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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海归黄埔军校》课程《中国企业资本运营》第七章《上市运作：IPO》第八节《超额配售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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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黄埔军校》课程《中国企业资本运营》第七章《上市运作：IPO》第八节《超额配售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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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黄埔军校》课程《中国企业资本运营》第七章《上市运作：IPO》第八节《超额配售选择权》 -- 安普若 - (6476 Byte) 2004-1-04 周日, 10:34 (6407 reads)

转贴王

头衔: 海归少校
声望: 学员

加入时间: 2005/09/07
文章: 91

海归分: 18174

标题: 海南凯立版“罗生门” (485 reads) 时间: 2004-1-31 周六, 10:33

作者：转贴王 在海归黄埔军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海南凯立版“罗生门”

南方周末　　2004-01-29 10:49:27

　　海南凯立一心想上市，谁知未上成不说，还弄出了一连串官司。在各方对过去的回忆和争辩中，听者宛如给带进了黑泽明的《罗生门》

　　海南凯立版“罗生门”

　　□本报记者　余力

　　2003年11月19日，经过近1年半的漫长审理，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对中国第一例关于海外买壳上市的诉讼下达了一审判决书。法院的判决全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裁定“中华咨询”在提供海外买壳上市咨询服务时存在合同欺诈，并判其赔偿原告人民币约470万元。

　　众多媒体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只是，真正吸引媒体视线的并不完全在于案例本身，而在于涉案双方———原告“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被告“中华企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前者因挑战证监会而闻名天下，后者则在体改委时代执中国证券咨询业牛耳。

　　对于“海南凯立”而言，这次胜诉如同对证监会的胜诉一样，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胜利”；而对于中华咨询而言，这样的判决“颠倒黑白，怎么发挥想象力也想象不到”，他们迅速提出了上诉。

　　海南凯立和中华咨询都承认，这起诉讼并不是单一事件，它只是一系列诉讼中的一起，而整个事件的发端是凯立国内、国外上市的失败。这一事件除引发了曾轰动一时的海南凯立诉证监会一案之外，至少还有三起诉讼与之有关联——凯立在美国起诉“美国第一中国资本公司”欺诈，中华咨询和证监会官员朱利民（曾任中华咨询副总经理）诉凯立负责人名誉侵权，凯立诉中华咨询合同欺诈。

　　在这一系列诉讼中，凯立诉证监会胜诉、凯立诉“第一中国资本”最后达成和解、中华咨询和朱利民诉凯立正在审理中、凯立诉中华咨询一审胜诉。对中华咨询的判决下达后，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中华咨询前任董事长孙效良因愤怒而进了医院，同时，海南凯立董事长卫凯征也因身体不适住院。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双方大动肝火，凯立在迢迢上市路上究竟遭遇了什么，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拿起法律武器”？这一系列诉讼又是怎样的相互关联？

　　2004年1月初，本报记者采访了诉讼各方，力图寻找答案。但各方各执一词，关键人物或因职务原因、或受保密协议约束，无法出面澄清，整个事件并没有“愈辩愈明”，反而愈加扑朔迷离，如同一个现代版的“罗生门”。

　　海南凯立：“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今年1月初，海南凯立公司总经理廖斌和代理律师周晓在北京向记者描述了他们眼中的事件过程。

　　海南凯立成立于1994年12月，公司设立的目的就是修建海南中线高速公路，计划中的公路从海口至通什，全长172公里，动态投资需要54亿元。这样的投资额，单纯依靠企业自有资金投入无疑不现实，于是，融资成为公司成立后的核心工作，由董事长卫凯征亲自负责。

　　凯立最初的设想是在国内发行B股。经人介绍，凯立找到了当时国内顶尖的证券咨询机构中华咨询，并在1995年7月与之签订《财务与上市顾问合同》，委托其为凯立B股上市提供咨询服务。这是二者合作关系的由来，也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开端。

　　由于当时国家没有出台对B股上市的相关规定，B股这一条路行不通，中华咨询建议凯立“考虑采用在美国纳斯达克系统（NASDAQ）买壳上市的方法”融资。凯立采纳了这一建议，双方于1995年11月就赴美上市事宜签订《咨询顾问合同》，约定中华咨询提供策划，并协助聘请有关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事后，海南凯立认为，就是从这份咨询合同开始，他们一步步地陷入了中华咨询精心编织的“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

