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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本土人士系列：两栖人物杜厦 -- 天津家世界老总杜厦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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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人士系列：两栖人物杜厦 -- 天津家世界老总杜厦 (转贴)

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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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本土人士系列：两栖人物杜厦 -- 天津家世界老总杜厦 (转贴) (1487 reads) 时间: 2003-9-15 周一, 00:16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两栖人物杜厦

新富阶层的"本能"

采访·本刊记者苏小和朱雪尘/文·本刊记者苏小和/图·本刊记者赵亮

他是国民党高官的后代，可是这样的家世带给他的是九死一生的人生际遇；

他曾是中国高层领导的智囊之一，风光时他的一句话可能就变成中国的经济政策，所以他惶恐地感到从未有过的危险，于是全身而退；

他是最早下海的一批知识分子，且是教授级的知识分子，却在自己的企业里被神化；

40岁以前他的梦想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此后他的梦想变为中国首富……

在鱼龙混杂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队伍中，自称无钱有脑的杜厦，他的致富意味着什么？

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故纸堆里的璀璨；当学而优则仕，不再是莘莘学子至高无上的人生目标；当一夜暴富的故事在不规范的市场里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杜厦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

来自学界、政府的两栖人物杜厦走向经营之路，是知本私有化、资本化的延伸，还是权力私有化、资本化的延伸？

一位观察家曾感叹：如果在权力、经济和知识之间没有严格的规则壁垒，事实上我们就在每天制造各种"原罪"，不仅是新富阶层的"原罪"。

不管怎样，中国精英阶层经过新一轮的洗牌，正在悄然形成一种新的财富势力，他们的过去不问也罢。重要的是杜厦们的今天，多大程度影响和左右着我们的生活？今天的杜厦们，是否有资格成为未来精英们效仿的榜样？

--独家视角

第一次见到杜厦，是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今年举办的"中国财富品质论坛"上。经济学家张维迎是主持人，天津家世界老总杜厦作为创造财富的代表坐在嘉宾席上。据张的介绍，杜厦在80年代特别喜欢出风头，90年代他富了以后特别低调。但与张有着21年的私交。当年中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研究生俨然变成了膀粗腰圆，头发微谢的天津巨商。而张维迎则华发上鬓，桃李满天，成为了中国具有实力的经济学家。

如今，两人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相遇，风格泾渭分明。张维迎对一些企业家在名片印上教授的现象冷嘲热讽，并劝说杜厦今后不要称自己为教授；而杜厦则强调，教授与商人的区别之大超过了所有人的想像，如果让大名鼎鼎的张维迎教授去操纵一家企业，必定是大败而归。在场的人都被杜厦具有浓厚煽情色彩的演讲所吸引。

散场时，记者靠近杜厦，问他，一个经济学家，在开始创业的时候，究竟有哪些资源可以整合？杜厦不假思索，逼视着记者，用手敲敲脑袋，回答道："我惟一可以整合的资源，就是我的脑袋。"

两个月后，当杜厦接受《英才》独家专访时，始料不及的是，杜一张口，便极力否定自己曾经的经济学家身份。理由之一，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不可以冠以教授、经济学家的乌有身份；理由之二，他的企业发展到今天，在商场奋斗这么多年，经济学背景几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影响！

我们疑问丛生，作为民营企业家的杜厦，与市面上大多数老板们的区别在哪里？他整合各种关系的手法有什么不同？他靠什么来维系公司结构？是否也一样的撒开大网，时刻准备着在不同领域大捞一把，同时也一样的做着未来企业帝国美梦？

但种种事实告诉我们，杜厦并不简单。

最后的玩家

在一些场合，杜厦都极尽批评之能事，对中国时下一些官商合一的企业进行猛烈抨击，并对那些先巴结政府，后巴结银行的所谓企业家嗤之以鼻。在杜厦看来，这些人的成功往往是机会带来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训练和素质。这部分企业家能够出现，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中国社会的庸俗认识。今天许多出现在"福布斯100"的名字，依然沿用的是这些"经验"。他们的财富急速膨胀，然后又会很快地倒下去。因为他们的财富不是正常的企业成长规律带来的，这样的财富必定先天不足。所以会出现牟其中、杨斌、仰融，各领风骚一两年，然后就灰飞烟灭。

了解杜厦的人知道，杜厦也是有一定政府资源的人。风华正茂时他做过国家主管经济的领导人的研究人员，并与天津和北京的个别领导过从甚密。言谈之中，杜厦还给我们提起当年给领导当参谋的情景，而且杜厦历来对此毫不隐讳。

"当时80年代有一种现象，就是国家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大批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经常向一些年轻人，包括向张维迎教授和我本人请教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感到因你说的一句话很可能变成中国的政策，很危险。所以我决定下海。"有好事之人猜测，杜厦能够发展到今天，肯定整合了一部分政府资源。杜厦自己也亲口告诉我们，"在中国做房地产，就必须天天和权力打交道。"那么对外声称一开始下海就欠债，创业过程就是还钱过程的杜厦，早年能在天津成功开发过房地产项目，并在全国率先推出银行按揭，该不会靠一己之力而为之？否则，他的地皮从何而来，银行贷款从何而来？

杜厦认为，自己之所以有勇气抨击灰色游戏，是因为家世界良好的企业结构摆在这里，这是他说话的资本。我们看到，经过这些年的收缩，杜厦的家世界已经基本集中在零售连锁。

有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但是了解杜厦经历的人士说，杜厦在不同场合严厉批评官商性企业，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姿态，表明杜厦深谙灰色游戏内幕，但现在杜厦已经从这个游戏中基本脱离出来。

现在杜的目标是"如果中国零售业这副牌局最后千个玩家，我将是其中之一。"他透露"我们的企业就想扎扎实实地沿着我们认定的道路走下去，越走越尖，越走越专业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聚集全部的力量和国外的竞争者一较高低。据我估计，沃尔玛，今年的销售额至少要到1400亿-1500亿美元，在"福布斯500"中排名第一。全球零售业中，它很早就是第一名了。我们去年是45亿人民币，也就是说相当于沃尔玛的0.3%。"说到这里，杜厦像是质问自己，也像在质问我们："这么小的规模，还要多元化，今天考虑建银行，明天考虑建保险公司，后天考虑投个码头？难道你不觉得幼稚吗？"

