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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之道入门书（第三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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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之道入门书（第三辑） -- 东海一枭2 - (57632 Byte) 2007-6-18 周一, 11:51 (3680 reads) |
东海一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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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海一枭2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东海之道登堂书（第一辑）
东海之道，立足于儒，旁通佛道，融摄西学，举凡人生、社会、政治、宇宙之道，无不包罗，通天达人，理一分殊，可谓极形上之高明、形下之广大、内圣之精微、外王之宽阔。兹根据时代之需要和众生根器之不同，分入门、登堂、入室三大部分，由浅入深、从低向高陆续“转”之。欢迎质疑问难。
东海之道入门书三辑已发，本体三论之后即为“登堂书”。登堂书第一辑共十七篇，均首发于《自由圣火》：https://www.fireofliberty.org/和《民主论坛》2007-3-13 https://asiademo.org/。
一枭附言2007-6-18
本体三论
其一
寂然不动妙难宣，无臭无声天地官。
大宝在身人不识，圣胎佛种胜仙丹。
其二
一论风起二论潮，本体三论神鬼逃！
正大光明真我出，层冰尽化雾全消。
-----自题《本体三论》
前言
从《本体二论》中可知，形上本体在天为理（天理）、在人为性、在身为心、在心为良知，本体与本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人性问题，自属本体范畴。对此一问题，我在《一言性善发天心！》、《一切人类，悉有善性！》、《一言性恶真成谬！》等枭文已屡有阐析。兹再予详论，把中华儒佛道诸家的最高奥秘深度揭出。
一
首先要指出的是，东海之道认同孟子性善论，但认为其论仍有所“偏”。孟子以仁义礼智之“四端”言性，将耳目口鼻的生理欲望即食色之性归类为“命”，从人性中划出去，既大可不必也很不“科学”。
性字由心和生组成，仁义礼智等道德之性与自然生命的耳目食色之欲皆人之本性也。人的自然本能、生理欲望禀承“天”之健德和生德而来，与仁义之性一样，都是本然原初之性。食色作为人之大欲，自私作为人之本能，是人类生命存在、延续和持续发展的内在保障，广义而言，都是一种至善。
与道德之性不同的是，生理之性食色之欲，如果缺乏有效制约，很容易泛滥过度，以致出现的“犯分乱性”、“偏险悖乱”的结果。欲不可纵，纵之成恶，私不宜过，过度便错。
其次有必要说明，性善论的善，指的是人性初始本然之善，“东海之道”的性善论，尤其是从人性的最根本最究竟最“终极”处、即本体的层面而言。自由派好以“社会上恶人恶行多”之类事实来反驳性善论，皆属鸡对鸭讲胡扯蛋！
儒家认为，“善”有原初性，恶是派生出来的，是善的“过或不及”。如程颐所言，“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未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如杨、墨之类。”（《二程遗书》）。所以，性恶及“人性有善有恶”诸论不见得错，但见理不够透彻，不够究竟，“得道体之一端”而已。
如果不是从本源处着眼，其它性恶及“有善有恶”，“无善无不善”，“善恶混”诸观点，自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人性在本体上是至善,但在经验层面、在历史与政治中的具体表现则是有善有恶、善恶混杂。所以，东海之道的性善论与其它人性观往往不矛盾，并可进而融摄之。
例如，荀子论性恶并未穷源彻底把握人性本身，而是指放纵人性所出现的“犯分乱性”、“偏险悖乱”的结果。荀子之恶与孟子之善不是同一层面上的范畴。但荀子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性的内容，与孟子人性论有相异亦有相通，如清戴震所言：荀子性恶说与孟子性善说不惟不相悖，而且相若发明（大意）。
又如，中印佛教各大门派都讲佛性清净至善无恶，唯天台宗认为佛性有净有染兼具善恶。乍一看，似相矛盾，其实虽小有岐异，无大矛盾。因为在天台宗教理体系中，有三因佛性之说，将佛性分为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三性（三因佛性之说本出《涅槃经》，智顗借鉴之，表述有所不同，兹不详论），即佛性三德由正、了、缘三性构成。了、缘二性则有染恶，正因佛性仍是纯净的。故天台所谓的佛性恶，与其它门派所讲的佛性清净，不是一个层次。从第一义谛言，佛性仍是至善。
二
性善论是“最胜义谛”，如程明道所言，“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遗书》）但是，正如古人诗云：“人性靡不善，因物始有迁。本体遭剥蚀，如鉴尘所昏。”善性易受物欲侵蚀，便如明镜蒙尘一样。由于外在环境的过度污染和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上内在私欲的恶性膨胀（自然生命欲望中有一种趋向恶的力量），用佛家的话说，由于“八识田中无量劫来恶习种子”作怪，绝大多数人的本然善性都是受到遮蔽的。
基督徒喜欢说：“主呵原谅他吧，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多数人日常言论行为，往往是“身不由己”，心为形役，由着习心习性指挥驱策而不觉。他们天机已塞，妄念日浓，好恶多偏，本性虽在，却浑然无知，“认赘以为嫡，未尝知反观”，其本性就象一笔存在银行里的遗产，虽为其所有，但终生不自知，更无从取出。
道家炼功人有主元神与副元神之说，习心习性就相当于副元神，不一定恶，却是混杂染污迷昧颠倒的，贪嗔痴慢疑的，有了机缘，就会发展为“犯分乱性”、“偏险悖乱”的恶行。何为习心习性，如何对治之，晚明儒学宗师刘宗周有篇《习说》言之颇透，谨录于下：
或有言“学问之功，在慎所习”者，予曰：“何谓也？”曰：“人生而有习矣，一语言焉习，一嗜欲焉习，一起居焉习，一酬酢焉习。有习境，因有习闻。有习闻，因有习见。有习见，因有习心。有习心，因有习性。故曰少成若性，并其性而为习焉。习可不慎乎？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犹生长于齐楚，不能不齐楚也。习可不慎乎！”曰：“审如是，又谁为专习之权者而慎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在复性，不在慎习。”或曰：“何谓也？”予乃告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浑然至善者也。感于物而动，乃迁于习焉。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斯日远于性矣。无论习于恶者非性，即习于善者，亦岂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盖教人尊性也。然学以复性也，如之何曰性不假复也？复性者，复其权而已矣。请即以习证。习于善则善，未有不知其为善者。习于恶则恶，未有不知其为恶者。此知善而知恶者谁乎？此性权也。故《易》曰：‘复以自知。’既已知其为善矣，且得不为善乎？既已知其为恶矣，且得不去恶乎？知其为善而为之，为之也必尽，则亦无善可习矣。无善可习，反之吾性之初，本无善可习也。知其为恶而去之，去之也必尽，则亦无恶可习矣，无恶可习，反之吾性之初，本无恶可习也。此之谓浑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复性之能事毕矣。”“然则习亦可废乎？”曰：“何可废也！为之语言以习之，则知其语言以慎之。为之嗜欲以习之，则知其嗜欲以慎之。为之起居以习之，则知其起居以慎之。为之酬酢以习之，则知其酬酢以慎之。如是，则即习即性矣。凡境即是性境，凡闻即是性闻，凡见即是性见，无心非性，无性非习，大抵不离独知者近是。知之为言也，独而无偶，先天下而立定一尊，而后起者禀焉。是之谓性权。”或者恍然而解曰：“吾乃知慎习之功，其在必慎其独乎！”首肯之而去。
上文《习说》中所言“复性”，即是明心见性，此乃乃儒道佛诸家最高人生境界。孟子言养心，养性，养气，《大学》言正心诚意、反身而诚，程子言养知，良知言致良知，《习说》中所言慎独、复性、“慎习之功”，所追求的都是这一境界。
佛教则通过各种“修道次第”来体悟自心的本性佛性。佛教认为，众生虽为烦恼妄念所蔽障，但清净本性、即佛性不变，妄念息灭，真如即复。禅宗尤其突出地强调“明心见性”的思想。被认为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化身的明清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大师强调，对于“天地万物原一体”的心性本体，不仅要认识到、信得过，而且要进一步实证之。他说：
“信得‘即心即佛’及，只是空信，须要行证。若无行证，徒信无益。岂有但以信字便为了彻耶。古人云：先悟后修。是则悟后正好修行。古德云：学人但得一念顿契自心，是为妙悟，尚有八识田中，无量劫来恶习种子，名为现业流识。既悟之后，即将悟得道理，二六时中，密密绵绵，净除现业流识，名之为修，不是舍此悟外更有修也。净除现业，乃为随缘消旧业，全仗悟之之功，乃能有力净除恶习。若但空信，将何以消恶习乎。”（《憨山老人梦游集》）。
尽心是修道功夫，见性为得道境界。唯有明心见性，才能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之人生境界，而人性本然之善的存在，为明心见性提供了可能和意义-----如果本性为恶，越返己，越尽心尽性，岂非越把“恶”释放出来了？那样的话，一旦随心所欲，必然胡作非为，何境界之有？
三
佛教谓心佛众生一体同，儒家说道不远人，人皆可以为圣贤，道家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等等，都是从天性、本性的意义上讲的。只要证悟自性，人人皆可成佛、成圣、成真（三家所见之性，同中有异。概乎言之，儒家生生，道家虚静，佛家空寂，故三家见性者，表现亦各有“特点”，兹不详论）。然而，要悟得透、信得及，真正亲证，谈何容易，谈何容易！
自性，就象“天下共传之宝”（史记语）和氏璧，但外表裹了厚厚一层“石皮”，一般人根本不知，一些人知得，却未必见到，只要少数人慧眼识玉，并能化一番正确的剖璞琢磨功夫，除去裹在玉石上的岩石，才能见宝。这可不是一般人的智慧、信心和功力所办得到的呀。
大道简易又高深。儒家返已之学，道家内养功夫，佛家三藏十二部、八万四千法门，最终目的，两个字：见性，故说简易；但要世人相信此理此道，要真见此“性”，大不易，故说高深。太平大同理想真正实现之前，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明心见性、心与道俱之境界终非广大“中性之民”所能企及也。
很多人误会性善论排斥好制度，殊不知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人虽“性有善质而未能善”，离不开良好制度的硬性制约---道德教化属于一种软制约，效果有限。在制度落后的社会，恶的一面受到鼓励往往占了上风，人的善性受到特别严重的抑制“深藏不露”，良知丧失发言权，人性中“恶统治善”就会变成常态。
所以，东海之道倡导性善论，但并不因此而忽略人性中的负面和非理性因素，不否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不否认“以权力制衡权力”的制度设置，而是即强调通过道德教化来完善人性，同时又主张通过制度建设来完善人性。前者属内圣学的范畴，后者为外王学的宗旨。对人类社会来说，内圣与外王，道德与制度，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对外王范畴的公羊学颇有研究的蒋庆说得好：
“公羊学主张在制度中来完善人性,是认为制度在完善人性上有其必要性,因为公羊家所理解的人是历史文化中具体的普通人,而不是超越历史文化与天道性体同在的纯粹精神存在。作为历史文化中具体的普通人,其人性不甚完满,再加上历史的限制,离开制度普通人的人性就很难向善……”（《公羊学引论》）
但蒋庆对本性认识依然一线未彻。例如他说：“人性善只是心性儒学的方便设教与生命信仰,而人性不善才是历史与政治中的事实。”此言就“隔”了一层。人性善是从“本”上说的，不是“方便设教”，而且是“第一义谛”，也就是绝对真理。生命信仰必须建立绝对真理之基础上，岂容丝毫“方便”？其《公羊学引论》一书将公羊学与心性儒学割裂开来，颇多戏论，容拨冗另析，兹不一一。
四
不少人包括一些知名学者认为，争论本性善恶没有什么意义，实乃严重的学术近视和思想盲眼。古今中外各学术宗教门派到了高处，无不涉及人性问题。对人本性认识倘有偏误，其学派学说或宗派教义在实践中必出大问题。同时，不同的人性观也直接间接影响到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如果善非本性，所有的善念善行就非人心向善的本体自觉和为仁由已的功夫自觉的结果，就成了逆心悖性的人为强制之“伪”；如果善不是“性”，人生的一切理想，人类的一切文明、个体的圣贤道德、社会的大同理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人性（非本性）纯善当然幼稚，以本性为恶更加错误。就道和理而言，性恶有理，但不是“最高真理”；就事和迹而言，性恶确实，但不是“最后事实”。如果误认“恶是主观，善是客观，性恶是本质，性善是派生”（化用不锈钢老鼠关于利己主义的“著名论断”），不仅见性不明，而且流弊无穷。
如果是真诚地相信并奉行性恶为“最高真理”，就个体而言，极易导致对他人、对人性的极端不信任，轻者滑入冷漠虚伪和利己主义的泥坑，重者以邻为壑以人为敌坑蒙拐骗欺世害人，无所不至矣。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指的就是仁义礼智“德之四端”，乃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性恶论者愈是真诚，愈说明其未能触及自性中的“善端”、对人性的认识尚停留于人与禽兽无异的欲望和本能上。
当然，性恶论者不一定恶，但习心习性用事，纵“好”也是“小好”，有限的很。就象极端利已主义对利他行为奉献精神有强烈的抑制作用一样，性恶论对良知善性也有极大的压制扭曲功能，潜移默化地使人变得鼠眼贼眉，鼠肚鸡肠，鼠目寸光乃至鼠窃狗偷（各种剽窃行为）。
有的“好”属于假好，迫不得已而“好”，“好”不由衷。眼晴一眨老好人变恶棍的例子，古今中外很多。一些人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其实一点不奇怪。这类“老好人”之所以“好”，不过是外制力太强或妄念恶意未得其便罢了，一旦有机会随心所欲那就不得了，一旦外缘凑合，其内在恶念难免发展为恶行（当然有些人认同性恶论是思想混乱，不在此例）。
唯有证得本性者，才能有机会也不干损人利己的事，无制约也不变坏不作恶，才能言行一致地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心行的“好”，而且是大慈悲或大仁义的“大好”------需要说明的是，必要的威严不碍慈悲，合理的报复不违仁义。见性者通天通人，亦通达恶之法门，必要时以坏对坏以恶报恶，不是无力无能无原则的乡愿之徒也。
就社会而言，性恶论为专制暴政大开了方便之门。法家的严刑峻法、暴秦恶制苛政就是建基于性恶论之上的。徐复观认为性善论是民主政治的人性依据。一切极权政治都来自对人的不信任,性恶论导致对人的不信任,因而构成了专制政治、极权政治的人性论的基础；而民主政治来自对人的信任,性善论导致对人的信任,所以成了民主政治的依据。所以他断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善说’,奠定了人类尊严,人类平等,人类互信合作的基础,由此可以与西方的民主体制相结合,开出中国的民主政治,并进而充实世界民主的理据与内容。”
儒家认为，法律和制度必须以仁为本，否则就是恶法暴政！儒家重礼（儒家各种文物典章制度规范的统称），但孔子强调礼不仅仅是外在的玉帛钟鼓之类形式，而须本在于“仁”（"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仁，在天为道，在人为性，在身为良知，在政为民主-----在这个时代，民主无疑是最好的仁政。
综上所述可见，只有认同并接受性善论的指导，在承认本性至善的前提下论性恶，才不会出偏失误，才不至于误己误世。
五
我在《东海客约》中写道：人生匆促，大道高深，待读的书、待做的事、待筑的梦、待写的文章、待思考的问题太多，实在虚耗不起。有人驳道：
“得到了道，人世界的一切一目了然，就不会觉得待读的书、待做的事、待筑的梦、待写的文章、待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了。得到了道，就会觉得，人间的书都已经索然无味了，得到了道，也就会進入一种内心清净从容而自在的境界，待读的书、待筑的梦、待思考的问题也就自然都消失了，而待做的事和待写的文章，就只剩下一个目地，就是把“道”介绍给更多的人。”
此话说得不无道理。其实我所谓“待做的事、待筑的梦、待写的文章、待思考的问题”，是在传道和行道的层面而说的，这正我余生的大事大梦大文章，念之在兹的大问题。
至于“人间的书都已经索然无味了”则不见得。宋明朱陆两家曾为“道问学”与“尊德性”孰轻孰重而大起争执。陆九渊强调“尊德性”，主张为学当“先立乎其大者”，“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子强调“道问学”，主张“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通过积渐的功夫再达到“豁然贯通”。老枭则是如《中庸》如示：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两家之长悉取无余。
《论语-子罕》：“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道问学就是“博文”，格物致知，广求学问, 尊德性就是“约礼”，尽性至命。（礼理二字通用，约礼即约理，由分殊会归于理一之意。古今学者每将“约礼”释为恪守礼法，不确。）我是“约礼”之后，仍追求“博文”。王阳明曰：“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未免狭隘也。
