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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归系列：高通中国区董事长汪静：高通的中国模式

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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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海归系列：高通中国区董事长汪静：高通的中国模式 (1488 reads) 时间: 2003-9-15 周一, 00:30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汪静：高通的中国模式

采访·本刊记者王悦承张峰/文·本刊记者王悦承

当全球IT产业还在艰难时世中步履蹒跚时，职业经理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以致连跨国公司频频更换首席执行官、总裁抑或董事长的消息，也很难吊起传媒的胃口。

但高通公司对中国区领导层的任命，却莫名其妙地吸引了无数的眼球。

自打汪静从今年3月6日摇身一变成为高通中国区董事长以来，业内人士的猜测和疑问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汪静是谁？高通派一个据说是律师出身的经理人到中国来有何用意？与2月中旬TD-SCDMA知识产权的口水战有何瓜葛？……

诚然，谁都不敢忽视高通公司在第三代移动通信（3G）中的领导地位，甚至有人认为高通最早倡导的CDMA已经成为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代名词。

而有关数据显示，全球市场上每卖出10部CDMA手机中，就有9部采用了高通的CDMA芯片；而任何一部CDMA手机的售出，都意味着高通又多了一笔知识产权许可费的收入。有专家分析认为，CDMA在全球手机市场的份额将从2002年的20%上升至今年的25%。

具体到中国，尽管前有财大气粗的中国移动阻击，后有小灵通的挤压，高通在中国的盟友--中国联通的CDMA用户在今年5月还是超过了1000万人。

所以，对于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高通公司创始人及全球董事长雅各布对汪静的期望自然不会满足于"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于是，所有的猜测和疑问回到了一个核心：汪静究竟具备什么领导力？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加快高通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前进步伐？

巧合还是必然？

"高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创立就确定了与客户共赢的合作方式。"雅各布曾经这样说过，除了要开发研究出领先的无线通信技术以外，高通还要全力以赴与移动通信运营商、设备提供商、应用开发商、政府等多个方面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正是这种对多赢局面的追求，使高通在18年间成为全球移动通信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

2003年7月5日在北京嘉里中心26层接受《英才》杂志独家采访时，汪静把雅各布的理念解释为："高通在中国的成功取决于中国企业的成功，只有中国企业成功了，我们才能成功。"

在2001年加入高通之前，出生在安徽的汪静是个不折不扣的华盛顿律师，他在美国著名的Reed Smith律师行整整呆了12年。由于主要负责的是企业客户在亚太地区从事商业交易的法律和规章事务，所以他经常与许多知名企业打交道，其中包括高通公司。

律师在美国是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汪静为什么要转行成为一个商业管理者呢？汪静解释说因为"从事法律职业的最高境界就是管理"，而他的兴趣刚好在国际商业交易，所以就变换了角色。之所以选择高通，是觉得"高通的经营模式很有吸引力，就是说，先让别人理解并接受自己的技术和思想，让别人通过这些技术和思想取得产品和服务上的成功，然后自己取得成功"。加入高通公司以后，汪静的职务是高通全球高级副总裁，负责国际战略与法律事务，同时领导高通全球业务发展组织的亚太战略委员会的有关工作。

但当问到雅各布看中自己的哪一点时，汪静坦言没有跟雅各布交流过这个问题，并表示没有时间去"感觉别人看中自己的哪一点"。

其实熟悉汪静的人都很清楚，除了兼具中西文化背景以及在法律和投资方面的造诣以外，他此前在中国的声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上个世纪90年代，汪静曾帮助中国企业打赢了第一例美国对华反倾销诉讼，并且还帮助过中国解决了购买通信卫星的燃眉之急，这些故事至今还每每被圈内人士提起。可以想像，汪静拥有和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的良好关系。如果说高通总部对汪的这些经历视而不见，恐怕没人相信。

或者正因为这样，人们难免把接连发生的三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

今年2月19日，美国《RCR Wireless News》杂志刊登了题为"高通声称他们持有TD-SCDMA的知识产权"的报道。该报道中还明确提到，代表中国提出TD-SCDMA标准的大唐主要负责人表示，TD-SCDMA并没有用到高通的技术。该报道一传到国内，旋即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关注，一时间闹得纷纷扬扬，有人认为"高通是想借此打压中国提出的3G标准"。