美国400强的前10名中，有5个富豪做零售。中国100富豪中只有一个杜厦，排名仅为71。

对于那些还在制造多元化泡沫的民营企业家，杜厦毫不客气地认为他们是典型的"无知者无畏"。

一个学者的异化

虽然我们对企业家的个人崇拜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但杜厦也是神这样的事实还是让我们惊讶。通常人们以为那些在自己的企业里被员工奉为圣明的企业家，大多文化层次偏低，保持着浓厚的专制意味，我们不可以要求这些企业家超越自己的知识局限和历史局限。但是作为曾经是经济学家的杜厦，在自己的企业里也被神化，就需要我们认真思索了。

对于自己被神化的局面，杜厦认为不是自己有意为之，而是自己这些年的决策和管理无往而不胜的结果。杜厦用了相当长的时间给我们讲述他的胜利史。他说，"家世界在零售业上坚定地走到今天，肯定是我一个人的决策。"1998年，杜厦突然决定建设高尔夫球场。当时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很少有能盈利的，可是杜厦觉得自己的企业可以用比较少的投资就把这个项目做下来，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收回来。杜厦坚持自己的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杜厦的决定，但杜厦坚决拒绝了别人的建议。"因为我带领团队走过了无数个胜利，失败的时候非常少，所以大家都很崇拜我。实践证明我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的高尔夫球场每年都盈利，投资早就收回了，现在它成为我们公司非常重要的对外形象代表，给员工带来巨大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杜厦的另几个决策也挺有意思，2000年，杜厦决定建一个大饭店，并打算创造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没有菜单，全部电脑化，其他方面做得也与众不同。所有的员工激烈地反对，因为这个项目的前提是关掉了一个家具城，几百平方米的地方空在那里。即使是建学校，杜厦也是在别人的怀疑中完成自己的设计，他要把这所学校做成百年名校，实现他自己的教育理念，而且不赔钱。

说到这些具体的项目，杜厦的得意溢于言表。"这样的事情多发生几宗，我就成神了。我的形象变了，不仅是一个领头人，还是一个神。"

我们问杜厦难道不认为一个人成为了"神"，是很不幸的一件事，也许这种盲目的服从和独断的作风，正是一个企业真正的危机所在。但杜厦几乎不假思索的说道，"是令我很恐怖，所以我要给自己套上枷锁，因为我已经预感到，神要犯错误的。人犯错误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神要犯错误伤害就太大了。"

那么，杜厦所说的"枷锁"究竟是什么呢？通过了解，我们发现，杜厦试图通过三种方式的权利制衡，让自己的公司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逐步消解由于个人独断管理所带来的种种风险。

"枷锁"的第一层乃是独立董事。当杜意识到自己的企业有可能出现决策风险和管理风险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借助这些外部智慧，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匡正。于是，杜厦建立董事会。根据杜厦介绍，张维迎到目前为止，只是家世界的独立董事。在学界张以直言著称，从不违心地同意不符合他自己观点的看法。杜厦还不远万里，从北美聘请两位独立董事。一位是美国赫赫有名的零售业专家金明·里，另一位则是加拿大安永的资深审计师。杜厦认为自己拥有了非常强大的董事会，完全能够克服企业缺陷。家世界的八人董事会中，有五个人在公司决策层之外，这五个人对管理层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董事会运作非常正规。这样就减小了我犯错误的机会。"

"枷锁"的第二层则是跨国性合作。我们在了解到杜厦的独立董事体系之后，进一步质疑：不管是张维迎，还是外籍专家，他们都是外部牵制。我们更想知道，公司内部对杜厦的制约是什么？

显然杜厦对我们的质疑有所准备，他立即告诉我们，家世界正在和一个国际著名的零售业公司谈合作，框架已经谈成了，现在做具体的细节工作。这是一家大型的海外上市公司，不过杜厦告诉我们，"跟我谈合作不要提大股东。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未来的这个合作伙伴，同意做小股东。"杜厦对这样的跨国性合作抱有很大的希望，"所谓小股东，也占30%，一旦我们合作，公司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我们会把这个国际公司的所有关键人物，全部弄过来，在我的公司里做对应的职位。让有几十年运作经验的大型跨国公司进入我们公司，和我的管理力量融合在一起。"

"枷锁"的第三层是杜厦有意识的稀释股份。1999年，在酝酿了四年后，杜厦终于决定对家世界公司股份化。在股份化之前，公司的所有资产全部属于杜厦。股份化之后，杜厦拿出了30%的股份给最主要的管理层干部，以及在这个公司工作超过八年的所有职工。公司的股东人数一下子达到300多人。有些人股份达到六七百万之高。杜厦希望通过客观上权力的减小，使自己的管理越来越进入某种规则状态。"我人为地在做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成立一个董事会。这些独立董事尽管有西方的职业道德，可他们也是我的朋友，也会按照我的意见办。但是当股东们的利益受到伤害时，他们能不出来说话吗？

三道"枷锁"是否能够把杜厦从神的位置上请下来，我们不得而知。客观地分析，这三道枷锁存在某种作秀成分。耀眼的独立董事也许仅仅只耀眼在表面；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合作的也许只有管理技术；而稀释股份更像杜厦对自己多年以来忠心耿耿的老员工的一种生涯规划，其稀释的幅度远远没有达到制度性制衡的水平。这样看来，"枷锁"的背后是一种矛盾：一方面杜厦是全体员工的神，一方面在结构上杜厦又试图建立某种必要的平衡。道德的因素、情感的因素、技术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在杜厦的企业里提前遭遇，以至于信心从来充足的杜厦也感到有一些彷徨。"这就是我说的过渡。神化、个人崇拜在创业初期有它积极的价值，到一定时候，如果保持不变，就会异化。作为一个学者，我现在正做的事情就是防止异化。逐渐地将这个公司的管理交给真正的职业经理人。"

那么，杜厦的职业经理人在哪里呢？杜厦的名片赫然印着董事长、总裁的双重头衔，杜厦是自己的董事长，也是自己的职业经理人。

不平等勿宁死

分析杜厦，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问他：这些年来，杜厦是否像一些私营企业在内部营造奴性管理，最大限度地制造整齐划一的服从文化？

当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摆在杜厦面前，他一下激动起来，并显露出少有的焦躁，丢开已经展开的话头，把高尔夫球场经理喊了过来，并问他，"记者在问我，是不是一直对你们实行奴性管理？"这个名叫杨峻的经理不到30岁，在我们面前十分紧张，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也没有正面回答杜厦的问题。见此情景，我们主动替杨峻解围，劝他不要紧张，杨峻连声说道，"没有没有，杜总让我进来，我有些突然。"