另外，有些书如佛经道藏，是越读越有滋味的。悟道得道之后读之，仍然大有补益，更有妙悟。从“东海之道”的层面对它们进行一番辩精析微、弹偏斥小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融之摄之为我所用，正是我的本分。
结语
别小看人性中那一点“本然之善”，它乃是自本自根而具有无限涵融性扩充性伸展性的价值之源，是人类崇高道德、优良制度、先进文明、美好理想、伟大信念之精神动力和内在根据，是文明战胜野蛮、智慧战胜愚昧、光明战胜黑暗、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人性保障！
因人性本善，故人格尊严，个体生命无论怎样奸恶，都有改恶从善改邪归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内在可能（当然，如果触犯刑法，就要受到制裁，如果犯了死罪，就自断了“成佛”之径。另外，对于“一掸提”之人的佛性有无，佛经有两种看法，兹不详）；因人性本善，故人生美好，人类社会不论历经多少艰难险阻挫折黑暗，都必将走上太平大同的光明大道！
2007-5-14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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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四论
至真至实妙难宣，一点良知薪火传。
易俗移风供我用，回天立命赖其权。
重磨孔孟千秋笔，来画河山万里笺。
所欲随心不逾矩，凌空一指月儿圆。
------自题《本体四论》
一、从老庄批孔说起
道家的政治思想太过理想化，要么适用于原始社会，要么适用于即太平世，唯独不适用于据乱世和升平世。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之类批儒之言，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极不当机。因为，大道已失，为应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必须要有基于仁义道德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行为规范。
太平大同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群龙无首，无所谓圣不圣人，当然也没有大盗了。但在据乱世和升平世，人性堕落，盗贼难免，道德和制度缺一不可。此时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错之极矣。难道没有圣人，难道把所有有德之士杀掉，大盗就止了么？显然行不通。难怪荀子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又说什么“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相忘于江湖固然好，但江湖早已变成一片沙滩，倘不相濡以沫，只有焦渴而死，相濡以沫是次优也是唯一的选择也。
特别是老庄后学对孔子和儒家的批评，不是迂腐腾腾不对症，就是傻里巴几不当机，不是无的放矢虚树靶子，就是有意歪曲丑化嘲笑。《庄子-杂篇》中的《渔父》篇，通过“渔父”之口指斥儒家，借此阐述了“持守其真”还归自然的主张。本篇历来被认为是伪作，但篇中思想跟庄子一贯的主张有相通之处，守真和“受于天”的思想也与内篇的观点相一致，故仍可视为庄派后学之作。
《渔父》篇以及《庄子》书中多数地方论及孔子时，是作为寓言的对象出现的，因此应该不是庄子本人心目中真正的的孔子形象。庄子站在“道”的层面，在“寓言”中对孔子固有批评嘲弄和贬损，但在“庄言”时仍禁不住发出“吾且不得及彼乎”的高度赞叹。《寓言篇》中有一段庄子和惠子关于孔子的对话，是以“庄语”表达的（《寓言篇》虽然名“寓言”，但讨论寓言、重言与卮言的方式、语调都是“庄语”）。在这段对话中，庄子由衷地表达了对孔子的敬佩。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对这段对话的解读，以李英华《“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阐微——兼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一文最为精确。李英华认为，庄子在这里对孔子的评价相当符合孔子的思想。他说：
所谓“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若不拘限于“六十”这字面意思，实质上是指孔子一生都是与时俱化；所谓“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论语-宪问》所记载的孔子与子贡的对话中有“予欲无言”之叹；所谓孔子“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这是庄子从人性自然论出发赞美孔子非凡的天资禀赋，实即赞美孔子从天道、自然中禀赋自然人性；所谓“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即指孔子关于利义之辨的思想以及由此体现出孔子的高尚品格和深厚德行，不仅使人口服，而且使人心服…等等。
另外，古今道家常以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来抬老贬孔。关于此事，熊十力师认为是老子后学为了绌孔以尊老而造此谣。我觉得，孔子好学，向作过周朝图书馆长的老子问礼，是有可能的，由衷地尊重赞叹也是情理之常，但丝毫不影响孔子对仁道“执善固执”的坚定，不象老庄后学所描述的，一付诚惶诚恐虔诚受教、想拜师而不得的模样而已。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也对其他“道不同”的隐士也颇为尊重。老枭赞美一些民主志士和佛门高士，并不表示对他们反儒立场的认同。道理是一样的。
二、何谓真
在《渔父》篇中，渔父对孔子“性服忠信、身形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乃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批评，也是既不知孔子、又不顾现实的。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忠信仁义礼乐人伦”是必要的。同时“礼乐人伦”虽有“人为”的成份，并非就一定是伪的。
《老子》曰“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大道废，有仁义”，庄子“有亲，非仁也”云云，如果作为历史事实的陈述，无疑有些道理。如果用老庄一些话来反驳儒家的“忠信仁义礼乐人伦”，则谬之甚矣。儒家强调礼以义为本、义以仁为本、仁以德为本、德以道为本。“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后，“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已是最好的结果了。
不过，《渔父》篇中借客（渔父）之口对“真”的阐述相当精彩，这也是儒道两家共有的思想。
孔子愀然曰：“请问？”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
需要说明的是，强哭强怒强亲的不精不诚的表现，也是孔子所反对的；事亲慈孝、事君忠贞、饮酒欢乐、处丧悲哀，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只不过儒家“贵真”的同时也重礼，不象道家，把“世俗之所为也”的礼与“受于天”的真截然对立起来。这都是上文不准确处。
佛学有戒定慧之别，如果说“真”相当于“真如”及认证真如的智慧，礼就相当于戒律。象慧能那样不戒而戒，不定而定，大慧天生，“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的上上根上上智者，世间毕竟极少，绝大多数人要想识心见性，离不开“戒”。在佛教，戒律是大多数人发“慧”证“真”的前提，在儒家，“礼”是大多数人“法天贵真”的保障。
各大门派的政治观、人生论，最终取决于其本体论。道家之所以只重道而蔑弃德仁义礼的规范，只知“道”而不知“礼乐人伦”的重要，与其对“道”的认识偏于虚静有关，故有道无德，有“天”无“人”，重本轻末，重内轻外，一味强调“自然”，人生重超脱，政治倡无为。不象儒家的道体，具有至诚无息、至善至仁“天行健”的特征，自然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建设，追求制度的完善。
三、本性本体皆至真
庄子或其后学借渔父之口言“真者，精诚之至也”，把至精至诚视为“真”的核心内涵。这个真，不仅是道家最高的“道”和人生最高的境界，也是儒家的本体特征和人格理想。
老子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认为，道是空虚的，但又不是绝对的空虚，恍恍惚惚悟中有“象”有“物”。老子描述这恍兮惚兮的道用了三个字：“精”、“真”、“信”。“精”即此物象之精粹、精华，是其核心、灵魂之所在，一切物象发生、存在的根本。
老子又强调：“其精甚真”。虽然物、象在人们心目中是恍恍惚惚的，但这“精”却是真实的存在。“其中有信”，道是真实可信的。老子这里的“真”，是表述道的自然本质本相和本色的一种状态，是“道”最重要的属性。
儒家则以“诚”为人性和天道之“真”。孔子虽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认为天道自然，但毕竟对“性与天道”谈得少，他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用“诚”字概括了“性与天道”的本质：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子思强调以自我之诚实现天道之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意谓人性与天道相通，人只要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就可以“知天”，从而与天地同尊，与天地合德，上下与天地同流，参赞天地之化育。
于老子，“信”是“真”的一种效应状态，在儒家，“信”是“诚”的一种效应状态，乃至可说，“信”是“真”和“诚”的代指词。在子思提出以“诚”若真之前，孔子及其嫡系弟子已经常用“信”代指他们的“真”或“诚”之意。这在《论语》、《春秋》中有大量凭据。在《论语》中与“信”同时出现的还有另一个表述“真”的意义，在当时亦与“诚”等义的字━━“情”。“真”的多义之一是“情”，“情”的初义是“真”。
关于“真”有“诚”、“信”、“情”、“实”等义，陈良运所著的《美的考索/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中第三章第一节 “真——精、诚、信、情、实”中有相当翔实的论证，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四、道的代言人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反过来，“真在内者，神动于外”，至精至诚，必能动人。“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精诚之功也。人事如此，文章更是如此，必求情真理真，言情激荡，说理透彻，慷慨淋漓，那就不仅感人动心，而且惊神泣鬼！
从虫鱼花草写到山河大地，写到人生、社会、宇宙之常道大道，酒籍肉帐，悉成佳编，怒骂嬉笑，无非至论。亦雅亦俗，大俗大雅，独辟蹊径，一空依傍，自然灵气，生命大气，恍惚而来，莫可名状，同时，文如其人，言行一致，字字能从纸上立，句句皆从肺腑来。这才是天地间的雄文、妙文，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这就是我说过的“有一种文章乃是以枭文为代表的血泪浇铸、大爱充沛的奇文辣章”也。“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是编，神矣化矣！” （汤显祖《合奇序》）
汉王充在《论衡-感虚篇》写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超奇》篇云：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辞墨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互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 江进之在《亘史外记》中夸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曰：“此等文字，终晋之世不多见，即终古亦不多见。彼其情真语真，句句都从肺肠流出，自然高古，自然绝特，所以难及。”
枭文正是如此，风靡江湖，主要秘密就在一个“真”字----近年所论理谛渐高，对读者的品位心性的要求也渐高，一些世俗愚民包括“有知识高学历的愚民”一时难以接受，亦属社会常态。或许影响广度有所缩减，但影响的心灵深度与时间长度则大幅度增加，对于上根利智者将更加“单刀直入”或“一剑封喉”！
某文中我借基教之语“道成肉身”自称，某文中我又以“道的代言人”自许，是象征话也是真实语，前者意谓我心为道体最纯全的呈现，已是“道心”，后者意谓枭言乃具有诚、信、情、实的特征的真言。如庄子所说“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 发言者是我又不是我，是天道本体通过我的本性良知再借我的手或口而发也。
我在《东海有真人》诗中自许“东海有真人，崇美更求真。真才万人敌，真言鬼神嗔。真情动顽石，真知察混沌。真光驱万假，真理扫千军。”并且我相信我能够：“为民众代言，为文化传灯。为良知守夜，为时代传真。…东海真人出，天地为之新。”曾对网友说这是“吹牛诗”，其实客气活。这不是我的力量，而是人性天道的力量，浩气良知的力量，也就是“真心”的力量。
五、别揣着亿万存折当乞丐
有形身体的力量有限，无形“心体”的力量无限。真善美，真更为核心。一般而言，不真的人和物也是不善不美的，同时更是没有力量的。一些人不论涂上多少脂粉，不论装饰多么堂皇，不论庭院深深深几许、帘幕重重重几层，不经意三言两语就泄了底，甚至眼珠子一转，就把自己是什么贷色暴露无遗。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字：伪！伪人被毁，大都属于自毁。
儒家主张“随心所欲”、率性而为，只有随本心之欲，率本性而为，才不会“逾矩”胡为。做人做事做文，都是如此。有一种宣扬歪理邪说或充满恶念毒汁的文字，也流露或体现了作者某种情绪思想的真实。但邪欲恶意是习心习性的发动，偏见歪理不是真正的智慧正见，从人之本性天之道的层面来看，都是非究竟真实的，纵能欺人欺世，煽惑一时，终难感人动人，闪曜千古！
人有习心习性，最易“逾度”，如果不经过一番返己、克己功夫，一开始就象庄子主张的那样任性纵情顺其自然，很容易“犯分悖性”走上邪路。人来自于自然但毕竟非完全的天道自然，人要重新得道配天“回归”自然，非要下一番归真返朴明心见性的功夫不可。就象禅家所喻，经过“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历程之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才不是俗眼所见的境界。
作为本体的道，在天、在地、在人、在天地万物、在瓦石屎尿之中。天地万物都是本体生生不息、新新不已的功用和现象之表现。熊十力最喜欢把体用关系比喻为大海与众沤的动态和整合的关系，本体如海水,功用如众沤.众沤是大海的表现形态,大海是现象功用的本来存在。
包含着佛性良知的“人心”更是“道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落实”与呈现（佛言佛性，儒言良知，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的东西”，理解略异而已）。只不过由于习性的遮蔽、环境的污染和私欲的膨胀，很多人未能致良知显佛性，即“本心”未能呈现。《楞严经》中有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衣中系了一个如意宝珠，他自己却不知道，贫穷流落远方，到处奔走乞食，虽然实在贫穷，宝珠却不曾丢失。忽遇一个有智慧的人，为他指出宝珠，这一来所愿随心，成为最富有的人。这才明白宝珠是自已本有，不是从外面得来。（譬如有人，于自衣中系如意珠，不自觉知，穷露他方，乞食驰走，虽实贫穷，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愿从心，致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
如果说道体象个总公司，天地万物都是它的业务代表，人为万物之灵，每一个人就象分公司。佛性良知就相当于分公司的注册资金，每一个分公司注册成立时注入银行的资金与总公司是一样多的。只不过，绝大多数公司都不知道自己有这笔钱，或者知道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取不出来，一些公司能取少量出来却又不知如何化或化错了地方。佛道两家，能取能化，但与儒家相比，在义理处耽虚滞寂，取之略缺；在实践上重内轻外，化之略偏。只有东海派儒家，不仅取之有道，不偏不倚；而且化之有道，内外并重。
自性良知，那是造化的奇迹，天地间的至珍至尊，是每个人都先天拥有的潜在的财富和最大的神通，是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自救救世的绝顶妙药。世俗之人多受命运控制，得道者不仅可以不受命运约束，还可以改变和创造个人的命运乃至社会的“共命”！
心性的浪费则是最大的浪费。人生一世，倘未能尽心尽性，致得良知，实在可惜之至，与揣着亿万存折当乞丐无异！
六、尾声
有人要我推荐几本薄的，字数比较少的儒佛经典，我首荐王阳明的《大学问》和慧能的《坛经》。我告诉他，二书深入浅出至简至易，可借以入门，略探儒佛之高妙。其实如真读懂二书，不看别的儒典佛藏也无妨了。
非独二书，大多数儒言佛（禅）语，皆有以有限字摄无量义之妙。例如，致得良知，就证得了儒家最高之道；又如《坛经》开头曰：“菩提自性，本来清静。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十六个字，不仅概括《坛经》总义，而且把佛教三藏奥妙全摄在里面了。