次日，身为高通公司高级副总裁的汪静从美国圣地亚哥飞抵北京，就报道引起的事件做了说明。他说，高通从来没有否认过大唐电信可能在TD-SCDMA中拥有部分专利，但高通确实也拥有TD-SCDMA中的核心专利。他还多次强调说，高通跟大唐本来就同属于TD-SCDMA联盟，并且在CDMA IS-95和CDMA2000方面都展开了很好的技术合作，所以双方应该是一种伙伴关系，不存在有人提到的"打压"问题。

"汪静的坦诚相见显然赢得了大唐和业内人士的好感。"一位业内分析家说，"原本纠缠不清的关系一经汪静澄清，就好像烟消云散了。"

随后高通公司的两项任命给了业界更多的想像空间，其中一项任命便是汪静担任中国区董事长。

这与前面的事件是巧合还是有着必然的联系？汪静认为这纯粹是巧合，他说："在我加入高通之前，就已经是高通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而且就算没有担任中国区的董事长，我也会一直参与处理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协议谈判和执行的问题。所以并不是因为要处理好与大唐和TD-SCDMA的关系才担任这个职务。"

那么，难道公共关系对于高通一点都不重要？当然不是，有业内人士指出："高通在CDMA技术上是比较领先的，所以它在中国并不存在什么技术上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公共关系让别人接受高通的技术和思想。"

汪静并没有否认这种看法："一个企业有了先进的技术，但别人不用，那么这个企业肯定成功不了。对于高通来说，有了好的经营模式，还要有与之相配的商业艺术，而商业艺术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因素，公共关系又恰好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公共关系、客户关系搞好了，对当地文化了解深了，才有可能形成成熟的商业艺术，使自己的经营模式得到别人的认同和接受。"

不可否认，汪静上任四个月来，高通中国公司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员工的精神状态。"我们觉得跟他一起工作会充满活力，他工作很严谨、追求完美。对员工也非常亲切、轻松，不是那种板着脸的董事长形象，当然，工作一定要做好。"高通公司的一名员工说。"我们现在比以前更积极了，而且很注意相互合作。"

独食还是分餐？

CDMA本来是一门成熟的军用技术，最早提出将其军转民用的就是雅各布。但是从1985年想法的提出到1995年CDMA在香港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规模应用，高通足足耗费了十年时间。

在上世纪90年代末高通的CDMA技术终于敲开了韩国的市场。由于韩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韩国CDMA网络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再加上CDMA成为1998年国际电信联盟批准的第三代移动通讯三种主流标准的基础核心技术，高通公司股票一下子暴涨起来，尽管在当时的环境里，IT公司股价的跳跃并非罕见，但是， 1999年高通公司的股价竟然上涨了2619%，简直是天方夜谭一般。

从发展中国家市场尝到了甜头的高通当然不愿意放弃中国庞大的市场。为了进入中国市场，高通遵循了以往的找"老二"的思路，锁定了中国联通公司，并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公关和战略部署。但是高通的专利许可经营模式在中国并不是一帆风顺，或许这才是高通定位中国区领衔人角色的背景注解，与各国政府打过无数次交道的高通许诺：CDMA技术加上高通独特的许可商业模式会给中国在短期内创造出一个新兴的高科技产业。CDMA最终为中国联通公司采用，有人评论说这是因为高通拥有"化解政治负面干扰的能力和关系资源"。雅各布也在中央电视台上坦言，中国政府的支持是他在中国获胜的重要因素。

巨大的市场潜力使得中国成为了商业竞争的白热化地带。单就第三代全球移动通信（3G）来说，就存在三种标准--CDMA2000、WCDMA和TD-SCDMA。而在目前的3G商用市场中，有98%属于高通提出的CDMA2000，WCDMA只占2%，TD-SCDMA至今还没有商用。到目前为止，全球有43家运营商对CDMA2000标准进行了部署，CDMA2000的用户已经超过了5000万。

"就技术和商业化的成熟度而言，CDMA2000在全球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但我们也支持TD-SCDMA和WCDMA，因为无论哪种制式的3G标准得到商用，高通都会赢。" 汪静说，"所以在中国3G牌照发放时，无论哪一种3G标准被采用，高通都是会支持的。"