杨峻出去之后，杜厦的情绪并没有平静下来，可能是这个有人文历史意义的话题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开始把说话的视角转移到他的家族历史，转移到他的青年时光，并主动向我们展示他波澜四兴的心灵史。

杜厦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母亲则是天津一名大企业家的千金小姐。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时，母亲正在北京上大学，两个人都是学经济的，而且正赶上抗日战争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时期。他们恋爱，结婚，然后变卖家产，通过四道封锁线，来到重庆参加抗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父亲成为国民党高官。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前，杜厦的父亲在北京，有地下党给他写信，要求他不要走，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于是他父亲跟随傅作义起义留了下来。但这些没有为杜家带来福音，杜父后来遭牢狱之灾，从此身体每况愈下，直到离开人间，也是戴罪之身。1982年，国务院平反办公室到南开大学找到杜厦，向杜厦道歉，为杜父平反。想来杜厦父亲如果在阴间有知，当可以含笑九泉了。

如此家世，杜厦终生不忘。"我的家庭可以写一本书。我舅舅跟着国民党军队上台湾了。还有一个舅舅一点罪没有，镇压反革命时被定死刑，四年以后又被释放。我家里受冲击的人很多，又有海外关系，又有国民党背景，再加上我父亲在国民党财政部、中统里任过职。这样的家庭环境，你可以想像在"文革"之中会受到怎样的待遇。"

这样的人生遭际，导致杜厦从一开始就生活在弱势状态，"我的一生追求只有两个字：平等。这两个字从小就刻在我的心里。我认为人生来不能有任何的原因不平等。"

"文革"来临的时候，杜厦曾以死抗挣，在北京几次九死一生。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杜厦讲述了几件惊心动魄的故事。

当年，杜厦所在的北京四十七中，86%是干部子弟，出身不好的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只是一小撮，而杜厦则是其中之一。"文革"开始后，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一共被打死了29人。杜厦自始至终被别人压制，但却奋力抗挣，从来没服过。1967年杜厦离开学校，串联到西藏，呆了一个多月，去守卫大昭寺。一个月后，从西藏回来，一进学校，90多个人围拢过来，殴打杜厦一个人。杜厦昏死过去，长达36个小时。衣服泡在一个澡盆里，一盆水都被染得鲜红。而这个时候的杜厦，不过是一个18岁的孩子。

1967年夏天，北京市要送一批知识青年去北大荒。杜厦也想去，可是以他当时的身份，杜厦没有资格。于是，杜厦化妆奔向北京火车站。这个时期的杜厦，因出身不好但敢于斗争而闻名。此消息一传开，几百名红卫兵带着刀子，涌向火车站，号称要把杜厦碎尸万段在北京车站。

杜厦奔赴边疆报效祖国的理想并没有因此熄灭，不久，为祖国献身的机会又一次来临。中国和前苏联交恶，北方边陲要打仗了。杜厦看过大量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及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青春的热血开始燃烧，他卷起铺盖，居然徒步来到了内蒙，时刻准备迎接苏联的入侵。

更让人惊讶的是，杜厦在"文革"期间曾经被抓进监狱，原因是因为他私人拥有三只手枪。那时候的杜厦，想法非常简单，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谁敢把他不当人一样地看待，他就消灭谁。

1977年杜厦考大学的成绩不错，因政审上盖着"三类"，只好被黑龙江的一个师专录取。两年后，杜厦超常规报考南京大学研究生，并以高分录取。

对于如此张扬的个性，杜厦的解释是在于自己遭受的压迫太多。"我不惜以死抗争，要求得到公平。平等是人类最重要的理想。没有平等就没有世界。如果社会不给我平等，我宁肯消灭这个社会。我要做殊死的搏斗，这就是我的人生理想。"

许多年以后，杜厦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公司，他的平等信念再一次彰显。"如果我把不平等带到我的公司里面，这是我人生信念所不能允许的。别人奴役我不管，别人那种可以支配他人生命、人格的情况与我无关，我的公司不会这样。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激动，原因在于我的人生最高目标就是这两个字，平等。我怎么能允许在我的企业里有不平等出现呢？我不想平天下，我只是想告诉世人，这个国家的权力不应该由从娘胎里带着某种特权的人来把握，它应该由能为这个国家造福的人来把握，应该有公平的竞争条件。杨峻原是一个部门经理，在1.5万多人的公司里见到我这个主塔尖，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刚当上总经理两个星期，还不习惯，当然紧张。"

存在决定价值，这么多年，无论是作为红卫兵，还是作为经济学家；无论是作为政府幕僚，还是作为企业家，杜厦存在的中心概念就是理想主义，他一直在用不同的存在方式寻找他的理想国。

有意思的是，杜厦寻找理想主义的途径带有浓厚的军队情结，对此，杜厦有自己的说辞：

"我个人认为，军队的驱动力量在于荣誉，而不是命令。一支奴役的军队，一支靠命令建立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的战斗力靠的是一种民族情绪，命令的前提是保护你，消灭敌人。这是最基本的逻辑，所以军人就必须服从命令。军队是一个值得崇敬的组织，军人几乎只为这个国家献身。钱、事业，他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打完仗就被人遗忘，退伍以后没有赖以生存的技能，惟一有的就是荣誉。"

从杜厦的思想脉络，不难发现的世界观中，占主流的是集体主义意识，而绝不是个体价值。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构成了杜厦思想体系的两个侧面，理想主义是杜厦的过去和未来，集体主义则是杜厦的现在，理想主义是杜厦的世界观，集体主义是杜厦的方法论，而杜厦的经济学培养无疑是他的工具。这就是现在的杜厦。

管理捉襟见肘

我们无法用当下中国成规律性的民营企业的种种现象来界定他。杜厦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那些财富意义上的企业家，他的身上，有着中国几千年历史演进的缩影。观察他，分析他，我们或许能够看清时代，看清自己。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杜厦坦诚地剖析了自己在管理上的不足。

"我诚实地告诉你，我们并不成功。我们公司的管理还是人情管理，还是一种由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管理。我不满意这样的局面，但在这个方面我捉襟见肘。我几乎不知道，这个公司怎么迅速推进到严格的制度化管理，我还在摸索。"

"我曾经说过一个好的企业家，需要四个方面的素质，也一直以此来指导我自己。实际上并不一定正确。但直到今天，我只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第一，一定要有人格魅力。比如你一定要公平，要赏罚分明，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要能够沟通、听得进别人的意见，要能身先士卒，要以公司利益为最高利益，要在生活上堪称楷模、检点；第二，要有非常犀利的商业眼光，要有敏锐的知觉和判断力；第三，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任何困难都不能使你退缩；第四，要会巧妙地利用各种社会关系。"