大道至简易又至繁难。我已经把道明明白白地指给读者了，读者能否明白和知“道”，就要看自已的所具悟性和所下功夫如何了。如果喻“道”为路为月，枭文是最好的照路之灯、指月之指。但灯毕竟不是路，指毕竟不是月，语言毕竟大有局限。老子说得好：
“如果道可以拿来献人，人们会争着献给君王；如果道可以送人，人们就会拿它送给亲人；如果道可以说得清楚，人们都会告诉自己兄弟；如果道可以传给别人，那人们都会传给子女。然而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一个人心里没有正确的对道的认识，道就绝不会来到他的心中。”
不论孔子是否拜见过老子，不论上面这段话是否老子对孔子所说，这段话本身不愧为得道之言。
2007-5-21东海一枭
参考文章：
一、李英华《“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阐微——兼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二、陈良运《美的考索》中第三章第一节 “真——精、诚、信、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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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身忽到光明顶，一啸天高万里风！----大开悟志喜
一
“开悟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很多人都有体会，世间许多事或理，倘念兹在兹思之熟，或有幸受高人开导，常会有灵光一闪、恍然大悟之感，那也是一种开悟。只不过世人所悟的皆属俗事琐理，且身体没有相应的特异感觉和体验，其开有限、所悟太小，不值一提罢了。
大半辈子以来，小悟无数，唯最近一次开悟，堪称大悟。这次开悟发生于今年春节。当时老妻小儿皆不在身边，那几日独自一人，与平常一样或上网或写作，或养气或读经，或沉思或静坐。子时，读王阳明《大学问》到第二遍时，忽觉全身被某种温暖的明光或元气所充满，有一种思接万里、心通千载、里外透彻、上下合一之感。
那种温暖光明之感真真切切，恰似“列缺霹雳，岳峦崩摧，洞天石扉，轰然中开”（李白诗），同时又不无恍惚，具体怎么描述似乎都不对，都无法完整妥帖地传达，只能从略（近年来越来越深刻体会到肉体的局限性以及语言文字的局限性）。
当时只道是寻常，以为是一种特殊的幻思幻觉，或疲劳过度的亢奋所致。现在看来似乎都不是，而是有生以来最高最透最彻底的一次大开悟，日前《证道诗-其六》“脱尽浮华落尽尘，一轮明月印天心。置身恍惚龙场驿，裂石惊雷起啸音。”描述的就是当时那种体会。
此后感觉自己各方面都上了一层楼，如日前在《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附寻师启事》所写：
现在的心境，正是“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在生命哲学层面，没有任何遮蔽，一切无忧，一切无惑，一切豁然开朗！回首几年前的旧我，真有脱胎换骨、浴火重生之感！
需要说明的是，开悟是禅宗的说法，非儒门用语，姑且借来形容自己这一次思想的大飞跃、智慧的大升级、境界的大提高、道德的大升华和心性的大光明吧。
二
枭魂似金刚不坏，枭眼如火眼真晴，再读佛经道藏，更能深领其妙又直发其偏。古今中外其余文章著作，大多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就是傻话邪见错漏百出，不堪入目。
偶翻自己几年前旧作，亦觉太多仳漏不通、矫乱不堪之处。如拙书《澄书》，本已由海外友人列入某丛书待出。偶尔略翻文稿，惊觉澄书不澄，很多文章思路混乱，错别字和不通处多多，连修改的价值也欠奉。乃于2007-3-6致某友人函，自承“发现不少篇章惨不忍睹，《澄书》不出为宜”，主动要求撤下不出。
顺便声明，由于以前多数网文皆匆促成文，加上以前文化功力、“文字般若”皆有不足，偏误错漏之处在所多有。今后，只要我还活着，不论在家中狱中还是寺中庙中，凡有出版枭书者，都必须经我最后把关审定。这是为了对自己、对社会、对广大读者和天下后世负责！
反对中共专制主义的决心信念始终一贯，绝无动摇，其余思想观念、文化观点及文字功夫，则随着不断开悟而有所进步、发展和超越。例如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以前有些地方认识肤浅，偶有随顺世俗的善巧之言。为免当年一些尚不成熟的枭诗枭文“谬种流传”，自应慎重再慎重。
儒佛皆极重权道，老枭也不例外，某些枭文是针对当时之机而发的“权言”，反经而合道。我不悔“少作”，对自己任何时候写下的每一篇文字负责。只不过“时移”之后，有些文字纪念意义虽存而现实意义渐淡，已没有出版广传的必要了。
友人来信，极为热诚，表示“能出版您的文集，是我们的荣幸。您若有时间，另编文集，特别是您关于儒学思想的思考的文章，我们随时欢迎”，并曰“丛书若缺少了一枭君关于儒学的文章，将是一大缺失”云云，厚意心铭。但我觉得，枭书还是不要急着正式出版为好。枭文虽运思深刻，却都是作为网络快餐而写的，结集之前，每一篇都需进行大整改才行，目前还有太多高论待发，时间精力都顾不过来。
要出就出最好的，让枭书成为字字妥贴、句句耐嚼、篇篇精华、常读常新的永远的经典，成为人生、社会、政治、宇宙之大道的最佳载体。小诗自题曰：
预知思想定千秋，锦绣文章第一流。
终将万水归东海，枭声一发万山幽！
三
虽然“万物之理，错综复杂，区区凡眼，岂能究尽。”（网友语），但那都属于 “分殊”的俗谛小理，所谓大开悟，所指向的是大理真谛的“理一”、是万事万理的“头脑”，是关于本体的根本性问题，如：人从哪里来，世界从哪里来，以及人将到哪里去，世界将到哪里去？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是为了强调从现实生活中去体会人生的美丽、人性的尊严。但是，对于一些大智者大仁者而言，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海德格尔说“未知死，焉知生？”意为只有认识到生命的终极意义、认识到生命最后的、永恒的归宿，才能更好地找到人生的价值与出路。
关于人从哪里来，世界从哪里来，我在本体一、二论及诸多枭文中论之已透；关于人与世界的去向问题，本拟在以后的论中陆续论及。但考虑到再论下去，义理精微之极，与有神论和唯心论，差别只在毫厘之间，极易被误会；且一些形上妙理，只宜供荒村古庙三五素心人互相参证，是不必亦不宜公开“转”给世俗民众的，“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况我有些方面亦仅智及，未能实证，不宜深论。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智及”而不能“仁守”，意谓智力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但还不能以仁德守住这个境界。例如，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道理很好懂，但古今中外又有几人真能做到？老枭就做不到。特别是“诲人”时，时常产生深深的厌倦感，虽然逼迫自己强聒不休，其实遇见别人提问或误读，内心便颇不耐烦，只想“我欲无言”（居然还有人嫌枭文太长呢，答曰：我倒真想一拈花别人就明白了。可世间只有大量瓜子，哪有一张迦叶？不讲透行吗？）
“道”最正最大最高妙，如果仅仅悟到，只相当于“智及”，尚须进一步“用心”求证、以仁死守。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哪敢有一丝松懈？老枭此后唯有加倍努力，更加尽心尽性，早日将“枭魂似金刚不坏，枭眼如火眼真晴”中的“似、如”二字拿掉！我对自己有厚望焉。
2007-4-29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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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词
一
大半辈子，一直忙着埋头赶路。
但由于慈悲心作祟，很长一段时间，耐着烦、压着厌倦、逼着自己时时停下来，试图唤醒一些迷人，疗救一些废人。然而，耗时多多，收效寥寥。
其实我早己发现，儒佛道诸家义理境界及大量中西哲学问题，有兴趣探究钻研者，到一定火候，自然会恍然觉悟豁然贯通；倘未达那种境界，旁观者怎么棒打狮喝乃至耳提面命，也是徒劳，而且很可能反遭怨嫉。
想起《碧岩录》里一则公案：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赞叹云：“世尊大慈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外道去后，阿难问佛：佛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碧岩录第六十五则》）
这个“外道”虽不识本真，却本是良马，世尊只一“良久”，就开其迷云，令能得入。可惜，这样“善能观察御者形势，迅速左右，随御者心”、瞥见鞭影就疾驰的良马太稀少了。
杂阿含经曰：“佛告比丘，有四种马：一者见鞭影即便惊悚随御者意，二者触毛便能如上，三者触肉然后乃惊，四者彻骨然后方觉。”其实，岂但良马难遇，“彻骨然后方觉”的劣马也是甚为希有难得，世间多的是比劣马更为下劣的泥马石马，极端执迷不悟冥顽不灵，彻骨也不能觉！
二
要对我自已负责，要对文化理想历史使命负责，时间太贫困，精力太珍贵，经不得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的太多浪费。
今后，对于已经在此前枭文中讲清楚了的问题，一般不再重复阐释-----不少问题我早已讲透讲彻讲得明明白白，可有些人就是不明白，就是理解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不论是故装糊涂还是确实糊涂，我都没有义务重复指引。
常识启蒙，特别令人厌倦的也特别浪费。所谓啸朝高士发，诗向会人吟。我不可能经常性地充当幼儿班老师，以后只能偶尔一顾，点到为止（或许，一些于我而言早已是简单粗浅不言而喻的常识，别人却觉得玄之又玄，难以理解，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有的幼儿好奇过度，一定要我明白详细地开示，请暂按《弱智问题管理办法暂行规定》先给熟悉而需要者送上扶贫助困大红包为荷，呵呵）。
还有些问题不到公开深论的时候。正如我在《戒笔小诗：莫枉拈花向俗氓！》序中所说：老枭法轮三转：一转民主自由，二转传统文化，三转东海之道（姑妄名之）。东海之道亦分进门、登堂、入室三转。现在主要仍以传统文化为主兼转东海之道入门之法。《本体十论》属登堂要道，远不到深论之时。提前转之，不对机，不适世，徒惊俗众更树大敌而已。慧能等古昔宗师之前辙，不可不鉴也。到目前为止，虽树敌不少，皆不足道。但再接下去，投鼠难免忌器，克之亦必自耗。故本体一论二论之后，就此打住！
三
眼盲智障也罢了，心盲德障者则甚可厌。无知者无畏，无耻者更无畏，这类“无畏人士”更不值得过多关注和奉陪！
今后，对于来自江湖上大鸭子、西瓜子、小痞子、老谣子等等的谣言谎语和恶意攻击，如与思想、文化及民主大业无关，又非特殊情况或极有必要，不再理睬。恕我在尔等面前冷漠傲慢了。
别了，迷人废人“三无”牌（无知、无畏、无耻，或无聊、无学、无品），你们自个慢慢玩吧，我先行一步了。有些垃圾，交给历史去清理吧；有些问题，时间会作出最好的说明！
2007-4-23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4-23 https://asiademo.org/
先扫老马，再荡诸家，弘我仁道,兴我中华！
一
江湖传言老枭“先灭中共，后灭法轮。唯有东海,中华至尊”云云（这句话是经过我“诗化”的。具体说法不一，有的不叫“灭”，叫枪挑、火烧什么的）。多次传入枭耳，虽觉奇怪，一笑而已。
前不久一位同道见到我，说起多年前有一次在餐桌上听我发过一句豪言叫“消灭中共，火烧法轮”，并表示不会听错的，我这才发现事态严重性。因为此君作为在场者之一都如此似是而非，再七传八传，就难怪差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中共近年来对我监控渐严，不仅阻我出国，而且深入枭巢，一些法轮教众亦敌意颇浓，或许与江湖传言不无关系。
二
要说明传言由来，先需说明我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理想。
文化于我，不仅中西有异，不仅自由门基督教马列派各不相同，而且儒佛道诸家于我也有亲疏正偏之别。对于西学，我是“华家”（中华文化）本位，对于佛道，则是儒家立场。如我在《吾家自有大神通！》中所说：
三十八岁以前儒佛道（兼及西学）并皆好之，于诸家精义可谓锱蛛必较、毫厘必争，尤感儒佛两家各极其妙。然终觉佛学于理有偏，于境过寂，于心未契，于我文明政治、文化中华之志不符。三八以后，不弃其它而偏重儒家，为进一步博学之慎思之明辨之，关闭公司，息交绝游，上求下索，如醉如痴，其中的大悲极乐，似死复生，不足为外人道也。不惑之年，豁然开朗，一切无惑，真有一种百炼钢出、九转丹成、“忽尔天门顶中破”之感。用佛学的话说，一切逆缘都成了顺缘，所有“分别念”都成了我本性的奴仆。从此归根复命，大本确立，乾坤定矣！
另外，即使以儒为本，我对儒学的理解也与古今儒者同中有异。我所证得的儒家之道是至精微至广大至正确至圆满的，是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人认证到我这种程度和境界的。某友有首小诗写得有趣，可借来形容东海之道。诗曰：
把当代中国学者大师集中在一起
全部份量不如一根鸡巴毛！
海底一小撮泥巴岩头一丁点尘垢
足以喂养世代无数教授博导
东海之道《以儒为本旁通佛道，以中为体融摄西学》。以自已的“道”对中西各家学说进行批判鉴别，在自由的平台之上广撷中西诸家精华，统汇于仁义大旗之下，这是我的夙愿，也是作为一个文化宗师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我对中华文化充满信心。文化是有力量的，儒家文化又特别有力量。那是道德的力量，良知真理智慧的力量，是仁义真善的人之本性的力量！启超云：十年之后方知我，举国如狂欲语谁。我相信，不用十年，世人当能进一步认清儒家的仁字大旗，东海就要大潮席卷了！
百川终必归东海。手头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儒家思想的影响：一向反儒、一向将儒学与民主、爱己与爱人、利己与利他、维护私权与维护公利都视为无法调和的矛盾或"悖论"、并因被我无数次喝斥得小脸发黄的黄喝楼主，现在也惊呼“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不是矛盾关系”，并腆颜宣称“这个辩析应该是我的一个原创性发现”了！
对小黄喝思想的小小变化，我很高兴，说明批判生效，说明儒家的正确度和影响力。但小黄喝不该公然把论敌的观点掠为自己的“本有”和“发明”，更不该称“本ID的思想自有渊源”，否认“利已利他一体圆融并不矛盾”为儒家古传、枭家新磨的传统产品，被我铁证如山地指出之后，不仅不承认，反而极尽辱骂、恐吓之能事，以致让自己“死得很难看”(吴仁华在枭文后的玩笑跟帖:我不敢象黄喝楼主那样死得很难看)。
三
我习惯将中共及文化学术武术气功宗教修炼等各种团体统统视为“江湖各大门派”。以前与友人宴聚，好引武侠小说中的“流行语”象征性地抒怀言志。老枭平时寡言，与友人喝酒小聚则往往谈兴大发。但任何时候既使是酒后，也不至于胡说八道太离谱。所以引完易遭误解之言，一定会有分解。
记得多年前那次喝酒，引的是《倚天屠龙记》中“先灭少林，后灭武当。唯我明教,武林称王”这句话。当时解说大意是：中华文化，天下至尊。大敌当前（指中共。这话几乎成了我反共以来的口头禅），先“解决”制度问题，再追我文化理想。到那时，我是要代表中华文化出来“判教”的。自由门、基督门乃至佛门道门，包括儒门各有关派别，还有法轮门，一家都不放过！
这就是“先灭中共，后灭法轮。唯我东海,中华称尊”之类传言的由来。最接近老枭本意的说法应为“先扫老马，再荡诸家，弘我仁道,兴我中华！”
中共的现代专制主义直接降灾造祸于我中华的人民、民族和文化。对传统文化方面，尽管中共近年来态度大有改观，但显而易见是出于一党之私的利用，马家依然作为文化帮凶高踞宪法之中，阻止了中华文化对古代和西方精华的全面吸摄（如民主自由思想饱受监控误导），压抑了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如儒家公羊、大同之学迟迟不得弘传）。
中共确实是应该也必须被灭的，但所针对的是制度，不是人。灭其制度正是为救人。同时我所凭特的“武器”，不是剑而是花、不是恨而是爱、不是恶而是仁、不是武力而是文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只要把它从宪法、从意识形态的王座上拉下来，作为一派学说，仍有其可取之处。中西各大门派在“道”理上各有偏误和不足，在最根本处与至正至高至精至大的东海之道多有不合，但又不同程度地存在合理及精华的部分，马家也不列外。魏京生说得好：
马克思主义在列宁、斯大林之前就分裂成了两个基本的派别，各持一端。列宁一派坚持了专政的理论，形成了斯大林体系。毛泽东除了学会反对压迫的理论之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专政压迫的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反抗阶级压迫并不是错的，追求社会平等也不是错的。现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理论向另一个方向的发展。在反抗压迫，代表下层民众的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和那个时代的各种社会主义的传统。成为西方民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半。
但是，欲汲其长，一要析微辨精，明其劣恶之所在，二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平台”。现在马家与中共颉颃一气，反共的同时必然也要灭马。枭眼明察秋毫，枭翅横空而扫，马家是在劫难逃！
四
至于法轮功，确为我所不喜。耳闻与目睹，都感觉它在狭隘窄小、不容异议方面与中共异曲同工。它的有关网站以前对枭文时有删砍之举，或跟帖辱骂纷然。这种辱骂发生在管理极为严密的网站，至少是受到鼓励和纵容的（后有人来访，谈及法轮门，我对其一些行事作风颇有异辞，略举自己亲身遭遇为例。该人表示要向法功高层反映。我坚决谢绝。但不多时，骂枭之声几绝。看来是来人误会了我的意思，把我的"谢绝"当作客套话了。其实我哪里在乎，只是为辱骂得太没水平太下流而急、为其教众素质普遍低劣而忧耳。）
又一次，我见法轮教主李某一首短诗有点意思但不合格律，不禁技痒，擅为一改，不料捅了马蜂窝似的，受到一些底层教众傻乎乎疯兮兮的“围攻”。至于排斥枭文，自是不在话下。对法轮教义，我固未研习，但不论其教义如何，上述行径在在表现出其没文化、没器量来。