不少经济学家都倾向于赞成这样一个观点：每个行业的最高境界是卖标准，靠卖产品所构成的市场份额已经不具有左右行业的力量。高通和所有超一流的企业一样，收紧了自己的核心领域，将知识产权抓在自己手中。"高通推销的是思想和技术，而不是基于该技术生产出来的具体产品或者服务。"汪静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独特的经营模式，而这种经营模式在中国乃至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都需要经过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的'客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客户，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提供的技术要促使他们以产品和服务去推动整个相关产业链的兴起和壮大，从而参与并推动CDMA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动通讯中，中国很难有很强的民族工业。虽然目前中国成了全球第一大无线通信市场，但是民族工业很难说起来了，因为从设备到系统到手机绝大多数都挂着国外的牌子。而高通的独特经营模式可以让中国迅速地产生一个世界领先的CDMA高新技术产业，因为高通不生产设备，也不生产手机，由中国的企业来生产，他们可以使用高通的专利，而且高通还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这不是一句空话。"汪静举例说，在中国联通CDMA前两期招标中，深圳中兴通讯公司在第一期拿到的合同占总额的7%，第二期增加至15%。另外，华为和中兴通讯自主开发了CDMA2000的系统和软件，他们的产品已经出口到海外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海信则完全自主设计并制造出了CDMA2000 1X手机，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帖牌或者从国外引进。"只是在两年时间内，中国的CDMA产业就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了，这在1G和2G是没见到过的。高通很想帮中国改变在前两代跟着别人后面走的状态，在3G时代，中国至少可以跟其他国家和地区处于平等的状态。"

当然，高通在半导体行业里也不是高枕无忧。一方面，高通芯片的最大客户之一，三星电子已经准备自行生产CDMA芯片，以安装到部分的三星手机中；另一方面，诺基亚宣布跟德州仪器和意法半导体结成联盟，联合生产出最新款的CDMA低端手机所需要的芯片，甚至有可能把这种芯片卖给其他手机制造商。另外，高通公司在2001年推出的BREW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来自Sun公司的Java平台的竞争，有些运营商还在为选择哪一种平台而犹豫不决。

在汪静的眼里，竞争始终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不仅对消费者有好处，而且"对高通内部也有好处，可以激发内部创造力，激发高通生产出更适合客户的产品"。

为了保持技术领先，5月22日高通一下子推出好几款新的芯片产品。与以前的芯片相比，这些新款的芯片使手机拥有更多的多媒体功能，而且会使成本下降、节省电源。再者，除了把BREW平台数据服务嵌入到芯片以外，高通也把在美国、韩国和日本用得很好的gps One（全球无线定位业务）嵌入到CDMA手机的芯片中，同时推进应用开发商对这两种技术的开发。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基于BREW平台和无线定位技术开发出的应用服务将使中国的无线通讯市场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光有下载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推出充分的，有吸引力的数据应用，才能够在市场中取得领先地位。"汪静说。

单打还是双打？

表面上高通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公司，每个人的职责都比较宽，不拘泥于组织结构的限制，也没有把员工锁定在某个角色上。这样，员工可以对超出自身日常分工以外的业务提出建议并主动参与。为了使技术人员保持旺盛的创造力，高通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给员工最大限度的自由度，让他们去创造、发挥。汪静认为这种管理方式会鼓励员工超越自身职责范围的界限，尝试技术和商务上的创新。

雅各布曾经说过：高通要为每个员工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使他们产生很强的归属感，为自己是高通公司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为自己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而感到骄傲。董事长和总裁办公室的门永远向每个员工敞开。不论是工程师、项目经理或者是秘书，都可以随时踏进董事长和总裁的门，向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我曾注意到，几乎每隔十分钟，就会有人走进汪静的办公室。"高通中国公司的一名员工说。

多年的律师生涯使得汪静养成了随时集中精力的习惯，所以从不担心会被打断。往往是来访的人一走，他马上就能沿着原来的思路继续自己的工作。

说到从做律师转变到做管理的感受，汪静说："从我的经历来看，角色转换了好几次，就是觉得做人和做企业一样，都应该敢于和善于转换角色，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最佳的位置；如果缺乏胆量或者时机把握不好，可能都会影响一个人的事业。"

在汪静成长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学校的老师。其中最深刻的是中学时候的英语老师邓蓓蕾和语文老师徐观俭，他们是一对夫妇，原来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安徽的小镇上。这两位老师的眼光和学识比当地很多的老师要高一截，他们不断地鼓励汪静要发愤图强。由于意外，夫妇俩惟一的儿子不幸在事故中死去，所以他们就把关爱放在了汪静身上。汪静至今还记得他们所说过的话："不管你的出身怎么样，你很聪明，应该有很大的抱负，去做别人不敢想像去做的事情，而且应当感觉到前途是无限的。"