说到这里，杜厦习惯性耸耸肩膀，"我没有讲精细管理，也就是'数目字'，我没有在这个方面受过训练，我说不出这样的话。到目前为止，我是靠我自己的魅力建立起一种共同的管理体系，这种管理体系肯定是非科学的。我曾经说自己是山寨王，带着一帮人去创业，没有什么规则，这是现实，我必须承认。"

亚当·斯密在他的巨著《原富》中，曾深刻地分析中国贫穷的原因，原文兹录如下：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最富裕、最丰腴、耕耘完美，操作勤劳，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之一。现在看来，她在长久期间之内，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五百年前莅临该土，就提到这个国家农业、工业以及人口众多的情形，和最近旅行者的描写几乎毫无出入。这样看来，似乎马氏之前很长远时间内，这个国家即已到了它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机构容许它致富的最高限额"。（《原富》第一卷第八章）

斯密的议论虽然涉及的范畴乃是一个国家的治理，但在经济发展的层面，斯密的意思是中国人的贫穷不是由于中国人懒惰，也不是由于中国的自然资源已经用尽，而在于法律、制度的缺失。杜厦的潜在危机恐怕也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套法律意义、制度意义的"数目字"管理体系，为未来创造新的致富高点。

在一个逐步市场化的经济时代里，杜厦的方式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宿命。由此，我们联想到许许多多企业家，无论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企业，无论社会怎样评价他们，明亮也好，灰色也好，专制也好，现代也好，他们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必然性延续。身为一名接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企业家，杜厦尚且不自觉地沿袭历史性弊端，遑论那些完全凭借感觉，摸着石头过河的老板们？奥地利心理学大师容格曾经对这种集体无意识进行过明确界定，指出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决定着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条无意识的河流。

当我们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打量着杜厦们，我们等待着他们转过身来，换一个角度，抛弃一些思维定势，向着法律，向着制度，向着现代化的科学体系出发。我们以为，这才是中国民营企业未来的理想国。

--独家访谈

"我自己没受过良好的训练，没有读过MBA，没有在几千甚至上万个案例中生存过，也没有在一个大规模企业当中工作的经验。自己独创江山，我们中国企业家都是这么悲惨。"

"一个创业者、领导人个人的魅力、能力构成事业成功与否90%的因素，另外10%是市场的客观因素。一旦企业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时，原来的模式就会发生异化。"

"让张维迎、外国专家成为我的枷锁。因为我已经预感到，神要犯错误的。人犯错误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神要犯错误伤害就太大了。"

杜厦自套枷锁

"中国企业家都这么悲惨"

《英才》：作为一个曾经在学理层面研究过经济的人，过渡到企业的具体管理，你的特色是什么？

杜厦：听来会觉得比较奇怪，我和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经济学背景对我做企业的帮助不大。今年我55周岁，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包括我个人的家庭经历、成长经历，包括我走向波涛汹涌，危机四伏的企业界的过程，是很有意味的。支持我走向成功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以我的身世背景为蓝本的小说已经有好几部了，《血色黄昏》、《血与铁》等等。"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那些常人难以想像的磨难构造了一个人坚忍不拔的性格。同时我们年轻时代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色彩的熏陶，使我本人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英才》：现在看来，你不认为那些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思维定势，行为方式，不过是一种乌托邦？

杜厦：不能这么看问题，这是两个方面。我们从一个包含着封建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的状态下，进步到市场经济的环境。与此共生的是，任何一个方面既充满机会也充满犯罪。机会到来时，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会取得短暂的成功。你想走一条健康的、能够被时间和实践考验的企业成功之路，如果没有极为坚强的神经和坚定不拔的意念，坚守自己的原则，你早就离开了。

《英才》：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些思考理解为一个曾经的经济学家的立场？

杜厦：再说一次，我的经济学背景对我的影响并不十分大。也可能我自己并不清楚，因为它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里了。我分析问题、提炼规律的能力是没有这样背景的人无法具备的。我个人能察觉到的是，我从来没有依附过政府，在条件相当充分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依附过各种权利关系。当我决定做企业的时候，就把这条线划得很清晰了。

《英才》：你对自己的立场比对自己的技术更感兴趣。

杜厦：我在学术界的职业训练，使得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比别人更严谨一些。我们现在做零售业，任何一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比我们能见到的任何民营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不知道要苛刻多少倍。我们几乎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刻薄的天平上，让自己判断项目的未来。

《英才》：根据我们的了解，你的企业这些年涉足的领域并不少，这说明，仍然有很多东西在诱惑你。

杜厦：我不会盲目地进入任何一个领域。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家在美国，有很好的条件接触互联网，很多人劝我，应该尽早进入到互联网生意中去。做了长时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成为主流的消费方式。它可能是一个圈钱的方式，但它不会是一个主流业态。所以我们拒绝在这个领域内有任何投资。这里的诱惑很大，你不进入这个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很快暴富的领域，是很难做到的。

《英才》：你现在是专业化发展？

杜厦：我做事情考虑的是市场的生存空间。1990年我回到天津时，北方房地产市场几乎还是一片沙漠。楼房按揭，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那时这个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很陌生，特别是在北方。中国北方的第一笔按揭，是我做的，在天津开发区做的一个大楼的项目，销售的时候做的按揭，与交通银行合作。

199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要抽紧银根。95%的企业家很难理解"抽紧银根"这个词，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个政策一出台，我们就立即意识到可能出现对房地产业极为不利的情形。于是迅速将手中的房地产项目全部卖光，三个月内，资金回笼，离开这个行业。我们离开后半年，海南的房地产危机出现了。紧接着，这种局面迅速蔓延至全国，风声鹤唳。此时我们已经全身而退。

《英才》：现在集中在零售业，应该是一个过程，你如何从多元化走向了专业化？

杜厦：我们从1994年开始筹划进入这个行业。1995年派100多人到美国去学习、培训。1996年，我们建了全国第一家超市。这种经营上的战略分析不是在事后，完全是在事前。

《英才》：这么说，你这些年一直在辩证的收缩？

杜厦：我们已经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零售业上，其他的都被关掉了。关的过程是主动的。

我们公司曾经有工业品牌，比如李宁牌的皮革制品。我和李宁是好朋友，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帮助过他。他将全国李宁所有皮革制品的生产全部授权给了我们，我们连续十年盈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主动把这一块关掉。我们的文化公司，做过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活动，盈利情况非常好，我们也主动告别了。现在我们的公司越来越集中。