中华文化是很讲“量”的。《相理衡真》中有篇《器量论》写得颇为精彩，其中写道：
如天地之量，圣贤帝王之所效焉。山岳江海之量，公侯卿相之所则焉。古夷齐有容人之大量，孟夫子有浩然之气量，范文正公有济世之德量，郭子仪有福量，诸葛武侯有智量，欧阳永叔有才量，吕蒙正有度量，赵子龙有胆量，李德裕有力量，此皆远大之器。圣人言君子不器，何事不能？何物不容？盹盹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是言其量未易即窥也。
量小，缺乏宽容度，是古今中外各种宗教及准宗教集团比较普遍的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如基教就极小家子气，其教义本来就“小”，多数基坛基徒更是一付 “鸡肠”模样；儒门佛门本来广大，但被当今中国许多挡道的小人儒小人信徒弄得窄小了，一些儒佛门人及其小坛子、小团体的“鸡鼠化”“垃圾化”倾向也极严重（就象自由主义的学术品质本来很宽弘的，但当今中国的自由大侠们，大都却天生了一付“鸡肠鼠肚”！），这都是令人厌恶鄙视的，亟需予以现代化、“东海化”的弘大。
量小之人、之组织、之门派，“枭蔑”是自然的，但不一定“枭灭”-----如属文化、宗教团体，那是要有一定的“文化资格”的。法轮门刚兴起不久，在文化积累和影响上它与中西各大门派相比必差得远，真善忍之类说道，概念上当然没错，粗陋不文耳。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对其教义进行深研的兴趣，更无枭翅一击的打算。当时把它也列入“扫荡”之列，实属酒后表达略有不谨----当然，李洪志君倘愿与我公开论战，那是弘扬吾道的好机会。欢迎之至！
五
我从来不在乎、而且喜欢树敌。
树敌，有时是道义的必要，有时是传道的方便（偶尔则纯属好玩-----人生本寂寞，如找不到几个上档次、有水平的敌，岂非更加寂寞？不过这都仅限思想艺术层面，并有其“度”）但敌如何树，树到什么程度，树在什么方面，却因人因时而异。例如，有的是原则性的分岐，有的是大同中的小异，有的是充满恶意的，有的是友谊比赛。
批利已性恶诸论，是指误纠错；批判传统各大门派，是弹偏斥小，都属于“道”理争鸣。批基（基督教），但对基教在中国的传播持欢迎态度；批佛，是对他们过于疏离政治的不满，希望佛教更“人间化”。又如攻人，有的攻击不乏尊重，有的攻击则极端轻蔑，有的仅攻观点，限于学术范围；有的兼击人品，涉及道德问题等等，千形万状，岂一个“敌”字可以概论？
与中共为敌是理所当然，但仍然敌之有度，灭之有道。比如要争取江湖各大门派包括体制内健康力量的积极配合大力支持，非效蛮夫状胡来一气也。倘因误会把本来可以是朋友、是同盟的力量都推向了敌对面，倘因不必要的误会被江湖各门、中共各派都视为不共戴天之大敌，东海一枭岂非成了东海一瓜（傻瓜）或东海一包（草包）？那不是老枭风格，那也枉称仁者。
仁者不仅有大爱有大勇，而且有大智，能够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至，随时随地以最佳手段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以最好方式处理大小公私各种问题，并把个我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最优途径追求之。良知，不仅是高道德之良，而且是大智慧之知啊！
六
枭文用语特殊，自成一格，白纸黑字都经常广遭误读。如近作《告别词》，文中明明白白写着是告别“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的太多浪费”，告别当“幼儿园老师”和“老谣子小痞子的改造班班长”，可大量网友在回贴中仍误解为“戒网”（其中不乏故意误读以便嘲弄的，但多数是真的以为是告别网络。）多次澄清，依然澄而不清，只好随它去了。
可见误会是多么容易产生，多么难以避免。餐桌闲聊被过度引申，引出的各种离奇混乱的理解，太正常了。发现了，就作点纠正，也是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有关门派的一种负责吧。
老枭事无不可对人言，“言”无不可对人言，但希望今后“有关人士”传播私下里、酒桌上、田间地头的枭言时，尽量准确全面一些，不要自作聪明地妄加猜解，更不要别有妙用地断章取义，是为至盼！枭文标题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思想内容则有理有据十分圆融，个人行为更合乎人世情理、天地正道。有心人士如要了解东海思想、老枭动态，最好以正式发表之枭文为准，免受传言误导。
2007-4-25东海一枭
东海客约
十年来致力于返已为己之学，潜心读书思考吟诗作文，很少出门见人也怕见陌生人：怕与陌生人对话，怕听陌生人说话，甚至怕接陌生人的电话。近年来这种自闭症越来越严重，不仅一般陌生人、连一些民主人士自由作家我也怕！
当然不是狭隘，任何指导批评抨击咒骂我都欢迎之至；更不是狂妄，随着年龄老大，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许多方面的无知无识、对许多问题的无力无奈。我的“怕”，只与个人的时间精力有关。人生匆促，大道高深，待读的书、待做的事、待筑的梦、待写的文章、待思考的问题太多，实在虚耗不起。
且世易时移，一对一地进行“诲人”弘道的方式早已落后了。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交往、交流还是教示的对象，都只能是一小撮有缘者。有好友赠以诗曰：无论你有多能耐，总有些人不可交。近年越来越认识到，在这个文化凋零道德崩溃的国家，在这个大雅久不作、“大作久不雅”的时代，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不可交不可教者，不是“有些”而是多数。个人的精力力量太有限了。
任何指教批评抨击咒骂都无妨，都欢迎，各种形式都可以，但一般通过网络为宜，不要随便来电来访侵占我的时间，同时为对方的安全考虑，特“约法三章”：
一、闲谈访客一概谢绝，自矜位高多金者一概谢绝；二、思想商榷学术批评者，须对“东海之道”有基本了解，经友人介绍，可予约见；三、凡违反老枭的不撒谎不为恶的“两项基本道德原则”者，凡反中华文化而趋于极端者，皆谢绝打扰（这一条勋劳卓著的真民主人士可适当放宽）。
当然了，东海客约仅针对一般陌生客人而言。凡亲朋故交，凡儒佛道门中真正高人（明心见性的儒佛道门中人，自然没有谎言恶行，不会反中华文化，不会持邪见而发戏论），一切不论，随时欢迎。
2007-5-10 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5-11 https://asiademo.org/
历史是自已写的，形象是自己塑的----与网友们共勉
一
多位友人劝过我，不要与不入流或下流的人物纠缠，要批，文中也不要出现他们的名字，以免无意中抬举了他们，自己又被人小看了。如台湾儒者皮介行君曾痛斥我：
“儒者要做君子，要做大人，自有儒者的高傲气象，不可茍且。对于不够格的人根本不屑一顾，即使要批评其观点，也可以光论道理而不提人名。东海以大人自许，又为什么要给xx人以同于大人的待遇？
我的回答是：见到垃圾绕道走，固然“自有儒者的高傲气象”，但面对学术垃圾化、道德垃圾化、世界垃圾化的趋势，甘做垃圾清理工，亦是拨乱反正弘儒卫道的一番热心肠。破也是立，破中有立，破歪理也是对正学的一种宣扬。
当年佛祖说法四十九年，破了多少外道的邪说歪理，某种意义上说做的就是思想清洁工、垃圾清理工的工作，何况儒家，岂宜鸣高？至于对方之名，提提又何妨。人大不大，品高不高，不必刻意体现在这些方面的，故意不提，反而小家子气了。（见《甘做垃圾清理工！》）
还有人抬出古典小说中武夫们“刀下不死无名之辈”的惯性声明来相劝。我觉得，这种“清高”毫无必要。只要对方的谬见戏论值得一批，自己又有时间，何必管他有名无名上流下流呢？入不入流，有的人也要“使用”一段时间才能了解。
二
老枭对一些人包括民主人七的立场观点提出批评，乃借他们的“人头”一用，以之作为明理启蒙的“工具”罢了（这里工具二字不含贬意）。“工具”本身高档还是低档是无所谓的，反正“用过即扔”，何必挑三拣四？如果高档，使用时自当恭敬点；如果低档，就当垃圾利用好了。
一定要找大人君子去论道，一是不易碰上，万一碰上了，对于道高德邵者，难免缚手缚脚，有的理反而不易说透---其实老枭是“剑下专死无品之辈”，遇见真英雄（“高档”的“工具”），那是望风下拜。倘发现对方有偏误，迫不得已公开一骂，也是只击观点，不及“人身”，颇有分寸。
只要把理说透，将“道”弘开，“工具”态度和反应如何一般也是无所谓的，况大多数“工具”不入流，誉我即不足为荣，贬我亦不足也辱也。
如果兼及了“人身”，如果因我的批判而贬低了别人（如某君多次责我压他踩他而自抬），那不是我的问题。每个成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每个人的“思想形象”高低、道德形象好坏由其自己的言行决定，真正思想卓越品质高尚者不是老枭批判或“岐视”一下就贬低得了的。我如真那样做，不但踩不倒别人，而只能是自显其丑。
我只能保证在批判时以对方公开言论为据，一切实事求是，绝不无中生有（一般也不与对方对骂），却不能为对方的形象如何负责。
三
网络作为新兴的媒体，就象一个公开的言论舞台或思想竞技台，在这个“台”上，只要舞姿真美、武功真高、品性真硬，别人是打不倒的。
如果思想无深度太不入流、言论无“德性”太下流，或者使出了什么阴招，导致了自己形象的破产，那不能责怪观众，更不能咒骂对手，不然，除了进一步给自已火上浇油坑中泼粪，毫无作用也。
历史是自已写的，形象是自己塑的。与其求人，不如克己。特别是撒谎造谣剽窃恐吓等阴招，恰是自取败亡之道也，慎之哉慎之哉！
2007-5-16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5-16 https://asiademo.org/
黄宗羲，外王学的一面大旗！----并介绍“外王”大作《中国民约精义》
一
孔孟之道，内圣外王。如果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是内圣学的两标劲旅的话，黄宗羲就是外王学的一面大旗。
内圣属于道德自由、意志自由的范畴。“内圣”到了高处，必然追求思想独立、维护人格尊严。我说过，明末清初的反理学运动其实是理学内部发展出来的（反理学者也属儒家或广义的理学家），这是理学作为道德心性之学的逻辑发展之必然，是理学家（心学也属理学范畴）不断高涨的尊严意识使然。
而道德、意志自由到了极至，一旦历史时机成熟，必然追求社会、政治之自由。所以，儒学的内圣学说和民本思想相结合，纵无外来思想的刺激，也必然会开出现代民主之花来。黄宗羲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
黄宗羲（16l0－1695），字大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宁波余姚明伟乡黄竹浦人。他十九岁人都讼父冤，以铁锥毙伤仇人，名满天下；他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进行武装抵抗。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写成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待访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史学巨著。
后人称《明夷待访录》为中国的《人权宣言》----比卢梭的《民约论》早100年。《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开篇就阐述了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然而，后来的君主却成了害民之贼。他说：
"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原君》）。
黄宗羲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家天下”的合法性。其民权思想，不仅对清末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行动，而且对辛亥革命中反专制、倡民权思潮及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志士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梁启超、谭嗣同倡民权共和之说，曾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大有影响。
同时黄宗羲主张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的君主“一家之法”，建立万民的“天下之法”（《原法》）；他在《学校》篇中，提出以学校为议政机构的设想，颇有近代议会政治的意识萌芽。另外，《明夷待访录》提出的“税赋积重难返论”，被称为“黄宗羲定律”或“黄宗羲怪圈”。
黄宗羲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中国人本人权思想启蒙第一人”。其民权思想确实完全没有外来影响，但有学者誉之为空前绝后则过了。其思想乃《尚书》政治思想、孔子外王学说、孟荀民本观念在君主专制后期的跨越式发展。孔子的《春秋》经，孟子的“民重君轻”和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等原始民主思想，都是黄宗羲思想之根基也。
三
黄宗羲是外王学的一面大旗，内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为据、外援之以卢梭的《民约论》的《中国民约精义》一书，则是一本外王学大著。
刘光汉（1884一一1919年，江苏仪征人，原名师培）编纂的《中国民约精义》，从上起孔子和孟子，下讫龚自珍魏源两千余年间前圣曩哲的著作中辑录了关于反对专制、主张民主的论述凡一百八十余条，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卷，是一部以近代民权主义分析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直接呼号民权自由的著作。
据编纂者陈寒鸣君总结，该书辑录的语录主要包括下列几方面的内容：（一）与主权在民思想相接近的民本观念或重民主张，如《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诗经》中的“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及《孟子》中有关国人曰贤方贤、国人曰可方可的言论等等。（二）与社会契约论相接近的君臣、君民通功易事的思想，如《墨子》中关于天子、三公、诸侯皆由民选的论述，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君由民举的观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关于君臣皆为民立的思想等等。
（三）反对君主私天下、主张天下为公的思想，如《礼记•礼运》的“大同”说，《吕氏春秋》、《六韬》、《明夷待访录》、《潜书》中有关“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论述。（四）反对君主专制的法治思想，如《管子》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之论，《商君书》所言“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所共操也；信者，君臣所共立也”等等。
刘光汉在《中国民约精义》中反复地强调“主权在民”的思想，并概论黄宗羲之学道：“要而论之，黎洲之所言，为天下非为一姓也，为万民非为一人也；以君为国家客体，非以君为国家主体；以君当受役于民，非以民当受役于君也。……本此意以立国，吾知其必为法、美之共和政体矣。……中国当三代以来，官天下变为私天下，政冶之学泯然罔闻，君民尊卑判若天壤，名位之说深中人心。而黎洲独能以雄伟之文醒专制之迷梦，虽其说未行于当时，讵不得不谓为先觉之士哉！此吾所以崇黎洲为中国法理家也。”
四
黄宗羲的内圣学也水平极高，对心学宗师陆九渊、王阳明极为推祟。其晚年著成的《破邪论》一书中，专设《骂先贤》一文，文中就传闻一书生因骂李贽而梦见李贽前来质问惊吓成病事发表议论，称“于是为今之骂象山、阳明者大惧焉，卓吾生平喜骂人，且其学术偏僻，骂之未始不可，而聊尔人尚不可骂，况象山、阳明之为先贤者乎”！
他对“道体”的认识相当透彻。他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同。”他的“理”，相当于老枭《本体论》中“心物一元”之本体也。他反对“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以为“致良知”之“致”字即是“行”字。
黄宗羲治学，提倡以六经为根祗，贯通经史，经世致用；他还是个大诗家，论诗称“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强调诗写现实：“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山居杂咏》一诗，充分体现了这位学兼圣王的一代大儒追求正义的凛凛风骨和笑傲艰险的乐观精神，诗云：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
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
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
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着多！
老枭次韵写怀曰：
大小难关竟迈过，谱就风流绝代歌。
不自在时皆自在，要如何处任如何。
十年寂寂养真气，半世常常背黑锅。
立定脚跟昂起首，人间鬼魅任其多！
注：“不自在时皆自在，要如何处任如何。”是化用古人风月亵联“得少住时且少住，要如何处便如何”的，但意思已截然不同了。上句谓外境不自由而我心自由，下句谓外境会怎样，中共要如何，一切任之。
2007-5-20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5-20 https://asiademo.org/
注：《中国民约精义》一书及部分黄宗羲资料由某网友提供，特此鸣谢。
遇见小流氓怎么办？
一