　　中华咨询推荐了投行机构———美国第一中国资本公司（简称FCC）。1995年11月下旬，凯立与FCC的代表王辉签订《委托合同书》，委托FCC独家在美国为凯立收购上市壳公司。1996年4月，卫凯征赴美，4月30日在美国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之后，凯立支付7万美元，取得美国CTI公司85％股权。但协议规定，凯立必须在9个月内向CTI注入200万美元的有效资产，否则美方有权以一美元的价格回购所售股权。

　　1996年9月，凯立通过美国律师得知，CTI不是上市公司。同年10月1日，CTI被美国犹他州政府注销。海南凯立NASDAQ买壳上市失败，为此所支付的31万美元（包括付给FCC、CTI股东及美国律师的各项费用）化为乌有。

　　在凯立看来，虽然中华咨询没有直接参与买壳过程，但由于认识中华咨询在先，而且FCC是由其推荐，所以凯立本能地更为依赖中华咨询的判断。这使三者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中华咨询根据FCC提供的材料提出咨询建议——凯立依据中华咨询的建议进行决策，并向FCC下达指令——FCC按照指令行事。

　　凯立认为，对中华咨询的这种依赖，与买壳失败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CTI不是上市公司，FCC提供的材料中也没有任何关于CTI上市与否的表述，中华咨询却一再误导凯立CTI曾是上市公司———1996年4月11日、5月1日中华咨询在两份咨询报告中，关于CTI多处出现“复牌”、“恢复挂牌”的表述。正是这样的表述使凯立做出了收购的决定。“我们要买的是元宵，中华咨询却把煤球说成元宵，让我们去买。这不是欺诈是什么？”代理律师周晓用形象的比喻说出了凯立对事件的理解。

　　买壳失败后，凯立的工作开始在两条轨迹上同步进行。其一关乎未来：凯立继续上市融资的尝试——1998年6月凯立向证监会申请在国内发行A股，同年向国家计委申请发行企业债（这些工作已与中华咨询无关）。另一条轨迹则关乎过去：凯立开始与中华咨询和FCC交涉，力图挽回损失——1998年三四月间，凯立向公安部举报赴美买壳上市受骗，5月就“欺诈行为”向中华咨询发出律师函。

　　两条轨迹本来并行不悖，但一个偶然事件却使它们发生了交叉——1998年时，曾任中华咨询副总并主管凯立境外买壳咨询项目的朱利民已调入证监会，任职稽查局副局长。凯立提交上市申请后，证监会两次派人调查，2000年4月，证监会最终认定凯立业绩不实，退回其上市材料。凯立认为证监会的决定与其举报中华咨询涉嫌欺诈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朱利民作为关键人物，在其中发挥了影响力。

　　在感到投诉无门的情形下，2000年5月，凯立以“业绩认定错误，退回程序不当”为名，将证监会告上法庭，同月，凯立在美国起诉FCC和中华咨询欺诈，一系列诉讼从此开始。

　　2001年7月，北京市高院二审判决证监会退回程序不当；同年12月，凯立与FCC在美国达成和解和不再诉协议，认为FCC没有欺诈行为，但不排除第三方欺诈的可能。

　　2001年10月、11月，相继有媒体披露“证监会高官涉嫌诈骗”的内幕，2002年3月朱利民和中华咨询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起诉相关媒体和凯立负责人卫凯征、廖斌侵犯名誉权。2002年5月，凯立在同一法院反诉中华咨询欺诈。

　　廖斌承认，起诉中华咨询并非如外界理解的“反击”，“他们不起诉我们，我们也一定会起诉他们”，1998年向中华咨询发出律师函时，凯立便有了诉讼的打算。“之所以拖到今天，是因为取证太困难。直到2001年，在美国进行了一年半的诉讼之后，往来的证据才使我们真正理解整个事情。”2001年从美国回来时，卫凯征和廖斌带回了整整两大旅行箱的证据。