应该说，不论是否盈利，只要影响我的主业、分散我的精力、分散我的资金、分散我的人才，我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它砍掉。

《英才》：你身上有三大背景：中国五千年的专制文化背景，经济学文化背景，自我的性格形成背景。它们对你有何影响？

杜厦：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的年龄。我起步时已经年届四十。那时候，我对于做企业、做管理一无所知。这样我经历了相当长的一个受挫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很多的失败，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反复。一旦过来，我也就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到七八十岁，企业需要更年轻、更专业化的力量进入团队。我自己没受过良好的训练，没有读过MBA，没有在几千甚至上万个案例中生存过，也没有在一个大规模企业当中工作的经验。自己独创江山，我们中国企业家都是这么悲惨。

为了能够克服这个缺陷，我们现在做了非常有效的准备，建了强大的董事会。按照国际化上市公司来规范我们企业内部的结构。我们聘用的审计师事务所是德勤，聘用的律师楼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君和，外国的律师楼是华尔街最大的布朗姆。五年以后，当这个企业进入比较平稳的状态后，我会退到二线，退回董事会，让真正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走进我们公司的管理层。要想为中国做一个令人尊敬的品牌，就必须按照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做。

"成为神令我很恐怖"

《英才》：就你个人而言，你的员工，对你有没有一种神化的倾向？

杜厦：有。

《英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你应该知道个人崇拜的危害。

杜厦：严格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某种意义上，我是以现实的态度对待企业，以理想的思想对待人生。比如，我今年花了1.9亿建学校。至少要赔十年的钱，这个学校已经成立九年多了，并且在社会上郑重承诺永远不盈利，你说这是不是理想主义？

《英才》：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成为企业的一个包袱？

杜厦：没有。我有防火墙，我投资的是学校，和我的企业不相干，它们之间没有相互关联的部分。不过我想说明，投资办学校，是因为很多有抱负的中国人都有改变世界改变社会的理想，我也不例外。

《英才》：这是另一种意义的乌托邦。

杜厦：对，这个学校就是我的梦。无论投多少钱进去，只要不伤害我的公司，我都愿意。我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北美人，班主任全是外国人，我希望我的学生从小在西方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相互结合的作用下成长。这些都是个人生活中理想的一种转移。

《英才》：你们这一代人饱尝了人生的况味。

杜厦：我一边在学校做学者，一边在政府做官员。李瑞环亲自批准的，拿两份工资。在那个时代，全天津只有我一个人。《天津日报》头版报道聘请我到天津市对外经贸委做处长的消息。我有学者的背景，有丰富的经历，又知道底层的痛苦。那时觉得自己可能会从政，改变这个国家。但人总是越来越现实，特别是当一些波折到来的时候。

《英才》：你的转型时期是在80年代后期。

杜厦：那时作为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深受政府的重视，真是诚惶诚恐，大有隔山打牛的感觉。高层的官员们问我们的意见，每一次，我们拿出某种意见时，我自问是不是真的了解社会现实？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我们不过学了一点点理论，学了一些国外的经典著作。但中国就是中国，中国有五千年的封建史，有五十年的计划经济史，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家。怎样能在这个国家里建立市场经济，建立欣欣向荣的发达经济？你能对所说的话负责任吗?带着这样一种惶恐和责任感，我提出要下海，我定的目标是十年时间。一年以后，我发现只能坚定不移地走经营企业这条路。

《英才》：有学者认为，一种良性制度的建立，会对发展构成持久的推动力。

杜厦：有一种乌托邦的想法是，在一天建立一个美好制度，我个人认为这不现实。任何一个好的制度绝不是一天建成的，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十六大，正视私有财产，正视民营经济，正式为它定位了。你认为这是理性的反思吗？不是。是私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推动出来的。

比如对垄断的看法。你认为我们现在开始把中国电信分开，把中国石油分开，剔除垄断，是某一个睿智的有责任心的人做出来的吗？不。是经济的现实发展到这一步时，必然提出的要求。只有一种情况例外，独裁。

《英才》：个人崇拜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你认为在你的公司里，员工对你的仰视普遍吗？

杜厦：无论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里的任何一个机构，只要有人，在创建初期都有个人崇拜。一个创业者、领导人个人的魅力、能力构成事业成功与否90%的因素，另外10%是市场的客观因素。一旦企业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时，原来的模式就会发生异化，我们不能盲目地说好或者不好。创业的初期没有一锤定音的声音，就无法作决断。

《英才》：一个人成为了"神"，是很不幸的一件事。

杜厦：是令我很恐怖。所以我要给自己套上枷锁，让张维迎、外国专家成为我的枷锁。因为我已经预感到，神要犯错误的。人犯错误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神要犯错误伤害就太大了。

《英才》：你现在不仅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

杜厦：现在我是集团的总裁。具体负责经营的是下属公司。每一个公司都是一个利润中心，他们经营的权力是100%的。他们年初的时候和我签订合同，承担经营目标，在这一年当中，我不得干预。

《英才》：不干预是什么意思？

杜厦：我们做每件事都有规则。只要你的车在规则上，我就不会问，年终拿业绩说话，但是有几个权力是中央的。财务控制是由集团财务中心派人负责；计算机、信息系统由中央控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采购系统，以怎样的价格采购，由中央决定。

《英才》：下面的经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车间主任。

杜厦：不是。发展的权力在下面，扩张新店的权力在下面，当然投资的权力在上面。你提出发展目标，决定要投资，集团审查项目合格，就可以把钱投进去。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的。

最高的领导人，个人意志和团队意志达到一致的时候力量最大，不一致的事情不可以经常发生。某些个别的事情上不一致的情况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我个人的意愿被否定的情况也非常多，多得不胜列举。

当好的团队运作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异化，变成一个小的即得利益集团。社会上真正好的职业经理人无法进入团队中来。因此在好的团队还健康的时候就要建立好的制度，包括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决策结构、奖惩结构、目标结构，不适应者将被剔除。制度是最神圣的，我深信这一点。你拥有这个企业的股份，但企业已经不是你的了，企业变成社会的了。