与一位好友闲聊时谈到儒家以直报怨的原则。我说，如果被流氓（或文氓骚扰欺辱威吓，或避而远之掉头而去，或以牙还牙给点教训，都可以，视具体情况如何而定。友人认为这样解释“原则”有些随意。其实儒家圣王两方面的大原则都是相当灵活时宜的，一点也不僵化，不拘泥。只要“不逾矩”，就可以“随心所欲”、率性而为，而本心仁心圣心良知之发动，自然是“不逾矩”的。
二
对于小流氓，道家或一躲了之，小乘佛家或一味退让。有一种人为了故示清高超脱，无论如何都坚执不睬，那其实是另一种执著----对清高超脱的执著。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世人皆夸拾得“高”，不知其“看他如何结局”之言，已带有某种幸灾乐祸之情，有违佛家慈悲了。还有一种人对流氓行径不仅不予惩戒，反而加以鼓励，那就比流氓更坏了。有个故事：有无赖小儿爱用弹弓打人，第一个被打者逃之夭夭，第二个被打者夸其勇敢，第三个被打者赏以糖果，小孩愈加欺人上瘾，结果被人一怒而毙。
唯有儒家，如果力所能及（如一时力不能敌，一般儒家亦不会冒险，不值得。枭式儒家则自有无敌气概），又非另有要事，而且围观者众，大可停下来，杀杀小流氓的气焰，即借机让自己舒心活血一番，又可以提高观众世人维权抗恶的勇气，还可以让小流氓汲取点教训-----即使未能让他洗心革面“让世上多一个好人”，至少让他知道流氓不是好做的，让流氓中的其他人及后来者有所顾忌和自警。
儒家有与人为善的一面，又有以直报怨的一面（直者直道也。正直公道、合情合理的报复，符合君子风范，不违仁义和恕道。其公羊家还有“大复仇”的主张呢，详枭文《大复仇论》），有温良恭俭让的一面，又有颇为侠义勇武、相当不好欺侮的一面（孔子力大，子路艺高。孔子逝后，儒分为八，其中一派的末流为游侠）。两“面”一体，相辅相成，就象大乘佛家所言，慈悲与威严同在、惩恶即是行善。
三
世人喜欢以小衡大，以管测天，以为讲仁义道德就不能好美色谋私利，更不能制恶报怨，不能打人骂人，否则就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纯属“包子之见”或恶意上线。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好色谋利自无不可，打人骂人亦无不可。别说一般打打骂骂，杀人甚至杀君（诛一夫）、开战（义战）都是允许的。
该杀不杀，该战不战，那才不义，那不是儒家是懦家----胡适说儒即“懦”，儒家以软弱自名，那是胡说。即使从字源考察儒与懦有某种关联，经过孔子的改革，儒已具阳刚勇健之德而与懦字完全脱钩，成为“人人所需”（儒字从人从需）矣。
当然，儒家又是最宽弘广大的，对于个人的小恩怨报或不报，对于遇偶的小流氓睬与不睬（如果小流氓不仅针对个人，而且弄些乱石毒草挡了正路，为了弘道卫道，那是非踩不可），都是风行水流，绝不放在心上的。物来斯应，事过即迁。儒心大仁，即致力于修齐治平又“上下与天地同流”，容不得太多世俗琐屑也。
2007-5-20
附笔误修正：
《黄宗羲，外王学的一面大旗》原文：（黄宗羲）他的“气”，等同于老枭《本体论》中“心物一元”之本体。应为：他的“理”，等同于老枭《本体论》中“心物一元”之本体。在黄学中，“气”属现象界的。理气“非两物”，但“气”粗而“理”精也。
首发《民主论坛》2007-5-21 https://asiademo.org/
先务道德，再论文章
老枭生平爱才成癖，对于文才优异武功高强者，总是情不自禁地欣赏之包容之。可随着年龄老大阅历加深，越来越感到，如果一个人不诚不真品德不好，文才武功最好，也是不值得欣赏、不值得交往的。至于包容，其实是纵容。
周敦颐说得好：“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周子通书》）。遗憾的是，“艺焉而已”的无品文人触目皆是。某网络名家炫耀“就算芦某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也丝毫不会影响芦文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云云。孔子教导：不以人废言。但这话是针对他人而不宜用作“自我要求”的。
“第以文辞为能者”总是太相信才华的表面影响，太轻视道德的内在力量。殊不知没有基本道德为根基，人是废人，文也是废文。自恃有才恣意玩人玩世玩弄小聪明，一不小心就会把自个玩残了。道德无根基，文章徒炫丽，一个谎谣专家和三无牌文痞，纵名动天下，才绝一世，其文章又能有多大说服力和影响力？
文如其人，绝对真理。文章是无法造假的。无论怎样刻意矫造，作者的心态优劣、学识深浅、品德高低、境界远近，在在都会在文章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扮清高演超脱玩高贵装深沉表伟大，自以为头脑聪明，伪装高明，其实字里行间散发出来那浅薄琐屑卑贱恶俗的气息，那假腥腥脏兮兮的味道，能把一头猪熏死！
作者的思想道德人品形象都在他们自己的文字里藏着呢。或许，可以欺骗作者自己，可以欺瞒愚昧的凡民，却逃不过智慧的眼光。世界很大，智慧者不少，象我，对言不由衷的文字就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很多文人严重欠缺基本的诚实，对人虚情假义，为文苟毁苟誉----假腥腥地赞美是被我视为人格侮辱的。我认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赞与骂一样可厌可耻！
孔子要求学生（或年轻人）首先要致力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和余力，则用以学习文化增长知识（《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是，现在很多人自己都当了父母、师长了，文章写了一大堆了，依然不知诚信二字为何物。不过一般人多少会佯装一下。象某网络名家那样，积极主动地到处宣扬自己对老枭的赞誉全是假誉，然后还责怪老枭不知感恩，则可谓旷古奇闻。也只有当今这个垃圾时代，才会出这种垃圾到极点的文痞文妖！
我说过，时间是会说话的，历史是有公道的；我还说过，历史是大人养的。人能弘道，弘道的过程就是养历史的过程，也是养人的过程。如果机缘成熟，某些抨击诅咒以及造我谣撒我谎者终于有幸长大成人，再回头看看自己“幼稚”时阴毒恶俗的文字，那将会怎样的羞愧啊！
2007-5-30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5-30 https://asiademo.org/
违法未必不君子，获刑或许更儒家
----为郑家栋一辩并答刘晓波
一
刘晓波在批评老枭“你从儒家立场这样攻击基督教，很不君子”时，顺手提及“当代大儒中还有利用假结婚帮女人去美国从中牟利的人。”把老枭与郑家栋并举，可从中读出两层意思：一、两种行为皆“很不君子”；二、儒家往往“很不君子”。刘晓波并附上了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儒学大师”郑家栋获刑两年半》为证。报道说：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著名的“儒学大师”郑家栋，利用自己经常出国讲学的便利，以伪造结婚证等手段，帮助多位“妻子”骗取赴美签证。去年６月被刑拘，日前，法院以骗取出境证件罪，终审判处郑家栋有期徒刑２年６个月。
报道介绍了对郑家栋犯法一事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和评论。一是以儒学联合论坛版务委员会就郑家栋事件发布的声明为代表，包括徐友渔、葛剑雄、陈明等学者，认为“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儒家”；反对声音认为，“郑家栋是当代名儒，当然也是新儒家学说的实践者，其个人道德行为与术业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他的职业规范所系——怎么能说郑家栋的‘失足’与现代新儒学无关？”
我赞同“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儒家”这个说法，任何门派都有名不符实、有名无实者，儒门中当然也有小人、伪人乃至恶人；但我不赞同陈明“郑家栋是一个儒学研究者，不是儒学的信徒，个人行为应与公共职务分开”的“认为”，不赞同儒学联合论坛版务委员会就郑家栋事件发布的声明中“郑之学术研究，基本是以儒学作为学术的、外在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作为其信仰与情怀。”的判断。这些判断和“认为”都过于粗暴。
二
原先仅简单听说过郑家栋这事，所以开始对刘晓波的答复是：不了解详情，不好评论。此人利用假结婚是帮女人为主还是牟利为主？那些女人值不值得帮？都是问题。儒家各种道德是有“级别”的，“级别”低些的道德，“灵活性”就大些。比如，一般严谨守法才是道德的人，但必要时违法却合乎更高道德。如有些人为了报恩或救人，即使手段略有出格，并非不道德。看了报道，尤其是报道中下面这段话，我对老郑产生了某种同情。报道说：
郑家栋曾在看守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被自己带出国境的女性，都是曾经给过自己恩惠的老家的亲戚、邻居，家里都很穷，听说自己经常有出国机会，纷纷央求他帮忙把自己带到国外，去打工挣钱，因为脸皮薄，才答应了她们，“不是为了钱，何况自己也不缺钱”。而这些被他伪造结婚证送出境的“妻子”们，他对“有些人连样子都想不起来了”，也不承认与性有关。
这段话于我心有戚戚焉，有些事如杂了“恩”字在里面，儒者处理起来，特别为难，每易出格。郑家栋犯法行为杂有酬谢旧恩、帮助乡亲等因素在里面，于情于理不无可原之处。
是儒学学者还是信徒，是否以儒学为其信仰与情怀，都是很心灵、很“私秘”的问题，外人殊难判定。法律不是儒家最高标准，违法不一定违德。虽不能说郑家栋的违法正是对儒家道德的践行，在我看来，至少其行为不违仁义。乐于助人，仁也；酬答旧恩帮助乡亲，义也。这样的犯法，与损人害人的犯罪性质完全不同。
倒是陈明“他太可惜了，令人痛心，不值得这么做。”之言有点冷血，正如刘晓波所批，显然是从功利计算的角度，基于图小利而毁大名的角度着眼。只不过这种信口之言，表达难免不准确，不宜苛求。
三
儒家最重视道德。世人攻儒，也往往从这里寻找突破口。但由于不了解儒家“道德级别”有大小高低之分，往往“抓住”小的低的“一点”而“不及其余”。例如文天祥生性奢侈风流，并不影响其铁骨铮铮丹心耿耿，以“生活作风”来否定文天祥，就是“以小攻大”；又如明清以来民间盛行嘲弄毁贬理学家“生活作风”的笑话流言，别说大多没有事实根据，就算偶有属实，也是“以低击高”。
另外，道德是“内向性”的，是自本自根自我圆满的，如果把道德比喻为一席精神盛宴，它主要是为自已准备的，外界的评价如何，丝毫不影响内心的自我享受。所以，文化修养、道德“内功”越是高深，越不在乎世人的毁誉、外界的褒贬。古今很多儒者包括佛道门中高人受到什么误会，有了什么“委曲”，往往默然置之或一笑了之。只要问心无愧，一切ok。说他们擅于忍辱不确。忍字心上一把刀，有自我强制意。有些人确实是对于傥来毁誉丝毫不放在心上，不屑自辨。
我觉得这种表现清高是清高了，但有点不太负责任。他们应该考虑到，个人的荣辱有时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是直接关乎本门名誉或间接关乎“道”之兴衰。有时护己就是卫道。尤其是儒者，以入世为主，负教化之责，对于强加于自己头上的不实之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要时应有所澄清，有什么苦衷也不妨公开吐出来。这是对自已负责，更是对“本家”负责。
职是之故，我希望郑家栋先生刑满之后，能更深入全面地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及内心真实的想法，为自已说句公道话-----当然，如果确有借机牟利等目的或动机，也应自我反省“英勇”坦白（如果别人得到帮助后主动有所回报，也是人情之常。酌情接受，并无不可）。是污就洗，有过则改，善莫大焉。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郑家栋这位儒者其人其书都毫无了解，其言是否属实，不敢妄断。会不会把郑家栋“想得太好了”，不敢打“保票”。本文假设其言是属实而“由衷”的，由此而为郑家栋事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人生世事复杂无比，简单定性往往差之千里呵。
最后顺及：刘晓波在批评老枭从儒家立场这样“攻击”基督教“很不君子”，依据是“从大乘佛学的角度看，基督教义是一种非了义、不究竟法”这句枭言，证据严重不足。是否“攻击”，须看具体情况。我的批判只要有理有据，就不能说是攻击，或者说在学理层面这样的攻击是允许的。不少基督及儒佛门中人喜欢把义理批判和不同意见上升为“攻击”、“谤佛”，狭隘得可怜。荆楚们也罢了，想不到晓波也落此窠臼。至于为什么说从大乘佛学的角度看，基督教义是一种非了义、不究竟法，曾有多篇旧作论及，兹不赘。
2007-5-28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5-31 https://asiademo.org/
儒家不是家！
-----与儒家同道们共勉
一
我一向坚决反对论坛封名删贴行为，特别反对删除批枭反儒贴。荆楚因几篇批枭文章在儒学论坛被删提出抗议并牵怒于老枭，令我甚为尴尬，不得不为此向荆楚道歉。儒家同道真是“帮倒忙”矣。故我对他们说：
封杀别人，伤不了别人一丝一毫，其实不过自杀而已。真正知“道”之后就知道，正道不畏歪道、真道不畏伪道、高道不畏低道、善道不畏恶道。这个“不畏”，包括不畏嘲辱，不畏孤独，不畏辩论…等等。
象《儒学之虚伪——请老枭回答这几个问题》这样的文章，歪解儒典，臆测孔子，反儒反得只有文革水平，批枭批得毫无思想含量，对国学有一定了解皆能知其肤浅错谬，完全不值得认真。驳之，体现的是诲人不倦的精神；不驳，任它挂着，露的是作者的拙，丢的是作者的丑！何必多事删之呢？
有些反儒者喜欢瓜言瓜语。荆楚声称：“跟老枭谈人性观，他常常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而不自知，真是高山打鼓——不通、不通！”我笑道：老枭常常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惊天动地大发现啊，何时公布？期待中。他的回答令我大牙松动。他说：“孔孟不是秉持中庸之道吗？那么在人性观中为何有偏执于性本善之一端？老枭如何解释？”此君不知中庸之道非折衷主义，不知善作为人之本性，就是仁道和中道。
倘删去这类反儒文字，不仅示人以不广，为世人提供了攻儒的口实，而且客观上等于为对方藏拙掩丑呢，何苦来哉。
儒学论坛斑主云尘子说“本论坛不排斥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但不能容忍侮辱圣贤的人。”此言差矣！岂有圣贤怕侮辱？侮圣者侮辱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在全球文明化的时代，以“不能容忍侮辱圣贤的人”而封人之口，恰令先圣和儒家蒙受更大的羞辱（我的一些言论就曾被一些儒家同道视为“侮辱圣贤”而遭到删除）。卫道不是这么卫的，尊圣不是这么尊的。卫道尊圣，不能违反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原则。
二
荆文《儒学之虚伪——请老枭回答这几个问题》在儒学论坛被删后又“恢复”了，云尘君还逐段予以驳斥，这就做得很对。有的驳得完全正确，有的部分正确。如下面这一段，原文全部错，驳文大半错。
荆楚原文曰：孔子的一生，一直标榜自己“求道、求圣、求仁”，一直标榜自己“克己复礼”，一直标榜自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当少正卯开门讲学，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时候。孔子不是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的僵化呆板，不是思考别人在学术文化上胜过自己的原因，而是用屠刀来“讲理”。他当上鲁国司寇才几天，就挟公权而报私仇，以“邪说干世”的罪名，将少正卯砍下了头颅……
云尘子驳文曰：诛少正卯之事，是否可信，尚在两可。即使真有其事，阁下又凭什么臆测出孔子是“挟公权而报私仇”？又凭什么证明少正卯不是“以邪说干世”？假如阁下当政，会容许一个人大张旗鼓而且坚定地去到处宣讲歪理邪说？当歪理邪说扰乱了是非、造成了危害之后莫非阁下还有办法挽回所造成的危害吗？
关于诛少正卯一事，我在2005-12-21《自扇耳光笑煞人！》短文中已说过，此事尊孔者证其伪，贬儒者证其真，学术界尚无定论。梁涛《孔子行年考》论之有理：
【考辨】孔子杀少正卯事，后代儒家学者多怀疑有误，其所举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春秋时未有杀士的记录，诛一大夫更非易事。二，其事不见于《左传》、《国语》、《论语》、《子思》、《孟子》诸书，而仅见于《荀子》。三，此事可能出于韩非、李斯的虚构，为以后“坑儒”的先声。四，孔子指责少正卯“人有恶者五”与《荀子•非十二子》相近，少正卯或可能为十二子的化身。五，孔子主张“为政焉用杀”，而此举与其主张明显不符（见崔述《为鲁司寇下》，《洙泗考信录》卷二；钱穆《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系年》第25页）。
按，以上理由第五点最有说服力，不过实际生活中的人物显然要更为复杂，且儒家有所谓“义刑义杀”之说，故此事真伪仍难以遽定。我当然宁愿相信孔子“没有以细故杀大臣”，但却不敢坚决咬定“就是没有”。我以为，即使万一有这回事，我们“也需以历史的眼光作具体分析”，不宜用现代人的眼光苛责古人，同时，我们“不能把孔子的原教旨和孔教的具体实践混为一谈”，要把孔子本人的政治原则、政治理想和具体政治实践适当区分开来。
我赞成云尘子所言“诛少正卯之事，是否可信，尚在两可。”但认为云尘子“假如阁下当政会容许一个人大张旗鼓而且坚定地去到处宣讲歪理邪说？”这句话，严重违悖言论自由原则。
现代文明社会，任何人当政，都必须“容许一个人大张旗鼓而且坚定地去到处宣讲歪理邪说。”因为“侮辱圣贤”、“宣讲歪理邪说”都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对于 “歪理邪说”，政府要处理，只能根据“以言论对治言论”的原则予以批驳。只有“歪理邪说”会造成“即时而重大的危险”时，政府才有权力予以一定限度的强制，但这种强制必须在维护基本人权的法律的范围内实施，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极为慎重，纵予控制，也是极为“轻微”的（详见有关枭文）。
三
