积分、物理学、机械学、平面和球面三角、地理、天文、航海。学校分为两堂，前学堂学制造，以法文授课；后学堂驾
驶，以英文教学。
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都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式学堂，可是前者只是培养外语人才，创办后的三年内，争议不大，影响也小。后者大规模引入“西学”，就有许多风险，但它毕竟是从平民子弟中选拔培养单纯的技术人才，和科举制度没有正面冲突。也恰在船政学堂开办的同时，1867年，在同文馆第一届三年期满时，恭亲王打算把天文、数学等诸多西学内容纳入同文馆的教学，并决定招收举人、贡生，以及由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来同文馆，并且要求翰林院的翰林们也来参加学习，讨论新学。这就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恭亲王的决定，遭到士大夫阶层一片反对。他们认为让科举正途人员去“师学洋人”，是士大夫的奇耻大辱。一位御史率先发难，指责这是“习为机巧”，认为要“自强”，用尧、舜、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才是最最重要的——“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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