《英才》：这也是你们这代人的致命弱点？

杜厦：在管理过程中，我自认为最弱的一个地方是，我几乎不会怀疑别人。一旦把一件事情交给某人，我会给他100%信任。我们公司最近出现了一件事情，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是我们学校过去的校长。一个有50多年党龄为人师表也已经50多年，我个人非常尊重他。今年，学校换外籍校长，这位72岁的校长要离任。离任要做离任审计，审计的结果是我们发现了大量肮脏的东西，大量的巧取豪夺、侵吞，他的这种行为令我非常伤心和失望。总结起来，我本该有一个制约机制。当我把100%的信任给他的时候，我同时应该有每年的审计，应该每年有强大的财务管理、督促，防止个人的贪欲孳生、蔓延。实践证明这个领导人，开头几年做得很好，学校里的事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后来就由占有发展到贪污。

这件事使我重新审视我自己。同样事情在其他地方也发生。我从来不会派一个人做事情，然后又不信任他。其实是我不理解：有权力制衡机制并不是不信任，我把事情交给你了就应该信任你。这实际上是错的，是我的弱点。我们像一个平等的大家庭一样，大家都可以随心所欲。虽然我的年纪比较大了，但这些年轻人和我在一起像哥们儿一样。我们公司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一辈子免费在球场打球。但是我不支持他们去歌舞厅，不支持他们晚上花天酒地，公司气氛就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随便找一个我们公司的副总来问问，杜总对你是什么态度。得到的回答，信任一定是排在第一的，我认为我管理企业最核心的力量是信任。现在我开始反省，所以我们今年在董事会下面成立了一个监察室。开始监察审计我们公司所有的负责人，我们要不断地修正自己。

我们公司里相当地宽松。有这样一个例子，在任何一个这么大型的民营企业里是很难找到的。我是总裁，不仅仅是董事长，我上个月离开公司48天，到加拿大去。你能想像我作为总裁离开公司48天，这么大的公司一切照常运转，一切正常吗？如果是奴性化的管理，我一天都离不开。

"这100人是众多的垃圾和少数金子"

《英才》：你如何看胡润搞的中国财富榜？

杜厦：胡润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件事情积极的成分远远大于消极的成分。他给中国的企业家、有钱人第一次直接和老百姓接触的机会。这件事很有挑战性，如果换一个中国人，不管他有怎样的背景，也做不到现在这个程度，达不到现在这个影响。无论现在这100个人中有多少糟粕，胡润的行为还是有意义的。

我告诉胡润，这100人用鱼龙混杂都不足以概括，是众多的垃圾和极少数金子混在一起。你想想看，如果罗纳尔多或者巴乔、马拉多纳、菲戈这些世界著名的足球运动员和中国国家队甚至省队的运动员在一起踢球，他们会是什么感觉？但我尊重，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过程。因此我一方面支持胡润，一方面批判胡润。

《英才》：最后一个很小的问题。想请你排序：党派、国家、民族、个体的人。在你看来，他们之间的顺序应该会怎样？
杜厦：你问的是当下，还是历史？

《英才》：当然是当下。

杜厦：如果是现在这样问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人是第一位的。15年前，我不会这样想。教育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培养完善的人，培养一个有道德心有责任感的人。我们所谓最优秀的学生在奔向高考的途中如果看到一个老太太被撞了，他第一个考虑是我不能迟到，他绝不会牺牲考试去救老太太，这是我们教育根本性的失败。我们的很多学校把考试成绩看做全部，其实它只占10%。从我对教育的描述，你可以看到我的人生观。

我对第二位很奇怪。我分不清国家和民族。

《英才》：国家是地理，民族是血液。

杜厦：如果是这样，我第二位肯定排民族。尽管我们的民族有很多不足，但我也不能允许我们的民族被别人蔑视。我从来不打算入美国国籍，尽管我已经有绿卡十几年了，因为我觉得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儿子入美国国籍，我对他表示祝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入美国国籍是他的愿望；第二个原因，我终于当美国人的爹了。（笑）

民族决定了我们有一样的皮肤，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文化基础，国家不见得是这样。但你终究要爱自己的国家，不论她处于怎样的状态。所以民族之后是国家，政党排在最后。

--独家告白

中国企业三种人

文·杜厦

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经济发展很快并在迅速崛起的国家？所有的人都会说是。中国强大吗？强大，她已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第六位。如果用购买力比较（不是用货币比较），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德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有哪一个工业品牌和企业品牌是在世界上为大众所熟知？

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只有20年的现代经济发展历史。因此中国的经济还是脆弱的，发展处在初级阶段。在这样一块刚刚开垦的土地上，不可能长出强壮的大树，只有一些弱苗。一棵大树可以收获几吨果实，一个小灌木只能收几十斤果实，但灌木的数量非常巨大，果实总数也就显得很大。中国的经济强大是这样来的，没有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我们有中石化，我们有中石油，实际上他们是政府机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他们的管理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是公务员。

当一个人钱已经足够用的时候，必定要考虑更多的价值实现问题。很显然我不想从政，30多岁，没有混到中央委员，从政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也不想在大学，虽然我是一个很好的做学问的教授，但学术界终究缺少刺激。我也不愿意整天呆在书斋里，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去做生意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既然选择做生意就想做出名堂来，想做出一个我死后可以永续经营的代表中国人智慧的品牌。

很多品牌的故事都是由企业家个人创造的。比如洛克菲勒离不开洛克菲勒本人，福特离不开福特本人，松下离不开松下幸之助，长实离不开李嘉诚。我们公司的字训是"立诚致远，以一行万"。"立诚致远"，是说企业建立在诚实、诚挚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永远。"以一行万"，把每个"一"当作"万"，你才能真正达到"万"。

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我们大批的传统企业为什么失败？除了体制的原因之外，这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并没有接受国外的企业家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那样的训练。这种训练包括，身家性命放上去可能失败的训练。我认为过去这些国有企业的领导绝大多数只是听政府的，是一个执行政府命令的公务员。企业家最基本的风险他们没有。这一类企业家除非自己觉悟，重新去补课，跟上时代的脚步，否则他们一定会被淘汰，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当一个巨大的企业不是由企业家来带领，不是由职业经理人来带领，这个企业必将走上死路。

第二类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农民、一批最先下海者。这些人的成功往往是机会带来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训练和素质。比如，天津的禹作敏，特殊的税收政策、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土地分配，以及很多桌面下的交易促成了他们的成功。今天许多出现在"福布斯100"的名字，依然沿用的是这些"经验"。他们的财富急速膨胀，然后又会很快地倒下去。因为他们的财富不是正常的企业成长规律带来的。这样的财富必定先天不足。所以会出现牟其中、杨斌、仰融，各领风骚一两年，然后就灰飞烟灭。