强制封口的行为，不仅违悖了言论自由这一普世价值，也是违反原儒精神的。鲁昭公时，郑人游于乡校，议执政善否，有人劝子产毁乡校，子产不听，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孔子后来对子产尊重民意、尊重异议、保护言论自由的做法这种开明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就是仁的表现（详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另外，在《孝经》里，孔子认为，儿女和臣子应该拥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力，应该根据道的标准，表达独立的思想和意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原儒对言论的态度。
可见，孔子对学术批评和言论自由是倾向于支持和保护的----尽管他未能提出言论自由的概念，未能明确提出言论自由的，但那不是他的错，而是历史的局限。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现代儒家比起两千多年前的原儒更为落后和“反动”，这无论如何是可耻的！为此我要敬告广大儒家同道：
义理争鸣，儒者以理服人，不能以力（封删行为）服人。以力只能树敌-----当然不怕树敌，但自己务必要在理上站住脚。一时服不了人，没关系，“理”放在那儿。当事人不服，旁观者服，一时间不服，以后会服，一时代不服（这种可能性太微小了），后世会服。天下大着呢。无知之徒的区区侮辱攻击算得了什么！只要真正坐得正、站得正、行得正、说得正，只要是真正地“不违仁”的仁者，真正地践行着儒家道德原则，连鬼神都不敢欺你，连黑道人物都会敬你三分！
儒家境界是非常宽大的，儒者待人以仁，仁爱之心有序而无限。儒家不是小家庭。如果说是家，它属于世界每一个人。外王方面它是天下主义的“大家庭”，内圣方面它是供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心灵之家。有的儒者把儒家当作一个小家庭、小圈子、小坛子，甚至把儒家与耶教论坛比较，说什么“如果儒生跑到耶教论坛去诋毁基督，难道就不会被赶出来吗？”这都是一种自狭、自贬、自闭、自小。大不宜也。
希望儒家同道早日长大成人，希望儒家论坛大人辈出。希望有大人与我一起，把高贵纯正的孔孟之学、精微广大的圣王之道发扬光大！
2007-6-3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6-4 https://asiademo.org/
好大一个王！
一
日前在几个网站看到了一则由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保东发自廷布（不丹）的关于“不丹国王主动还政于民”的报道。报道说：
5月28日是不丹王国为2008年大选做准备、举行第二轮模拟选举的日子。2008年大选后，不丹王国将正式由君主制过渡到议会民主制。与一般君主制国家转型不同的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不丹国王本人。“为了实行民主，不丹四世国王辛格和儿子、年底将正式登基的五世国王凯萨尔走遍了不丹的每一个村庄，向自己的臣民说明民主制对不丹未来发展的必要性，讲解‘管理国家，众人比一人合理’的重要性。” 在谈到为什么要实行议会民主制，辛格解释说：“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君王一爵矣。”
报道还说：“无论在不丹首都廷布或西部最大的镇帕罗、中部的岗贴和旺地，本报记者发现，不管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山民中均有人表示，“他们对生活很知足，无法理解国王为什么热衷于实行民主制。” 不丹电视台总经理多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绝大多数不丹人对民主制持怀疑态度是因为，“不丹人很幸运，所有的国王对人民非常慈悲，国王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崇高无比。”
可见，不丹四世国王坚持还政于民的决定，并非自于外界或民众的压力，而是完全出于一种道德自觉和政治自觉，一种为国民和国家长远利益考虑的大仁大爱大智慧！
二
辛格国王行为，简直是尧舜禅让的现代翻版，或者说是现代化的禅让：不是禅让给另外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而是禅让给全体国民。“君王一爵”之言，更是直接来自公羊家的“天子一爵说”。《春秋》三等爵制为:天子一等、公侯一等、伯子男一等。把天子或君王“贬”为世俗政治序列中一个爵位，乃原儒的一种政治理想，只敢在《春秋》中遮遮掩掩地“微言”，想不到不丹四世国王辛格主动将其实现了。
据了解，不丹，梵语的意思是“西藏边陲”，其国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祖先来自西藏山南地区的雅垄河谷,故不丹居民普遍认为自己的民族之根在中国。不丹是佛教国，同时深受儒家的影响。不丹人称自己的国家为“龙国”，国旗、国徽都是龙的图案，这些方面都体现了华夏文化的鲜明印记。
不丹王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现代“仁政”建设，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推行“全民幸福计划”，主要包括发展经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和实行良政等内容。国家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如有在不丹不能治疗的病，可以将病人送到印度、泰国甚至美国去医治。不丹政府还实行免费教育，向边远地区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文具。
不丹国一半领土在海拔3000米以上，生存环境恶劣，居民整体物质水平不高，但比起中国人来，生活有保障多了。在不丹王国政府的“仁政”中生活尚且如此，民主之后，国民必将更为自由幸福。正如无知李二网友所说：国王禅位仁义之至，民主制是锦上添花，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大意）。
从不丹王国政府“全民幸福计划”中，特别是从国王主动还政于民这件惊世“善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深厚力量，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巨大影响。
三
不丹四世国王那种真正的贤者精神、王者风范，太值得中国领导层学习了。
在事的、迹的层面，或许无法完全效仿，但也不象如舍园华胄所说，不丹国还没有中国一个一般县城人多地方大，政治上不具备任何参照性。国土大小、人数多少，还政于民实行民主的方式方法难易度或有不同，但政治上，一些普适价值、普遍原则是相通的，不丹的民主化道路，仍有值得中国参照之处。
在义理、道德、精神的层面，辛格更是中共领导层学习的典范了。这个国家很小，这位国王很大（大中至正）！中国正好相反。我们的政治和领导人，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啊！
2007-6-6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6-6 https://asiademo.org/
仁者无碍，得大自在
一
儒者应为仁者。君子、贤人是仁者，大人、圣人是最高境界的仁者。仁为一切忠信礼乐道德制度之本。仁与义礼智信在一起时，仁为体；单说仁时，“是兼体用而言”。仁是亦体亦用的。仁落实和呈现于个体生命中，就是一种大智大勇大善三合一的大自由，一种心灵、意志、道德、行动的大自由。
仁者是活泼泼的，因为仁是活泼泼的。仁作为儒至高之道是彻上彻下彻里彻外的：于内为内圣，是意志道德之自由；于外为外王，是社会政治之文明；于人，是光明之良知本性；于物，是勃勃之生机活力，于天地宇宙，是新新之大法、生生之大德。朱熹对仁的认识颇为透彻：
“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圣人亦只教人求仁。盖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头头做著，不用逐事安排。”（《朱子语类》）。
仁者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头头是道。只要出自本心，出自真心、丹心、公心、仁心，随心所欲又何妨？逾矩又何妨？孔子说，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指“仁”，不是指世间礼法。仁是儒家最高妙道也是最低底线，礼法如不违仁本，仁者自然不会逾，礼法如有违仁道，仁者未必要遵守。
仁者无碍。用佛家的话说，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可谓“习心一歇真如现，大道通时万事通”，“得大自在力，无畏施众生。”何以见得？
二
仁者可以“跑官”。孔子就有“千古跑官第一人”之称。与众不同的是，仁者是用理想、信念、仁爱去跑官，不是用金钱；是为了实施理想政治、实现政治理想去当官，不是为特权。
仁者可以求利。孔子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求利，要“见利思义”（《宪问》），求之有道，如果是不义之财、不义之利、不义而富且贵，则避之唯恐不及，拒之唯恐不严了。至于“求利当求天下利，那已属于义的范畴，是仁者题中应有之义。
仁者可以开骂。该喜则喜，喜则笑，该怒则怒，怒则骂。朱子曰：血气之怒不可有,义理之怒不可无。又曰：因是人有可喜则喜之。圣人之心本无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则怒之，圣人之心本无怒也。譬诸明镜试悬，美物至则美，丑物至则丑。镜何有美丑哉？（《朱子语类》）
仁者可以恶人。孔子说，他厌恶那些好说别人坏话的人、居下位而诽谤在上位的人（注意，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诽谤而非合理批评或正义反抗。孔子主张在朝为官该对君主勿欺而犯、直言而谏）、好勇斗狠而不懂礼节的人、果断而顽固不通事情的人。子贡接下去说，他厌恶那些抄袭偷窃取别人的成果却自为聪明的人、毫不谦逊却自认为勇敢的人、揭发别人的隐私却自认为直率的人。（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
仁者可以不让师尊。《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朱熹注：“当仁，以仁为己任也。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盖仁者，人所自有而自为之，非有争也，何逊之有？”（《论语集注》）只要是真理，是正义之事，就应勇于担当。尊师更应重道，仁道之所在，对于老师也不必谦让。或者说，求道时应尊师，行道时则应争先。
仁者可以不听圣言。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他认为，一切是非、包括孔子的是非都应以“心之是非、良知之可否为准！
三
仁者可以狎妓纳妾。详见《原儒认同好色，大儒何妨狎妓-----为理学辨诬之四》。
仁者可以失信。一般情况下，信是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原则，但是，如果碰上特殊情况，当信与仁义发生冲突或矛盾，那就要弃信而取仁义，“惟义所在”了。不辨是非不合仁义的“言必信，行必果”不足取。如果明知言行非义非宜仍固守不变，那就是“硁硁然小人哉”了。（详见枭文《孔孟为何主张“言不必信”？》）
仁者可以背盟。司马迁《孔子世家》载：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这里，孔子不遵守与蒲人的誓约是因为他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而盟誓的，这样的盟誓不合道义，无须遵守。
仁者可以报复。儒家有与人为善的一面，又有以直报怨的一面。直者直道也。正直公道、合情合理的报复，符合君子风范，不违仁义和恕道。其公羊家还有“大复仇”的主张呢，详枭文《大复仇论》。仁者瞩目于天下国家，固不乏妇人之仁，但不局限、不受制于妇人之仁。
仁者甚至可以杀人，只要合乎道义，开骂是义愤，行刑是义刑，开战就是义战，杀人是“天杀”（替天行道、代天而杀），连君王都可以杀（孟子叫“诛一夫”）。“为政焉用杀”、“杀一人而取天下不为也”是经，但是，在据乱世丛林里，在以杀才能止杀、杀人才能救天下的时候，也只好不得已而为之了。
自古儒林大将多。心学大宗师王阳明，大理学家曾国藩都是大军事家。曾国藩有“曾剃头”之称，其手下许多湘军将领及后来的淮军领袖李鸿章等都是理学家。他们就是“替天行道”、“杀人手段救人心”、“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仁者典型。
曾有人说：仁有杀伐之力，则不仁矣。我告诉他：仁宅义路，仁体义用。“杀伐”属于义的范畴（当然了，间接也属仁的范畴，因为仁是笼罩、包括所有道德的）。惩恶即是扬善，威严也是慈悲。“杀伐之力”不一定“不仁”。只要“杀伐之力”使用正当，发挥合宜，合乎公益正义，就是义勇、义举、义战，而正当合宜地使用发挥“杀伐之力”者，就是义士、义师、义旗！
对于任何外在的规则法律制度乃至社会道德规范，合乎仁义良知就遵守，否则就不遵守。所以，在特定的时期，或特殊情况下，仁者也会违约背盟，也会违法犯法（但绝不会犯罪）！
制度方面也一样，君主制合适就尊重君主制，民主时代到来就追求民主制，不僵化、不保守也不激进。仁者怀抱太平大同理想，在据乱世和古代升平世尊重君王维护等级，以仁道导引君王、善化等级制；在民主制度“出现”以后的现代升平世追求民主，以王道引导民主制。
四
孔子非常重视通权达变，因地因时因人而制宜。《论语•子罕》："可与共学,未可以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以立；可以立,未可以权"；《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毋就是权；《论语》第四章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做事，没有一定的模式。“无适也，无莫也”就是权。故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
但权道极难把握，象上述多数行为，如果小人去干，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罪恶！唯有仁者，才能即通权又不违经。仁者（大人）守经，干什么都行，表面的坏事也能干成实质的好事；小人背经，干什么都不行，崇高、美好、伟大的事，也往往会造成邪恶的业、结出龌龊的果。小人心术坏了，“穷斯滥矣”，没有基本原则，没有道德底线，干什么都乱来，往往把大事弄小，把好事弄糟、弄坏、弄砸！
大人象西施，怎么捧心皱眉都是妩媚无限令人怜爱，如枭诗所写：“随心所欲不违经，信口开河亦动听。恰似美人原绝代，蓬头粗服自娉婷。”例如，不丹是君主制王国，不丹国王却大刀阔斧地推动国家向议会民主制转型；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为了繁荣地方，以“养活细民”为由恢复了秦怀河的游乐事业，并带头冶游，以示提倡。后人对此引为美谈…，这都是“大人（仁者）干什么都行，坏能变好”的典型（其实冶游狎妓在古时属于文人风流，不算什么“坏事”）。大人当然不会干黑道，但就算万一沦落其中，也必会把黑道干“白”、把邪道扳“正”！
小人则象东施，怎么效颦作态都丑陋。例子俯拾皆是，世间多少大事好事正事，被品性不良的小人及小人集团弄得虎头蛇尾龙头鼠尾臭名远扬邪气冲天一团糟啊。例如，某党以民主自由的名义上台，却建成了空前、绝代的一党独裁政权；民主事业的衰微，除了时代环境和社会现实等原因，一些民主、自由、维权人士的自身的“不良”品格也是有害因素之一。这都是“小人干什么都不行，好事弄坏”的明证。
古诗云：大自在身天地并，妙光明性圣愚同。尽管人人皆有良知，皆可为尧舜，但良知未致为愚，已致为圣。“大自在身天地并”的境界，唯圣人仁者才能达到。说到极至，“小人干啥都不行，救人也不行；大人干啥都行，杀人都行”！咄！孟子脊梁，孔圣脑盖。触处无碍，得大自在！诗曰：
不恕西瓜况暴秦，岂容玉质染风尘？
儒家是我光明宅，我是儒家保护神！
翅阔常嫌天地窄，网严不碍自由歌。
妄心一歇真仁现，外道魔军奈我何！
顺及，老枭大倡道德，高举仁义，有些人便以为老枭峻厉苛责，很难打交道。其实不然，我对别人的失误过错特别能够理解和宽容，不把任何人看“死”。君子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仁者不随便从琐事小节上“论断”别人，即使确定对方为小人乃至恶人，也要留给自新之路、回头之岸。人非圣非孰能无过？改了就是好同志，只要外有机缘，内能自省，小人也会成长为君子和大人。
故仁者自治虽苛，治人颇慈，律己虽严，责人从宽，不责备小人，也不求全于贤者。例如，管仲未成功时谋生无能，琐事常败，而且贪财怕死，德行有亏，但不仅鲍叔牙对管仲宽容友好，孔子也略其小节看大德，称赞“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的管仲“如其仁，如其仁”。
2007-6-8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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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铁时代，儒者何为？----与儒家同仁共勉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曾写下了一部传世长诗《工作与时日》，诗中说奥林波斯山上的神创造的人类首先是“黄金种族”，其后依次为“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和“黑铁种族”，与此相对应的五个时代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古诗人希西阿曾慨叹：
“唉，如果我不生在现今人类的第五代的话，如果我早一点去世或迟一点出生的话，那该多好啊！因为这代人是黑铁制成的！他们彻底堕落，彻底败坏，充满着痛苦和罪孽；他们日日夜夜地忧虑和苦恼，不得安宁。神衹不断地给他们增添新的烦恼，而最大的烦恼却是他们自身带来的。父亲反对儿子，儿子敌视父亲，客人憎恨款待他的朋友，朋友之间也互相憎恨。人间充满着怨仇，即使兄弟之间也不像从前那样袒诚相见，充满仁爱。白发苍苍的父母得不到怜悯和尊敬。老人备受虐待。啊，无情的人类啊，你们怎么忘了神衹将要给予的裁判，全然不顾父母的养育之恩？处处都是强权者得势，欺诈者横行无忌，他们心里恶毒地盘算着如何去毁灭对方的城市和村庄。正直、善良和公正的人被践踏；拐骗者飞黄腾达，备受光荣。权利和克制不再受到敬重。恶人侮辱善人，他们说谎话，用诽谤和诋毁制造事端。实际上，这就是这些人如此不幸的原因。从前至善和尊严女神还常来地上，如今也悲哀地用白衣裹住美丽的身躯，离开了人间，回到永恒的神衹世界。这时候，留给人类的只是绝望和痛苦，没有任何的希望。”