　　这一系列诉讼，并没有为海南凯立的经营带来直接的益处，相反，负面作用已经显现——证监会一案的判决并未执行，凯立没有能够重回上市审核程序，而且，1999年国家计委批准凯立发行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债券后，没有券商愿意为其承销。至此，从国内到国外，从股票到债券，从买壳上市到直接上市，凯立的各种上市尝试基本都宣告失败。“这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伤害。”廖斌告诉记者，海南中线高速公路在投入7000万元人民币、开工两年后全线停工，从1999年2月搁置至今。

　　围绕着中线高速公路，实际有8起诉讼（含上述提及的4起），其中7起由海南凯立提起。廖斌透露，他们正在搜集证据，可能还会提起新的诉讼。但同时，他坦言，除了仍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诉讼之外，“我最大的希望是使凯立回到正常的经营运转中”。

　　中华咨询：“一个彻彻底底的谎言”

　　中华咨询总裁管维立、前任董事长孙效良、总经理罗小平、代理律师徐孔涛也在北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叙述的分歧从FCC与海南凯立签订独家《委托合同书》开始。根据凯立的委托，中华咨询将FCC推荐给海南凯立。当时，中华咨询与众多跨国投行机构，如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都有业务联系，之所以选择FCC这样一个并不知名的公司，是因为凯立的业务太小，“大公司根本不愿意接”。介绍之后，FCC与凯立谈判、签约，中华咨询并未介入，“我们充其量起了媒婆的作用，他们后来恋爱、结婚，是双方的自主决定，与媒婆已经没有太多关系。”

　　双方于1995年11月签约后，FCC便在美国开始了壳公司的筛选和调查工作，中华咨询完全没有介入。经过FCC及美国律师等协助和安排，凯立董事长卫凯征1996年4月底在美国签约收购壳公司CTI的85％股权。期间凯立没有让中华咨询派人赴美国实地参与买壳活动，也很少向中华咨询通消息，只在少数环节上由FCC或律师出面通报一些材料，中华咨询则主动从中国向在美国的卫凯征提交过两份咨询报告。

　　这是中华咨询第一例海外买壳业务，中华咨询感到自己“已经不太重要”，“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同时，按照与凯立的咨询顾问合同规定，仍有10万元的咨询费要在买壳成功后才能收取。在“多少发挥一些作用”以及希望收取剩余咨询费的心态下，中华咨询采取了主动姿态。然而正是在其主动提交的两份咨询报告中，出现了“复牌”、“恢复挂牌”的字样，在法庭上，这成了“欺诈”的主要依据。

　　管维立承认，“复牌”的表述没有依据，属工作人员当时的失误。但他强调，在两份咨询报告中共提出30条咨询建议，7000余字85％以上的篇幅在提醒凯立谨慎行事，小心核查，以避免风险，确保收购的安全，甚至直接提出了“卫总此次赴美最好暂不急于签字，待相互进一步深入了解后再签字也不迟”的建议。

　　对于凯立的行事逻辑，管维立表示了极大的不解，“咨询报告中最主要、最有利于他们的建议，他们全部没有采纳，最不利于他们的字眼他们却接受了”。CTI是不是上市公司，是否曾挂过牌，只要凯立采纳了中华咨询的建议，一查便知。“如果中华咨询有欺诈图谋，为什么会采用如此笨拙、一戳就穿的方式？”而且，凯立未采纳中华咨询建议的事实也说明了“他们丝毫不重视我们，依赖于我们一说从何而来？”

　　在中华咨询看来，凯立赴美上市失败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自身。由于美国证券市场的制度与国内不同，只要符合上市要求的企业，经交易所核准登记即可挂牌交易，不需要审批。如果凯立在约定的9个月内向CTI注入200万美元的有效资产，CTI将符合上市标准，可以在NASDAQ上市融资。而凯立最终没有成功融资，恰恰由于他们准备不足，无法拿出有效资产注入。而这一点与中华咨询、FCC都没有关系，甚至与CTI是否上过市也没有关系。

　　而且，CTI于1996年10月1日被美国犹他州政府注销，原因并不在于CTI发生了任何问题，而是由于难以想象的疏忽———CTI忘了办理年检手续（正式表述为“未填报续期经营的申请”）。根据犹他州政府的规定，这样的手续极为简单，仅需交纳10美元年检费，填报表格，5分钟即可完成，而且可以通过网上办理。在此之前，凯立已完成收购，CTI高管全由凯立重新任命，这样的疏忽应由凯立自己承担责任。