一些人，在某个时期做一个很巧妙的包装，有领导签字，就可以将一包破烂棉絮装到一个美丽的包袱皮里，圈一大笔梦想发财的股民的钱。钱来得太容易，他就不会用了。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期望--钱还可以再来，再包装再卖。这个故事不可以总是重复，就像你在大街上有一次捡到一块金子，你不能期望每天都在街上捡到金子。所以这一类企业家必须经过洗礼。这些人不止是农民，包括城市里的机会主义者。他们非常敏感，善于发现机会，善于进行包装，善于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因此他们可以获得暂时的成功，但一定禁不起时间的考验。

第三类，比如鲁冠球。尽管他也是个农民，但他是从一点一滴做起来，这符合企业成长的客观规律。他把自己的产品提供给世界上很多规模非常大的汽车厂，提供价格低廉质量很好的汽车配件。虽然他们并没有上市，没有圈钱，但是他们自己的企业做得越来越成功。我觉得这是方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当然鄙人也算其中之一。

中国企业的期望在第三类企业家身上。民众大可不必为牟其中的倒台，为杨斌的倒台唏嘘不已。这是必然的，本来就不该存在。他们是时代发展的陪衬。如果没有，时代就会显得不够丰富。中国的企业家的成长、成熟，民众的成长、成熟，是必须伴随着这样一些教材的。

（注：本文根据杜厦采访录音整理）

我看房地产业口述·杜厦采访·本刊记者
所有的东西都是权力
很多人问我，杜总你是从房地产做起来的，后来为什么要离开这么火暴的市场？这也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判断。世界五百强，索尼、松下、奔驰、GE、壳牌、IBM……这些知名的大公司中有哪个是以房地产为主业？房地产这个行业的经济运作规律是"特殊订单"，每一个地方都是不同的，它无法用一个模式持续地运作下去。而且房地产是一个"本地产业"，不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一个有抱负的企业家，不是想赚点钱就完，而是想做一个可以永续经营的企业，房地产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之所以离开房地产，是因为我们想做一个"百年老店"。

另外在中国做房地产，和权力打交道太多。土地是权力，规划是权力，资金是权力，验收是权力，所有的东西都是权力。对于我这样的人，这并不是一个长项。我们进入零售业，是对中国宏观经济以及改革开放的状态进行了长达20年的分析、判断。

专家分析

精英们的真相

文·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　姜汝祥

从社会学上讲，个人身份与地位的一致，是个人心态稳定的基础，但问题在于身份与地位都不是自己能够搞定的，而是要取决于整个社会结构。所以张维迎到处调侃企业家们加什么"委员"或"教授"之类，对目前社会结构下的这些企业家未必公平。这就像他自己的副院长前面始终强调"常务"一样，"常务"这个词在国外商学院的领导层中基本是没有的，如果有，那也不过是强调做更多杂务工作的称谓。但在中国，就暗含着他是北大光华的实际主人，不能不加。

这就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特色，由于变化太快，谁看谁都不顺眼，谁对谁都不服气，谁都清楚20年之后中国会是什么，但谁都不想放弃目前手里的利益而去服从未来。

这种矛盾我觉得是理解目前企业家也好，学者也好，甚至政治家也好最好的入口，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看电视《走向共和》中的场景：都在提要"立宪"，要共和，但又超越不了眼前的既得利益与对现有结构的利用，结果就有了近百年的徘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杜厦无疑是中国对商业本质看得最清醒的一批人之一，这在他对多元化的评价中看得很清楚。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如果他站在北大方正魏新（做传统产业）或者联想柳传志（做房地产）的角度，他同样会选择多元化，尽管那很"幼稚"。

这就是中国转型时期精英群的真相，这种真相背后的矛盾构成了他们这一批人的成就（从体制外对体制内资源的利用成就了他们的第一桶金），同时也构成了他们这一批人的悲剧：他们在一个非常时期形成的"实用型"思维，限制了他们真正对商业原则和伦理"本能的追求"--在一个成熟商业社会中对规则与伦理的追求是"本能"。

杜厦他们理解这种本能，但他们不可能真正拥有这种本能。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可以重温《执行》这本书讲的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人们永远不可能通过思考而形成一种新的实践习惯，而只能通过实践来获得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杜厦也好，张维迎也好，都是通过思考而获得"商业逻辑"。

从这种角度你马上就可以理解杜厦称自己为"神"含义，也理解三层"枷锁"的积极意义与作秀的成分--当他称请张维迎为独立董事是看重张的"直言"成分，他比谁都清楚张是个懂得游戏规则的人，张的直言也不过象征性的"功利"直言，一旦过了这个界他马上可以让张走人。

这种规则我们是理解的，所以没人对中国的独立董事提出什么"商业道德"质疑，除非这个独立董事触犯法律（比如郑百文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理解在中国不能够简单地"西化"，当杜厦坦诚自己不够职业，公司还是人治管理时，我们反而觉得他很真切，也使我们更有兴趣去看他如何选择未来。

在未来的选择上，杜厦把自己归于鲁冠球类的企业家，表明了他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定位：做一个产业链中游戏规则的遵从者。但我刚开始就说过，身份更多是社会提供的，鲁冠球类的企业家在浙江大量存在，而在东北就很少见，温州企业这十多年来没有大起大落，可见个人的选择是受制于社会结构或者叫亚结构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大公司要"迁都"的原因。

不过，奇迹并不是没有，比如在极度"江湖味"的房地产业，万科的王石通过对"25%利润线"的坚守，同样创造了一支职业化的队伍。所以有时候我突发奇想，觉得我们放慢脚步经营一支职业化的队伍可能比多少多少规模更有意义。我觉得目前应该有企业家，能够像三四十年代的梁漱溟，晏阳初一样，当大家忙于革命的时候，他们在河北、山东农村试验如何启发"民智"，因为"民智"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永远要面对的坎。

中国企业职业化道路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批企业在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如何才能建立大型商业组织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回答，靠什么东西我们一个一个的人才能凝聚在一起，才能获得共同认可的规范和道德。这就像家一样，如果说家是靠"爱"凝聚的话，那么企业靠什么？

当离婚率愈来愈高的时候，我们丝毫不能得出结论说是人出问题了，我们只能说是过去"家"赖以支撑的功能要素不再起作用。重建家庭的出路，只能在于重建家庭之所以存在的那些要素，而这往往是通过一两代人的痛苦和蜕变完成的。而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过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当然也就无法真正"本能地"懂得什么是企业成长的凝固剂，西方企业是靠法制和职业道德，这一套对中国适用吗？