自此，汪静清楚地知道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高中毕业时，他报考的是安徽大学英语系。但是到了大学以后，他发现英语只是一门工具课，只能是沟通的手段；于是他又到别的系去旁听，最后选择了法律系，因为"法律的逻辑性"对他很有吸引力。四年下来，汪静参加了两个系的考试，并取得优异的成绩，这在刚恢复高考的80年代初期是非常少见的。

既然有了英语和法律两个专业，汪静就很想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便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法硕士研究生，后又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拿到了法学硕士学位。"在人大念硕士时还参加诗社，也能写诗投稿；后来法律念得多了，就变得理性多了，文学细胞也消失了。"

但如果藉此判断汪静是一个古板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很乐观，爱讲笑话，特别喜欢讲故事，对于那些生硬的道理他总是爱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说明。"高通中国公司的一个员工说，"他还经常跟家人一块去爬山、野营或者到海滩。他工作和生活都协调得非常好。"喜欢研读《道德经》的汪静也坚持认为"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对于汪静来说，没有什么运动比打网球更能放松自己的心情，这是因为打网球运动量比较大，而且让人很专注，要"粗细结合"，还要快速判断。每次打网球，汪静都会找一个合适的搭档。"我喜欢双打而不是单打，我喜欢跟人配合。"汪静说，"因为在双打里，一个人打得好是没用的，要是搭档打得不好，照旧会输。"

在汪静被任命为中国区董事长的同时，高通业务发展副总裁兼高通CDMA技术公司中国区负责人孟朴也被任命为中国区总裁。孟在加盟高通之前曾担任泰康亚洲集团（Tecom Asia Group）首席运营官，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微波与光纤通信专业，后又在纽约理工大学获得电气工程专业理学硕士学位。

从资历和经验上来看，孟朴显然都是一个让人乐于选择的搭档。既然有了好的搭档，汪静与孟朴在中国的"双打"理应取得不俗的成绩。

"求同"还是"存异"？

对比中美两国的企业家，汪静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企业家习惯于思考"什么不可以做"，而中国企业家则习惯于思考"什么可以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中国不同的法制环境和社会文化造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哲学的差异。"在美国，人们的想法是，凡是没有被禁止的就是允许的，都可以去做；而在中国有时会恰恰相反，人们认为，凡是没有被允许的就可能是被禁止的，可能就不能做，"汪静说。参透了两国管理上的不同思路，他就可以更好地协调美国总部和中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使公司运转始终保持高效率。

刚过不惑的汪静所理解的企业家的精神就是敢于做别人不敢做或认为做不成的事，而这一精神的体现则是不断以事实或自己的成果证明怀疑者或否认者是错的。他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源自老子的《道德经》：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永远保持自知之明而又敢于迎接挑战也许就是他事业发展的秘诀。

留美多年，汪静见过，经历过很多不同版本的美国故事，但印象最深的却是有关华盛顿纪念碑建造的故事。在美国首府华盛顿工作了十几年，汪静每天从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都能看见华盛顿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一块平缓的小山坡上，不远处有杰弗逊纪念堂和林肯纪念堂相伴，樱花盛开的季节纪念碑素白的大理石与粉白的樱花相映生辉。汪静发现，纪念碑其实是由两种不同颜色的大理石砌成的。1848年动土创建，几年后因内战爆发，纪念碑建到152英尺时施工中断，战后采用了另一石场的大理石续建，总高达到555英尺，1884年才建成。汪静认为纪念碑上两种深浅不同的大理石集中体现了美国文化中一些很根本的精神：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也尊重前人或他人劳动的成果，同时允许差异的存在，不强求绝对的一致。在纪念碑续建时他们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没有试图去掩饰两批大理石色泽方面的差别，从而抹煞内战对纪念碑建造过程产生的影响，也没有为追求整体的统一而推翻已建成的那部分。纪念碑上的"分界线"也将永远见证南北内战这一在美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事件。很难想像任何其他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会选择"存异"而非"求同"的做法。

"这种精神在高通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也有所反映，"汪静说。一方面高通看重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同时也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高通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并不是某个人单独努力的结果，而是几届班子、不同时期的人持续努力的成果。汪静用一种隐喻的说话回应了外界关于交通的种种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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