很不幸，我们现在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黑铁时代。时代不由我们选择，但是，怎样做人，做一个怎样的人，却可以由每一个人自己选择。如果选择做一个儒者，就应努力成为正人君子乃至贤圣大人，成为社会的上升力量和希望之光。
社会苦难重重，政治黑暗深深，儒者无权避世高蹈，闭门独善，而要争取“多管闲事”：亲人朋友有难，乡亲父老出事，儒者当然不能旁观；同胞有冤，国人遭屈，儒者知道了也应该出手。这些不是闲事，而是最值得干的大事要事，也是儒者的本份。哪里有不平，哪里就应该有儒家的身影；哪里有冤屈，哪里就应该有仁者的声音；哪里有黑暗，哪里就应有仁心霍然而亮；哪里有邪恶，哪里就有应有正气浩然而升！
云尘子曰：圣人济世救民，并非圣人亲自来救济，而只能是人自我救济。此言不全。仁是活泼泼的，不可执。道援当然重要，手援也不可废不能轻。道援是要有充分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的，手援则时时处处皆可为之。必要时、方便时，儒者就应该“亲自来救济”！有时，“亲自来救济”的手援也是道援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来此文想与云君“商榷”的，可云君跟帖“手援人人可行，只在行与不行。道援非人人可行，圣人不弃手援，东海先生所言很对。”，已蒙认同。那就共勉吧）。
我愿同仁重抖擞，普天同展大旗仁！道援也好手援也好，间接救济也好“亲自来救济”也好，是儒者，都应该站在正义的立场，走在时代的前列，致良知，弘大仁，成为黑铁时代里、黑铁种族中的青铜白银乃至黄金！
2007-6-9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6-10 https://asiademo.org/
以天下至诚，创世间奇迹
一
自由人士反儒，理由错综复杂，其中之一是认为儒家虚妄。如《易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庸》“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北宋理学开山者朱敦颐的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诸如此类儒典言儒语，或被视为大言不惭骇人听闻的文化傲慢，或被看作根深蒂固的大话传统、中国士大夫的无节制的人格狂妄…。
这都是严重的误读。对儒者而言，这些话句句至诚，毫无虚妄！
二
儒家文化是一种充溢着理想主义天下主义精神的文化，着眼天下万世，境界非常阔大。上述文字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天下万物一体之仁，不仅超越自我主义、裙带关系、狭隘思想、种族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超越世俗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但是，儒家是实实在在、诚诚恳恳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儒家在道德上特别强调从自身做起，从事上去修，言必求真，行必踏实。“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要求学生（或年轻人）首先要致力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和余力，则用以学习文化增长知识。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还提出了“忠”和“信”的范畴。“尽己之谓忠”，“忠”在先秦是一般的道德范畴，不象后世，止用于君臣关系。“信”，一是信任，二是信用。信特别与言论有关，说真话，说话算数。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认为，一个人有无学问，学问好坏，主要不是看他的知识，而是要看他有没有道德修养。
以上是《论语-学而篇》中的几个小段。类似做人做事、养心养德的具体要求，儒典中连篇累牍。外王以内圣为基，政治以道德为本，而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治国平天下等人生最高道德理想，都要以孝悌谨信为本，要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为开始的。
其次，儒家的“天下万物一体之仁”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循序渐进的，虽无限量，却有秩序。“仁者，无不爱也。”但根据对象的不同会表现出某种差异性。“亲亲仁民爱物”，秩序井然，“爱有差等”，不许躐等。在孟子看来，这种区别是“自然原则”，“人之常情”。范围天地之化曲成万物也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也好，都要从“亲亲”开始，以“仁民”为基。
儒家很重视亲情关系，认为“亲亲”是仁的最真实亲切的表现，象中共那样主张大义灭亲，就有违“亲亲”原则。不论什么堂皇理由，灭亲都是不仁之至。但“仁”不只限于“亲亲”，还要推到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这就是“仁民”。尤其在政治上，必须实施“仁政”，符合仁道。“仁民”也有秩序，先中华后蛮夷，先本国后外邦。象中共那样，自己国民贫困无助却持续大量地援外，就是不仁。
这里特别解释一下“为生民立命”这句话。“立命”，有掌握、改造命运的意思。清人焦循有言：天下之命，自圣人而造。我在《文龙思虎聚京华》中说过，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命运，由思想、文化、制度决定。不同的文化和政治造就民众不同的命运。除了为生民造命，儒家的立命，还有更深层的意义，指充实、提升生命并为之寻找和建立内在根基。立品，立志，立德，立行，最终都是为了立命。
还有，儒家在政治上特别尊重现实尊重历史，既理想主义又现实主义，用经权思想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完善圆满地统一在一起。经，大道也，常道也，天道也，基本原则也，普遍的规定也；权，权巧、权变、变通也，是对经的灵活运用。经不离权，权不违经。孔子很重视权道，在《论语》、《易传》中都表达了经权的思想，在《春秋》中更是将经权思想贯穿在历史事件中来表达,形成了公羊家完整的经权学说。
三
儒家特别强调“诚”。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 离娄上》）。“智仁勇，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五达道、三达德，最后都总括为一“诚”字。
《中庸》又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参赞化育，并非空言，是要从尽己之性开始的。如何尽性？《中庸》强调“毋自欺”，“至诚”，以自我之诚实现天道之诚。
儒家并非宗教，但并非没有宗教情怀和超越意识，只不过其超越意识宗教情怀要在伦常日用和社会实践中依赖人的“践履功夫”去体现，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此身果欲参天地，且读中庸尽至诚。如果说“极高明”说的是儒家的超越性和宗教味，“道中庸”就表示它的思考和情怀都集中于人生社会，要以至诚之心去做人做事做文章。谨以欧阳修《赠学者》一诗，与各位自由学者共勉吧：
人禀天地气，乃物中最灵。
性虽有五常，不学无由明。
轮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绳。
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
仁义不远躬，勤勤入至诚。
学既积於心，犹木之敷荣。
根本既坚好，蓊郁其干茎。
尔曹直勉勉，无以吾言轻。
四
唯天下至诚，能创世间奇迹。
有人说在中国实现民主是不可能的，除非发生奇迹。我告诉他，不仅民主，比民主更加“高级”的、“天下归往”的儒家王道政治也一定可以实现。如果民主王道是政治奇迹，参赞化育、化成天下、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则是文化奇迹。一旦时机成熟，这一切都可以被至诚、被良知所创造。
莫言道虚诞，所患不至诚。至诚就是良知完全呈现的境界，而良知本身就是宇宙间最大的奇迹。良知，是大仁善也是大智慧，不仅利他益世，也是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选择。人皆有心，心皆有良知，特权阶层也不例外，不要把任何人看“死”了。
人心最精妙难测，所谓良知丧尽，其实是受到习气习心物欲权力欲的污染遮蔽。污染最重遮蔽最深，也不是绝对没有云开日出的可能----当然，污染越重遮蔽越深，唤醒越难，对于特权阶层，有时正义的抗争也是一种去污去遮的力量。当越来越多的民众、知识人和特权层的良知被普世价值、儒家文化、天下大势及某种“外缘”普遍地唤醒时，奇迹的出现将是势不可挡的。
东海坚信，文明一定能战胜野蛮，智慧一定能战胜愚昧，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真善美一定能战胜假恶丑；东海坚信，无论道德如何崩溃，制度如何落后，都可以用我们的至诚去重建，无论现实如何丑陋，理想如何失落，都可以用人类的良知去重塑；东海坚信，无论生命怎样普遍堕落，都有“还丹九转上升时”（东海之道就是人类最好的上升之道），无论社会历经多少艰难险阻挫折黑暗，都必将走上民主自由和太平大同的光明大道！
东海坚信，包括广大自由志士和体制内健康力量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创造民主这个“政治奇迹”。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的时机已经全面成熟只待“蒂落”，它的“落地”已是大势所趋不可挡的了！
2007-5-30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6-7 https://asiademo.org/
我是仁者我怕谁！
其一
莫厌路难行，人头惯畜鸣。
请听东海浪，尽是自由兵。
其二
肉食从来鄙，位高何足骄。
兹文倘吃透，天地任逍遥！
其三
天道妙无穷，良知无不通。
听吾一席话，胜用十年功！
-----自题《我是仁者我怕谁！》
一
友人问：你那么嚣张，什么圈子都不买帐，什么势力都得罪，真的一一点不怕、一直不怕吗？答曰：以前怕过，还写过《我承认，我害怕》之类文字。现在不怕了，现在只有别人怕我。这个别人，包括中共，也包括任何小人伪人恶人以及他们的团伙组织！尽其在我，正道直行，畏之何为？何畏之有！
所谓尽其在我，就是自己能够做好的尽量做好，能够争取的尽量争取。只要自己做对做好了，尽心尽力了，问心无愧自省无咎了，别人怎样，命运如何，一切顺其自然。这叫尽人事而听天命。
仁者不怕没机会，不怕不逢时，不怕别人坏，不怕江湖恶，不怕命运差（其实我的命运我作主，仁者命运绝不差），不怕遭误会遭侮辱遭诬陷遭迫害不怕外在的一切艰难困苦----相反，仁者把这一切视为养气明心的助力。
人生在世，怕只怕自己本性不见，习心用事，以致心术不正、为人不诚、处世不公、对友不信、恩怨不明、见理不透、立志不坚，怕只怕自己说得不对，做得不好…，这些才是最可怕的！
二
怎样才算做得对、做得好？按孔孟之道的要求、也就是按天理良知的要求做去就是了。
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提出：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朱熹的教导，至今仍大有现实意义。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急其功”是董仲舒名言，又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不计其功”与“不急其功”，乍看好象差不多，实际意思颇有差别。叶适说得好：“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
我以为，“不谋其利”、“不计其功”都是疏阔的。董言改成“正其道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才一切OK，可以移来自律了。
同时，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只要将“君臣有义”这条略加变通，把“君臣”关系视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即可移来作处世待人的基本准则。君，在君主制时代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现在是民主时代，没有君了，国家民族就是我们的君。对于这个君，更应有情有义，忠义有加。这里，忠是尽心，不是愚忠；义是合宜，不是意气用事。
朱熹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
今之学者大多言行悖谬，举止乖张，所教所学不过“取利禄而已”。朱子这段话，振聋发聩呀。
三
要注意的是，仁者不仅是世俗意义上的好人，仁也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善良，那是经过儒家文化培养熏陶之后有勇有智的大善，是一种精神大境界意志大自由。仁者无畏之说，还有更深层的意思。
作为人之本性，“善性”人人皆有。但是，婴幼儿的赤子之心与得道者的赤子之心不同，初级阶段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与经过“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之后高级阶段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不同。如果没有经过文化培养、道德熏陶，或者说，没有经过一番“复性”功夫，人性之善纵不丧失，也必是游移乏力的小善，发不中节则成恶了。
古诗曰：真精二者合而凝，形气中涵太极真。道即是身身即道，从来道外本无身。无勇之人不足道，无智之人道不足，只有“言行不违仁、仁道成我身”的仁者“发”出来的善，才是义而且智的。故仁者处世办事，即豪放又谨慎，“豁得出去”但不蛮干，不怕失败力争成功。
面对任何事情，仁者都是以仁为本，智勇双全，对待生死更是如此。首先有大勇。必要的时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
但勇不是蛮干，不是轻易自蹈险境，更不是把生命不当一回事，随随便便牺牲掉！古人云：“厚者不损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躯以要名。”有人问王阳明关于节义的问题，他认为以一死成仁取义乃特殊情况下的权道，不是儒家正常的家法。王阳明弟子王艮更重视"知几保身"，认为孔子称美的"殷有三仁"中，"微子之去，知几保身，上也"［见《王心斋语录》］）
对于儒家生死观，钱穆说得最好最透最正确：
“人固准备着随时随地可死，以待此忽然死期之来临。但同时，人亦该准备着随时可以不死，以待此忽然死期之还未来临。-----上述两大义，正是儒家孔孟所以教人解脱此有我之身与有身之死之两大限之种种迷惘牵累之苦痛。若明白得此两义，将见人生如海阔天空，鸢飞鱼跃，活泼泼地，本身当前即是一圆满俱足，即是一无限自由，更何所谓苦痛，而亦何须更向别处去求真理寻快乐？更何待于期求无我与无生，归向上帝与天国？此是中国圣人孔孟，对人生不求解脱而自解脱之当下人人可以实证亲验之道义所在。”（《人生十论--如何解脱人生之苦痛》）。
孔子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仁者保身有道，人以为畏，都是因为不了解大儒内功的缘故。枭言曰：胆大包天，心细如发；用毛太祖的话说，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打无把握之仗，不作无谓的牺牲。仁者智勇双绝，审时度势，在仁义原则下唯变所适，随缘作主，岂有轻易路绝之理？万一成仁取义而赴死，必成拯大难救天下惊天地泣鬼神的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
只要所言所行待人处世，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中无愧于人----前无愧于古人，后无愧于来者，现前无愧于这个时代，猖狂也无敌，嚣张又何妨！
仁者的嚣张是老枭的嚣张，更是老母鸡的嚣张。这种嚣张内发自良知、外顺乎大势、下合乎舆情、上合乎天理。谁若仇视、迫害仁者，是别人颠倒错误、执迷不悟，应该惭愧、害怕和忏悔的应该是害人者，是中共！
天理人心，天人一体。天道无亲，唯佑善人，唯佑正人，故天必佑我----天不佑我，就没天理了，没中华文化了。欺我就是欺天，害我更等同于自绝良知慧命，所以任何穷凶极恶之徒之党，在老枭这样的穷仁极正的“大人物”面前也不能不容让三分！
有自由派说：我连中共都不怕还怕你？一看就是小糊同志。思想之争，扯得上怕不怕的？不怕我就就可以东拉西扯甚至诬蔑威吓？而且此人不知，反共反枭，都关乎道德（广义），不同的是，前者顺，后者逆，顺逆有别，岂可混为一谈？原则上正人应该不怕中共而畏老枭。象我，不怕中共，却对古今圣贤豪杰敬畏有加。不知畏大人、畏仁者，妄人也。
思想文化上反枭，属于观点立场问题，非反也，为了真理耳，我求之不得，只怕别人反得太肤浅。遗憾当今中国思想学术界，尽是些垃圾废品制造者，不要说反，能在老枭面前走上三五招，已是绝世奇才。小糊同志说我好踩人自抬，不知东海之道接通天人、贯通中西、打通古今，面向天下后世，时机一熟自然会大“举”，不用抬也。以为配让我一踩，不过是自我抬举的瓜言包语了。
一些人小有才华，却无根基，自以为名震天下，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世界有多大，不知缺乏道德内功支撑的虚名浮文，纵然炫耀一时，也是空花水月。况飘浮卑劣的“术士”文名，除了震震“足下”小圈子里的包子瓜子，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如果是造谣诬蔑咒骂恐吓多管齐下地反枭，就属于品质问题了。妄人混人不足道，任之可也。如果妄过了头混到了家，进一步以行动与仁者为敌，就沦为恶人了。对于中共这个组织，老枭或许一时反之不动，但对于胡作非为的邪徒恶敌个人，却总有办法以直相报伸张正义的，任何组织包括中共未必愿意护其周全，即使愿意，护得了一时护不了长久。