从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来看，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和《英才》杂志一起合作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这一主题，努力去建设性地提出一些启发和答案。也是在这一主题下，我提出了商业底线的概念。

商业底线的意思是说，不管东方西方，有一些东西是所有商业活动共同遵从的基本点，也就是所谓的商业逻辑。就像人一样，不管东方西方，人的基本点是一致的，无非就是尊重，平等、自由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做人的逻辑。

从杜厦的言行中看得出他是个有追求的企业家，我们相信他不会觉得这个主题"无味"，而如果是在这样一个主题下看他的企业，树起的大厦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沉重，因为从商业底线的角度看，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谁碾碎了英雄梦

文·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项目经理徐懋

从杜厦具有浓厚煽情色彩的演讲能力和他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中，可以推断出杜厦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的魅力再加上连续的成功，必然造成周围人的依赖、信仰和崇拜，并导致他在公司内部的巨大影响力。神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成功的创业者屡屡面临的问题，他危及一个企业家和他所领导企业的命运。在考察这个时代的英雄们的命运，他们的出路，并寻找未来经营者们仿效的榜样时，杜厦，这个从经济学家成长起来的财富人物是否能脱离这种神化的宿命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神化呢？

首先，对神化的解脱源于他本人的认识。由于从小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对于平等的追求是铭心刻骨，所以，尽管他难以避免地发现周围人们的欠缺，他还是一再强调了公司内部人员之间的绝对平等，并且用"信任"来表达他对于其他人的平等权利的尊重。而且从"文革"中走出来杜厦，对于神的传说深抱警惕，深知人犯错误还可以改正，神犯错误很可能就无法挽回的道理。但是这些认识，并没有阻止他成为企业里神一样的人物，一方面中国五千年的专制文化背景在给杜厦下套的同时，也在给他的员工们下套；另一方面，企业在发展的初期，企业家对于市场的独到见解和快速的决断是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作为一名中国现阶段的企业家，杜厦逃脱不了神化的倾向。

其次，这种解脱也来自于创业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的安排。脱胎于一名经济学家，杜厦在这方面表现出清醒的认识和超前的意识，设计了三重"枷锁"，试图让自己的公司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逐步消解由于个人独断管理所带来的种种风险。

但是，所有的这种努力，并不能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司的权力结构。况且，任何一种治理结构都可能失效，任何一种制衡措施都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即使抛开治理结构，创业者也能利用他的影响力进行决策。杜厦在公司中依然享有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也依然是目前公司进一步发展所必须的。实际上，只要杜厦所作的决策是正确的，保持杜厦的特殊地位很可能是公司能够快速前进的最好方式，虽然这也同时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风险。问题是，我们怎么判断杜厦利用这种特殊地位决策带来的风险可能会超过公司的收益呢？

杜厦们最终的解脱来自于市场。产品市场的竞争是判断一个公司是否有理由继续存活的最终依据，也是对一个创业者或者企业家是否应该离开舞台的最终判决。家世界是中国零售行业的一匹黑马，从建设共生业态到建立全国最大的商业零售配送中心，家世界以鲜明的个性崛起于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之中。正如杜厦自己所说的，家世界只有沃尔玛的0.3%，我们要聚集全部的力量和国外的竞争者一较高低。这种强烈的外部压力才是杜厦决定他个人在企业中作用的惟一决定因素。无论是继续保持个人的强大影响力，还是退位让贤，本身并不应该太多地成为争论的焦点。

只要我们的市场制度在不断地走向成熟，就应该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充满信心。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制度在不停地选择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英雄，同时淘汰着陈旧的意志。我对市场的力量存有巨大的敬畏，它不断地扬弃，也不断地抉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市场英雄，也无情地碾碎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梦想。今天在讨论中国企业家是否"非典"时，不能太拘泥于西方的模式或理论，市场有自己的逻辑，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在其中的影响谁也无法判断。观察香港以及海外华人企业的成功，我们经常看到个人和家族的影子，虽然这还不足以提炼我们新一代企业家成功的模式和理论，但至少提醒我们，盲目追随西方治理理论可能的危险。

巨头看巨头

我不太了解杜厦

文·本刊记者张小平/图·本刊记者赵亮

在一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曾三次提起杜厦的名字，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都相当警惕地回答道："这个人我不太了解。"

当然，行内人都会发现他们两人某些经历惊人的相似：都曾是中国经济界学者；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进入了中国高层领导的智囊团；又相继在90年代初辞别激荡的政治领域走入商界；也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成为中国零售行业呼风唤雨似的人物……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我们只能把张文中的这种势态理解成为一种刻意的回避：是因为太知根知底从而讳莫如深？是因为同行竞争从而不想妄加评论？或者干脆是因为道不同所以抱定不相与谋的谨慎态度？

从知识分子到企业家，这是一个不小的跨度，张文中对此深有感触："搞学术研究时，大家为了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的；但做企业时更多的是求同存异，你必须要忽略很多的问题，把大家共同的利益找出来。做学问的人是要把问题搞清楚，做企业的人关键是要把事情做成功。知识分子变成商人，有时感觉是从在天上飞翔变成在地上脚踏实地地行走。很多人就是从上到下的过程中摔了个鼻青脸肿。有知识就必然会转化为资本那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罢了。"

从政界出身的企业家，如何利用关系与资源，也是一个分外敏感的话题。张文中："企业跟政府之间，应该是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做得不错了。碰到的回答颇有意味："你想想，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时间是从1987年到1990年，然后去了国外，到后来回国发展，早已经时过境迁了，谈不上去利用什么关系。通过这10年的磨炼，我觉得自己相对地成熟了一点，不再过多地抱怨什么。"

问他：2002年物美的销售额是50个亿，而杜厦的家世界是45个亿，为什么在《福布斯》中国排行榜上只见杜厦，却没有你的名字？但张文中似乎很不愿意自己与其他的人进行比较："我们物美的股权构成比较复杂，我不想解释个人财富的问题。" 对于杜厦的豪言他将是中国零售业硕果仅存的几个玩家之一，张文中有了点兴趣，很是关心地询问："他说的是哪几个？"

一直到记者关掉录音机，张文中的警惕才稍稍松懈："其实我对杜厦还是比较了解的。我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好像没听说到有这样一个人，那里的100多号人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最后他友善地劝导记者："你们记者应该多存疑，包括今天我张文中所说的一切，你们都应该进行核实。"■

作者：安普若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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