　　年届七旬重疾缠身的中华咨询前董事长孙效良卧病接受采访，虽有医生禁令，在谈及案件时，孙仍不时流露激动情绪。作为当时在任的负责人，孙认为凯立起诉中华咨询欺诈是一个“不道德的做法”，明显有委过于人之嫌。他仍清晰记得两件事：其一，1996年4月卫凯征赴美前夕途经北京，当时中华咨询的人员仍劝说她不要急着签字，买了壳也是空壳，必须有资产注入，否则壳活不了，达不到上市融资的目的，而卫当时的回答是，她听朋友说，现在壳是越来越贵，还是先买了再说；其二，买壳后，凯立没有合适的资产，中华咨询还帮着在全国找资产，再后来，凯立想把壳卖掉，中华咨询也帮着卖，“是我下的决心，免费服务也要做”，这已经是超支服务，完全可以不做（后来的这些工作在法庭上被作为中华咨询骗局中的相关环节提出）。

　　代理律师徐孔涛回忆，在拿到判决书时，他惟一的感受是震惊，“对方陈述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谎言，法院居然照单全判，这只能用匪夷所思形容。”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提供咨询意见的中华咨询，要为海南凯立的无知和粗率决策负无限责任，“这是哪一条法律的规定？咨询责任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雾里看花

　　海南凯立赴美买壳的过程中，关键的当事人是三位：凯立董事长卫凯征、中华咨询副总朱利民、美国FCC公司代表王辉。各自由于不同的原因，三人均未能接受采访。但凯立和中华咨询其他人士接受采访时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已表达了卫凯征、朱利民的立场。此时，有资格对双方几乎对立的陈述进行澄清的知情人只有王辉一人。

　　由于受海南凯立与FCC和解协议中保密条款的约束，身在美国的王辉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但经过努力，记者与王辉的一位朋友取得联系，并从该人士处了解到片段信息。

　　据了解，王辉是大陆出国人员，赴美之前曾在某研究所工作过，因此他与凯立之间的交流不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而1996年4月卫凯征在美国期间，二人的交流和合作都颇为正常，卫在买壳业务上对王辉基本是持信任的态度。中华咨询关于三方关系的表述更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形。

　　对于壳公司的筛选、确定，主要是FCC在进行，中华咨询没有与壳公司有过任何接触。“如果说当时凯立主要因为中华咨询的咨询报告而选择CTI，这明显有些与事实不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卫凯征在签订收购协议时，中华咨询和凯立应该都不知道CTI没有上过市。”而这一点应该不是由于王辉有意隐瞒，“他可能认为壳公司上过市与否并不重要，根本没想过要专门提到。无论壳怎么样，，都必须在壳公司中装入资产，才可能达到上市融资的目的。对于王辉来说，他一直真正担心、一直向卫凯征反复讲述的问题就是装资产。”

　　据悉，王辉在得知凯立买壳案的判决结果后，颇为愤怒，他不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存在FCC没有欺诈、而中华咨询欺诈的可能。如果是有预谋的欺诈，只能是中华咨询和FCC合谋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关于一审判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生尹飞（曾参与民法典的修订工作）认为，判决将咨询顾问关系（中华咨询－凯立）和委托代理关系（凯立－FCC）混为一谈，裁定中华咨询为与自己无关的合同承担责任，有牵强之嫌；而且，判决全部以《民法通则》的条款为法律依据，而非《合同法》，“对于一个关于合同纠纷的案件而言，不以《合同法》为适用法律，这多少有些难以解释。”

　　买壳案的二审将要进行，等待审理的还有朱利民和中华咨询诉凯立侵犯名誉权，以及海南凯立诉《财经》杂志“凯立真相”一文侵犯名誉权等两个案件。曾因在证监会面前坚持“程序正义”而赢得世人尊重的海南凯立、曾经声名显赫的中华咨询，随着这些案件审理的深入、可披露信息的增多，将呈现出怎样的真实面貌？目前仍无法预知最终的结果，但法庭无疑应该是最有可能揭示真相的场所。

作者：转贴王 在海归黄埔军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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