正不敌邪、恶者得势乃是暂时的表层的现象，邪不胜正、仁者无敌才是宇宙间至高真谛。或许，有组织的恶行报得迟些，个人的恶行报得速些，但恶有恶报乃人世至真公理，丝毫不爽！盗贼邪徒纵得意一时，难逃败亡结局、黑暗下场。恶者要逃避惩罚，唯一的出路是改邪归正回头上岸，以大爱心冲灾，以大善举销恶。
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幸站到老枭的对立面（在个人道德或政治道德上），就是站在了“域中四大”（道天地人）及中华文化的对立面，就是站在了歪路邪道、反动立场，就是站到了最后的败亡的位置，中共也不例外-----中共最好的出路就是彻底全部干净地抛开马家招牌，无条件无保留地投到我的仁字大旗下来！
有句时尚话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正确的说法应是一首枭诗所写：你是流氓谁怕你？我是仁者我怕谁！
五
老枭的文化自信心和使命感与古圣先贤一脉相通。孔子厄于匡，弟子们害怕了。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941年日本军队袭入香港，梁漱溟九死一生逃脱虎口抵达国统区以后，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前人云：“为往圣继论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
这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梁漱溟回答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梁漱溟之言诚如他自己所言有点狂了，孔言和枭言则是实实在在的。
让我重申以前说过的两段话吧：“中共胆敢把我送上法庭，是在成全我的同时把自己往舆论道德法律的审判台和历史垃圾堆里猛推！”、“天之未丧斯文也，中共其如予何！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众神众佛都将震怒！”
当时天道枭心尚未全线贯通，东海之道尚未正式开辟，故在尾巴上打了“哈哈哈”。现在可以把这“三哈”去掉了。图书十万皆奴仆，圣佛三千作后台。任汝昏天黑地，我有明珠圣火；任汝千军万马，我有仁心一颗。吾何畏哉，吾何忧哉。只要天理人心不灭，文化慧命不绝，老枭任何时候都会转危为安、遇难呈祥！
还有一点，我在《戒笔小诗：莫枉拈花向俗氓！》序中说过：老枭法轮三转：一转民主自由，二转传统文化，三转东海之道（姑妄名之）。东海之道亦分进门、登堂、入室三转。现在主要仍以传统文化为主兼转东海之道入门之法。
《本体十论》属登堂要道，虽不到深论之时，毕竟也已四论。此“道”乃裁成天地、辅相万物的宇宙精神大宝藏，对研读者的道德智慧要求颇高，非凡民下根所能达。有能力登枭堂证真道者，必是内功深厚的“向上一路”人物。这类人物一点即透、闻言而化，对老枭的尊重自是发自内心的。真人大士，虽一小撮，具大威力。平时或深居高隐，陶光同尘，其功力和悲念一旦触机爆发，便非世间虚情假意苟毁苟誉的流民文氓可比。
枭联曰：十万羊头徒蔽地，一三虎尾可掀天（意谓十万小羊的头，何如一只老虎的尾。中华文化就是虎。不叫一条虎尾而叫一三，一是为了对仗，二呢，一和三在传统文化中是极重要的数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枭只开风气不为师，登枭堂证真道的“私淑”者却会与时俱增，他们便是未来中国的掀天虎尾！
六
论势力，不仅天理良知、圣贤先烈、民心舆情、时代潮流全在仁者这边，便是中共最反动的势力、最凶恶的人物，只要他们内心最深处还残存着丝毫心灵的“柔软”或敬畏（对天理正道的敬畏），也必会投向我！所以，要说圈子，没有比真儒的圈子更大了----不仅同道同门，不仅国家民族，也不仅人类众生，那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呀。
我在一首诗里写道：“其实你们终究不能/把我怎么样/如果你们一意孤行/一定要把我怎么样/只不过是往自己身上/多捅几下刀子罢了/你们自己都会造自己的反/你们自己终将造自己的反！”
一些读者以为，“自己都会造自己的反”，指的是会有体制内人会站出来为我鸣不平。没错，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把我怎么样”的人会自我造反，其铁血心肠中残存未泯的那一点“柔软”或敬畏会起来造他的反，鸣我的不平。那种心窝里“窝里反”，那种性灵深处隐隐的不安和忧惧，才真是要命呢------那种永生永世的精神煎熬，自己未必预料，俗眼无法看到，仁者枭眼，却是洞若观火！
2007-6-8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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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最爱说家常
-----刘晓波批判
其一
学如无德闲言语，士不违仁大自由。
能听孔子家常话，棘地荆天任尔游。
其二
“易简功夫终久大”，家常话语最精诚。
能参一字深深透，狱纵无间自在行！
-----自题《圣人最爱说家常》
缘起
刘晓波在某枭文后跟帖：被人尊孔子为圣（枭注：应为“孔子被人尊为圣”。当为笔误），我看孔子实为先秦最平庸的道德说教者。尊圣始于汉武帝，尊圣者眼中的孔子，已经迷失到分不清家常话和微言大义的区别。比喻，那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样的家常话，有什么微言大义，犯得着注释了两千多年，现在还在注释。论语中，这样的家常话很多。我在大学讲课时就告诉学生，中国人尊圣的传统很可笑也很愚昧，比如孔子，说得都是家常话，但一成了圣人，放个屁都沉甸甸、香喷喷。
看了这段刘言，我曾指出“这段轻飘飘傻乎乎的话恰暴露了刘晓波自己的某种‘平庸’，不知儒家‘下学上达’，上达非狂妄，下学亦非平庸”云云，并重发旧文《“不迁怒，不贰过”》希望“为刘晓波开一窍”。那篇枭文虽非针对刘晓波，也有一定的针对性。仍有网友希望我直接反驳。
今天偶尔想起那段话，大有感触，满腹“家常话”不吐不快。斯道一脉，幽微如丝，来不得一点客气，当今时世，也不是老枭示谦的时候！
一、庸言庸行，入圣要门
谁会欣赏对父母兄弟都痛痒无关甚至恶毒反噬的人？谁会尊重见利忘义、见义不为、心术不正、谎谣连篇的人？谁乐意与为人不诚、对友不信、恩怨不明、恩将仇报的人交友？相信正常人都不会。但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熙熙攘攘尽是此辈，不仅官场上、社会上，连自由门民主派中也不少见。我曾提出“不撒谎，不为恶”两项道德基本原则，就是儒家诚、仁原则的最基本表现，几人能做得到？
《周易-乾》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 道德不以新奇为贵，故曰庸言庸行。日常生活中平平常常的言行，也要诚信严谨。上述表现，就是庸言不信、庸行不谨所致。所以马一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庸言庸行，人最易忽，不知此乃入圣之要门。圣人吃紧为人处，便教汝谨其言行”、“闻说易简，便以为已得之，谈何容易？须求之实有功夫在”（《复性书院讲录》）。
确实孔子好说家常（很多古圣昔贤的文集说得也是家常话），但孔子的家常话极不寻常，轻忽不得。如果认真按孔子及其它儒典的家常话去做，最低限度，可以做一个好人，进一步，可以成为一个君子正人，再不断地进步再进步，上达又上达，则有希望成为圣人大人，获得“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意志自由、道德自由，那才是个体生命最高境界的自由。
顺及，如果把道德仅仅视为外在的制约、社会的规范，视为人生的不自由，未免肤浅。在儒家，“克己”是初级功夫，随心所欲、率性而为才是高境界。有人把“忍”字与“真善”并列，提到宇宙特性之高度，我当年初闻，便大不以为然。忍字心上一把刀，带有自我强制性，阴性，有拘束苦痛的味道，“级别”境界均不高，与天之健德不符。如果靠“忍”才能不撒谎不为恶不欺人不报复，如果靠“忍”才能做好人行好事守规则循道德，不是不好，但程度有限。天之道生生不息新新不已，人之性至真至善至自由，个体生命见性证道之后，自然而然“发”皆中节、行皆中道，何须忍？
二、平常就是道
南怀瑾说得好：“平常就是道，最平凡的时侯是最高的，真正的真理是在最平凡之间；真正仙佛的境界，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上。所以真正的人道完成，也就是出世、圣人之道的完成。”与各种宗教相比，儒家可贵处正在于偏重世俗谛层面的日常伦理实践。
当年初初接触基教，就隐隐觉得不对头。记得耶稣一次医好一个瞎子，有人问起这人生而瞎眼的原因，耶稣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云云。耶眼看来这是非常合理的，枭眼看去却觉得这个“神”大有问题。
至于“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太十３４——３５）” 之类“圣训”，在我听来更是邪门。比较一下，孔子“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类家常话来得多么正常和亲切啊。
我对佛教感情颇深，对佛学也钻研颇深，最终没有皈依吾佛，主要是认识到佛教在理上穷高极深而有所偏，在事上、迹上更有所偏，其次是觉得大量佛经喜言神迹，好说“神话”，说经之时，往往放光动地，虽为权巧方便，也令人不耐（当然并不一定。禅宗就非常平实“家常”，《金刚经》所载的佛也很平实“家常”。《金刚经》这样开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当年读经至此，便生欢喜，印象深刻。）
我对儒佛的同异之辨，详见“本体”诸论及《吾家自有大神通》诸文，兹不赘。总之，佛经虽妙，普遍而言，老有些“神叨叨”、“不着调”的东西，远不如儒典都是“家常话”来得亲切。故儒家与佛教相比，也特别殊胜。熊十力曰：
“儒家与印度佛家，同为玄学。其所不同者，一主入世，一主出世而已。……唯佛主出世，故其哲学思想，始终不离宗教。儒主入世，故其哲学思想，始终注重伦理实践。哲学不是求知，而是即知即行。所谓体神化不测之妙，於庸言庸行之中，此儒术所以为可贵也。”（《十力语要》》再答张东荪书）；又曰：“识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底崇高的价值，无限丰富的意义。尤其是对於世界，不会有空幻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
儒家并非宗教，但并非没有宗教情怀和超越意识，只不过其超越意识宗教情怀要在伦常日用和社会实践中依赖人的“践履功夫”去体现，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此身果欲参天地，且读中庸尽至诚。一些家常话，对于下根劣智者，或许不过是“最平庸的道德说教”，但对于上根慧心人，却不啻为最高妙的人天大道，具有“三通”（通天通地通人）功效，如孔子的“仁”、《中庸》的“诚”皆是“究天人之际、通宇宙之奥”的。
如果说“道中庸”表示儒家的思考和情怀都集中于人生社会，要以至诚之心去做人做事做文章，从实处下践履功夫，“极高明”说的就是儒家的超越性和宗教味。如阳明心学的核心“良知”二字，最家常又最不寻常。《年谱》记云：“(阳明)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後圣’无弗同者。”阳明自云：“某於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阳明弟子王龙溪最能体悟阳明“良知”说深意，故云：“先师良知之学(即生死学)，乃三教之灵枢”、“先师提出良知两字，范围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虚而实，至无而有。千圣至此骋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技俩。同此即是同德，异此即是异端。”、“先师(即王阳明)良知两字，是从万死一生中提掇出来，诚千圣秘密藏。”。
上述昔圣先贤之言，都是极耐咀嚼的。
三、易简功夫终久大
很多人生而为人，却不懂怎么做人。我也曾不懂，或者懂得很不够。例如见理不透，立志不坚，见义不为，恃才而傲，言行悖谬，举止乖张，对父母长辈态度恶劣，对亲朋好友脾气暴躁，缺乏道德重视度、社会责任感…等等，特别是野性频发，好勇斗狠，尤其是当年身体灵魂双流浪期间，有好几次在气头之上、冲动之下，差点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只差那么一寸，好险哪。
甚至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一些尊重、赏识、关爱、帮助自己的人。例如，一位新加坡老诗词家对我深赏厚望，一再希望结义父子，我一再婉拒之且疏冷之，其人颇亲共为要因之一也。其实亲共算什么？便敌对阵营又如何？仁爱可以超越一切。有些要求纵不便允诺，亦不宜疏冷，更不宜在另一位前辈面前嘲之。当时见理不透，迂执未化，不知这个世界上若有人真心尊重、赏识、关爱以及帮助自己，那是甚深希有的福缘呀，那种情义是比什么都值得珍惜的，岂能辜负？
“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曾对孔子们“平庸的道德说教”颇为轻视，好高务远，追玄求妙。回首往昔，实深惭惶，今唯以未能早日对儒学深度进入和实处践履为憾。当然也庆幸，毕竟从小略略受过儒典的熏陶，大半辈子良知不泯，心术尚正，不乏返已内省功夫，一些邪念总算未曾付诸实行，偶有实行，也未曾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且最后终得复命归根，回到永远的“家”，深闻仁义之香，大享孔颜之乐。也幸亏有小时打下的这一点点内在基础在，当年接触其它宗教时，才不至于成为柳絮桃花随风逐流而去。
“易简功夫终久大”，家常话语不寻常。大半辈子出入佛道，年逾不惑归宗于儒，是真真切切地发现，孔子很多家常话，确有微言大义（微言是意义精微之言,大义是堂堂正正之理）、人天真谛在。儒家通天达人理一分殊，可谓极形上之高明、形下之广大、内圣之精微、外王之宽阔，儒家才是个体、社会乃至全人类最好的家。
于是真真切切地明白，人生在世，做一个好人、正人、大人才是最重要的，安身立命、明心见性才是最重要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纵然天大的财富、天大的名声、天大的事业，如取之无道，问心有愧，便无足道。一切才华学识能力必须建立在人格基础上，才有价值和意义，世间富贵荣华只有成为道德之锦上所添的花才值得追求。且不说不诚不信的小人难以成就天下大事，就算侥幸成功，也很容易垮掉，而且会垮得很惨。
另外，道德自由到了某种高度，必然追求社会政治之自由，故儒家学说最重视制度先进和政治文明。孔学合而言之，一个仁字，分之为二，内圣外王。内圣尽伦，外王尽制，尽伦为圣，尽制为王。尽伦就是做最好最高尚的人，尽制就是建立最好最合适的制度。
什么是最好的制度？王道也（东海认为，民主是王道政治初级阶段）。王者，以仁服人，王道通三，天下归往----以力假仁者霸，以力服人，比霸更劣，盗贼而已。君主专制有历史合理性，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宜而且“义”的，时移势易，现代民主制诞生之后，再坚持君主专制就大不宜、大不义了。至于党主专制，比君主专制更反动，从来就没有什么历史合理性和民意合法性。违仁悖义反道德，莫此为甚！
四、学如无德闲言耳
老刘对孔子和儒学说出这种轻飘飘、臭哄哄的妄语颠话来，不愧为是文化糊涂虫、反儒急先锋。好在老刘为人处事尚较实在，可谓当今反儒学者中的一个异数，所以我对之也特别有耐心。我说过：相对其他自由派和反儒者，老刘发言诚恳得多，比较负责任。别人指出其认识有误时，不强辞夺理，也不东拉西扯，更不恼羞成怒，谎谣叠出。这一点符合我理想中的“论敌”的条件。其实，这是求道（追求真理）者最基本的修养，可不仅御用文人、绝大多数自由人士都做不到，“吹捧”固属儿戏浮言，诋毁更是无根游词，全都当不得真的！
学如无德闲言耳，言若非真水泡多。有知识的愚民往往比不识字的愚民更愚，就象一些下流胚子披上了马甲之后更下流一样，尤其是反儒者，往往言行虚妄颠倒，动辄胡言乱语谎言谣语。他们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尊重“道理”，尊重事实，才是尊重自已，才能树立和维护自己的形象。强辞夺理，胡扯瞎说，苟誉苟毁，其实是自我垃圾化泡沫化。
所谓苟誉苟毁，就是赞扬和批判都非发自内心，都是没有事实或学理依据的胡乱说。饱尝其味、饱受其害者少乎哉？不少也。我提醒过海内外多位友人，论坛上许多发言颇为儿戏，不值得重视不宜太当真。这些儿戏之言，有“军中人土”的豪言，有自由人士的宣言，有各色名家的发言，也包括江湖各派人士对我的誉言。我知道，它们很多都是不着调、不靠谱、非衷心的。
这一切，与“皆以道德为累赘、不听孔子家常话”大有关系。个人也好，社会也好，政治也好，一旦把孔言儒训当作无关紧要的闲话或轻飘飘的傻话，各种劣行恶行乃至率兽食人的现象层出不穷，就不奇怪了；为人不信、为学不诚、发言无心者滔滔皆是，更不奇怪了。
尾声
孔子教导：“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我明知很多人本属于“不可与之言”的人，而我近年来偏直言不讳，聒噪不休，强与之言，为尽弘儒之责，难逃“失言”之咎（请孔子恕我不拘细节了）。但愿这一次“不失人亦不失言。”此文语重心长，把有关儒理从小到大、从低到高都讲透了，但愿老刘能多少听进一点。
一时听不进也不要紧，就算我利用老刘为负面的传道工具，借机为广大反儒者开开“蒙”吧，相信总会有人因读枭文而悟透一些人生道理，那我就言不枉发、功不唐捐了。另外老枭“本体”系列已论到四，是古今中外谈儒论道文字中最为穷高极深又深入浅出的力作，拨冗一阅，于内在外在的自由追求当大有补益。如果老刘对孔学深入了解，以其为人为学之诚，相信会为今天及此前的大量反儒傻话而脸红忏悔的，那将可贺之至。
2007-6-17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6.17网址：https://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作者：东海一枭2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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